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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端里掉下来，向一个黑黑的、冰凉的地方沉坠。我感到非常绝望，我几乎是哭着对那一团黑色说，包子，你不能吞我的钱哪！你这是要我的命哪！我听见他笑了起来，嗬嗬的，他说你还打听到了我的小名？这就能说明你是徐阳？
我非常奇怪自己当时怎么没有跟他拼命？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活得下去吗？可我为什么不跟洪广义拼命呢？我还留着这条烂命干什么？我真应该用这条烂命拼了他！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我莫非连一只兔子都不如吗？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从他那儿走出来的，我很恍惚，我反复地呆呆地的问自己，你怎么办呢？你一分钱都没有了，你什么都没剩下，你只剩下一条烂命，你说你怎么办呢？
就这样，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没有一点准备，哪怕在看守所里对着墙壁熬时光的时候，也从未想过自己会落到这个地步。我忽然想到了洪广义的姘头－－那个长头发的娟子，那个喜欢时髦的、又高又瘦的、把“存在”挂在嘴巴上的女人，她懂哲学（多少总是懂一点的吧），那么她知不知道－－尽管我有不少毛病，可我不是一个不努力的人吧？生活对我怎么总是这样的呢？它不管你的意志，它只有自己的意志，而且不可理喻，总是猝不及防的就让你狠狠地摔一个跟头，让你糊里糊涂地掉到烂泥坑里，咕突一声，你就陷下去了，连挣扎的气力都没有。到处都是偶然或陷阱，既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可以让你抓住的东西，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你只能碰到什么是什么，碰对了是你的运气，没碰对你就自认倒霉，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叫什么生活？又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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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三十三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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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世界都是繁杂喧闹的声音，像沙砾一样塞满了我的耳朵。我脚下浮浮的，像踩着棉花似地晃到了广场，坐在纪念牌下愣愣地发呆。鸽子在空地上起起落落，它们的翅膀有力地啪响着。一些以前我没有见过的高大楼房像新笋一样耸立在广场四周，玻璃墙面很霸道地反射着大片大片刺眼的灰光。楼下的街道因此显得深邃和狭窄起来。我呆呆地看着那些变得陌生了的街道，心里一片空茫。广场四周有很多这样的街道，虽然狭窄，却四通八达，伸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但这有什么用呢？没有一条街道是我的，我在这座城市里长大，生活了三十多年，到头来却无处可去。
晚上我溜进了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把自己窝在一只硬梆梆的椅子上。我又冷又饿。我的肚子叽叽咕咕地叫个不停，肠子都绞到一起去了，我就不断地对自己说，什么都别想了，睡吧，睡吧睡吧，睡着了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里却又被人弄醒了。我茫然地盯着那个人，他的嘴巴在说什么，我没听见，他又推我一把，向我伸出一只手，说：“票。”这回我听清了，我还看见他胳膊上带着红袖标。我装着掏口袋。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掏完最后一个口袋，冷冷地说：“你还掏口袋？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什么人。这是睡觉的地方吗？出去！”
我就缩着脖子颠出来了，一出来我就打了个冷战。夜寒像细麻绳一样把我紧紧地箍住了。大约是下半夜了，车站外面很冷清，灯光像浮在空中的玻璃丝一样。车站广场上没有几个人走动。路边那些巷子口上都昏暗着。昨晚上我经过这里时，那些小巷子里都是人挤人的，充满了酒肉饭菜的香气，现在也全冷寂下来了，只有一两盏灯还孤寂地亮在那里，有人坐在灯下守着摊子打瞌睡。天空一片漆黑，看起来离天亮还有一会儿。我在巷口上的一处楼檐下蜷起来，让膝盖抵住前胸，这样我的肚子就好受一些，我的牙齿也不咯咯地打战了。睡是睡不着了，只好睁着眼睛等天亮。可是天亮以后我又怎么办呢？我到哪儿去找一口吃的呢？我会饿死吗？我居然就要成为一个饿死鬼了。明天——我看了看天，天上竟还隐隐地有几颗星星——我还捱得到明天吗？说不定就在明天早晨，或是中午，我大约就直挺挺地躺在什么地方了。
我不禁泪水涟涟。
我看着天亮起来。小巷子在天亮之前就热闹起来了。人们一个个从黑暗中凸现出来，然后就有了各种声音，有卖的有买的，锅碗瓢盆都在响着。就在我旁边几步远的地方，有一个老头老在看着我。他隔一会儿就看我几眼。他来得很早，吱吱哑哑地蹬着一辆三轮车，一个守摊的跟他打了个招呼，说老梆子又睡不着吗？他嘿嘿地笑着，说快入土啦，觉越来越少啦。他把三轮车停在我旁边，吭哧吭哧地把家伙搬下来，又撑起了一把红色遮阳伞，然后坐在伞下面。
阳光是从车站那边照过来的，一个墙角挡住了我。我一直想挪过去，让阳光照一照，驱散身上的寒气。可是夜晚的寒气已经把我泡软了，我连挪一下的气力都没有了。我只能看着橙黄橙黄的阳光，想象它的温暖。我已经不知道饿了，那种剜心剜肺的滋味没有了。小巷子里的香气跟昨晚一样浓稠，可是我让它们从鼻子底下飘走，懒得去闻它们了。我耷拉着眼皮，什么也不看，但我发现我的眼皮越来越薄，一开始只是觉得人们把阳光搅乱了，阳光像蚱蚂似地跳到了我的眼皮上，后来便透过眼皮看见了那些在阳光中划动的胳膊和腿，还看见了那个老头和那把红伞。
我透过眼皮看见这些的时候，嘴角上开始淌着稀稀拉拉的涎水。
“喂，喂喂。”
老头已经看了我很久了，他终于忍不住叫我，“喂，我在叫你，你怎么不吭声？”他从红伞里走出来，走到我面前，弯着身子对我说，“你要不要吃一碗凉粉？喂喂喂，跟你说话呢，你想不想吃一碗凉粉？”
我一下就睁开了眼睛，急促地喘息起来。老头的脸离我很近，我喘出来的气息喷到他脸上去了（浊黄浊黄的，我自己都闻到了一股酸臭味），他皱了一下鼻子，脸往后退了退。我朝他点头。我的涎水挂在嘴角上——我真要感激这个老头，如果不是他的一碗凉粉，我肯定饿死了。他用一只蓝边碗给我盛凉粉，拌了酱油、醋和青椒，还滴了几滴小麻油。我看着他端着凉粉走过来。我喘得更加厉害，浑身都抖起来。我抖得几乎接不住这只碗。我的牙齿在碗沿上碰得咯咯乱响。我没有用牙齿，也没有用舌头。我的舌头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凉粉直接从我的嘴里掉到肚子里去了。我听到它们掉下去的咕咚声。我的喉咙也不见了，凉粉没有经过喉咙，它的途径就是嘴和肚子。
“我没见人饿成这样。”老头说：“我知道你还想吃，但我是小本生意，不能再给你吃了。你已经有一碗凉粉垫肚了，脸色已经好多了，就别坐在这儿了。你这样坐在这儿耽误我的生意，你知道你耽误了我多少生意吗？要是平常的话，到这时候我已经卖了几十碗了，可是今天你看我才卖了几碗？”
老头在等着我站起来。他说：“你能站起来吗？站起来走吧。”
我觉得我的力气正在滋滋地长起来。我抹了一把汗，把双腿收拢，用一只手扶着身后的墙壁，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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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三十三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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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住啊，要做生意啊。现在的人都挑剔得很，他们见旁边坐着一个你这样的人，就不来吃凉粉，你千万别怪我啊。以后实在过不去了，就到我这儿来吃一碗凉粉，没关系的啊。”
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到这儿来吃老头的凉粉。我知道这样不好，老头不欠我的，他也已经有些厌烦了，看见我就摇头晃脑，叹着气说：“我怕是头世欠了你的债吧？”不过老头说归说，照样给我盛凉粉，也照样放上醋和酱油，只是把小麻油省了。他说：“反正你也不吃口味，马虎一点吧。”他从来不让我靠近他的摊子，更不让我坐他的桌子，总是让我远远地站着，他把凉粉端过来，“就在这儿吃吧，吃完了我来拿碗。”
但是有一天我没见着这个老头。从这一天起，我就再也没见过这个老头了。我连一碗凉粉也吃不到了。
我问我在这条巷子里碰到的每一个人，“知道那个卖凉粉的老头在哪儿吗？”我问了那么多人，可是没有一个人理我，似乎都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卖凉粉的老头。后来我还到火车站附近的其它几条小巷子里去过，都是晚上去的，但都没见到那个老头。那些小巷子里都有野鸡，她们袒露着半个或大半个乳房，在昏暗而嘈杂的小巷子里招摇，跟刚刚下火车的外地人搭讪，不过她们从来没有招过我，她们只要用眼角一扫，就知道这是一个乞丐。她们绝不会做一个乞丐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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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三十四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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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的右派父亲徐文瑞在有了点名气以后，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死是容易的，活下去却要极大的勇气。他的意思是他当了右派之后本来是要一死了之的，但他认为那样做是懦夫，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鼓起勇气活了下来。如今在我看来，这话多少有点骗人的味道，死不像他说的那么容易，我想到死的时候浑身会像过电一样狠狠地打一个激灵，脊背上冷嗖嗖的。按理说我是个最应该死的人，留在世上丢人现眼，死了还能顾全一点体面，不死还等什么？
可是我没有死。我没经过什么激烈的思想斗争，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根本不会有什么思想斗争。真想死的人是拖不住的，你一天到晚守着他他也能死掉，如果你不想死，还有什么思想斗争呢？谁会拼命地说服自己一定要把自己弄死呢？当然，我同意我父亲的另外半句话，活下去确实需要勇气。我要活下去就要乞讨。我们都见过乞丐，可是有谁知道当一个乞丐需要多大的勇气吗？尤其是第一次，那时候你才会真正地想到死，你会骂自己——你为什么不去死呢？
骂完自己之后，你就是一个乞丐了。万事开头难，我总算过了这一关。我已经真正想过死了，就等于死过一回，一个死过一回的人还有什么需要顾忌的呢？我把我的手伸出去了，手上拿着一只破搪瓷把缸，守在过街地道的出口处向人乞讨。
我的乞讨方式是经过学习得来的。在一些过街天桥上和过街地道里，我们都能见到乞丐，他们都脏得要死，都有一只袋子和一只碗。袋子一般放在身后，不是破帆布袋就是蛇皮袋；碗是瓷碗或搪瓷把缸，但必须是破的，瓷碗要缺一个角，搪瓷把缸则要掉几块瓷。我还没有袋子，只有一只搪瓷把缸，我在一个街角里捡到了它。我把它捡起来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当乞丐，而是想拿着它向那些摆小吃摊的人讨一点汤水喝。可是当我端着这只把缸去讨汤水的时候，那些油腻腻的小摊贩却挥舞着锅铲或勺子叫我滚。滚！他们说，哪有这样的叫花子，一点眼色都没有，叫人怎么做生意？要讨你坐到路头上去呀，没见人家是怎么讨的吗？一行有一行规矩，连这个都不懂，说你两句还脸红，当什么叫花子？
小摊贩们骂得我无地自容。也正是他们给我指了一条明路，或者说点破了一层窗户纸，于是我明白自己已经是一个乞丐了。你只要伸手向人讨，你就是乞丐。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成了一个乞丐。当时我很茫然，我不知道我怎么走上了那坐过街天桥，我端着破搪瓷把缸在桥上走来走去。我就是在那儿想到死的。我先想到昏鸦和余小惠，他们在这座天桥上唱过歌。我看过他们在天桥上唱歌。我回忆着他们的歌声，靠近桥栏站着，低头看着在桥下奔跑着的汽车，想象自己从这儿跳下去的情景：一辆汽车把我撞得支离破碎，或者直接在马路上摔成一张肉饼。想到这些我的肛门紧缩起来，从那儿泛起的一种疼痛漫遍全身。你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疼痛，它一下子就疼到心里去了，像一把钎子似地一点一点地插进去，越插越深。我就像要把自己从那根钎子上拔下来一样，飞快地离开了这座差点要了我命的过街天桥。
有好几天我都在寻找一件工具，或者说凶器。我觉得我只能这样了。我对洪广义已无话可说了。我只能找一件凶具来对付他。二百多万哪，他赖谁的钱也不能赖我的钱哪，他这不是逼我走死路吗？我跟他之间还剩下了什么呢？还有恩义吗？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仇恨了。仇恨是一棵树，而且绝对是一棵长得很快的树，从发芽到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只是眨眨眼的工夫。我的仇恨之树早已是一棵参天大树，可它还在长大，它轰轰隆隆地直往上窜。我想我说不定哪天就会死在街头，就像从前所说的“倒毙”。我为什么不在“倒毙”之前向他讨一个公道呢？我向我心里的那棵树发誓，我一定要讨回这个公道，我要叫他先我而“倒毙”。
我的眼睛总是盯着垃圾桶，希望有人往那儿扔一把生了锈的菜刀或斧子之类的东西。但南城人很吝啬，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卖给了收破烂的，那值几分钱哪，为什么不扔在垃圾桶里呢？我记起了流浪歌手昏鸦的话，－－南城人一天到晚抓碎谷子碎糠头，现在我同意他的评价。我觉得南城人在这方面确实令人失望。
最后我好不容易看见了一把螺丝刀。我把手伸向这把螺丝刀时，一个老头把我推开了，抢先把螺丝刀抓住了。
老头比我还脏，他已经在这个垃圾桶里翻了很久了。我扑过去想把螺丝刀抢过来，但老头很有力气，死也不肯撒手。我们为一把螺丝刀扭缠在一起。我们就像垃圾桶旁边的另一堆垃圾。我们都没劲了，坐在那儿呼哧呼哧地喘气，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我说：“老伯，把那东西给我吧。”
“给个屌。”
“老伯，真的，给我吧，我要用它。我求你啦。”
我看出老头已经在犹豫了。我又说：“老伯，你不知道，我被人害了，我要用这把螺丝刀去报仇。”老头说：“怎么害了？”我想想说：“那个人不还我的钱，如果他还我的钱，我还会是这个样子吗？可他不但不还，还说我欠他的钱，他把我逼成了一个叫花子，现在我没脸见人哪，我不杀了他实在是不甘心哪。”我又把头发撩开，让他看我的脸，接着又让他看我的手和腿，“你看我为他卖命，把脸都烧成这样了，还有我的腿，我腿也瘸了手也残了。”老头似乎信了，眨了一会儿眼睛，说：“你想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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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三十四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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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又问他：“你说我该不该杀他？”
老头咂一下松松垮垮的嘴唇，说：“男人活在这个世上，一为钱二为色，在这两件事情上，杀人的也多，丢命的也多。”
我说：“你没说该杀不该杀。”
老头说：“杀不杀是你的事。”他站起来，又看了我一会儿，又看看螺丝刀，把螺丝刀丢到我面前。螺丝刀跳了几跳。他说：“拿去吧，看看，它能杀人吗？”
我看看螺丝刀，说：“我会磨，我会把它磨得飞快。”
这把螺丝刀看起来确实不是一件理想的杀人工具，它已经很旧了，锈成了黑色，刀杆略略弯曲，刀头又钝又厚，还有点翻卷。但我只能找到它。话又说回来，只要你有杀心，什么东西不可以杀人呢？万物皆可为利器，何况我还有一把螺丝刀。它钝一点怕什么？我难道不可以磨它吗？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我要把它磨得像针一样锋利，让它像针一样刺入洪广义的心脏。轻而易举地，锐利无比地，刺入，噗哧一声，穿透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我把螺丝刀别在腰眼上。
我别着螺丝刀坐在一个地下通道里。这个地下通道也是昏鸦唱过歌的地方，他曾经裹着一件棉大衣在通道里面唱。我不在通道里面，而是坐在通道口子上。口子上敞亮。在我之前，这个口子上已经坐了一个人，这个小个子男人只有一条腿，也是胡子拉茬的，没胡子的地方全是乌油黑亮的垢泥。他把另一条空荡荡的裤腿卷上去，让半截断腿亮出来。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断腿就显眼地放在另一条腿上，断茬的疤痕往上斜着，令人触目惊心。有人来了，他便把一只破瓷碗举起来，在人家面前晃来晃去。他的断腿也会晃动。他一边晃动破瓷碗和断腿，一边用白白的眼角瞟我，就像卖凉粉的老头那样，瞟了一眼又一眼。
我从头发缝里朝他看了一会儿，觉得他像一个人。他像谁呢？我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起来那个人是谁。
“兄弟，你没长眼睛吗？”他对我说，“有这样做生意的吗？两个人挤在一起，人家给谁不给谁呢？这生意还怎么做？”
他怪我占了他的地盘。但我坐在那儿没动。我饿得动不了。我是靠在墙壁溜下来的，就像一滩稀泥。他见我不动，就从地上捡东西来扔我，先扔过来一只瘪瘪的硬壳烟盒，又扔过来几颗烟蒂和一只泡沫饭盒。饭盒上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