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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哥哥们很早就结婚了，当我还在舞蹈班上课时，他们就选定了人生伴侣。他们都是可爱的丈夫和父亲，都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他们和他们妻子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父亲和母亲的关系——比如，每回她进屋时，他都要站起来，我们也会不假思索地跟着站起来。不过，由于他脾气暴躁，有时也会发作。我们这些子女都继承了他的脾气。同时，在他的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显示出了真正的无辜和开朗，对此，我们常常当笑话来讲。我们称母亲为默西卡。她警告父亲要警觉点，因为据说有人正在诽谤他。她同时也会指出另外一个人如何如何喜欢他。不幸的是，父亲很快就会把那两个人搞混，张冠李戴。在他年轻的时候，在辉煌的旧京彼得堡，在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下，他享受过人生所有的快乐。他属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那一代人，作为一名军官，他还认识这两位诗人。不过，自从他娶了比他小19岁的母亲之后，由于受到一名叫爱肯的来自巴尔干的牧师的影响，他们俩都真正皈依了宗教。那位牧师给彼得堡的福音教派带来了一种热忱而虔诚的精神，那时的福音教派强调道德，枯燥乏味。改革后的福音教派——包括法国、德国和荷兰的信徒——跟路德教派一起，在非本地人，也就是非希腊正教教徒中间形成了一种一致的信仰——尽管在其他所有方面，我们都彻底俄罗斯化了。因此我跟教会关系的破裂导致了社会对我的责难，也给我母亲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另一方面，我敢肯定，如果我父亲不是在这事情发生之前就去世了的话，他会赞许我的行为——虽然他曾经因为我缺乏信仰而感到深深的烦恼，而且他自己也跟德国教会的改革派关系密切——因为正是通过他到皇帝那儿去代为求情，皇帝才恩准改革派教会的成立。父亲一般不发表宗教观点。只在他死后，我得到了他生前个人用的一本《圣经》，在许多段落下他都画了线。看到了这种情况以后，我才得以知道他真正的宗教信仰。我被他那种奉献精神深深感动了。
在我还是个小不点的时候，父亲和我之间常常会有一些小小的、秘密的爱的表示。我依稀记得，当母亲默西卡进屋时，我们会中断那类表示，因为她不喜欢这种外露的感情表达方式。有了五个儿子之后，父亲非常想要一个女儿，而母亲宁愿要半打男孩。在他死后，我通读了父亲很早以前写给母亲的信，那都是他在母亲带着孩子们在国外度假时写的。我发现一封信中有这样的附言：“替我吻一下我们的小姑娘。”他在另一处写道：“她是否一直想着她的老爸？”读到这样的话，记忆的暖流立即涌上了我的心头。我长大一点后，有一小段时间，我曾经为我们所谓的“成长的痛苦”所苦恼——我在走路上有点麻烦。作为对我的一种安慰，父亲给了我一双柔软的红皮鞋，上面装饰着金缨。在父亲的搀扶下走路，我感到幸福极了。病痛很快就消除了，但是我并没有马上表现出病愈的样子。所以我那温柔的父亲心事重重。不过，他的目标很坚定，他弄来了一根小白桦树枝条，让我拄着走路。我还能想起来，我们在清明的冬日里一起散步的情形。由于母亲不喜欢在散步时挽着父亲的胳膊，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我挽着他胳膊的方法。他的步子跨得很大、很稳，而我又是滑步，又是跳跃。在我们居住的地区，有许多乞丐；有一回，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偶然碰到了一个，我想递给他父亲给我的一个面值十戈比的银圆，以学习“施舍”钱的方法。尽管如此，父亲说，我不应该那么样施舍钱：那个乞丐有五个戈比就足够了，他会把另外五个戈比分给他的同伙。当然如果他独吞十个戈比的话，也并不就说明他品格低下。于是父亲严肃地用两枚五戈比的银圆换了我那枚十戈比的。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家庭生活（2）
我跟我父母的关系——现在看来——至少跟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儿女相比，往往缺乏热情，不管是在爱他们还是在反抗他们时都是如此。我对他们意见的同意和反对都有一定的限度，总是保留着一些自由的空间。在我上学时，这种“自由”情绪表达得更加过分。由于我们在家里习惯于只讲法语和德语，所以在我上了几节必修的俄语课之后，我抱怨说自己还是没有把俄语学好。父亲突然决定允许我只去旁听俄语课，他大笑着说：“对她来说教育不是必需的。”我不知道，他何以会欣赏我的偏见。
我想，我的哥哥们也享受到了这份来自父亲的自由，这使他们跟父母亲一直保持着一种温馨而信任的关系，甚至在他们的晚年都是如此。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父母在某种程度上允许我在那种温馨和信任的关系中，保持静默和自我。
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小事，可以用来证明这一点——很不幸我忘掉了当时的年龄，我只知道自己已经上学了，在俄罗斯小孩子上学的年龄至少是8岁。我们的德国狗吉姆卡得了狂犬病。那时候，不管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寒冷的冬季，在大街上，有许多野狗放纵地跑来跑去，狂犬病往往通过啃咬传染给家养的宠物狗。由于这事以前从来没有在我们家发生过，我们没能马上意识到。有一天，我正要去上学，我们家那可爱的狗突然咬了一下我的手腕，我并没有多想。当我放学回家时，吉姆卡已经杳无踪影：它疯掉了，有人来把它抓走了，被带到附近的一个研究所进行观察，就在当天晚上被打死了。不过，它在咬我的几乎同时还咬了在我们家管洗衣房的女仆。由于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她才去看医生，所以医生宣称，她已无药可治（那时人们都认为狂犬病是一种不治之症）。我也惊颤不已，可怕地想着：家人会觉得我随时可能发疯。每次我跟哥哥们打架时，他们都害怕我会咬他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偷偷感到害怕。我在了解其他事物的时候，了解到了恐水症的症状，从那以后，我会整夜为第二天早上我要用水刷牙而忧虑。幸亏我不知道这种症状也表现出对茶和牛奶的恐惧。不过，我了解到了另一个情况，即疯狗首先会攻击它们自己家的主人。于是我心惊胆战地相信，我要面对的最恐怖的事情是：“我会去咬爸爸。”我认为这意味着我最爱的是父亲——尽管我没有意识到这同时意味着我不那么爱母亲。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的意识所起的作用是多么渺小。我能回忆起我童年时期的一个情景。那是在夏天，母亲常常带着我乘着敞篷汽车去海边玩，那是非常开心的事。我能通过澡堂的一扇小窗，看见她在水池里戏水，我会冲着她喊：“默西卡，你能潜到水下去吗？”她会大笑着回喊道：“可是，亲爱的，如果我那么做，我会被淹死的！”听到这话，我会用标准的俄语，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喊道：“那又怎么样呢？”不过，在我心里，我没有分别对待过父母，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我们面前父亲一贯以最优雅的骑士风度对待母亲，我也总是像他那样崇敬母亲。可是，当我长大了点的时候，我对母亲的尊敬并不总是不需要证明的，这使我自己感到震惊。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扇门锁着，钥匙找不见了，哥哥们跑来求我帮忙，我不用任何器具就成功地把门打开了。当我以胜利的口吻向母亲讲述这事时，她问道：“你用什么东西把门打开的？”我答道：“用手指啊！”我注意到她的脸几乎变成了石头。她只说：“我从来不敢那样回答我的母亲——我不认为你会用脚去开门！”我盯着那不可知的天空，浑身像冰冻了似的，我没能向她解释我真正的想法。
尽管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除了他们个性都比较倔强，而且有共同的信仰），但父亲和母亲相当默契。他们一直都忠于对方，互相信任和理解。他们能保持这么好的关系，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自己没有真正思考过这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整个一生都意识到，跟自己的偏见进行斗争是极为重要的——这种重要性并不表现在道德上，而是表现在避免陷入自己的观点之中。（他们俩一点都不自负，而且从不谄媚别人。）鉴于我母亲的性格，那意味着她在妻子和母亲的双重角色中充分表现出独立、积极的性格。她的价值是由上帝赋予的。母亲总能表现出冷静和自控，这一点也为别人所认可。在其他事情上，她的血脉中可能也流淌着反抗的血液。外祖母死时，母亲还相当年轻，她担负起了管理一个大家族的责任，因为家里人不想受到她继父的妹妹的控制。有一年夏天，我跟母亲旅行去瑞士，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看见她站在大厅里，就在我屋子的门前，着迷地向外张望着，因为院子里有两个男人正在持刀打斗。母亲不仅外表显得相当勇敢，而且我觉得这事如果让她来出谋划策的话，她可能也会宁愿选择用打斗而不是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1905年的革命期间，她已经80多岁了，但那惟一限制她不能参与其间的困难是：她不能冲出去，冲到拥挤的人民被射杀的大街上去；而家中那两个忠实的年轻女仆则宁愿缩在屋子里，吓得手心里直冒汗。
母亲比父亲多活了将近40年，上帝仁慈地让她活着见证十月革命。可是，在革命和内战期间，大哥和二哥两家都经受了许多年的痛苦、凄惨和艰辛。我们在德国几乎连他们的信都收不到，相隔很长时间才会有一封。二哥最后得以从克里米亚返回老家时发现：不仅他的工作、公寓等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了，而且他还得依靠以前的一个慷慨的仆人。那个仆人得到了首都郊外的一小片地方，连同一栋小房子以及房子里的东西，二哥以前常常在那儿避暑。那个仆人允许二哥一家住在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每天中午让他们喝点白菜汤，条件是二哥要帮着管理田间事务。在那段日子里，为了填饱肚子，二哥带着他的孙子去采摘蘑菇和草莓。他的老妻一直没有真正看见那农民的老婆穿用她的衣服。二哥会时不时地给我们寄来简短的信件，告诉我们有关这一切，使我们深受震动。不过，这还不是那段时间里最恐怖的事情，最令人恐怖的是革命本身，革命影响了人的本性。二哥似乎并没有保留他的政治观点——他曾经跟近卫军党（Cadet Party）有过松散的联系。不过，当他说，在傍晚时分，那仆人曾跟他一起坐在屋前的一张长凳上—— 一边休憩，一边看着这世上的革命巨变——就好像不是主人跟仆人换了个位置—— 一个由高到低，一个由低到高——而像是某个第三者说着他们俩的故事，而且那个第三者也正在体验那个革故鼎新的事件。也许，在那个农夫的天性中有某种俄罗斯人特有的东西导致了这种情况。我哥哥羡慕地写道：“这个没有文化的家伙是多么聪明友好啊！”我们只能说，他们俩一个很难放弃，而另一个很难一下子就信心倍增：那促使他们俩都改变的因素是在世界历史的转折关头——就好像他们被重新定了位，而那给他们定位的是形势的力量，所采取的方式则更为简化也更为抽象。
不过，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最感人的是家庭成员间的亲情，正是在社会土崩瓦解的时刻，亲情发展得最为完满。这不仅指苦难促使家庭成员拥抱在一起，就好像他们身处一个小岛，而岛的周围是重重浪涛；到了那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争论和分歧毫无疑问会以常规的方式将他们分开。亲人之间内部关系的重要性，那种支撑并安慰他们的幸福和温暖的感觉，才是真正的亲情。甚至由于整个国家的缘故，这种亲情消亡了；但那种超越纯粹物质的关于人生的古老诗歌还会开放，带着再生的、伟大的力量。而在另一方面，在那些已经获得自由的青年人中，毫无疑问有一股同样激动人心的力量——伴随着它的是一些新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会使你沉溺于自我之中，甚至做出野蛮的行为。
我们的老母亲还活着看到了自己儿子的死亡。大哥一直是她的顾问和支持者，他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死于心肌梗塞。可以说是母亲遭受的那些说不出来的痛苦的前兆。她孤独地生活着，好在身边有爱戴她的儿女和孙儿孙女，她过得还算快乐。在她人生的最后年月里，我们给她找了个伴，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她得到比较好的照料——那是我们家的一个亲戚，她当然挺喜欢的；不过，她更喜欢独来独往、自由自在，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尽管她喜欢儿孙绕膝，但她更喜欢独自生活。甚至她读书都很少听从别人的推荐，她最后满怀热情阅读的书籍之一，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在讲述她在80岁和90岁之间的那段生活时，我禁不住回想起了一个情景。有一次，我去看望她，她表现出伟大而信心满怀的斗志：作为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她感到，自己有责任在生命终结之前，一劳永逸地把魔鬼赶走。我怀着真正的忧虑，问她是否从来没有冒过失去上帝的危险，因为真正决定这些事情的就是上帝。她努力地使我安下心来，耐心地解释说：“你不懂，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不了上帝。这些年来我已经就此跟他商略过——他当然一直会存在，不过，他会把魔鬼驱逐的。”她不否认，她在晚年之所以会有这一思想上的激烈转变，其根源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她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一个个渐渐地成了魔鬼的猎物——我的哥哥们都不信教，尽管他们保持着骑士的传统风度，为了他们信教的妻子和我们的母亲，继续参与一些教会的仪式。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她从来不做任何可能会导致内心精神冲突的事。我们每每可以看到：她宁愿跟随自己一时的冲动，宁愿在事后仔细回想，然后再随着环境调整自己的言行。关于她内心状态的平静，我常常会回忆起另一个情景：那是在她吃早饭的时候，她坐在那儿，湛蓝的眼睛闪闪放光。我们变得恼怒起来，因为我们以为她是在嘲笑我们。实际上，她是在为头天晚上她做过的一个美妙的梦而发笑。最后我们把这编成了一个笑话。我们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默西卡度过了一个不太快乐的白天（因为我们从来不能说她的日子过得枯燥乏味），她就会在当天晚上用一个愉悦的梦来补偿。在她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在她的耳朵快要聋掉的时候，她照样能发现快乐——她跟那些耳朵同样不好使的朋友坐在一起，每个人都谈着自己的过去。她会会心地笑着说，他们中的每个人——包括她自己——都注意到，其他人其实并没有在听；不过，他们中似乎没有人真正注意到，其实他们自己对别人的反应也同样是缺乏礼貌的。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家庭生活（3）
除了读书，她最喜欢的消磨时间的方式是观察自然。夏天自始至终让她感到快乐。甚至在晚秋，她也会站在城市里的窗户前，跟大街上的一排排树木交谈，就好像它们都是些精灵。她也乐于观看那些照在树木上的光的变化不定的效果。她的公寓里放满了她自己养护的阔叶植物——她不喜欢身边有动物。可是，到了晚年，她想让自己摆脱所有这一切，就好像是为了加强她的孤独感似的。她对自己所拥有的每一件东西都照顾得很好，不过，每当她默默地把这一件或那一件交给我们时，她都显得挺高兴的。一段时间以后，好笑的是，我们必须回赠给她东西，以免她的公寓显得空空荡荡。有时，她似乎是只即将自由飞逝的鸟儿，为了那些留下来的小鸟，用羽毛装饰着巢窠。母亲把各种各样的东西留给了我们。我感到，她这些世俗意义上的举动显示出了她对生与死的某种基本看法：与其被死亡抢走，还不如活着送人。她感到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因为很快她就会再也不用害怕人生的匮乏了。
说到我母亲，我不能不想到：她曾为我做了那么多，尽管在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曾反对我到国外生活，尽管我对人生的态度跟她的很不一样。她没有把我生成一个男孩，对此我一直感到失望；因为我得努力做一个符合她理想的女儿——而结果恰恰相反。不过，甚至在她遭受最大病痛期间，在我怀着最大的痛苦冒犯世俗规范期间，默西卡默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