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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能随时这样揭揭自己的这类“心灵惯技”，也好。
6、对相当数量的人和事，一定要能以一笑了之！但倘若对任何人与事都一笑了之，那便离堕落不远了！
7、最值得自己反复扪心自问的是：怎么不仅常常地“身不由己”，而且还时不时地“心不由己”呢？
8、怀念那些旅途上充满友善的旅伴，但不必刻意地寻求与他们的邂逅。
9、凡有幽默感（不是故作“幽默状”）的人，都必有可亲近之处。
10、恭维话是些包装精美而内里发霉的礼品。接过，却不必拆开。
11、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从别人身上感觉出的俗气，是高雅的体现。
12、行动固然比言论更能说明问题，然而有时不行动既胜过言论也胜过行动。
13、保持对个别人有理由的恨，这与保持对许多人有理由的友爱一样，都是生命尊严的体现，切不可轻易改变。
14、拥有不能或不想在传媒上表达他们阅读兴致的读者越多，于我而言则越觉幸福。
15、鄙夷“时文”是一种心理疾患。能从未曾听说过的作者所发表的“时文”中获得乐
趣，是心理健康的标志。
16、不接受任何标签，也不必弄清楚每一个贴标签者的用意。
17、不要羞于谈钱，除非是谈来路不正的钱或钱的不正来路。
18、把握现在，切忌把什么都推诿于“历史”。
19、事已如此：我写；故我在。
提个马扎随处坐
现在传媒上时兴刊登排行榜，从世界百富、企业百强，一直排到演艺圈、文学界，乃至各种消费品，热闹非常。排行，实际上也就是个座次问题；而座次，实际上也就是个身价问题。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排行、座次、身价非常重视、非常敏感。首先是津津乐道于排行，我就在地铁车厢里，听到两个小伙子高声争论究竟哪种牌子的跑车是世界第一，又曾在新开张的商厦咖啡馆里，听到两位妙龄女郎对两种欧洲专卖店所卖的名牌服装究竟哪种排序在前有所辩论。其实依我估计，他们起码暂时都还没有消费那些商品的经济能力。还没能
沾上边，已然如数家珍，时时“盘点”，倘能多少沾上点边，那份自豪感、优越感，就更飘飘然，难以收敛了。我认识一位时髦青年，他自称是从北京排名第一的中学毕业，上过全国排名第一的大学，虽然他打算到美国排名第二的大学留学的愿望暂未实现，但他已经在世界排名第七的一家跨国公司在北京的分支机构里当了白领，其工资收入在同类行业里排行第三。他上班只穿世界排名第四的名牌西服，下班只去世界排名第五的咖啡连锁店里，喝世界排名第六的现磨喷雾咖啡。回到住处，他只读《纽约时报》书评版连续20周以上列在排行榜里的某种图书（他总能搞到），只看美国电影票房排行榜前10名内的vcd（对不起，没办法找到真品，是盗版），只听欧美流行音乐最新排行榜里的歌曲（他从电脑里下载）……他最新的一位女朋友，据说跟世界排名第一的传媒大王的那位华裔妻子相貌有些接近，爱读中国文坛最新排出的50强中头三位的小说，只是自身的学历、职业、家庭背景等方面似乎还找不出列在前10名内的因素，所以他们的关系究竟能延续多久，还很难说。这位时髦青年活得很累，光是那回为买由世界排名第三的乐队演奏的音乐会的前排座位票子，没能买到，人家劝他买顶楼侧面的边座，说是能省几倍的钱，而耳朵一样可以获得享受，他就气得满脸溅朱，后来想到毕竟那家演出场所在北京排名第一，才忍住没跟票房吵起来。
这位时髦青年之所以跟我来往，除了别的因素，我也曾有过座次，是他最感兴趣的所在。但有时我对他的过分重视座次发出微词，他便发起“自卫反击”。有一回竟刻薄地说：“您因为现在被排除在几乎所有的排行榜之外了，所以才这么故作潇洒状！对了，也不是完全不在排行榜里，准确地说，是但凡肯定性、揄扬性的排行榜里，您都名落孙山，而某些负面性、揶揄性的排行榜里，您倒大名在焉，怪不得您对排行榜如此排拒！”他说时表情夸张，逗得我大笑起来。
座次、排名、张榜，就全社会而言，是难免之事。现在的社会正朝多元化演进，人们可以活跃其中的空间，不止一种，就文学而言，封了级别的专业作家可以出书，根本没加入作家协会的人也可以出书，而且往往是，封了级别享受待遇的人因为写不出反而没出书，什么头衔待遇也没有的人因为特能写而且受欢迎猛出书；原来作品只有通过纸制印刷一条途径面世，那得通过三级审查才行，现在谁都可以把作品甩到互联网上，出现了网络文学这么一个崭新的品种；官方有官方的文学秩序、文学座次、文学奖榜，民间却又有民间的文学市场、
文学园地、文学排名，而且民间又分成很多种，传媒是一种，俗众口碑又是一种。这些林林总总的座次、排名、张榜，构成了流动的、发展的文学景观，热闹非凡，刺激着文学消费，带动着文学生产，有其可喜之处。但就写作者个人而言，我以为，应该把座次、排名、上榜、得奖、喝彩，包括喝倒彩、入倒数之榜、挨嘘、遭雪藏等等事情，都看得淡些，因为归根结底，你之所以写，是你的心要诉说，既能从心中汩汩流出，就已获得了快乐，敝帚自珍，自得其乐，事情到此为止，亦可无悔。当然，凡从心里自然流淌而出的东西，因为人性相通，就总会在茫茫人海里遇到知己，知己一时多起来，形成轰动，于是有人请你入上座，给你名列前茅，张榜揄扬，这是很大的快乐，但也万万要懂得，座次、排名、上榜，多半是瞬间繁华，究竟时间老人、历史女神到头来给你个什么定位，那就很难说了。有人说得很刻薄，却醍醐灌顶催人清醒：“不要以为你划时代了，其实时代已将你划掉！”另一种情况是，知己寥寥，备极冷清，无座靠边站，排名无份，榜外向隅，但在那一隅能与三两知己心灵相濡，这人生、这文字，不也如凡花小草，自有其尊严、价值，又何必艳羡那熙熙攘攘之处？当然，有时会遇到喝倒彩的情况，那首先应该懂得，倒彩是一种反响，你没有响动，何来倒彩？倒彩能使你反省、修正、调整、提升，当然，如果是既有正彩也有倒彩，正面榜反面榜都予以收录，那就说明，你是取得了一次真正的成功，请再努力吧！
我和那位时髦青年，渐渐多了些共同语言。我告诉他，根据我的人生经验，最快乐的境界，是不必到任何“场子”里头去争座位，不必担忧人家会把自己排在什么名次，尤其不必为和任何排行榜都不搭界而焦虑。上面举了文学为例，其实人生中的任何领域里，能“前排就座”、列入“百强”“十佳”、常能榜上题名的情况，都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成功宴席”，而且，往往最终入席者，倒并非苦心孤诣的营求者，“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是个规律。青年人问我：难道不要进取心了吗？难道人生就该一直靠边站着不能舒舒服服地坐下吗？我回答说，当然要有进取之心。但进取什么？进取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进取一种温饱无虞的生活，为此付出一定代价，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属于必要之事，但更重要的呢，则是进取一种与人为善、与自然为友、朴实清爽的生活境界。我说我努力多年，还不敢说已经进取到了这种境界，可是邻居老裴，他只是个普通的保管员，论座次、排名、上榜，一无所有，但他下班以后，总提着个小马扎——就是没有靠背的可以折叠的简易小凳——自得其乐地消费他的生命。公园里长椅设置不够，绿地里坐凳也常常客满，他就绝无与情侣闲人争座位的焦虑，走到哪儿，树荫下，湖水畔，想坐，就支开马扎，悠哉游哉。今年春节，他回老家，只买到没有座号的硬座车票，可是他提个小马扎，在车厢门洞里一坐，哼着歌，十几个小时很怡然地度过了，丝毫没有去想什么人在软席包厢或者大飞机里头。他老家没有直系亲属了，去看望的，是他捐助的两个希望小学的娃娃以及他们的家庭。他也不求传媒报他的善行，而且论他所作的这点事就是排名也排不到最前列，没有太多的生动情节和刺激性因素。我几次想以他的事情为素材构成一篇小说，却挖掘不出惊心动魄的细节，他就是那么个提个马扎随处坐的生命，但是，他像一道光，比任何排行榜上的英雄杰俊，都更能照亮我的内心。我在自己内心深处，看到了虽然有所蜷缩却并未消弭的焦虑：为什么那些坐席没请我去就座？为什么这回排名把我遗漏？为什么那些张榜者将我剔除？我什么时候才能像老裴那样，真正有一个平静恬淡，只把给予他人当作快乐的灵魂？
那天傍晚，青年朋友跟我一起下楼，远远地，看到老裴坐在他的小马扎上，那是绿地边上，一个摆摊修理自行车的师傅正在给一个车轱辘“拿聋”（将其恢复正圆），老裴似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闲篇，以使那修理的过程，不那么枯燥乏味。我指给年轻的朋友看，他偏头看了一会儿，点头说：“唔，真该画成一幅画！提个马扎随处坐——这幅画如果拿到威尼斯双年展去，排名肯定在前六位之内！”我忍不住嘴角打弯。
春草明年绿
“如果不在星巴克咖啡厅，就在去星巴克咖啡厅的路上。”这是阿铿教给我的一句形容白领一族的话。但是这天阿铿说他现在的状态是“肯定不在星巴克咖啡厅，可能正在路过星巴克咖啡厅的人行道上”。
阿铿是所谓“80年代后”的一员，他本以为大学本科毕业后，能顺利进入京都白领一族，喝星巴克咖啡，吃新款比萨饼，贷款购小户型，开血红qq车，用宜家家具，书架上摆几本
——今年应该是耶利内克的小说……但是，我也看到了传媒上的消息——是好消息：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比去年提升了好几个百分点——不过仍有约百分之二十几的“80年代后”学士不能马上获得他们期望的职位，阿铿即其中一位。
阿铿也曾动考研的念头。据他说，考研更有利于女生，导师大多爱红妆——我不大相信他这一判断，但女生考起试来势若破竹——这个判断我颇认同。一位以极大分数优势取得读博资格的女生就自己笑着对我说过：“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一种是女博士生。”想想这话，既忍俊不住，又不寒而栗。
阿铿放弃了考研，去秀水街的美国领事馆外头看了看那阵势，探了探深浅，也放弃了留学。
阿铿来找我，不是为了求职——他知道我无职无权无关系网，只不过来散散闷。他说知道过去有“愤青”，而他现在只是郁闷，他们“80年代后”多属“闷青”。阿铿坦言他面临两种解闷的东西，一种是摇头丸，一种是心灵鸡汤。他当然是拒丸就汤，但交替着喝了洋人和本土作家烹制的若干心灵鸡汤后，他现在见汤生腻。他问我，难道就没有更好的东西，可供“闷青”们破闷？
我沉吟良久，心生惭愧。我虽然没有刻意地去炖熬什么心灵鸡汤，但写出的一些文字，也往往只停留在助人化解焦虑、求得心理平衡的层面上。确实应该超越所谓心灵鸡汤，哪怕用最拙朴的话语，来和我们共和国的“80年代后”的青春群体，一起冲决那份郁闷了！
我对阿铿说，我的想法是，设法将自己定位在一个好的职业位置，谋求过上稳定的小康生活，这仍然应该是你们这百分之二十几的待业群体的近期目标；拒绝摇头丸为象征的邪恶诱惑，喝心灵鸡汤滋润胸臆，应该是你们永久坚持的生活方式。但是，无论是已经进入白领阶层的，还是像你这样“晚白”一步的青春生命，在构筑自己的小康人生的时候，都不应该放弃社会关怀，说穿了，只有整个社会不断地朝良性的方向调整，这社会中的成员才有良性生存和良性发展的可能。社会关怀最能破一己“郁闷”，建立这种关怀不是喝鸡汤所能奏效的，要给予自己的生命更强有力的驱动。
阿铿告诉我，他目前屈就了一份灰领工作，而且“灰得发蓝”，吃一碗马兰拉面就算“打牙祭”。我并不劝他就此“灰蓝”下去，这于他显然屈才。但我建议他不要放过接触“灰蓝”的机会，无妨就此积累些社会阅历，甚至着手搞一点社会调查。过去的“愤青”那社会关怀往往会滋生出非理性的过激言行，他们“80年代后”则应告别过激，以理性为前导，从小处着手，浸润性地去优化社会环境。我想起了前些时一位艺术家的尝试：邀来许多农民工，与他们同时脱去外衣，链环般牵站在一起，构成一次行为艺术。这件事很小，颇有争议，
但经传媒报道，于受众心灵而言，却仿佛墨水滴在宣纸上，有着难以言传的、浸润性的启迪效果。我以为，像这类力所能及的体现社会关怀的事，我们都可以做一点。这比炖熬呷饮心灵鸡汤意义大多了。
阿铿跟我告别时说，起码他现在不郁闷了。他说没时间，也没必要老来访我，但明年春天无论他是个什么状况，他会再来跟我交流。
明年春草绿，我心多期盼！
意识到我是自己
——嵌在生命年轮中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16岁至20岁的时候，我最心仪的作家是法国的罗曼·罗兰，最喜欢的一部书是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附带也喜欢这部长篇小说的译者傅雷。说喜欢，其实还不够准确，读那部书时的感动与憬悟，其实已经超出了喜欢，达到灵魂为之震颤的程度。
我的16岁至20岁，正当1958年到1962年。那是一个强调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的时代。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却是一部宣扬个人主义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能在那样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公开出版，让我这样的青年人看到，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原因之一，是罗曼·罗兰这个作家在政治上左倾，他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通过革命而出现的新兴国家苏联充满善意，与苏俄作家高尔基友情甚笃，是冲破政权封锁率先去苏联访问的西方作家之一，苏联也投桃报李，一直将他视为西方的进步作家，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诠释，也尽量强调其抨击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虚伪腐朽一面，把体现在主人公身上的个人主义一分为二，指出其脱离群众斗争的不可取，却也肯定其拒绝同流合污的可贵；原因之二，是中国1949年以前的左翼文化和1949年以后到1960年左右的新中国文化，在对待西方文学的态度上，是取法苏联，步其后尘的，比如苏联充分肯定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我们也就从俄文转译过来大量印行，其实在整个西方，这不过是本籍籍无名的通俗政治小说罢了，罗曼·罗兰可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西方的名气是伏尼契辈无法望其项背的，苏联大力肯定，我们当然更乐得推介；原因之三，是中国左翼文人参加革命的最早动力往往是追求个性解放，完全没能预见到真地加入革命队伍后，最后会推进到革个性的命，他们一度理直气壮地把《约翰·克利斯朵夫》视为反抗资产阶级虚伪腐朽的教科书，而1949后他们当中许多人进入了文化界的领导层，这也就使得这本书一度被普及，像我那样的青年（其实1958年我初读此书时还是个少年）很容易从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得到它。
1956年到1957年，报刊上已经有文章批判《约翰·克利斯朵夫》，严厉指出其宣扬的是地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与我们所强调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相抵触的，不过那些批判基本上还是讲道理的。后来中、苏两党的分歧逐步公开化，再后来是文化大革命，大字报式的批判可就蛮横不顾逻辑了，连《牛虻》也扫荡了，遑论罗曼·罗兰的文字，傅雷也在那场浩劫中殒命。改革开放以后，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重新出版，我激动地去重购一部，那时我已37岁，读时依然心往神驰，不过也增添了许多的沧桑之慨。
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少有读罗曼·罗兰这部篇幅浩荡的长篇小说的。一位女白领要求我把这部书的内容给她“速成”一下，我试制了“方便面”式的“提要”给她，谁知她略尝几口就对我说：“啊，原来主人公以贝多芬为原型，太古典了，那样的个人，承载的社会历史责任也未免太沉重了，读起来我会脑仁儿疼，还是读些轻松的成人漫画，更有利于我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之余润滑心灵。”我也不跟她讨论，只是更痛切地意识到，正如“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谓“一茬读者一茬书”。
不管别人怎么样，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