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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迹骸盎仕淖迂范G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个时候，军功赫赫的十四阿哥却在西藏平叛。中国人认皇帝，讲究的是正统。雍正承父皇之位，正统自是无疑。反对正统，大逆之罪。十四阿哥心里暗自不服，却也只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他奉旨回京，还得问清楚先去吊唁先皇，还是先去恭贺新皇。其他的阿哥们自然更是无话可说。野史记载，雍正还把自己的两个亲弟弟八阿哥、九阿哥改了名，一个叫阿其那，一个叫塞思黑，意思是满语的猪和狗。用意在于震慑别的阿哥们。野史不见得可信，但雍正之酷，史家早有公论。
雍正尽管做了皇帝，但他必须堂而皇之把康熙放在神龛上供着。康熙三十五个儿子，他们在父皇驾崩之前过的日子可谓血雨腥风。皇子们疯的疯癫，关的关押，为着立储之事，不知掉了多少脑袋。康熙到了晚年，几乎听不得大臣们提及储君之事，谁胆敢说到立太子，重则杀头，轻者罢官。康熙衰老之际，十四阿哥胤禵题军功最大，授抚远大将军，世人多以为他会承继大统。没想到，康熙看中的偏偏是皇四子胤禛。胤禛不仅没什么功业，甚至还有些蹈高临虚的姿态，多年同世外之人相与为伍，谈佛论道。皇子们争来斗去，几乎忽略了还有个四阿哥会同他们争天下。可是，正是这位看上去与世无争的四阿哥最后做了皇帝。越是如此，雍正越是要残酷地迫害亲兄弟，越是要把先皇的灵幡举得高高的。但是照抄《圣谕十六条》又太不高明，所以就有《圣谕广训》。
雍正短命，便宜了乾隆。乾隆觉得让全国官民年年月月读那雍正的洋洋万言，太繁琐了，而且多年下来，早已流于形式，有名无实了。于是，着令废止。雍正同乾隆，做法不同，目的却是相同的。康熙能够被称为“圣”祖，其神圣之处是不可动摇的，雍正只有借其光芒方能照耀天下；而雍正终究未能至圣，只被称作“世”宗，平淡地承继一“世”而已，乾隆改改他的做法，反而又显得高明了。于是乾隆庙号便有个“高”字，叫高宗。我这么解释皇帝庙号，严肃的史学家们肯定会笑话我了。他们想笑，就让他们笑吧。
伊渡：帝王时代，一朝天子一朝臣，或者每逢新朝便改弦易辙，根本原因在于人治。帝王们口头上总是标榜祖宗之法、先王之法，心里却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王跃文：是的。雍正虽然要借康熙的光，但他自己去阐述康熙的圣谕，目的是想自己再搞一套治国之策。乾隆干脆推翻雍正玩儿的那套，重新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当然，不管怎么玩儿，清朝各代皇帝口头上都会说敬天法祖。这个幌子是轻易动不得的，不然皇帝就做不成。别人会假借数典忘祖之类的罪名把他从金銮宝殿上拉下来。
为什么康雍乾三代皇帝都要各弄一套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我想他们缺少宗教情怀，没有一个永恒的精神主宰，应是其中重要原因。本来政治同宗教应是各司其职，但中国的传统向来就有政教合一的意思。当然这里所说的教，并非真正的宗教，而是宗教的替代品。这种替代品，或者是被帝王借用的思想学说，如孔孟之道；或者是帝王们自己发明的所谓思想。但那些帝王思想对教化百姓是否真正起到过作用呢？这是大可怀疑的。统治者固然可以利用严酷的刑罚推行帝王思想，但百姓是否心服口服，就很难说了。每遇政治不稳定的时候，就有英雄揭竿而起，百姓便把帝王们成天灌输的思想抛置脑后，这就说明统治者总想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强加给百姓，却都是徒劳的。也许有人立即就会指出我逻辑不周延，因为宗教国家的政治形态、政治体制、政治理想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当然如此。政治同宗教本来就是两回事，宗教可以影响政治，却不能取代政治。但有没有宗教，情形就是不同。
明末清初有位名叫唐铸万的学者说过一句话：老养生，释明死，儒治世，三者各异，不可相通。这句话很有道理，推而论之，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都应各司其职，谁想把各种名份都放在自己一个人头上，注定是行不通的。尤其是政治家，既想当帝王，又想做教主，还要扮演思想家，天下必然大乱。就我所知道的史料，古代皇帝自己著书立说，只有自作聪明的雍正。结果怎么样呢？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再怎么排名次，都轮不到雍正皇帝。
伊渡：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宗教极端的国家，政教合一，政治元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教主，而且充当思想家。偏偏是这些国家，政局混乱、官场腐败、民生疾苦、四面楚歌。
王跃文：你的观察是有道理的。一旦宗教直接同政治联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今世界动乱不已，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的宗教政治化了。思想也是如此。思想家的职责仅仅是生产思想，他们的思想是否能转化成政治理念，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或者说要看这种思想是否在现实政治中行得通。而且，并不是所有思想家的思想都是天经地义的，有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有的思想之所以被成功地转化为政治理念，必定有历史的论证和取舍过程。而自以为是的政治家们，如果把自己的思想不由分说地转化为治国理念，就是拿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冒险。一个国家是不能交给政治家做试验田的。希特勒把他的纳粹思想转化成国家意志，结果造成人类二十世纪最大的灾难。
伊渡：希特勒利用了尼采的学说。因而可以说，尼采思想作为纯学术，它也许是有意义的；而把他的思想转化成政治，则是有害的。因为，要么思想家们的学说很可能良莠并存，要么政治家们吸收某种学说的时候采取的是实用主义。政治家都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者。比方希特勒最感兴趣的就是尼采的超人学说。
王跃文：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政治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某些思想学说影响政治思潮，甚至直接转化成政治实践，包括某些宗教思潮中的原教旨主义直接被用于政治。可以这么说，目前世界政治动荡不安、很多国家贫穷落后、政治腐败，乱源就在这里。
所以，我认为不光宗教，做学问也应同搞政治分开。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后人望文生义理解成学问做得好的人就去做官，做官要做得好就须不断学习。这完全是误解了。这句话说的“优”字，并不是优秀的意思，而是多余、富余的意思。孔子的本意是说，读书读好了，如果有多余的能力，就去做官；做官做得好，如果有多余的能力，可以做做学问。可是，中国自古就有从政的人，既想当官享受现世的尊荣，又要立言梦想千秋万代。其实，真正做学问有成就的，都是专心只做学问的。清代做学问的官员不少，而真正在学术史上留下遗产的，无非就是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不肯效忠清廷而潜心学问的人。清初有个万斯同，也不肯做清廷的官，既不应试科举，也不应试博学鸿词。后来，因为清朝要修明史，万斯同出于故国情怀，才答应入清廷明史馆。他拒受任何官禄，以布衣之身撰修明史。他注有《明史稿》五百卷。但是，当时的明史馆总裁王鸿绪却命人将万斯同的著作重新抄录，署上自己的名字，上呈康熙皇帝。一个不学无术的官僚，靠偷书就成了大学问家。当时还有个学界大师级人物叫徐乾学，官也做得很大。但是，他的《读礼通考》，通篇都是万斯同捉刀而成的。李光地这个人物，因为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对他颇多笔墨，所以知名度挺高。他是当时有名的学问家，号称理学名臣。但是，他的学说完全承袭宋明旧说，老调重弹，全无建树。
伊渡：李光地这个人物，当朝就有评价，几乎鲜廉寡耻。可是后来雍正却称他为一代完人。雍正并不如他的父亲那样所谓的宽厚，却依然如此褒扬大臣，其中定有深意。
王跃文：李光地是何等人物，雍正肯定也看得明明白白，可他为什么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呢？都是御人之道的需要。帝王需要按照自己的标准和想像塑造模范大臣形象，自然就会产生李光地这样的一代完人。我们稍加注意就会明白一个规律：所谓完人都是死后追封的。没有活着的完人，因为活人随时都可能变坏，而死人是变不坏的。死去的人如果早就是坏人，只要隐恶扬善，他就是好人甚至完人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官员做学问。说实话，我看见有些官员递上的名片，上面署有什么博士、硕士、教授之类的头衔，我总是不以为然的。现在不光政客们喜欢拿学术头衔装门面，企业老板们也颇好此风。曾有位什么公司老总给我递上名片，上面竟有博士、硕士头衔五六个，差不多抵得上胡适先生了。我想历史上做官又做学问的人，真实动机也许并不是“代圣人立言”之类，而是装点门面，好让自己的官越做越大。当然，如果能让自己的学问传下去，自然是好事。可惜这样的例子很少见。现在做学问的官员呢？只怕仅仅只是为脸上贴金。已经落马的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先当教授，后来从政，扶摇直上做到副省长，又掉转头回到大学任教。他的学问做得怎么样，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个挪用公款上亿元的大贪官。现在，学位、学问等等，不仅成了有些官员的晋升资本，更成了有些贪官的保护色。老百姓对读书人还抱有朴素的幻想，认为他们知书达理，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第二章观闻（8）
伊渡：听你说到这些事情，似乎感觉到你是个很悲观的人。可是从你作品看，你又是个很入世的人，你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情结。这是否有些矛盾？你自己反省过这种矛盾吗？
王跃文：我的确是个很悲观的人。有时候我甚至认为人活在世上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看到别人为着蝇头小利相争，上下其手，相互伤害，我会觉得很没意思。我对世俗之利很淡泊，深层原因也在这里。这是我在人生哲学层面的感悟或思考，并不影响我世俗生活的乐观和豁达。我是个很自律的人，对自己的要求甚至有些苛刻。比方写作，我离不开它。不写作我会有种负罪感。我不明白这种负罪感来自何处，更不明白偷懒会是对谁有罪。我只是觉得消闲的日子稍微长些，我就会焦躁不安。我必须不停地工作。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我总是自觉把善待亲人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总想通过自己的劳动让他们尽量过得好些。我一方面有些厌世情绪，一方面对自己的亲人有着深深的眷恋。我常常痴想，假如没有这些亲人，我就独自出行，浪迹天涯，老了病了，驾鹤西游了，就长眠于某处的野山荒水。
伊渡：我感觉你是个用情很深的人，你说的厌世只是种情绪，或者偶尔飘过心头的一片阴霾。你深深爱着你的亲人和朋友。你心目中的朋友是什么概念呢？你有非常好的朋友吗？
王跃文：我当然有很好的朋友，但我的交友之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对待朋友很真诚，但也很淡然。我几乎想不起要给哪位朋友打个电话问候，只是有事的时候才联系。不了解我的，甚至会觉得我薄情寡义。也有很好的朋友背叛我的，我心里知道，也从不点破。他仍会在我面前充朋友，我也善待他。只是我不会再同他说太知心的话，我会热情地应付他。我并不觉得这是虚伪。我有自己的待友之道，别人伤害我，那是别人的事。不过看穿一个人了，同他再交往，留心保护自己就行了。我不太容易同别人反目成仇。仇恨这东西不好，至少伤自己的身体。
伊渡：那么爱情呢？可以谈谈你的爱情观吗？
王跃文：爱情观？别弄得这么吓人。谈谈爱情倒是可以，别动不动就是什么“观”。世间的事情，只要弄得高深了，过大了，就难免虚假。
爱情是最难说清楚的东西。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有没有一个永恒的爱情让我们去追求？我都想不清楚。但是，就像伏尔泰说的，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我的意思是说，这世上哪怕并没有真正永恒的爱情，我们也要相信爱情。人已经是很悲惨的动物了，如果连爱情都不相信了，还怎么活下去？所以，我们不妨像信仰宗教一样信仰爱情。或者，我们应该把爱情看成宗教。
不知为什么，我年轻时一想到爱情，必然想到革命牺牲。我觉得平凡的生活里不可能有真正纯粹的爱情。我当时心目中最完美的爱情版本是《牛氓》中的亚瑟和琼玛，悲苦，激烈，至死不渝。他们表面上共同为一个政治目标出生入死，是战友，是同志，他们的内心却汹涌着爱的激流。讲到爱情，我就联想到亚瑟和琼玛他们那颤抖的心、深情的泪眼、两具爱得死去活来却又始终不能拥抱的身躯。我尤其为琼玛打亚瑟的那两个耳光心醉，觉得那两耳光打得惊天动地，比亲吻拥抱更来劲。我以为，也许真正的深情，必然要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才能表达。
我很赞同罗素的一句话。他说有三种激情支配了他的一生：对不幸的同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很显然，罗素把爱情归到了激情。爱到深处，必然会做出某些非常举动。像纳西族的恋人们动不动就要在一起情死，毫不犹豫就把爱情放置于生命之上。温莎公爵为了辛普森夫人毅然放弃王位也是一段佳话。对于他们来说，人生也许本来并无意义，幸而有了爱情。
爱情是上天对人的赐福。有了爱情，人生的漫漫长途至少就有了一支烛，有了温暖和光。有了爱情作底，你的人生再失败、再落魄，也不会是真正的穷光蛋。
我是把爱情当成宗教来信仰的。别人信基督、信佛、信真主，我信爱情。因为我知道，我人生的许多时候是为爱情而活的。我心甘情愿为爱情去燃烧。燃烧是一种消耗、一种无怨无悔的付出。
爱情最开始时总是“我需要你”，如饥似渴，如火如荼。不知不觉中，爱情就会变成“你需要我”。我们急不可耐地反复去怀疑、去求证、去追寻，只为了让爱人说一句：亲爱的，没有你我不能活。说到底，爱情的真正涵义就在于奉献和牺牲。只有我们毫不怀疑地感觉到“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们的爱情幸福才会真正降临。
你被深爱着的人所需要，你有福了。
我会为爱情去死吗？也许我不会。但如果我这一生，从来就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爱情，如果我从来没有为爱情颤栗过，我会是一个最不幸的人。
伊渡：哎呀，这不仅是你的爱情观，几乎称得上你的爱情宣言了。我却听到现在大学生有种貌似洒脱和玩世不恭的说法：都二十一世纪了，还谈恋爱？真是老土！他们看来，似乎只有肉欲、只有刺激，所谓坚贞不渝的爱情，早已是古老的童话。
王跃文：我看到一份资料，比较各民族的婚恋观，只有意大利人认为，外遇同忠实婚姻和爱情没有矛盾。但大多数国家是把忠贞当作爱情的试金石的，中国人更不用说了。辜鸿铭说茶壶不怕杯子多，那是纯粹的男权观念。现在男人们即便也是辜老先生那么想的，也不敢说出来。男权、女权之类，都同政治有关了，人们就变得虚伪起来。听说有极端的女权主义者针对辜鸿铭的话，说了句笔筒哪怕毛笔多，这大概可以看作女权主义者对男权主义的报复。但是，深层次的问题是，无论男人或女人，都是围绕着“忠贞”二字思考爱情。
伊渡：我也认为爱情起码的是忠贞，其次才是深沉、甜蜜、永远之类。
王跃文：人们通常都是把对爱情不忠的板子打在男人身上。俗语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又说女儿出嫁，犹如第二次投胎。这都是说婚姻、爱情对女人的重要性。自古以来都认为男人大多是花心萝卜，女人就是做小伏低了，也不一定有好结果。《诗经》里面很多诗都是写男人负心、怨妇悲苦的，比方那位“抱布贸丝”的氓。外国的情形也通常是“痴心女子负心汉”，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就在诗中写道：“千百年来，女人们沿着河岸哭喊，亲爱的，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伊渡：你是在替男人喊冤吗？
王跃文：没有，我只是就事论事，随便聊聊。男人花心，首先因为他们占有了社会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占有，使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买女人、买性。文化资本的占有，他们就有话语权，以设置对于男人女人的双重标准。对男人，花心是成功性感的标志。对女人，移情则是最令人不耻的堕落。比较“风流公子”与“破鞋”之间不同的话语色彩，便可看出对男女设置的不同的道德标准。
第二章观闻（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