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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隆坡参加《星洲日报》举办的〃花踪文艺营〃，有一个环节，是作家学者与参加文艺营的文学爱好者自由分组座谈，我也选择了一组。讨论中，一位在美国攻得比较文学博士头衔的先生说，要写好华文小说，必须至少先精通一门西文，只有能比较出中、西文字间的微妙差别，才有希望写出杰出的作品。这就是一种绝论。当场就有一位马来西亚华族小伙子生出惶恐，他说像他们这一代马来西亚华族人，从小都会受到三语教育，一是马来文，即使上的是私立华族学校，马来文也是国文必修课；再就是英文，马来西亚是英联邦国家，也属于必修；华文是自己祖辈传下来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当然更亲切，学起来更努力，由于从小口语就是华语，所以往往学得也最好。他现在写文学作品，是用华文来写，马来文和英文只达到写一般公文或说明书的水平，他很难对其达到精通的地步，也很少感受到三种文字间的微妙区别。那么，他怎么办呢？继续用中文写小说还有没有希望呢？他一副如聆佛音而竟难照办的虔诚而灰心的表情。比较文学博士耐心答疑，继续发挥他的绝论，他举〃被〃这个动词为例，对中、英、法、德四种文字在使用上的区别做了分析，结论是只有以这样的学识为前提，才有希望写出好的中文小说。听到这里我不禁扑哧笑出声来。当时又有文学爱好者提出别的问题，那位博士也没注意到我的反应。我对绝论一般不去争论，而且深知发绝论者多半是些自信心超常的偏执人士，与其争论只会是浪费双方与旁听者的时间。但分组讨论结束后，我找到那位听了绝论而惶惑的年轻人，跟他到屋外一株凤凰木下闲聊，我告诉他我的看法，供他参考：会一种或数种华文以外的语言文字，当然会对华文创作起到好的作用，比如中国上世纪的作家里，鲁迅、巴金等就既能翻译又能创作，译、创互补互促。但也有沈从文、赵树理那样不通外文的作家，用中文写出了非常好的小说。因此就写华文小说而言，精通外文不是先决条件，你如果对世道人心有丰富的华文思维，阅读优秀的华文小说时能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么，一旦灵感爆发，驾驭华文写出好小说是很有希望的！
绝论的魅惑力，在于干脆利落，掷地有金石声，富有刺激性乃至爆炸性。人们在常态中呆久了，会觉得沉闷，会企盼突破，乍听到如雷贯耳、酣畅淋漓的绝论，会立刻激动，不及细思细想，便将其紧紧拥入怀中。时下的商业广告，就经常采用绝论方式来先声夺人、迷人心臆，如〃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发绝论者往往并无恶意，多半是具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性格。从马来西亚回到国内，与几位文学爱好者小聚，议论到近年来听到的关于文学的绝论，大家一时举出了许多例子，比如〃没发表过长篇小说算什么小说家！〃（难道应该把从安东·契诃夫到林斤澜的一大串名字从文学史里删去？）〃不懂哲学写什么小说！〃（这与〃不懂文学搞什么哲学〃同样是把话说绝）〃现在中国没有诗！〃（愤激并不能催生好诗）〃除了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值得再收入别的女性写作者！〃（张爱玲如仍在世，会对立论者莞尔一笑吗？）……议论时大家不时发出哄笑。
笑离绝论，而不是恨离绝论，这是因为绝论跟谬论还有区别，谬论是地道的非，绝论里往往还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只要不被其迷惑住，弃其乖戾，赏其执著，姑妄听之，倒也有趣。
快乐何必无穷大
一家房地产开发商把所开发的商品房品牌确定为〃快乐无穷大〃，想来是为了摆脱动辄号称〃花园〃、〃广场〃的命名风气，别出心裁，颇为有趣。
人的生活是否幸福，究竟以什么为衡量的标准？名声？地位？财富？健康？各人取舍不同，当然，也有想〃鱼〃与〃熊掌〃兼得的。不过，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把〃安康〃作为普适性标准——生活在和平环境里，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如有一桩自己喜欢的事业更好），身体健康，人际和谐，则幸哉福哉，这是从总体上说。从人的心理角度看，人的生命其实是存在于连续不断的情绪之中，甚至于在睡眠时，潜意识里的情绪也依然在螃蟹吐泡般地生灭着。因此，有人提出，快乐便是幸福，〃快乐无穷大〃商品房名称，由此推衍，无可厚非。
快乐无价。快乐是人的心理情绪中的黄金，笑一笑，十年少（〃少年〃之〃少〃），笑口常开，安康福泰。追求快乐，享受快乐，是天赋人权。但是，人对快乐的追求，是否有必要推至无穷大的地步？无数前人、旁人的车鉴，都昭示着我们，乐极生悲，纵欢致祸，倘若一个人除了快乐而没有了其余的情绪，那他要么是傻子，要么是疯子，在那种情况下，笑笑笑，至少会导致十年少（〃减少〃健康生命的〃少〃）。
我们常在文章里看到〃打破心头五味瓶〃的说法。一个生命活体，就其所装载的心理情绪而言，确实很像一个〃五味瓶〃。哪五味？酸、甜、苦、辣、咸，这是以味觉打比方，直接说情绪，则是喜、怒、哀、乐、怨。其实，〃五味〃的〃五〃，是言其多的意思，人的心理情绪，岂止五种而已。我们常用的词汇里，把人生际遇和心理情绪合起来说的很多：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苦乐忧喜、愁怨嗔怒、愉悦舒畅、生死歌哭……一个健康的生命，他的心理情绪应该是〃五味俱全〃而又不会〃打破瓶子〃。难道只保留一味——快乐，或者只保留一类——喜、乐、悦、畅，不是更好吗？我以为，那并不好，因为，人活在世上，应该有正义感，而正义感常常是与对贪污腐败、邪恶堕落的愤怒、鄙夷、痛心等情绪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国歌词曲都很激昂，却不是由快乐的情绪构成，那里头主要是宣叙着民族忧患意识。一个人如果只知自己快乐，而罔顾他人的不幸，对自己所置身的群体漠不关心，特别是缺乏一份对世界和平、环境保护的忧患情绪，那至少是〃缺心眼儿〃，不是一个健康美丽的好〃瓶子〃。以上是从大处说。从小处，自己对自己，毫无愧悔内疚，不能体味怀旧的苦涩，不能氤氲出淡淡的哀愁，不知离别或邂逅时的酸辣，缺乏清夜扪心时的惊悚……那么，人生很难说是完整的，而没有全方位的人生体验，人生滋味不全，也就很难说获得了多大的幸福。
人这个〃瓶子〃里的〃五味〃情绪，不应该是均等的，更不应该也不可能僵在那里不波动不翻腾，不互相渗透乃至转化。人的心理情绪的健康，其实也就是把〃人生五味〃阴阳调燮得恰到好处的那么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的标志，常常是快乐，特别是〃知足常乐〃，但也不尽然，也可能是〃难得糊涂〃，也可能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还可能是〃时光惯会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式的喟叹，或者是对〃同桌的你〃的惆怅咏唱……总之，快乐是幸福的必需品，但快乐何必无穷大，因为幸福的滋味不能仅仅是快乐这一种。
一位富翁，他刚从美国拉斯维加斯那边豪赌回来，便到高级俱乐部约朋友先吃鲍翅燕窝，又在夜总会看巴黎〃红磨房〃式的艳舞，然后是泡药浴、洗桑拿，再全身泰式按摩，再吃港式宵夜，凌晨才驾着名车回到他郊区的豪宅。天亮时，人们发现他淹死在宅后的游泳池里了——经警方调查并非他杀，是否自杀呢？难以判断。而当他还没火化时，与他有关系的一群人已经在为分割其财产而撕破脸争斗了。他仿佛一只气球，把里面的快乐气体膨胀到一定程度后，就陡然崩溃了。这究竟是快乐死，还是痛苦死？
相比之下，小康人家、知足人士的快乐，比较扎实，也容易持久。那快乐基本上属于〃琐屑的生活小乐趣〃，比如全家人共享一只刚熟的沙瓤大西瓜。鲁迅先生是最具有民族忧患意识的伟人，但他反对在切西瓜时牵强附会地去联想到〃列强瓜分中国〃。能把自己的心理情绪控制得恰到好处，该在什么情况下深刻沉重，该在什么情况下轻松幽默，融入性情，自自然然，那状态，才是真正的幸福吧！
登山何必非极顶
10多年前，在朋友家里的〃派对〃上，与严文井伉俪邂逅。记得那晚下起了豪雨，客人们回家都感到困难，于是主人爽性拿出更多的饮品小菜，热情地邀请大家换杯重开宴，客人们也且把窗外倾缸般的雨声权当伴奏的乐曲，更欢快地交谈起来。不知哪位说起了到峨嵋山旅游的事，同行的旅伴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攀上了金顶，又冒着寒气，苦苦守候在山巅，等待着佛光的出现，但是那回极顶的人们运气不佳，直到不得不撤离金顶时，也无缘见到那呈正圆形的虹彩——佛光出现，于是，叹着气下山，下山时有的人还互相嘱咐说：〃回去有人问，咱们可别说没见着佛光呀！〃这段闲话引出了一片笑声。笑声落下后，只听有个人用低沉的声音说：〃我登山向来不求极顶的。〃我循声一望，讲这话的正是严文井。
在我出生之前，严文井已经出版过散文集《山寺暮》，并且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在延安他写了许多童话，还有一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1949年后他在若干文化出版部门当过多年领导，于我而言，他是文坛老前辈，也是革命老前辈。改革开放以后，我才有幸与他谋面。记得1978年夏天，还正是报纸社论强调〃两个凡是〃的当口，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了关于我的小说《班主任》的讨论会。在那个会上，我头一回见到了冯牧、陈荒煤、朱寨等久闻大名的评论家，他们都对《班主任》做出了高度评价，使得忐忑不安的我大受鼓舞。几个发言过后，主持会议的冯牧说：〃请严文井同志发言。〃我这才知道还有严老与会。他做了一个很生动的发言。他没有更多地从理论上去分析《班主任》的得失，而是以目睹身受的若干感性例证，来肯定那篇小说在反映社会生活上所达到的真实程度。他的发言正仿佛引人登山揽胜，步步有景，树茂溪清，但适度而止，不做最后结论，没有极顶，却留给随登者丰沛的思考空间。后来我参加北京出版社《十月》丛刊的创刊工作，也开了个会，拿出创刊号拟目征求意见，严老也到了会，他没做法长篇大套的发言，只是用手指点着目录上我那篇还没定稿的小说《爱情的位置》，高兴地说：〃好呀，爱情又有它的位置啦！〃后来与严老又有些零星的接触，感到他有一股与旧我旧框框旧道道彻底决裂的难得勇气，并知道他对新的文学潮流新的文学人物常有颇具力度的提携之举，但那大都并未形诸笔墨、公诸社会，多是些私下的、忘年交形式的心灵付出。
那个〃派对〃上严老不经意地说出了他性格中的一个特点，使我联想到对他的更多印象。他住平房时，迁入多年墙壁从不再加粉刷，我见到时几乎已呈灰黑色。后来迁入楼房，有颇大的客厅，很快也就显得旧敝，因为他一直养猫，纵容那猫咪在家具上磨爪嬉戏。他虽很早就谢了顶，但花甲过后气色依然红润，身体底子很好，却并不刻意养生求寿。有一回见到我笑嘻嘻地说：〃我已成无齿之徒。〃又一回我见他脖子上鼓出一个大包，还没说出劝他去医院检查的话，他倒先说：〃更标致了是不是？良性良性，绝对良性！〃他一生写作大体都取边缘体裁、题材，写得慢而少，精美、典雅，不去追求宏阔恣肆的气象。
那个〃派对〃持续到后半夜雨仍很大，我们年轻些的都打算狂欢一宿，严老却表示他兴尽欲归，于是我们几个人举着雨伞去到街边，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辆空的出租车。把严老和他老伴送走后，继续喝酒聊天时，我还不住地自问：〃登山何必非极顶？有人攀到巅峰自然应该为他祝贺，但自己能尽力并且尽兴地登到半山，不也挺好吗？〃
慎言取代
一位报纸记者给我打电话，问我一旦电脑网络取代了纸制书籍，我会是个什么心情？我告诉他我首先认为电脑网络不会取代书籍，他问是不是我觉得那是很久远的事情，所以不加考虑？我说，在我看来，是无论多久，纸制书籍都还会存在。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过去落后得太久了，特别是跟外部世界的沟通联系脱节了颇长的一个阶段，因此，对于世界上人类所发明的新事物，在张开双臂拥抱的同时，有时就不免把某些科技上生产上的某些工具性的进步，夸大为了衡量文明程度及富裕程度的标准。十几年前，电视机在中国开始普及，也曾有记者打电话给我，问我一旦电视取代了其他所有的娱乐方式，我会是什么心情？那时我也是回答，我不大相信电视会取代一切的娱乐方式，电影、舞台演出、广播、阅读书籍报刊等等娱乐方式，仍会并存。当然，正如我上面所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电视大普及以后，电影和舞台演出确实受到影响。而且，家里是否拥有电视机，至今仍是中国一般俗众衡量生活幸福度的一个主要尺度，上个世纪80年代初会问及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到90年代会问及是否已换成29英寸以上、是否纯平屏幕……这当然有其可喜的一面，不过，一出现某种新科技产品，便闹哄哄地出现〃取代〃的声浪，我以为，那是思维方式上存在偏差的反映。
电脑在美国最发达，有关的科技研究和产品开发都可谓日新月异，但进电影院看电影，仍是美国一般俗众最主要的娱乐方式。我前年在美国从东部跑到中部再到西部，接触到不少一般美国人，他们家里自然都有电脑，但远不是我们许多人所想象的，他们干什么都由电脑取代了，他们不仅常去电影院看电影，也常到专门的商店借录像带来看——我注意到，不仅美国，我大前年在日本，也是许多一般民众都并不用光盘机将放像机取代，到处有租录像带的商店，而租光盘的地方还并不多——在美国加州硅谷，我就逛过好多家卖纸制书的书店，里面生意毫无清淡之感。说到购物，一方面，确实，从网上购物已是他们那边的家常便饭，他们从因特网上选好中意的商品，按规定输入自己信用卡的密码，商家就会在约定时限内把货物送到家里；但另一方面，他们到商店购物也依然是频繁的，并且许多人仍认为逛商店乃是生活里一大乐事。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们绝不以家里有无电视机，以及电视机尺寸什么的，来衡量文明与富裕的程度。对电脑就像我们看待电灯一样，不过当成一种方便的工具，并不以是否上了网什么的，来确定自身及他人的社会价值。而且，我发现，正是那最高雅的家庭，倒是尽量标榜他家拥有哪些人工的、低科技的制作物。比如那样的一个人家的起居室里根本没有电视音响之类的东西，晚餐后也不开电灯，使用枝形蜡烛照明，妻子弹钢琴，丈夫拉大提琴，大女儿操中谱提琴，二女儿和小儿子则拉小提琴，人家是以进行一番西方古典式的室内乐演奏，来显示其文明格调与富裕程度，若跟他们谈〃取代〃，肯定会引得他们齿冷。
电子琴的出现，并不会取代钢琴；电视的出现，并没有使广播业倒闭；行为艺术的时兴，也不会搞得没有人创作架上画了；录音带和激光盘会并存下去；舞台演出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段会有些萎缩，但就像真人的演出不会彻底灭绝掉木偶戏一样，那是一定会久远存在并发展下去的；钢笔没有完全取代毛笔，油性签字笔没有完全取代钢笔；通过电脑发〃伊妹儿〃固然很好，但电话、传真、电报、书信仍会与其并存……也许，某些事物确实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被逐渐淘汰掉，但我们需要懂得，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一个以兼容为其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我们的思维方式，不要再〃一根筋〃了，与其询问对〃取代〃的感想，不如引导对〃兼容〃的感悟。
其实电脑发展本身，最要命的一条就是走兼容之路。美国有家本来很强大的电脑公司，因为开发的产品只想着〃取代〃而忽略了〃兼容〃，结果破产倒闭。在这文明的发展以兼容为特征的时代，朋友，请慎言取代！
高处的果子最甜美
1999年10月29日，被认为是历届中最强的中国国奥队，主场以1：1与韩国队踢平。虽然从逻辑上说，下面的赛事还有可能出现导致中国国奥队出线的结果，但其实那希望已十分渺茫。从10月29日那场比赛终场哨声响起，电视台的直播刚一结束，我就接到约稿电话，要我就此写篇文章。以后几天这样的约稿电话接连不断，令我欲拒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