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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给她带来了亮光。
这就是萧军的出现。萧军这个时候以三郎为笔名发表诗歌和小说，受《国际协报》副刊委派前来探望萧红。怀孕临产、穿着一双变了形的鞋子的女子的遭遇和才情震撼了这个东北大汉。在一个暴风雨的黑夜，趁着洪水泛滥，萧军救出了被当作人质的萧红。
半个世纪后，萧军回忆起当时的心情，还是那样刻骨铭心。他说：“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我的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应该说，遇到萧军，是萧红生命中的大幸。他救怀孕的她于水火，并在接下来的日子为他们的生计四处奔波为她遮风挡雨，教她开始创作，携她去上海，来到鲁迅身边。并从此走上文学的道路，开始两人一生的大转折。
然而这同时却又是一场凄美的爱情。直到后来看到结局了，看到生命无可挽回地流逝，萧红才感到，他们曾经深切地爱过和被爱过。爱情让她曾经风清月朗，让她相信过神话，让她真切地哭和快乐地笑。据在萧红临终时守候过她的作家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说：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与萧军相爱的时光是萧红一生的奢华。奢华是雨后的彩虹，是最美，却要无可挽回地飘散。也如同春天的一树花，经历了长冬后开得惊心动魄，凋谢后的零落也是触目惊心。
“三郎，我们分手吧。”这是他们一起生活了五年后萧红对萧军说的一句爱情结束语。
这个时候，她的爱情早已经是一种奢侈，或者一种沉重了。
由于性格的差异和文学理念的不同等等原因，他们在生活中的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殴打萧红。
萧红说：“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
萧军则告诉友人：“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后来的人们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时说：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是很难有萧红渴望的平常夫妻生活的。
为了缓解两人的紧张关系，萧红于1936年去了日本。但那段“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的异国生活，萧红却有些不惯，无法忍受萧军不在身边。
不到一年萧红就回来了，她“神采飞扬，兴致甚高”，梦想再和萧军过平静安稳的生活。
但萧军这阶段政治活动非常活跃，行踪不定，对萧红日渐疏远，“根本没时间与萧红在一块，即使在家中的有限时间也有了问题”。萧红再次离家出走，在坐火车去北京的途中，萧红看到 “窗外平地上尽是些坟墓，远处并且飞着乌鸦和别的大鸟”。
我读到过一份资料，说萧红和萧军总是“一前一后地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地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种空间距离，我以为却是性别的不平等和不公在夫妻间不经意的流露，这对内心敏感的萧红肯定是难以承受的。
清醒而又无路可走。这是萧红以及所有守着生存尊严的人们的悲哀。她唯一能做主的，也就是以平静的语调写出女人无力按自己的意愿决定命运的辛酸。
或许只是惯性的某些事，在有些人是常态，在有些人或许就会因此而隔膜，这也是为什么人与人总是难以沟通或者难以维持沟通，为什么我们应该更加珍视既有的理解和共识。很多人也许没有想过：其实多从别人的角度考虑自己的言行并约束自己的个性，才是夫妻感情日久却能弥新的重要通途。
当然，人的行为在大多时候是无意识的。正因为无意识，才反映出一个人的固有内心或者说思维惯性。
亦有人说：这一前一后的形态说明了萧军的男权：萧军为主，萧红为附；萧军决定，萧红跟从。萧军也爱萧红，但这爱里有降格相从、居高临下。葛浩文先生指出，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这虽是愤激之言，却也说明了他们一起生活的一些状态。这种状态使萧红失去稳定生活的可能性，却
也不是萧红或者萧军能够完全改变的。战乱和一直没有实质性改善的物质生活的贫困，没有提供给他们平和地理解和修正彼此的条件。
所以，在萧军看来，萧红的迷茫和哀愁是不可思议的。萧军记得有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他们终于又借到了一张床，可以不必挤在一起睡了；熄了灯，分别躺下后，萧军听到萧红在抽泣，一问，萧红说：“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了！”
跟萧军在一起后，一旦白天萧军出去了，萧红立刻就会觉得家变得可怕起来：“家，没有阳光，没有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不生毛草荒凉的广场。”
萧红在散文中如此述说自己的感受。而等萧军回到家中，再清苦再贫寒，家也是萧红的天堂。对此，萧军并不懂，他也承认，“所谓‘同病相怜’，只有‘同病’才能够做到真正的‘相怜’”，而他自己，顶多只能在理性上以至礼貌上关心萧红，而且很快就会忘掉这理性。
这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萧军在自己的个体困境中也没有耐心去体悟一个女人的刚强与脆弱。
理性上有多少坚韧，感性上就有多少脆弱。这不仅仅是萧红，也是一个女性群体的性格特征。
借一个体育上的术语，夫妻生活其实也是一方与另一方的紧逼。是人盯人。问题是，体育赛事中的对抗是有限对抗，规定的时间到了对抗自然解除。夫妻却不同，时间长了，又学不会松弛的技术，一方或两方或许就会寻找新的感情对象来转移支付体力和心力的疲劳。
萧红和萧军的感情就如此出现了雨在对岸下的味道。雨在对岸下，不久对岸的花就吐蕾了，此岸的花或许就可能散落了。
萧军的感情首先出轨。
一般而言，好像大多是男人更容易移情别恋。或者因为男人在耐心、善良和随遇而安等等生活态度方面都不同于女人一些？
从一些资料和萧红自己的文字里，我还是多少可以推测一些萧红生活的感受和心情。虽然是隔了好几十年，她的快乐和失望、坚持和妥协、理性和感性等等性格特征在时间的濯洗中还是那么分明，这也说明了萧红性格上的率真和敏感。
率真意味着没有学会圆滑。在复杂的生存中也就是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在人群碰撞中，敏感的人又极易受到伤害，由此还因害怕受伤害而更加敏感。
特立独行和敏感脆弱，这种自我性格上的对立也主导着萧红的命运。她要改变命运就只有一直寻找，永远不知道结局，摇摇晃晃而无可信托地一再离开，一再开始。说到底，这样的人生，成本肯定是很高的，幸福和快乐当然也是可数的，这是萧红即使再有百倍千倍的顽强也无法绕开的“怪圈”。
清醒而又无路可走。这是萧红以及所有守着生存尊严的女人们的悲哀。能忍耐却很难一直忍耐。这种尖锐，很多有独立思想的女人都意识到了。陷入其中的女人，最终的结局都十分的凄婉。这方面的案例，古今中外都有。比如美国女诗人普拉斯也感觉到了：“要么觉得世界在抛弃她、拒斥她；要么觉得世界向她紧逼，强迫她进入一个预定角色。”对这种截然对立、完全不能调和的空间，普拉斯反应激烈，后来是精神分裂，以崩溃自杀解决。
呼兰河畔的家，度过萧红寂寞的童年，是她唯一可以把握的，尽管并不一定是快乐的。
在今天，对这个问题的触摸，仍然是女性生存无法超越的边缘。何况对于好几十年前的萧红呢？
她唯一能做主的，也就是以平静的语调写出女人无力按自己的心愿决定命运的辛酸。
《生死场》中的妇女们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人生视野的狭小使她们将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只收获到悲哀。小说的主人公金枝“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最后金枝决定出家当尼姑。美丽、温和而又多情的月英，患了瘫病，在丈夫的痛骂和虐待中身体生蛆，牙齿发绿。在《小城三月》中，翠姨朦胧的性爱被现代都市文化唤醒，却又被传统文化扼杀。她挣不脱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直到抑郁而死。
“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这是萧红笔下的女人的绝望和无言的抗争。
萧红以她深邃的自觉探索着女性的命运，质询着女性悲剧的深层的文化根源。这样的质询让萧红面向生存的现实，也让她笔下的人在生存中现实。她作品里的人似乎缺了一些七情六欲，少了喜怒哀乐，麻木地生活着、忘不了悲哀的女疯子隔三差五地到庙台上去哭自己死去的儿子，哭完了，仍是回家去吃饭、睡觉、卖豆芽菜。
萧红写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才30岁，如此通透地运用写作来表达她对人生的看法，怀着大悲悯的心怀回望她曾经懂得的人物和生活，我想这不只是颖悟，而且表述了她自己对生存的抗争。
她不止一次地问：“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她不止一次地问，自然是因为她没有答案。然而她心里的执著，却是火山熔岩凝结成的山谷，褐石如流。一切对她只是过境之风。所以人们说，萧红悲剧性的命运注定了她的与众不同。她沉郁的悲哀铸成了她作品的丰碑，却也如同一片秋后的枫叶，萧萧而下，在雨中零落成泥。
泥，并又是一种常态。这也是萧红的生活品质，面对苦难如同日升月落一样平常。所以苦难无论怎样向她施下咒语，带着她呼啸，她最后都能安静地回到地面。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大，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了，老了也没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躺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着，那是自古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太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至于那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看萧红这样的文字时，我们又怎么会不能明了萧红的坚强呢？
因为坚强，所以软弱。
对女人，这不是悖论。萧红也是如此。所以她总是重复面临一些起始问题。与萧军的分道扬镳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蕻良的婚姻又是同一个问题的开始。
同样的痛苦周而复始。带来的是萧红深深的人生寂寞和对温情的依附。
她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蕻良结婚时，一些朋友因此颇多异议和谴责，他们质问萧红：“你不能一个人独立地生活吗？”
无力或者说不愿从与男人们那种不愉快的关系中分手自立，不是因为萧红对社会和生活的畏惧，而是身为女性她无法囚禁自己对感情的需要，对爱情的渴望。这种对感情的依附是女人的桎梏，即使不断遭到骤雨的打击，女人们总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她们一次又一次体验情感的创痛和无奈，又有谁能真的摧毁那深藏在灵魂之中的期待呢？拥有或者失去，都不是她们的努力所能做到的。
具体到萧红，她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响，是一直在追求男女平等的。但即使同样的东西，也有位置的不同。何况情感也并不在平等的范畴里，自觉不自觉地被感情所支配，萧红也避无可避。她自己曾经说过：“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
同样是在萧红的散文里，我也看到萧红因为萧军的爱情而感情有托的阶段里，曾经是如此的快乐。
那是在她和萧军的爱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因为青春的奔放和爱情的快乐，常常在哈尔滨的街头没有顾忌地边走边唱，像一对在青春的爱情里沉醉的可爱的孩子。而那时候他们的物质生活是多么贫乏啊，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他们那时仅有的财产：旧的水壶，小刀子，三只饭碗。
因为贫困，她生下的孩子送给了别人，这个孩子后来一直不知其踪。
而正是爱情化解了艰苦生活的侵蚀。
“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我坐在小屋，像饿在笼中的鸡一般，只想合起眼睛来静着，默着，但又不是睡。”
“我们吃什么饭呢？吃面或是饭？”
“居然我们有米有酒了，这和去年不同，忽然那些回想牵住了我……借到两角钱或一角钱……空着手他跑回来……抱着新棉袍去进当铺。”
萧红在散文里写下的这些文字，是她和萧军在哈尔滨生活的真实记录。
风华妙年的女子，背叛了富裕的父亲出走，躲在小小的屋子里，寒冷里穿着单薄的衫子。面对着空空的四壁忍受着饥饿，等着她的爱人归来。这样的情形和艰辛，萧红写来是如此的静寞而真切，这又是一种对生的怎样的宽容和忍耐，对爱和温暖的怎样的激情呢？
如此我也认为：有人爱，能够爱，其实是女人们自己进行精神突围的重要自卫武器——一个女人无力改变客观生存时能够迎面承受的一份慰藉和底气。
骄傲于个性的昂扬，不为社会要求的方式去生活。这是萧红的勇敢。深深恐惧和逃避，迫切的渴望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有另一个人的存在：爱她，关心她，支持她。这是萧红的情感虚无。萧红的一生，女性有过的苦她都吃了，女性有过的甜她也尝过。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与抗争、女性夹缝生存的尴尬和无奈，使她既极端渴望能自持自立，又极端需要依靠他人，特别是男人。由此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颠沛流离与安居中摇摆不定，她的生命力就在这样的困顿中饱经磨难，并被迫接受被放逐的寂寞、孤独和痛苦。
身体上是种种病痛缠身，未老先衰。隐痛是在心里，心里是种种问题缠身。但不用泪水祈求，不求生活给她解释，萧红泼辣辣地像她笔下任着风吹，任着太阳晒，可是却越开越红、越开越旺盛的花，把今天的我们也炫耀得闪眼。
而这，也是萧红总是让我隐隐地疼，隐隐地，心里就会因了对她的追寻而沉默起来。她的一生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她以生命书写着生命，而不仅仅是在文学中向往着自己的追求。而这一切，都不是可以用简单的喜悦和悲伤、快乐和痛
苦来形容的。像她在《度日》中所写：天色连日阴沉下去，一点光也没有，完全灰色，灰得怎样的程度呢？那和墨汁混到水盆中一样。
墨汁混到水中，是心里充满爱充满追求却又无能为力的呼兰河女子萧红的无奈，对一个柔弱女人，是心灵深处最不堪的一击。
萧红自己说：“我这一生，是服过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动物，更加倍地带了毒性……”
我以自己的心情来理解她的这句话，我想，这毒性，恐怕就是她在今天仍然让我们敬重的理由，她留下的不仅仅是文学，而且更有她的血肉和灵魂。
这就是中国女性奋斗进程中唯一的萧红：无论她的生命中有多少逃亡与饥饿，无论她面对多少困苦与不幸，她都用她的笔写着她的大气的文字。她身上洋溢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和勇敢远远超过了人们对女性所希望的那种力量，她的朋友们亦不能理解她那些不顾一切的勇气到底来自哪里。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在还不具备性别平等的大时代里，想要让生命的光线淋漓尽致地射透萧瑟命运的女子。
我以为，这只能说明她对生活对人的极其热爱。
后来，可以和她呼应的只有自己的童年记忆了，以寂寞的心境，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这就是她的传世之作《呼兰河传》。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