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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项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
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梭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曾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候，也同样地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颌，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衩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钮。总之，这笔帐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意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 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人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
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①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计，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①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原刊1943年12月《古今》半月刊第34期）
受过良好教育的小曼真正是多才多艺、有容有貌的大家闺秀。
诗性陆小曼：爱情只是绕指柔
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陆小曼的时光流转已是过经千山万水。埙的声音流动，在我听来如缤纷蝶舞。我便想起佛说过的五百年才换来的一次回眸：你怎就不懂得珍惜呢？
听埙的时候，常常有些分不清年代。埙是一种上古的乐器，用泥土制成，它萦萦绕绕的便是土的声音，以水火相和而后成声，不需要想起，也不需要忘记。那天是阴着天，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天空是连绵无涯的灰白色，这样的天气给人的感觉是很窒息的，那些与生命有关的东西仿佛都被埋住了，太阳似乎已经客死他乡，传递不来外面世界的消息。在满天满地的静谧里，我惶惑无措，就对自己说，听埙吧。这个时候，埙是一个救赎者，把几千年流逝的时光聚拢融汇变成一条河，我自然而然地漂在这河上，如同雁过长空，此去经年。
这样的情形很有些鬼魅，我在冥想中便想到一个曾经让我有过这种鬼魅感觉的绝代女子。那是在某个偶然里，我看到了一张这个女子的照片，她支着额坐在书桌前，似在读书，似在微笑，如水如幽香如初芽舒展的新叶，欣欣然却不惹尘埃。
我一时便想，这样的女子，如兰的气息，值是入骨风情活色生香难掩，那没有雕琢之气的娇艳使她会是男人无法抵达的梦境迷宫，男人们怕是有梦也可以无梦，怔怔地就失了魂魄。
这个照片中的女子就是陆小曼。
后来看到一篇文章，写的是1963年在上海，一个叫东方芥子的人因朋友得到一张陆小曼的山水画，有“小曼”的款识却无印章，便找小曼想补个印。她带着画去找陆小曼——陆大姑（这时人们叫她陆先生或陆大姑）。门开着，一位瘦弱的老妇人怀抱只老猫悠闲地坐在屋里，阳光慵懒地照在她的身上，老妇人面色茶黄，眼袋低垂，一嘴焦褐的牙齿，还残缺不全。老妇人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张大幅的照片，一位二十来岁的少女身着旗袍，恬静地抱着只白色的小猫，少女扎着根粗黑的短辫，明眸皓齿，面若桃花。
就是这一篇关于美人迟暮的文章，以近乎鬼魅的氛围记述陆小曼晚年的某一日情形，突然就让我疼痛。疼痛像毕毕剥剥的雨点，雨打芭蕉一般，带我找寻上世纪二十年代花团锦簇的佳人陆小曼。
陆小曼不像是个历史人物。在堆积的时光中，她容易被我们找到，也正在于她与徐志摩的关系。在佛教看来，这就像蛛网上的露珠，凭借历史人物的生命之网，我们看到陆小曼在佳人云集的人海里从普通视角向独特视角的转换和放大，由此，我们便也可以透过时间凝结的露珠之眼，感受那个年代一个绝顶优秀的女子的命运，那也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女人们的某个片断，它们在我们的耳边回响，像罡风凛冽，猎猎飘动，让我们在千帆过尽、三千弱水中只饮一瓢亦若有所思。
陆小曼名眉，又名小眉、小龙，笔名冷香人、蛮姑，是江苏常州的富家女子，1903年9月出生于上海。据说这天恰巧是传说中观音菩萨的生日，而她恰又生得眉清目秀，肤白肌嫩，于是家里人又戏称她为“小观音”。用现在的眼光看小曼，她无疑是那个时代受到最好教育的女子。从小在上海上幼稚园，后来随母亲到北京与父亲一起生活。父亲陆定（陆建三）是晚清举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历任司长、参事、赋税司长等职20余年。他是国民党员，也是中华储蓄银行的主要创办人。母亲吴曼华乃名门闺秀，多才多艺，更擅长一手工笔画。陆小曼是这个家庭的独女，自然是掌上明珠。小曼在北京先是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附属小学读书，后转入法国人办的贵族学校北京圣心学堂，再跟英国教师学英语。小曼通英、法两国文字，还能弹钢琴，长于画油画，聪颖过人而又才华横溢。她还漂亮可人，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能唱歌能演戏，真正是多才多艺、有容有貌的大家闺秀。当时的文化名流胡适先生就说：“陆小曼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不是诗人的陆小曼，生活却是十分诗性。
胡适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小曼在18岁左右，青春年少。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圣心学堂推荐一名精通英语和法语、年轻貌美的姑娘去外交部参加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小曼被选中。小曼虽然才18岁，但因她活泼、大方，气质非凡，又颇具个性，因此非常胜任这份工作。有一次顾维钧当着小曼父亲的面说：“陆建三的面孔一点也不聪明，可是他女儿陆小曼小姐却那样漂亮、聪明。”
从这些资料，可以一窥陆小曼青春年少的绰约风姿。据说，北洋政府外交机构当时常常举行交际舞会，小曼是跳舞能手，假定这天舞池中没有她的倩影，几乎阖座为之不快。就是中外女宾，也是欲与之一言以为快的。
这个时期的陆小曼，真是像春天的花蕾在积聚了生命的精华之后盛开，鲜艳夺目。北京许多大家子弟和少年得志的新贵，都想和她接近，求亲者来自四面八方。被这样绚烂而又怡人的光彩包围着，小曼自然不似中国传统女性低调隐忍，她被父母纵容着融入了当时外来文明与技术照耀的现代社会之中，一个崭新的世界培育着一个超越时代的新女性。比如有一次，小曼在招待外宾看文艺晚会时，外宾对有些节目不客气地说：“这么糟糕的东西，怎么可以搬上舞台？”小曼回敬对方说：“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有特色的节目，只是你们看不懂而已。”还有一次在节日宴会上，有的外国人为了取乐，将中国儿童的气球烧爆，然后捧腹大笑。小曼以同样的方法把外国儿童的气球也烧爆，使外国人和中国人都目瞪口呆。这就是陆小曼，别人做不到的事，她能做到。别人不敢为的行为，她做起来让人只能叹为观止。现在，穿越时光的隧道去看她，她的一生就是这样在很多时候让我们结舌瞠目。（参见张红萍文《陆小曼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人们多以为，她后来的悲剧人生是她选择了与徐志摩的婚姻，但我认为是她自己的个性决定了她的人生。对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外来的一切不过是诱因而已，诱因会使得一个人的个性张扬，但不会改变个性。而这也正是我们解读陆小曼的意义。我以为，个性自然是人人都有的，在人生或短或长的场景中，个性如一的气质是绝顶重要的因素，它造就了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气息。但个性的表现不过是一种外在的流露，需要理性和生存智慧的融通，反之会泛滥成灾让人身临危险，有的人懂得用理性去收放自己的个性，有的人不懂或是不愿意接受理性的限制。陆小曼是后一类人，她让自己的个性自由迸发，她不太讲究收放尺度。她甚至还想超越生存环境和所在的时代。这样一来，生存所需要的某种均衡就被打破了，就容易走入极端。很显然，对过日子而言，走入极端至少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也只能说：陆小曼是一个一生依自己的真性情生存的真女子。
而事实上，我接下来的另外一句话则是：这是陆小曼的一种任性。这份任性消耗了一个优秀女性的一生。一个人张扬自己的真性情原本是没有错，她也可以不按所在时代的惯性过规定的性别角色生活，不去做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以她那样妖娆的生命，男人们自是愿意来迁就她。但这种迁就落实在某个暂时的或情绪的时候是可以的，放在一日一日连绵的日子上，却会让人厌倦和生畏。其实稍用一下脑筋，就不难想到，个性是一种精神，是审美的。审美的东西唯有融入世俗的生存意义，才是可以延续的。相较于与徐志摩相关的另外一个女性林徽因，陆小曼缺乏的正是这份世俗的生存智慧。多么优秀的女子，到底终归也是弱者，一个缺少生存智慧的女子，并不会因为优秀而有什么不同，并不会因此而有更好的人生。
如此，青春年少里灿烂的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