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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余冬，余小惠是你姐姐，你不知道吗？”
余冬说：“我这不是为她好吗？”
我说：“这样吧，你到采购部去吧，别的事你先别管了好不好？”
我弄不清余冬是怎么想的，他还是叫几个人把昏鸦揍了一顿。他学得很阴了，专出阴招，自己没出面，那几个人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叫来的，就在广场对面的地下通道里堵住了昏鸦。当时余小惠也在，他们当着余小惠的面揍他，把他的吉他扯下来，几脚跺得粉碎。昏鸦的脸颊都被打破了，凝着一块青紫色的血痂。他们警告昏鸦，叫他别赖在南城，早点滚蛋，否则还要揍他。
那天余小惠又跑到我办公室，质问我为什么要打昏鸦？她不像上次那么凶，也不脱衣服了，拖过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冷冷地看着我。她跟在广州时巳经完全不一样了，身上有了一种东西，我说不清是什么，觉得就像一棵即将枯萎的树被浇了一瓢水似的，有了些勃勃的生气了。她怎么不怕虱子咬呢？还越咬越鲜活了。她说徐总－－她竟叫我徐总－－我给你送上来你又不干，你叫人打他干什么呢？你到底想要我怎样？想怎样就明说，别来这一套。
我一听就知道是余冬干的，可我没说。我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说：“那你打他干什么？”我摇着头说：“我向你保证，我什么也没干。”她问我那会是谁干的？我说：“你自己去查吧，我哪有时间跟你去查这些？”
她出去时我看着她的背影。我觉得她那两条腿又漂亮起来了。
事后我问了问余冬，余冬说他就是想把昏鸦赶走，他说昏鸦早晚会害死他姐的。我没有再骂余冬，只是叫他以后别这么搞了。余冬说：“我知道，但我不能保证以后不搞，我一定要搞得他离开南城为止。”我用力说：“余冬！”余冬说：“徐哥，你别说了，哪怕你不要我在这里干，这事我也不会听你的，你不管我要管，我是为我姐，我姐现在是鬼迷心窍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看着余冬，他的一副倔相又出来了。我觉得我连他也看不懂了。我说：“好吧，只当我什么也没说，放了个屁。”
不知道余小惠是哪次把虱子落在了我办公室的地毯上，我觉得很可能是脱光衣服的那一次。有一天我发现我身上也长了虱子。那是一些肥胖泛亮的虱子，它们又从我身上爬到了冯丽身上。冯丽龇着牙从腋窝里抠出一只，放在手心里对着灯光看着，看得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喊出来的声音像锯齿一样割人，－－呀！她觉得很奇怪，说：“怎么回事，我们身上怎么会长这种东西”？她一边用酒精清剿我们身上的虱子，一边猜测，“这是从哪儿来的呢？”
…
《别看我的脸》第二十章（3）
…
我说：“天知道哪儿来的。”
余小惠和昏鸦更亲密了。有时候正好碰到我，他们还故意表演他们的亲密。昏鸦用一根细藤条一样的手臂搂着余小惠的腰，余小惠则双手抱着他的膀子，身子贴着他的身子。余小惠确实有了些生气了，脸上的血色好多了。我撇开脸不看他们。他们便你一口我一口把嘴亲得非常夸张，像放小爆竹似的叭叭响，生怕我听不到。
我很想去跟她父母谈一次，可是那天她爸爸老余来了，我却什么都没说。老余老多了，头发全白了，说话带着气丝，使人觉得他的话是从肺里扯出来的。他好像知道女儿一些事，又像是不知道，说话呑吞吐吐的。他没有提当年的事，像个陌生人似地走进来，见了我点点头，叫一声徐总。我被他叫得心往下沉。我说：“你应该叫我小徐。”他说：“此一时彼一时，我不能倚老卖老，不能那样叫。”我请他坐，给他沏茶。他显得很局促，我给他沏的茶他一口都没喝。他说他和老伴都很感谢我，说我帮了他们的儿女。我说：“帮这点忙是应该的。”他说：“小惠这孩子在外面这几年，我们只知道她在唱歌，可是这次回来，怎么说呢……我怎么觉得她跟以前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她是不是……？”他的话就说到这儿，“是不是”后面的话没说出来，用灰灰的眼神巴巴地看着我，似乎在等我给他接上去。我犹豫了一阵子，看看他那张正在往外渗虚汗的黄脸和皮囊囊的脖子，把想说的话咽回去了。我怕他受不住，怕我的话一出口他就会倒在我这里。
那几天余冬像个饶舌的老太婆似的，总在窜掇我，要我把昏鸦赖以栖身的人防地道包下来。他说他打听了，那个地下旅社根本没什么人去住，亏得都要吐血了，正想让人包下来，得几个现钱。他说徐哥你出面去包下来吧，要不了几个钱的，包下来了你还可以干别的，看他们还到哪里去鬼混！
他把他姐姐和昏鸦说成是鬼混。对此我没有发表意见，他们是姐弟，他有权评判他姐姐。我对他说，你怎么把这两件事搅在一起呢？即便我做这件事，也不是针对他们。他说不管怎样，徐哥你做吧，我去牵线，我们去把这件事情做了。
我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琢磨了许久，也明知道这样做是无济于事的，却还是做了这件事。我花了三万五千元，另外再给了那个胖子主任一个不薄不厚红包，就把一个偌大的人防地道的经营权包下来了。可是包下来以后我不知道拿它干什么，余冬说做商店吧，做地下商店。我说你有脑子没有？我做过商店吗？你尽瞎扯蛋！余冬又说，要不叫冯丽嫂子到这儿来卖家电？我说你放屁！你还要给我惹多少麻烦？我的脾气很大，只要余冬一开口，不管他说什么，我张口就骂。我想我怎么昏了头，会听他的呢？人家鬼混人家的，我干吗要把这个地方包下来？我便在人防地道口上摆了一块小牌子，牌子上写着“招租”，请刘昆帮我在那儿守着。刘昆守了三天，第四天头上，便带了一个人来见我。
这个人灰白灰白的，下巴跟女人一样光溜溜的。他见了我很亲热地朝我笑着，开口便叫我徐阳，接着又叫徐总。他似乎认识我。我皱着眉，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这个人。刘昆笑了笑说：“徐总不认识他了吗？他是打鼓佬赵明呀。”我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来。他怎么会是打鼓佬赵明？打鼓佬赵明是这副样子？刘昆挨到我身边，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我跟你说过的，人家不是被陆东平阉了吗？”我这才想起来，刘昆确实跟我说过这事。我不由得盯着打鼓佬的脸。打鼓佬大约猜到刘昆在对我说什么，神情有些不自然，脸上笑得尴尬起来。我便赶紧装出热情洋溢的样子，绕过老板桌，上前捉住他的手用力握了握，说：“哎呀是你呀赵明，你看看你看看，我这个人真是的，差点没认出来！”
打鼓佬的手软绵绵的，笑得粉里粉气，声音又尖又细。
我没有赚打鼓佬的钱，原价转包给他，然后我就不再问这件事了。我也从不到他那里去，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喜欢现在的打鼓佬，别说跟他叙旧，看见他我心里就发腻，总觉得他是个阴阴人，阴气很重，就像地沟里泛白的油蚁一样。他大约也没有要跟我叙旧的意思，给我送承包费的时候，来时阴阴地笑一笑，走时也阴阴地笑一笑，除了客客气气地寒暄几句，从来不多说一句话。
一开始他在人防地道里摆了些柜台，卖低档皮鞋和儿童服装，大约生意不好，过了不久，就把柜台撤了，弄了镭射录相，放给那些进城务工的乡下人看。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放三级片，有时候还放毛片。虽说被查过几次，但都没什么大碍，罚了几个钱，又照样很香艳地放他的录相。不过他自己不看，而是像女人似地拿着一只塑料袋或一只纸袋子，坐在地道口子上哔哔剝剝地吃葵花子或糖炒栗子。他越放胆子越大，有时白天也放。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都是他放毛片的时候。他的观众也从农民工扩大到市井小民和一些青葱迷茫的大学生，甚至还有不少是儿孙满堂却又无所事事的老头。老头们往那里去时都板着一张很严正的脸，只有眼神是鬼鬼祟祟的，仔细一看，个个都像历尽沧桑的老贼。
余小惠和昏鸦并没有因为失去了地下旅社而没有地方鬼混，据余冬说，昏鸦在城东居民楼里租了一间房子，他们鬼混起来更方便了。余冬跟我说这些时，又挨了我一顿臭骂，我说我包人防地道是为了做生意，他们鬼混不鬼混的，关我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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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二十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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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小惠和昏鸦也知道是我包下了人防地道，因此更加断定我在嫉妒他们的爱情，他们也因此更加来劲，每次见了我，除了叭唧叭唧地亲来亲去，还都要不厌其烦地在脸上做出明显的不屑和轻蔑。
他们有理由轻蔑我，我做了一件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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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二十一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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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冯丽的直觉很惊人。她的直觉跟虱子没关系，她并没有搞清那几只虱子的来历，也不知道我包下了人防地道，但她搞清了余小惠。她知道余小惠是谁。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怪不得我总觉得你有点什么呢，我知道她是谁了！”她的样子和声音都森冷恐怖，我不由得抖了一下。我说你说谁？她气势汹汹，逼到我面前，说：“你说我在说谁？那个唱歌的，那个露着两个奶子的！”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事，她说过余小惠妖，我就知道会有麻烦，她一定会把余小惠搞得一清二楚。现在好了，麻烦来了。我故意淡淡地说：“这事早就过去了。”她说：“你骗谁呢？她这不是又回到你身边来了吗？你不是让她在你那儿唱歌吗？”我说：“你又不是没看见，人家现在跟那个昏鸦是一对，人家边走边亲嘴。”冯丽用力撇着嘴，说：“我怎么没看见？什么昏鸦，那不过是个活王八！”
冯丽说着说着就哭，哭得哀哀切切。她说：“早知道这样我真不该嫁你呀，我是在什么时候嫁的你？她倒好，等你翻过身来了，她就来了，来摘果子来了！那时候她在哪儿呢？你怎么不知道想想啊？谁是真心对你呀……”
她又跑到我妈那儿去，在我妈面前也哭。在这种事情上，哭不是她的风格，而是她的策略。她扮演一个哀兵。她担心了这么些年，这一次她的担心终于落到了实处。就像一个一直在寻找敌人的人，今天好不容易把敌人找到了，她便迅速制定了自己的战略方针，把自己放在一个受欺骗受损害的位置上。她凄哀地说：“妈呀，你给我评评这个理，我这里怀着他的孩子，可他却把一个旧情人安排在自己身边，他就是为这个女人杀的人呀！妈！现在他们天天在一起呀，他们是藕断丝连旧情难忘啊，妈呀，你千万要给我作主呀……”
冯丽妈呀妈呀地叫着，要是个一般的老太太，魂都会被她叫掉。但我妈很沉得住气，我妈早已不是过去的王玉华了，她正在努力培养自己的雍容大气。她听完了冯丽的哭诉之后并不急于表态，沉吟了一会儿，又叹了一会儿气，才说：“你要我怎么给你作主呢？你抓住他们什么了吗？”
冯丽说：“早晚会抓住的。”
我妈说：“那你为什么不等抓住了再说呢？”
冯丽说：“妈呀，那不是晚了吗？”
我妈不由得摇摇头。
我妈不像冯丽，冯丽是当局者迷，我妈是旁观者清。作为一个旁观者和一个长辈，我妈应该好好地劝解冯丽，可她居然对冯丽作了一番这样的开导：
“要是我说呢，不如你跟他就算了吧，他呢，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人哪，都是这样的，贫贱时是夫妻，等他得势了，就不管你了。他爸爸不就是这样的吗？睁开眼睛看看，像他们那些老板呀经理呀，都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都在外面一个二个地养着，正儿八经地生儿育女，风气都坏得很哪。我看你不如下决心算了，长痛不如短痛，要不哪有那个肚量啊是不是？都是女人，我知道你不容易，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什么事都没有，难哪！”
冯丽被她说懵了。她说：“妈呀，你是说跟他离？”王玉华说：“按理这话我不该说，可是替你想想，你怎么办呢？难道天天跟他吵？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还藕断丝连的话，我怕是要越吵越结啊，再说吵到哪天才是个头呢？”
王玉华把事情弄得越来越像真的。她又神秘兮兮地对冯丽说：“你知道他画过她吗？那幅画就在我这儿，你想看看吗？”冯丽当然想看，她先咽了一口唾沫，然后用力说：“想。”王玉华便搬出小梯子架到阁楼上，亲自爬上去把那幅画拿下来。画上已积满灰尘，左上角有一个老鼠啃出来的洞。王玉华用抹布抹了两次，画面才清晰起来。为了让冯丽看得更真切，她又用湿毛巾擦了一遍。她的舌头在嘴里啧啧地弹着，表示对画中余小惠裸体的赞赏，接着又感叹说：“长得确实好，男人也说不清，他们就喜欢这样的。”她发完了感叹还征求冯丽的意见，“你说呢？是不是这样？”
冯丽没有吭声。她大约根本就没听见王玉华在说话。她死死地盯着那幅画，眼睛都要盯出血来了。她突然朝画吐了一口，噗地一声，将一口酝酿已久的痰糊在画中的一只乳房上。
王王华看看冯丽又看看那泡痰，摇摇头苦笑着说：“你吐她干什么呢？这没用的，东西长在她身上，这不过是一幅画。”
冯丽还红着眼睛盯着画，胸脯一起一伏。王玉华用抹布擦去冯丽的痰，说：“算了，还是别看了。”她把画从冯丽眼前拿过去，唉唉地叹着，一步步地爬着楼梯，想把画放回到阁楼上。冯丽跳起来，一把将画从她手里抽下来，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踩着。王玉华说：“冯丽你真小气，跟你说了这只是一幅画嘛。”冯丽气咻咻地说：“我就是小气！”她脸都有些歪了，嘎嚓几脚就把画框踩断了。她盯着画中皱巴巴的余小惠，又冲进我妈房里，找出一把剪刀，对着余小惠又刺又划，最后干脆把一幅画剪成了一堆大大小小的碎布片。剪完了也不看王玉华，一脚一脚地踢那些碎片，将碎片踢得飞起来。她踢了几脚之后又蹲下去，叉开十指，像耙子一样将碎片耙拢，用一个塑料袋装着，提着这个塑料袋冲出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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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二十一章（2）
…
王玉华大概没想到冯丽会这么激烈，她黄着脸站在楼梯上看冯丽剪画，从楼梯上下来，又站在门口看冯丽发动摩托车。“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她说。冯丽头也不回，转眼就骑着摩托车飚远了。摩托车喷出的烟淡淡地浮在那里。黄昏时的阳光厚厚地抹在巷墙上方，把王玉华的一头银发映得闪闪发亮。
我不知道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裸体是怎么看的，我只知道在那个夏天的黄昏，冯丽的精神肯定有点不正常。她面孔泛白，一路上对谁都怒目而视，像个疯子一样冲进绿岛歌厅，从塑料袋里掏出那幅画的碎片，用力摔向余小惠。余小惠不知道怎么回事，愣在那儿。冯丽摔了一把又一把。那些碎布片上都涂了厚厚的油画颜料，都有些重量，它们像铁片似地在空气里飞舞，发出呼呼的响声。它们硬扎扎的梭角使余小惠感到了疼痛，余小惠用手挡住脸，尖声叫起来。冯丽便将碎布片摔向她的半遮半露的胸脯。她喜欢将半个胸脯露在外面。有几块碎布片从领口掉进她衣服里面去了。冯丽边摔边骂臭婊子。她高声喊着：“臭婊子，这就是你自己，是你那一身臭肉，现在你把它拿回去，别让它害人！”
歌厅里立即弥散着一种陈年油画颜料的淡淡香味。好在黄昏时没什么客人，只有一些工作人员和几个歌手。没有谁知道那是一幅画，而且是许多南城人都见过的一幅画。也没有谁知道冯丽是在干什么，他们不敢上前去拖她，都知道她是徐总的老婆。只有昏鸦一个人勇敢地冲上去，企图将冯丽推开，却被冯丽几下把他给推翻了。那么高的一个人，在小个子冯丽面前像一棵没根的树一样，一推就倒。冯丽歪着脸鄙夷他说：“你这熊样还想替她出头？软得像根面条，你当王八都是白当的！”
湘西妹子李晓梅跑去叫我。我赶过去的时候冯丽已经走了，碎布片撒了一地，余小惠低着头蹲在那里。我以为她在哭，便拍拍她的肩。她抬头看我一眼，扭一扭嘴角，站起来就走了。她没哭，脸和眼睛都是干干的。我蹲下来捡起几块布片看着，我看出来这就是那幅画。我手上的布片分别是余小惠的一小块胸脯和一小块腿，还有一块是下巴和半片嘴唇。我又捡起几块看着。我巳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了。我想我妈她到底想干什么？她怎么能让这幅画落在冯丽手上呢？
我蹲在那里一块块地捡那些布片。其他的人也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