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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师先是秘密来访，然后被我们一家所接受，是他帮助我为日后在苏黎士的进一步学习做好了准备。甚至在他最严厉的时候，他也表现出了大度。他跟我那总是满足我各种各样欲望的教父很相像。就好像他既是我的主人又是我的仆人，他引导我、引诱我走向我内心深处最深沉的情感。对于我来说，到现在为止，他依然是我童年时代上帝形象的一个副本、一个亡魂。当我确切发现我不能把我的爱付诸任何一个现实中的男人时，我开始明白了上帝在我心中的地位。
当然，有许多因素我可以拿来作为借口，其中之一是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方面。坦率地说，同样要紧的是在迷惑和清醒之间的情绪差距。另外的事实是，他已经结婚了，而且是两个跟我一般年纪的孩子的父亲。（我并不在乎这一点，因为上帝跟人类全体都关系密切，不会因为年龄问题而妨碍他跟任何人的亲近。）我的性情还跟小孩子似的——那是我身体发育迟缓的结果，在北方气候条件下的人们发育都比较迟缓——这迫使他在跟我父母谈了跟我结婚的事后居然还对我隐瞒。当决定终身大事的时刻意外地到来时，我感觉自己由天上掉到了地下，我拒绝了。我一心想逃到陌生的地方去。有些东西有其自身的需要，它们不仅没有满足我的愿望，而且还威胁到我的愿望的实现。那站在我面前的确实是另一个人：由于他戴着神圣的面纱，所以我还不曾认清他的真实面目。我把他神化了，我想我做得对，因为到那时为止，我一直需要他对我施加影响，使我能尽量发挥自己的潜能。这种双重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它导致了一个古怪的事实，即尽管我们俩都爱着对方，尽管他常常用昵称叫我，但我从未曾使用熟人之间的称呼法去称呼他。在我整个一生中，对于我来说，礼貌称呼的使用是关系亲密的表示，而昵称反而表示不那么亲密。
我的男友是荷兰使馆的工作人员。自从彼得大帝开始，在俄罗斯，有非常强大的荷兰殖民势力。使馆工作人员需要承担各种官方职责，尤其要参加水手们的宣誓就职仪式，小教堂里的布道用的是德语和荷兰语两种语言。由于我的男友花了很多时间来帮助我，所以我时不时地给他写点布道词，这真的不是什么重任。当然，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就一定会去教堂，因为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想看看观众是如何被他的演说（他本人是第一流的演说家）完全迷惑住的。后来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因为写作的热忱把我带走了，我从歌德的《浮士德》中、而不是《圣经》中选取了我的座右铭，那就是：“感觉就是一切！名称只是余音和残烟。”他跟我的关系使他受到了大使的申斥，这使他深感恼火，他又转过来对我大发雷霆。
由于宗教与政治的彻底分离使荷兰得到了好处，所以我的男友有一些特殊的权利，他可以用这些权利来帮助我。由于我离开了教会，在我去苏黎士旅行之前，②俄罗斯的权力部门拒绝给我发放护照。他说，他可以通过一个朋友的关系给我办一个确认身份的证书，那个朋友是荷兰一个小村子的小教堂里的牧师。我为他这一奇怪的安排深深打动了，因为这个安排是严格按照我的愿望来执行的。那是在美丽的五月，一个普通的星期日，我们得分别了——我害怕分别，就像害怕死亡似的。幸运的是，我母亲跟我在一起，她根本不懂荷兰人的渎神的布道词，也不懂布道结束后那些表示确认的用语——这些用语几乎像是结婚誓言：“别害怕，因为我选择了你，我要用你的昵称来叫你，你是我的。”事实上，他给我取了个名字，因为他发现俄语中的“里奥拉”（或者“里奥里雅”）很难发音。
我年轻时的恋爱故事有一个惊人的转折点。那时候我对自己只是一知半解，十年后我把它写成了小说《露忒》。③但是，那个故事有点暧昧不清，因为它缺乏必要的叙事前提：即对虔诚背景的认识。我的上帝之爱和世俗之爱是一致的，而那种一致性是潜在的。那个我所崇敬的爱人真的突然之间像上帝似的消失了，没有给我留下一丝遗迹。但是这样的对比是不能成立的；这其中的深意使《露忒》的基本情节染上了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而不是一个年轻女孩成长发育过程中那些反常的被压抑的情感。不过，正是由于我的不成熟，这场不完满的爱情经历留下了无法比拟的、独一无二的魅力。因此，这段恋情的突然结束使我感到的是自由和快乐，这跟我小时候在上帝消失时所感到的悲伤和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两次失落在形式和方式上是非常相似的。我跟我的第一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持续了一段时间，他是完全真实的，他的意愿和智慧曾经帮助我找到了自由，即内在的自由，通过这种内在的自由，我最终学会了使生活完美的诀窍。
如果说这些事件在发生的过程中就已经显示出了不合常规的痕迹，而这些痕迹早在我的有点不正常的童年时代就种下了根，那么可以说，在我的成长发育期它们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我的身体的发育跟不上精神和头脑的发展。我的身体不得不对性欲冲动做出屈从的反应，而我的精神却不能接受或平衡冲动。为此，我甚至发病了（吐血），不得不离开苏黎士，前往南方。④后来，我觉得那跟某些动物的行为相类似，比如一条狗一直留在主人的坟墓旁，直到它感到了饥饿。尽管它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胃口。拥有一颗忠实的心灵可能会导致身体方面的不良后果，我们在清楚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是不会为它感到难过的。
我不仅在身心分离时感到莫名的高兴，而且还把自己在身体方面的压抑看成某种异样的东西，它跟我的不断上升的快乐是没有关系的。是的，几乎每个人都有某种程度的自负。我在爱情诗中表达过这种自负。在那首题为《临终请求》⑤的诗中，我还赞颂过疾病：
当我最终躺在棺材里
——一颗火星慢慢消隐，
我的爱人再次抚摸我的头发，
然后我将隐入阴影。
我的尘世之躯
将必然归于尘土。
请在我的唇上撒下最后一吻，
你是惟一爱过我的人。
别想着我真的安息
在木头棺材里，
因为我把全部的生命都给了你——
我将永远属于你。
这首诗把尘世之爱象征为（确切地说是预示为）深入得多的全面结合，它也显示了我的爱在本质上是超越惯例的。尽管我必须声明：只有在跟中产阶级的婚姻及其有关的一切进行比较时，我的爱才是超越惯例的。对于中产阶级的婚姻来说，我仍然太不成熟、太不循规蹈矩，那是我童年时期体验上帝的结果。因为在那样的背景下，我的爱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指向庸常，而是指向某种几乎具有宗教意义的象征性意象。
第2章 欲望使青春再生体验爱情（2）
有些事情的进展虽然不会遵循普通的规程，但它们依然会以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某些普通的特征。因为在恋爱中，你的伴侣，虽然未必考虑我们在这儿所讨论的那些神圣因素，但他的形象依然会被某种几乎是神秘的东西所夸大。因此，他或她变成了一切美妙事物的象征。完美的爱情预示着我们会把自己完全地交给对方——从纯洁的、无法抵御的狂喜到激情的频繁交流。不过，我们也期望在这“失去自我”的阶段之后，渐渐地会出现“意识到自我”的阶段；这不仅是为了要处理人生的其他需要，而且是要弄清楚我们为对方所承担的职责和责任。尽管激情可能会在理智的冷光下受到批评或赞许，但这并不是说那些已经陷入激情的人不再对别人怀有感激之情。他们对激情是有疑问的，而且他们体验过那种感激之情，因为我们对那种体验的衡量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它允许我们去打破那些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最必须、最不证自明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先于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的。在我们内心深处，它掌控着既使我们相信又使我们爱的人依然保持着高贵的形象；纵然他后来变成了我们的仇敌，我们也依然那么认为。
因此，哪怕是在相当一般的爱情已然耗尽的情况下，双方都应该超然于婚姻之外——尽管忠贞和背叛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也使我们很难超越。最明显的突破可能伴随着对别人的最现实的需要，把诗人推向诗歌的是现实。诗歌自身不会对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有更进一步的需要。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诗性的成分要多于理性的成分；在最深的意义上，我们在创作诗歌时的身份比我们现实的身份更有价值。
我们相互间的爱情是一件救生衣，它有助于彼此双方去学习游泳。不过，我们总是以为对方是大海，他能同时承担两个人。因此，对方会在我们的眼中变得无比珍贵，就像是一个最终的家园；但这会引起误导和混乱。我们的感觉会变得敏锐起来，从而感到在整个宇宙之中相互之间是离散的、不同的。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得相互帮助，这样我们才能承受这种状态，而且才能相互支持。我们必须通过在身体上达到完满来证明我们的基本性格。不过，由于此间的证据无可辩驳；所以我们对这一基本性格的认识是积极的、实质性的，它依然是我们的纯粹的需要；因为它不可能克服个人之间的那种极端的分离状态。
因此，两颗在精神上相互爱慕的灵魂可能会成为那种古怪的错觉的牺牲品，他们误以为自己在漂流，摆脱了身体的牵制，在他们自己所处的世界上面的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融为一体。不过，也正是出于这同一个原因，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跟这种精神上的表现相反，我们的身体可能会通过攫取某样东西而达到完全的满足。一旦满足，身体对这样东西就不会再有兴趣。那就是为何我们要倾向于在爱欲和性欲之间做出区别的原因，前者吸引我们，而后者诱惑我们。我们还要区分性和爱，前者是相当普通的，后者会使我们感到深深的震动，而且我们会把爱看成某种几乎是神秘的体验。在每一种情形中，这都取决于它是否能在我们纯洁的身体中找到表达的方式。那些平庸的东西一直是隐匿的，而我们会在诸如呼吸顺畅等基本的快乐中找到满足感——或者取决于我们这些小人物是否会去赞美那种神秘性，这种神秘性存在于我们和万物的原始的关系之中。
如果说性欲是一件完美的礼物，其间没有任何内心的矛盾，那么上帝只把这样的一件礼物送给了动物。人会在爱与不爱之间感到紧张，而动物只会感知到那种性欲发作的生理规律。动物性欲的表达是热烈、自由、自然而然的。只有我们人类才会有不贞的观念。
在所有个人决定之外，只有两个来自动物世界的本能因素会进入人类世界：生产与母性。（一般而言，关于爱情，我们所能说的很少，除非它打破了我们对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的看法；这一事实是我们无能的结果，即我们没有能力理解任何东西——除非把它放在理性或感性的欲望之中——不过，理性和感性是完全封闭的概念的容器，我们可以用它从经验之井里汲取大量的水。）因此，我们允许自己去成为母亲。女人的身体固然有种种问题，但也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健康因子，这种因子加固了生命的延续——在她的内心，她渴望男人，渴望把那个男人重新变成男孩；甚至于在这种冲动本身还没有变成有意识的愿望的时候，她也会负起延续生命的责任。如果一个女人不能体验做母亲的滋味，那她就得不到人生最有价值的部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记得，在我晚年的时候，有一回，我跟一个人长时间地就类似的问题展开辩论，当我坦承：“你知道吗，我一直不敢把一个孩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听了我这话，感到震惊不已。我确信，我这种态度不是青春期的产物，而是来自一个更早的人生时期，在那个时期，我甚至没有理性地考虑过这些问题。我对上帝的了解比对鹳的了解更多。孩子们都来自上帝，他们一旦死了，就重新回到上帝身边——除了通过上帝，他们的人生还有别的可能吗？现在，我真的不想再说，上帝的消失固然非常严重，但不会削弱、更不会扼杀我内心对母性的看法。不，我的意思不是指任何有关于我个人的特殊情况。不过，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出生”的完整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孩子是来自虚无还是来自全部。除了他们自己个人的希望和欲望，大多数人会在常人所抱的期望的帮助下，克服犹豫不决的心态。如果人们沉迷于乐观主义的观念中，即认为孩子们最终都将实现他们的希望和梦想，这些希望和梦想是我们自己所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那么没有人会表示反对。但是，这不是日常道德上的考虑，因为道德上的考虑会使创造新生活的问题变得非常深重；这是我们的处境本身，它会把我们从个人王国转移到创作状态之中。在创作状态中，我们个人的决定会被接受并得到提高，在我们人生的这一最具有创造性的时刻。如果我们所有的行为都真地不可避免地屈从于类似的转变，而且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我们要在那口述给我们听的文本上签署自己的名字，那么在我们所说的创造行为中（所有领域中的），这两个王国很明显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不管父母亲对孩子的责任分得多么认真严肃，那种责任都会被即将到来的事物的力量所淹没——通过我们自己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两方面的隐秘本性，也通过某些遥远的事件；那种力量将摆脱所有其他的势力，于无形之中奔向我们。如果在所有真正的信徒之中，母亲需要最强烈的信仰，那么下面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上帝肯定会保持坚定的品格，在她所生养的孩子的头顶之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叫做玛丽亚的女人仅仅是约瑟夫的妻子，而其他什么都不是；也没有一个女人不需要承受那完美无缺的关于生活的概念，那个概念在终极意义上是个谜，而她只是被上帝选中的容器。
摆脱所有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仅仅是受到爱欲的激励，为了他们自己的快乐同时也为了传宗接代，两个人结合在了一起。两人之间另有一层更深的关系，那种关系相当罕见，而且不像那些我们立刻就能明白的事物那样容易描述。也许我们会通过把它跟我们在上面所讨论过的情况进行类比，从而斗胆去描述那种关系。让我们来想像一对夫妇，他们会看到他们那至高的爱情只是、也只可能是生育孩子的工具。让我们再来想像一下，这种欲望是如何被从生理层面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层面的。最切近个人的领域跟最遥远、最虚无的领域是连在一起的。那种使他们俩都面目一新的极乐并不指向他们自身，而是指向他们共同向往的一个目标；那个目标会把他们从存在的深处提升到他们自己的视野之中，或者说提升到他们自己的幻象之中。他们所重点考虑的不是他们周围的世界，而是他们站立其上的那块共同的土地——它使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观念。
这种描述不太确切，听起来像德尔菲神庙的神谕似的。如果不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事实，即那种关系会错误地而又不可避免地跟我们一般所说的“友谊”混在一起；那么很难说这是一种必须的描述——那种关系的基础不是身体上的结合，而是其他种类的共同兴趣，那些兴趣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知识性的、实践性的。它跟我正在描写的东西是有差异的，就像小山跟高峰的差异。夫妻俩决定领养孩子，而不是自己生育；那么不管那样做是多么正确有益，也不管那样做会使他们多么快乐，领养和亲生总是不同的。也许，只有在早年的青春时代，友谊才会让人们分享精神。在那些日子里，那些伟大的创造性天才会浮出水面，宣告他们的到来，而正在发育的身体关注的只是自身和自身的需要。只在极少数时候这些早年的情绪才会延续下来，直到完全的成熟。爱欲所创造的人际关系是最珍稀的也是最光荣的。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朋友”的意思几乎是史无前例地解决了人生最大的矛盾。两人都在那个神圣的领域之中，分享着对方的孤独，目的是要使那种孤独感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