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弟的天敌，因为后者只能体会到这些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意义：原始村落共产主义形式被那些抽象的政治措施给毁掉了，因为那些措施不再照顾农民的利益和他们对上帝的服从，它们很明显是反对上帝以及对上帝的信仰的。因此，农民们聚集在教堂周围，代表上帝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说那是魔鬼主义。
一般人都说，布尔什维主义用来引诱俄罗斯无产者的几乎都是宗教性的东西，比方说，他们把关于基督的传说牵强附会到列宁身上，他们曲折而有效地利用了大众的虔诚心理。很明显，这是大规模社会试验的后果；这些试验利用了压倒一切的恐怖主义情绪，以狂热而大胆的承诺，从各个方面使俄罗斯发生了动摇。不管数年后它们被证明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些试验肯定都跟俄罗斯人的宗教狂热情绪有关。因为在物质主义的政治理论和技术机制的下面，是完全不同的彻底精神性的立场——这些试验跟一般性的文化现象不同，因为文化的成熟要慢得多，不过这些理论都是在文化中发展起来的。
有人可能会说，在俄罗斯人皈依基督教的时候，他们性格中的某些成分就已经露出端倪了（大约在公元900年前后）。俄罗斯人不像其他地方的人，他们皈依宗教不是被迫的，而是选择的结果。拜占庭的基督教比伊斯兰教和佛教似乎更接近俄罗斯人的精神。那种被俄罗斯人接受的宗教也不可避免地被“俄罗斯化了”。甚至拜占庭的一些原始宗教文件都在复制过程中渐渐地被俄罗斯化了，因而教会最终发现有必要对这些复制文件实施检查和修正。可是，那时的俄罗斯人感到这种宗教启蒙上的努力做过了头，会不适当地干扰某种已经深深植根于他们内心的东西。他们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宁愿脱离基督教，回到传统的拉斯考尔教派。下面这句话就来自那个教派：“如果你喜欢并害怕上帝，那么你就不该去教堂。”因此，那种从基督教中获取的东西跟某种俄罗斯人精神中根深蒂固的某种东西是两相符合的，现在那种东西依然存在。那些留在基督教中的人是真正值得尊敬的，这种敬意可能并不集中于某种更高的精神境界或宗教等级，但我们会向朝圣者、隐士和居士表达这种敬意。任何人可以追随他们的脚步。对这些人物的崇拜包括尊敬他们身上的某种品质，那种品质可能是大家都有的。我们不妨说，崇拜者本人可能暗暗地相信他自己也拥有那种品质。反之亦然，他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罪人或犯人身上找到他们自己。这一点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来：大众习惯于给那些要长途跋涉穿越整个国家前往西伯利亚服刑的囚犯递送东西，或者是一个鸡蛋，或者是一片面包，或者是一条闪闪发光的丝带。这些行为中包含着温柔的怜悯心理，同时也包含着另一种心理因素。有一回，一个农民指着这样的一群囚犯，对我说道：“这回可逮着他们了。”像他这样的人是不愿意把好的判断加在别人身上的，正是对传统的漠视导致了他的这一判断，而这种漠视跟对上帝的终极依赖有关，因为他觉得上帝已经如他所愿安排好了一切。这种孩子气的信任也表现在过去人们用来表示安慰的话语中。每当命运把痛苦加在这个受尽折磨的民族身上时，他们会相互安慰说：“所有人都忘了我们，但上帝没有。”
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这样一种宗教倾向是如何能够加强教会和宗派主义的。在这些教派中，各种各样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派别都可能起来。其中包括残酷的禁欲主义（要举行阉割仪式），⑨也有极端追求感官快乐的（包含在性神秘掩饰下的种种仪式之中）。常人的快乐和心灵的平和使托尔斯泰感动不已，也使他成了俄罗斯农民的信徒。
那种可以在人类的心胸中和平解决的矛盾是原始的没有分别的。不过，俄罗斯人的灵魂明显地跟二元论不合拍，因此，他的梦想和他的经验不是那么尖锐地分成相互隔开又前后相连的领域——天与地之间都没有这样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前者不太抽象，而后者不是那么充满罪恶感。那些并不出生在俄罗斯，但在那儿生活多年的人，尤其是那些跟俄罗斯有特别紧密的联系的人，他们喜欢在各种场合高谈阔论地解说俄罗斯人的这种性格。我们一家的情况也是如此：父亲尤其喜欢“普通人”一词，以至于当他说到他不得不申斥他们时，他的声音中常常带着尊敬的语调，甚至几乎是崇敬。至于我母亲这边，我必须说，作为一个来自新教国家的移民，母亲感到自己信仰的是希腊正教。我是如何感觉的呢？当我还非常年轻的时候，我那伟大的初恋使我产生了非俄罗斯化的想法，因为我的男朋友是个外国人（他常常谴责俄罗斯的条件使他的伟大才华一直处于休眠期，这使他苦恼万分），他把所有的兴趣和愿望都集中在俄罗斯之外的土地上。不过，每次我由瑞士或德国回家，到达俄罗斯边境时，都要换乘更加宽敞、更加笨重的火车，然后被列车员安排过夜，他会叫我“我的小鸽子”或“小母亲”。当粗糙的羊皮的气味或俄罗斯香烟的香味包围我时，当钟声响过三下，老式的开车信号亮起来时，我心中就会涌起回到了家乡的幸福感觉，这种感觉是无法忘怀的。这不是指回到一所熟悉的房子，也不是指对我所出生的国家的思念，也不是指那儿有我最初的童年记忆……甚至现在我都不能确切表达出这种感觉，我只知道，在我所有美妙的青春岁月里，它一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从不变更。那时我满脑子想的是俄罗斯之外的事情，深深地被那些非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所吸引。
1897年，当里尔克遇见我时，我已经开始渐渐地追求并研究俄罗斯的事物。我们曾两度结伴到俄罗斯旅行。这样的旅行唤醒了我们内心更多的到俄罗斯去的渴望。这对于我们俩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经历：俄罗斯旅行使里尔克的创作生涯产生了一次突破，因为还在他研究这个国家及其语言的时候，俄罗斯就给他提供适当的意象了；对于我来说，重回俄罗斯使我感到陶醉，全身被俄罗斯的气氛所包围。这片土地无限广袤地展开在我的周围，这里的人民在受苦，但是仍然听天由命地在耐心地期待。俄罗斯以一种强大的现实感包围着我，除了那些纯粹个人的经历，我从来不曾感受过那样强烈的印象。不过，这双重历险中的最非凡的事情是我们在恰当的时间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瑞内⑩发现了创作的灵感，我则通过生活于其中，感触到了我最深刻的需要和记忆。
但是，那使这一切都由可能变成现实的、满足了我们最深的需要的，是一个奇怪的事实：我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到处旅行——沿着河流，在白海和黑海之间，从乌拉尔山脉到欧洲边境，我们似乎总能碰见同一个人，就好像他来自最近的那个村庄，不管他长着一个标准的俄罗斯鼻子还是塔塔尔族人的鼻子。要分辨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族群是困难的，而这种变异中的同一并不来自那些困难，而是来自俄罗斯人脸上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和精神性，就好像我们大家都拥有的那种基本人性在那儿找到了雄辩的表达。那种经历对瑞内来说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效果，他不断地寻求人类境况中那道最深的喷泉，俄罗斯给他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意象，他最终用这些意象赞美了上帝。
第4章 流亡途中的乌托邦体验祖国俄罗斯（3）
对于我来说，直到后来，许多事情才变得意义明朗：里尔克是在我的鼓动之下进行这场旅行的，就好像他是为了治疗他内心的一道秘密伤痕似的。他的本性过分优雅、过分欧洲化，正是那种本性驱使他走向了东方。就好像他在东方、在亚洲文化中，感知到原始人的本性是有好有坏的，至今仍然决定着事物的方向。
在旅行中，我们经常询问自己：如果我们更加深入地在亚洲旅行，那么俄罗斯文化是否会以一种“更加纯粹”的形式凸显出来。不过，我们感到事实正好相反，我们经常碰见一些异样的、异乡的事物，但那些事物并没有更加开放地显示自己，而是自卫似的在我们面前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到达真正的东方，似乎都要有一段中国的长城升起在我们面前。了解东方的最好方式是利用科学知识和学术器具的帮助。东方被古老的文化包围着——有着各类美妙的作品，不过对于陌生人来说，它不会完全显露。它的古老传统中具有不可企及的、似乎是奇妙的智慧。每一个东方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都出生在那种传统里。但东方却对我们遮住了脸。从相互分隔的个人角度来看，东方似乎跟我们完全不同，如果东方容纳了我们的脸，那么它自己的脸就会毁掉。同时，东方比我们西方更加先进，在保存其基本统一性方面也高于我们，而且它能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把文化与自然、形式与实际结合起来。
不过，俄罗斯大地展现的是另一种情形——甚至在最深远的西伯利亚，它都是向着西方的。就好像它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停下来，就好像它必须继续向前延伸。综观整个历史，它受到过来自各个方向的侵略和影响。就好像那是它的命运——为了加固自己的广阔性，它甚至接受那些最最异质的因素，时刻准备着去融合那些相互对立的事物。其结果是，它自身那不可测量的深度、它内在的同一性都没有变成某种形式的防卫或某种已经完成的产品，而是变成了那个“长期游牧的民族”的步态。这步态是缓慢的、沉重的，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途：他们不断地从东部走向西部，又从西部走向东部。为了不至于丢失任何他们所背负的珍贵负担中的东西，他们学会了迅速地驻扎，随时随地可以开始跳舞——在那些哪怕是最忧伤的歌曲中，我们都可以听出演唱者的欢乐情绪，而那些歌曲听起来像是在预示西方世界的没落。
今天，这些游牧民族似乎已经被赶进了某种进步的快乐生活之中，他们被强行驱赶着，走向那些源自西方的人为的目标。这些目标在西方没有得到完满的实现，因为人们感到它们都是上个世纪的产物。由于带着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渴望，我们不得不向那些目标表示妥协，而这在俄罗斯导致了毁灭性的群众力量。这不是一个改变现存文化结构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了整个国家首先创造一种文化形式的问题。因此，不管是好是坏，通过某种突然获得的技术，应用亚洲人常用的思维方式，用强力创造一种新事物还是可能的。因而，我们看到，鲜血和激情流进了俄罗斯布尔什维主义那干巴巴、冷冰冰的理论之中，那些理论都是从欧洲传入的。不过，它们看起来已经不像是来自西方世界的东西了，而成了新的黎明的条件。俄罗斯把它请进来，那是不顾国家和没有理性的表现。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属于古老的俄罗斯，在那场生死攸关的冒险性革命之前的俄罗斯。在那场革命中，道德的典范受到了考验。因为我们只有从古老的俄罗斯的角度，才能了解俄罗斯的未来的情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误解。许多穿越俄罗斯的旅行家都误解了俄罗斯，以前俄罗斯人被认为是笨蛋，但现在他们惊奇地发现：俄罗斯人已经被变成了兴高采烈的机器，那只是因为有一条过于现代的皮鞭盘旋在他们的头顶，取代了那条沙皇时代的老式鞭子。
当我们站在伏尔加河岸边时，忍受着即将告别俄罗斯的痛苦，我们想出了一个安慰的办法，否则真难以离开。我们想，如果我们能再度回来，但愿能在不久的将来！但或许是在遥远的未来，或者即使我们自己不能来，我们的后代也会来。不管以后的世道是多么暴烈、多么混乱，我们满含着眼泪所看到的这一切都将一直存在。我们几乎不知道，那样的图景很快就被改变了：伏尔加河汇入了别的河流，被引入了一个巨大的水库。受到人力的强迫，这些河流从水库出发，一路咆哮着，流过整个俄罗斯的乡村大地，就像是一股巨大的洪流，直到那宁静的大海。
不过，我们知道：那已经到来的一切并不能改变我们的体验，那是我们内心世界中最精彩、最私密的部分。
我们已经在俄罗斯得到了比俄罗斯本身还要多的东西，我们可以离开了。
古老的俄罗斯
你像一个还没出过远门的年轻人，
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受的苦难，
如果拿你跟那些已然成熟的人相比，
你所有的行为看起来都是那么孩子气。
你的房子依然颜色鲜艳，
就好像在挨饿时你依然在玩耍。
你喜爱那些金币上的色彩，
红色、绿色、蓝色，还有白色。
但是，如果有人仔细观察，
他对你的温和的尊敬会变成
嘲笑：就是那个孩子，他把
俄罗斯建立在上帝的脚下。
伏尔加河
无论你离我多么遥远，我依然能看见你，
无论你离我多么遥远，你依然存在——
像一种永远不会消亡的存在
像我的人生的景观。
哪怕我从来不曾在你的岸边休息：
我也知道你的宽阔和漫长，
就好像每一个甜蜜的梦都是洪水，
都将使我搁浅在你孤寂的岸滩。
第4章 流亡途中的乌托邦注 解
① 莎乐美的父亲古斯塔夫于1804年7月24日出生于波罗的海。父亲的父亲早逝，父亲的母亲来自于一个德国的波罗的海家庭。根据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写给他的信可知，父亲的兄弟们分别叫卡尔、弗里茨、亚历山大和乔治等（共9个），他还有一个妹妹。父亲收到这些信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军官（团长），他跟波兰起义有瓜葛。莎乐美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还保存着这些信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为父亲颁发的金色勋章上写道：“为了你的勇敢、奉献、荣誉和光荣”、“纪念1831年8月25…26日攻打华沙”。莎乐美记得，冯·莎乐美将军曾作为枢密院顾问，去外地进行过几次军事视察。他的妻子毕生以“小将军”为人所知。他于1879年2月23日去世，据说死得惊人地安详。
② 如上所述，她父亲的兄弟们的第一个名字都是德文的或至少不是法文。他们写信都用德文（他也是，至少对他妻子是这样），小莎乐美的信也和他的兄弟们一样是用德文写的。母亲叫父亲古斯塔夫。在小莎乐美的洗礼记录本上，他的名字写作古斯塔夫·路德维希（Gustav Ludwig），那时他已是枢密院顾问。所有的教父都有德文名字。在古斯塔夫当军官期间，他的法文才变得流利起来。根据莎乐美的说法，父亲的法文比德文好。
③ 改革后的圣彼得公学（初级中学），莎乐美是在那里完成学业的，她自始至终都是旁听生。
④ 这与其说是一场运动，不如说是一次政治集会。这场运动开始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主要由那些将中下等阶级尤其是农民、农场主理想化的知识分子组成（“农民社会主义”理论）。这场运动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高潮，下一次是在世纪之交，但势头稍弱。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他们销声匿迹了。很多学生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以索非亚·尼古拉耶夫娜·茜尔（Sofia Nikolayevna Schill）为中心。莎乐美和里尔克在1900年去俄国长途旅行时曾在莫斯科跟她联系过。这场运动旨在为那些渴望“教育”和“真理”的工人和农民提供“途径”。莎乐美曾在她的日记里写到过“这些来自莫斯科的人民大众的启蒙者”。
⑤ 莎乐美指出，她父亲曾与沙皇尼古拉（Czar Nicholas，1825…1855年执政）关系密切，其部分原因在于她家的夏季别墅位于彼德霍夫（Peterhof），而那儿正是沙皇的夏宫所在地。后来尼古拉二世出于安全的原因把夏宫搬到了塔尔斯科耶（Tsarskoye Selo，即现在的普希金城）。接下来的故事是：当沙皇骑马经过他们家的时候，莎乐美年轻的哥哥们经常站在那儿向他致敬。
⑥ 维拉·萨苏里奇（Vera Sassulich）：1877年夏季，圣彼得的总督特雷波夫（Trepov）将军把一名政治犯暴打了一顿，因为在拘留所的院子里，他居然没向将军致敬。作为这一事件的结果之一，1878年1月24日（或2月5日），维拉·萨苏里奇（Vera Sassulich）以一个请愿者的身份来拜见将军，她枪击将军并使其受到重伤。辩护律师亚历山德罗夫（Alexandrov）为她赢得了无罪判决。朋友们把这个行刺未遂者带到了瑞士，并把她保护了起来，以免她遭受暗杀。这之后，又有一批恐怖分子袭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