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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执念（8）
伊渡：不谈国事了，还是回到文学本身吧。上世纪九十年代你的长篇小说《国画》发表，半年之内再版了五次，次次脱销。现在正版《国画》已经不仅仅具有阅读意义，而且有了收藏意义。听说网上的“孔夫子旧书店”，你的一本亲笔签名书已拍卖到两千块钱以上。后来的《梅次故事》、《西州月》、《亡魂鸟》，以及你的中短篇集《官场春秋》、《没这回事》、《官场无故事》、《王跃文作品精选》等等，只要出版，都必然热销，甚至冒用你名字出版的书也走得很好，用一个词，就是“风靡”。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跃文：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小说写得多么好，中国比我优秀的小说家比比皆是，我在湖南也不是最好的小说家。我几乎不同作家朋友谈文学，因为我还有自知之明。我虽然曾在回答某位官员的责难时愤然作色，说自己的《国画》将是不朽的，但冷静地说，我并没有这个自信。马尔克斯把《百年孤独》寄给出版商后，生怕遭遇退稿，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出版商决定印八千册，马尔克斯不同意，还担心印多了卖不出去而丢丑。马尔克斯都有不自信的时候，我等算什么呢？读者接受我的小说，我非常感激。我的小说之所以引起读者的共鸣，也许因为它写出了人性在官场中的复杂，读者“于我心有戚戚焉”。有读者缘当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文学成功的惟一标准。
伊渡：我觉得你的小说最擅长的是心理刻画，精微传神到既凸现人物，又氤氲气氛，还推动情节进展。我感到你的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描写，本身就是情节，所以我斗胆为你的小说创用一个新词，即“心理情节”，只是不知那些苛刻的文学批评家们又会怎样嗤鼻而笑。
王跃文：评论家？我不打算理会有些批评家的高见，因为我看过有些批评家的大作，发现有些人根本没有读过我的小说，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没有读人家的作品而写出那么洋洋洒洒的批评文章，真是辛苦他们了。特此致敬！
伊渡：文学批评也是要有良知的。有些文学批评家以为自己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要你活你死不得，要你死你活不成。殊不知如果没有作家和作品，文学批评充其量也只是屠龙之技。又好比你到一个根本就不吃饭的地方去吹嘘你的厨艺，好笑之极也。说到文学良心，有一次谈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你说：“文学是良心；不是玩具。”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王跃文：我觉得，不仅仅是文学，包括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等等，都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认识、思考和探索。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是直接观照人类自身，有的是间接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一种承担，应该呈现一种真实的东西，或者说是真理，不管你以什么形式来呈现。我认为，哪怕最离奇的幻想，也必然是来源于现实，呈现出真实。这就是良心。我不明白的是现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哪怕稍微忠实于生活就不见容，而很多低俗甚至恶俗的东西却大行其道。
伊渡：你写作考虑读者的欣赏趣味吗？如果把你归为畅销书作家，你怎么看？
王跃文：有些真正的天才写作也许不会考虑读者，比如卡夫卡和乔依斯，他们是天纵英才。但我相信大多数作家如果在写作时考虑读者的阅读，也许会写得更好。这并不影响作品的艺术品质。畅销的并不全是好的，但好的也不一定就不能畅销。《红楼梦》并不因为它畅销两百多年了，就影响了它的艺术品质。
可是，有的作家一提到文学的畅销性就冒火三丈，余秋雨、韩寒、郭敬明的书发行量令有些作家愤愤不平。看到有些美女作家的书好销，也有人撑不住风度。我觉得大可不必。撇开别的东西不说，一味攻击畅销书，也是对读者的不敬重。作家写出一本读者不愿看的书，更是对读者的不敬重。未必看畅销书的读者都是没长脑子的。写作与阅读，都应有各自的自由。我并不认为所有畅销书都是好书，而是不必太认真了。就当推动了造纸业、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也没有什么不妥。
伊渡：你还开始电视剧本了吧？《龙票》吗？小说《龙票》出来后，又成了畅销书。你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开始写电视剧本的？它与你的小说有什么相承关系吗？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创作的转型？
王跃文：《龙票》写的是晚清山西票号的故事。有人见我开始写古代题材了，立即问我的创作为什么转型了。其实，这是新闻记者们的思维模式。我写《龙票》并不具备创作转型之类的象征意义，只是偶然机缘，不必细说。《龙票》写的是古代权利场。顾名思义，官场是权力场，商场是利益场。但是，官场又是利益丰厚的所在，谁都知道，权能生利。而商人无论大小，都是需要某种权力保护的。小商小贩需要流氓地痞的保护，流氓地痞也是一种权力；豪商巨贾则需要达官贵人的庇护，生意越大，越需要更大的保护伞。然而，中国官场同商场从来都是相生相克的，而且商最后总是输给官，没有百年不衰的红顶商人。这是中国历史为我们提供的无可争辩的史实。只要官场权力还能寻租，就会有红顶商人出现，红顶商人的悲喜剧也就会不断上演。从近几年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曝光的案例看，没有哪个翻了船的大商人不是同贪官紧密勾结的。同官场勾结，神话般成就了那些商人，而同官场纠缠过深又恰恰是他们覆亡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们不要忙着为历史或现实下结论，相信事实是最要紧的。
第五章逍遥（1）
伊渡：可以谈谈你的日常生活吗？比方你的生活习惯、写作习惯、兴趣爱好？
王跃文：人们习惯上不会关心作家这类东西，我不是娱乐明星。我的一天是从抽水马桶上开始的。这说起来有辱斯文，却是我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也很享受。卫生间里温馨明亮，坐垫柔软舒适。这也是我的轻松阅读时间。墙上挂着的袋子里，总有几本不论从哪页翻起，都可以随意看下去的书。有时我还沏一杯新茶带进去。马桶上品茶，真是不雅，可我喜欢。坐在卫生间，胡思乱想，信马由缰，很是受用。
伊渡：香港写歌词的黄霑你知道吧？他为了写《上海滩》主题歌，亲自跑到黄浦江去看了，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有天，他拉肚子，坐在马桶上，一冲水，咦，有了：浪奔，浪流，江水滔滔爱恨永不休。这首歌已经是经典了。你在马桶上喝茶、看书，也算个马桶上的享乐主义者，有意思。我猜你家里卫生间里的灯光是暖调子的吧？
王跃文：橙黄色。我们家的灯都是这种颜色。我讨厌惨白凄冷的光线，带着一丝不祥之气。
伊渡：日本的作家谷崎润一郎专门写过一篇随笔，《阴翳礼赞》，就是赞美日本旧式厕所的，说那厕所虽与住房隔离，却有板廊相通，如厕不用担心雨淋日晒。又打扫得清洁，闻得见绿叶和青苔的气味，蹲在厕所里能听见外面幽幽地沁到土里去的雨声。他说这厕所宜虫声、宜鸟声、宜月夜。
王跃文：真是这样，恐怕蹲在厕所里的人都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我们中国古代也有超级豪华厕所。《世说新语》里写石崇家，厕所里常有十几个美貌婢女，拿着香囊，侍列其间。厕所里还有一张绛纱帐子的大床，放着华丽柔软的被褥。一天，有客人去上厕所，刚走进去，就返身逃出来，向石崇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小心跑到你卧室里去了。石崇哈哈大笑说，那是厕所。
伊渡：那种厕所太阔气了，可不是个胡乱读书或任由你遐想的地方。其实佛教也很重视厕所环境文明的。佛经里有“至舍后二十五事”，“便利之事”的详细规定，非常人性化。本来厕所是处理污秽的地方，佛经里也把它弄得那么神圣庄严。
王跃文：庄子也说“道在屎溺”嘛。不过，再一丝不苟的道德君子，总不会把“慎独”的教训带到厕所里去。尤其是早晨那会儿，太金贵了。你一早刚起床，白天要去担负的担子还撂在墙角边上，窗外的市声喧嚣还没能传进耳里来，妻儿都还在安睡，你只管关上卫生间，放松身体，抿口清茶，天地悠悠，独我一人，连上帝都不忍心来打扰你。这段时光是夜晚休眠到白天劳作之间的一个柔和过渡。昨夜你也许噩梦连连，白天你也许会到处碰壁，可这会儿你是宁静的，无忧无虑，万念皆空。
伊渡：你在卫生间里通常看些什么书？
王跃文：什么都看，只要不难读，能看懂，不需要我查字典。我在卫生间读得最多的是诗词，翻到哪儿看哪儿，看得进也放得下，比如俞平白的《读词偶得》和《清真词释》、金圣叹的《杜诗解》、唐圭璋的《唐宋词简释》。说来惭愧，我那一点点儿的诗词修养还多亏了每天的马桶阅读。唐突古人了。坐在马桶上默诵“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柳永如果地下有知，真会气得“红衰翠减”了。
伊渡：欧阳修说他平生文章，打下腹稿多在“三上”：枕上，马上，厕上。看来你也颇有古风啊。
王跃文：不光古人如此，周作人也是喜欢厕上读书的。古人说春宵一刻值千金。从心理健康的角度说，厕上一刻也应该值千金了。古人还说一日之际在于晨，应该说一日之际在于早晨的卫生间里。
伊渡：你应该从卫生间里出来了吧？然后做什么？
王跃文：洗漱早餐，再好好泡一壶茶。我喜欢喝铁观音，用紫砂壶泡。我现在用着的紫砂壶很普通，却有一段来历。杭州著名茶人寇丹老先生专门请宜兴名手为我订做此壶，上面有冠老题字：真言无价。为作家王跃文制。我很珍惜这把壶，就把它作为我的日常用壶了。我同寇丹老先生是在一家茶楼里认识的。长沙有家茶楼叫“劳止亭”，请寇丹先生讲茶道，我应邀去凑热闹。寇丹先生说起茶道非常平实，颇合我心。他说，茶人的心，就是助人的心。这句看似平常的话，我却听到心里去了，自认这悟到了茶道的真谛。
伊渡：你是由茶悟道吧？日本茶道讲究“茶禅一味”。我总觉得现在很多茶楼里的所谓茶道表演已经不是茶，更不是禅。禅是什么？直指人心，平平常常，那是衣食住行中的顿悟。茶是什么？解渴之外，身心舒服。怎么舒服，怎么随意，怎么享受，就怎么喝。我喝茶喝得很率性，喜欢浓、热、满。这是喝茶的大忌，可我偏偏只有这样才舒服。但无论什么喝法，茶叶一定要好。
王跃文：我对茶叶也有些挑剔。喝茶最难受的，就是你十分渴茶的时候，家里能喝的茶已经断顿儿。我家茶叶从来不缺，只是来路复杂，有些茶虽然不差，却不对我的胃口。有时找不出自己满意的茶，那种难受真像瘾君子毒瘾发作。
伊渡：有那么严重？陶渊明断酒九日，正百般煎熬，一白衣人度柳穿林，飘然携酒而至。陶渊明解了酒渴，陶然醉去，不亦乐乎。你就没有白衣人那样的朋友给你送茶叶来？
王跃文：我还真遇着了这样的朋友，他是湖南茶叶龙头企业怡清源的老总简伯华先生。简伯华自号“茗颠子”，可见他嗜茶之深，当然更是茶叶专家。怡清源的茶叶品种很多，我最喜欢的是他们的野针王。
野针王生于武陵高山，本是野茶。武陵山层峦叠嶂，四季云雾缭绕，那里出产的茶叶钟灵毓秀，清出尘表，自不待言。野针王茶形平直匀齐，如群笋破土、短剑出鞘，茶味狂放芳冽，沉着悠长，森然可敬可爱而不可慢。我头次品味，心生怪念，觉得此茶应是茶中儒侠。
伊渡：你怎么能从茶味中品出侠气，而且还是儒侠？
王跃文：野针王入口有一股霸气，势如强驽，冲颅贯顶，叫人躲闪不得。野针王本属绿茶，绿茶应是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可野针王偏不是这个味道，喝了它令人血热，有振衣高岗、笑傲平生、一涤尘嚣的冲动。这茶好像还不宜细斟慢饮，须得用白瓷盅一仰而尽。当年聂政刺韩王，倘若不是饮酒，便该饮野针王。这就是野针王的侠气。
为什么说野针王不是一般的侠，而是儒侠呢？因为这茶虽带侠气，却并不粗鲁浅薄。从来绿茶以清活见佳，只是略嫌味薄。野针王却深重绵长，沉稳醇厚，雍容大气。
伊渡：你可以写篇野针王赋了。古人说，酒类侠，茶类隐。你喝茶居然喝出了侠气，且是儒侠气。
王跃文：讲到侠，嗜酒如命的陶渊明虽为大隐，身上的侠气其实是不少的，所以他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我年少时血气方刚，爱喝的是酒。喝起酒来曾有“三不论”的豪语，即所谓颜色不论深浅、度数不论高低、酒杯不论大小。人到中年，转而嗜茶，大概是因为我身上的侠气日少，而慕隐之意渐盛。
我其实是一俗人，即使嗜茶，且嗜好茶，却雅不到哪儿去。周作人说，喝茶须得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这真是雅得很了。可半日好茶，便能抵过十年实实在在胼手胝足的辛苦日子，说得也太轻松了。我有时疲倦，想起人生漫漫长途，不知何时到岸，心中颇有些畏惧。喝上一杯好茶，也许能给自己鼓鼓往前走的劲头吧。
第五章逍遥（2）
伊渡：我觉得周作人所神往的生活方式是贵族化的，这种贵族化倒并不在于物质生活怎样的奢侈豪华，而在于它的丰腴、精致和无用，在于它的安闲与优雅。你对这种人生态度是不是很认同？
王跃文：我无法优雅。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乱世，在饥饿、贫困中长大，青年时代颇有点儿匡世济民的想法，又慢慢认识到自己的确虚妄可笑。但终究不能闭目塞听，有时难免瞋目发指。我是这种心性，自然就优雅不起来了。
但我很向往清明平和的境界。优雅是一种外在的姿态风度，可以由环境熏陶和后天训练而得，无关乎内在灵魂。戈培尔下达杀人命令时正欣赏着巴赫的音乐，还不优雅？我所向往的清明平和，则是一种理性智慧的人生态度。这种境界说到底就是善于放弃，能够在滚滚红尘中毅然抽身而退。我读夏目漱石的散文随笔集《梦十夜》，从他病中杂感《浮想录》中，领略到的正是这个意思。
伊渡：夏目漱石曾是极端愤世嫉俗的作家。他的长篇处女作小说《我是猫》对人世的病态丑恶极尽讽刺，笔调辛辣，真叫“猫眼看人低”。
王跃文：对。他的本名是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取《晋书》中孙楚“漱石枕流”之语。名字是很清雅的，他的性格却阴郁、愤懑、神经质。四十岁后，他得了一场大病，从此一改往日性情，慢慢变得平和清明起来，倒有点儿符合“漱石”的本意了。《浮想录》其实就是他的病中日记。他说过在病中写俳句和汉诗时的心境：“我平日迫于事务，连简便的俳句都不作，至于汉诗，因为太烦难，就更无从着手了。惟有像这般远远地打量着现实世界，杳渺的心底不见半点儿滓碍时，俳句才会自然而然地涌出，诗也乘兴以种种形式浮现。这样，回顾起来，那段日子实在是我平生最为幸福的一段时期。”
夏目漱石的俳句和汉诗写得怎样我无从评价，因为我实在是外行。我所能领悟到的却是他病中所写那些俳句和汉诗中蕴含的意境。
伊渡：能和我说说你的领悟吗？
王跃文：像“谛听蟋蟀声，想来已数夜”、“日日山中事，朝朝见碧山”、“伫听风声骤，落叶孰先凋”这样的诗句，只有一个“静”字在里头。现在实在是浮世，人能够真正安静下来，谈何容易。风鸣虫唱也许声声在耳，心里却听不见。
他的另一首诗：“秋风鸣万木，山雨撼高楼。病骨棱如剑，一灯青欲愁。”我很喜欢。钱穆先生曾论王维诗“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两句诗，说此中有诗情画意，深入禅理，是作者的冥心妙悟，达到了无我而有我的化境。夏目漱石这首诗却是物我各各分明，又各各相安。外面世界自然风稠雨骤，我也是病骨嶙峋，但内心并无焦虑恐惧抱怨。此时青灯之下那种愁，是一种淡淡的、清如水的愁。所谓平和清明的人生态度，其实就是一种“一灯青欲愁”的态度吧。
伊渡：如此说来，人生得失真不知该怎样定论。夏目漱石的大病，何尝不是上天送给他的礼物。上天使他在病中解脱了一直纠缠着他精神心灵的痛苦，离开浮世的挣扎奋斗，以放弃而获得内心的清明平和，身心俱清。
王跃文：我以前认为，青壮年说放弃，不是矫情，就是未老先衰，只有老人才能如此，才应该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