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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仄人稠，你在中环皇后大道中放个屁，几十个人嗅到，七八个人听见，一两个人怀疑是不是有人推了一下他们的腰眼，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家都忙。我以前做咨询的时候，带两个分析员去香港做项目。其中一个黑龙江小伙子，笑脸如丰泽园的烤馒头，纯洁而朴实。他是第一次到香港，走出长江中心的办公室，满眼高楼和奔驰车，他半分钟数出了十八辆。他对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咱们今晚吃点好的吧，吃鱼，吃虾。”，第二句是：“香港就是一个山啊。”
因为是个山，所以想盖楼，除了开山，只能填海。土地来得不容易，所以盖出来的楼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又瘦又高，仿佛莫名其妙竖起来的一个一个中指。二是贵，金融风暴之后，楼市大缩水，现在的楼价还是比北京上海高出五倍。和租房的小生意人聊天，最常听见的话是：寒啊，都是为房东打工。房东最常说的话：我才惨，我现在还是负资产。所以一楼旺铺，都是卖女人擦脸油和欧洲小皮裙之类的暴利行当。书店不是在二楼就是在地下室。
二楼书店里，号称“大哥大”的是港岛洪叶书店。按图索骥，出了铜锣湾地铁口，时代广场星巴克右拐就是。一楼有个入口，巴掌宽，两百斤的胖子，提个包，要拧身而入。楼梯两侧是招贴画，多数是时下畅销书的，比如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还有最近的艺术展览和小剧场预告。快进二楼的地方是《明报》周日的读书专刊，最近的一期是章含之和洪晃的访谈，洪晃一张明晃晃咧嘴而笑的大脸吓了我一跳，我想，最近和“立早章”有关的人都牛逼了啊。
二楼的铺面也不大，约北京三联书店面积的五分之一，而且低矮，承重梁碰到我的额头。只有一个伙计，看店兼收银。他是个三十多岁的胖子，坐在柜台里，像是劈了一半的葫芦，平的一面冲墙，鼓的一面冲人。他穿了件鸡屎黄佐丹奴短褂儿，二目无光，鼻毛微长。时值周六的下午，店里稀稀拉拉不到十个人，看的多，买的少，萧条。书胡乱摆着，书架上没有门类说明。有一半的书是大陆版的，除了书目旧些、少些、选书口味差些，价钱贵30％至100％，和深圳书城卖的没有区别，基本上内地流行什么，香港流行什么。但是，见到了余秋雨，没见到任何一拨美女作家，心想，有些在国内被禁了，如果连港澳台同胞们都不使劲帮一下，美女作家的液体和狗不理包子从哪里来啊？另一小半是台湾版书，价钱比台北也贵了50％，除了臆想出来的小道政治分析，就是董桥、余光中之类的塑料花、纸花和绢花，就是唾液分泌过多综合征的话痨李敖。唯一撑门面的香港版书是亦舒系列，整整三层书架，真是不能不佩服那些写作习惯比月经还规律还坚持不懈的作家们，确实多产。洪叶书店里，唯一体现“大哥大”风骨的，是店铺尽头摆的四张桌子十几把椅子，免费供逛书店的人歇脚，还没人逼着你必须买饮料。
在香港最出名的书店，第一次来，一本书也没想买，我郁闷。
地下书店的代表，也在时代广场。莲卡佛卖擦脸油的地下一层，有很大的一家叫“page one”的书店，店门口右手柱子上，是隶书的中文译名：“页一堂”。店挺大，90％是外文书，可能是纸和油墨用的不一样吧，一进去，仿佛到了缩小版的“barnes & noble”，满眼的英文告诉我们，洋鬼子在这里盘踞过99年，阴魂还浓，在精神领域还有市场。最突出的是画册和国外杂志，都是细分门类，排了小十个架子。画册建筑、设计和时尚居多，本来想找jessica rawson等几个恋物癖写的中国古玉研究，没有得逞。杂志就算了，要找的东西，网上基本都有。转了一圈，唯一想买的是一本英文实用书，叫《如何在35岁之后把自己嫁出去—基于我在哈佛商学院的所学所练》，准备送给我一个事业心和排卵一样旺盛的剃寸头的姐姐。但是，考虑到积德、厚道和怕挨抽，最后扔在收款台旁边。
气急败坏之下，我沿着皇后大道一路向西，走到上环老区，终于在一家叫“新辉”的打折书店，买了三联文库中的两本小书：郁达夫的《一个人在途上》，张中行的《北京的痴梦》，小三十二开，装祯素面清丽。还有台湾人邓淑蘋编的《〈古玉图考〉导读》，原书影印，导读配胶版彩图。付款的时候，店员小姐正在读一本孟妮写的《吻我请关灯》，她一边收钱，一边眼睛不离书本。
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心想，一定得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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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年来谁著史
一万年来谁著史
冯唐
小时候，老师最爱问的一个问题是，你长大了做什么？不努力学习，什么都做不成。
我的回答经常变化，曾经有一阵，我说，我想当个科学家。后来学了医，先在北大学生物，再到东单三条五号的医科院基础所学基础医学，见了太多白痴科学家，文盲科学家，政工科学家，骗子科学家，民工科学家。唯一一个有大师潜质的，是个教我做实验的重庆汉子，他象实验动物一样生长在实验室里。他耍起96孔板和eppendorf管，他从小老鼠的大脑里分出各种小叶，我想起庖丁解牛。他一边跑dna电泳，一边看只有两个频道的黑白电视，电视上接了一根三米长的铁丝当天线，图像还是不清楚，换频道要用电工钳子拧，我想起颜回的“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他一边用1000毫升的烧杯煮方便面，一边小声唠叨：“对门模拟高血压的狗也快被处理了，又要有肉吃了”。他抱着烧杯吃方便面，笑着对我说：“暖和得象我老婆的手。”
这样的人让我气短，科学上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才气，回想起来，没有比小时候想当科学家更荒谬的了，我妈也是个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人，当时为什么没大嘴巴抽醒我？
我从小喜欢各种半透明的东西：藕粉，浆糊，冰棍，果冻，玉石，文字，历史，皮肤白的姑娘的手和脸蛋，还有高粱饴。一本文字，我一掂就知道是不是垃圾。好的文字迅速让我体会到背后的功夫和辛苦，鼻子马上发酸。一本好历史，我一闭眼就知道没有好人和坏人，有的只是成事的人和不成事的人，有的只是出发点的不同和利益的平衡。说到底，历练和机遇决定成就，屁股指挥大脑。
打个比喻，如果时间或是人类经验集中到一起是一根蒜泥肠，文学研究的是各个横断面：好的文学青年，在试图还原某个时代和某个状态的艰苦努力中，创造了一种比现实更加真实的真实。史学研究的是纵切面：到底间隔多长时间，泥肠里就又出现一块大蒜。至于哲学，从来没有读过，估计就是研究时间或是人类经验为什么是香肠而不是香蕉的学问吧。
中国的史学和西方的史学基本没有相同点。西方的史学更像自然科学，研究的是时间流逝中的普遍规律，而不在乎细节的变化。它要讲明白的是，为什么无论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cleopatra）奶大奶小，都不能阻止历史的车轮，为什么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宗教原因，法国不出现拿破仑，也会出现仑破拿，带领法国人，展示他们少有的军功。
中国史学研究的是微观实用的人学。如果班固执笔写托勒密王朝的《汉书》，可能会有这样的文字：赞曰：“国运已尽，人力故难挽回。然女主形容妙曼，果勇沉毅，以一人之力，几全帝祚。若乳更丰二寸，或卡尼迪斯及奥古斯都二贼酋均不忍施辣手。呜呼，惜哉！” 出现拿破仑还是仑破拿，从法国或是欧洲的百年视角看，毫无区别，但是对于拿破仑或是仑破拿的二舅四婶却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史学好像从来就存在少林拳和葵花宝典两大路数。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少林拳们，内功精湛，史料翔实，史识和文笔都好。讨厌的是，修成大师还好，才情欠些，就是个无趣的大和尚。以各路野史笔记为代表的葵花宝典们，多是性情中人，但是常常满嘴跑火车，酒大了风起了月冷了写爽了，妈的成了科幻小说了。所以说，至今为止，最牛逼的是那个先练少林拳，后来机缘巧合，练了葵花宝典的司马迁。
最近拿到谭伯牛的《战天京》，讲曾左胡李这些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修齐治平的大人物，厕上床上，两天竟然读完了。很长时间里，我基本不读现代汉语的长篇，《战天京》是个少有的例外，它最大的价值在于详略有当而生动有力地讲解了那些人和人之间的事。
这些事儿，写正史的人，练了一辈子少林拳，心里明镜似的，但是由于传统观念和中央文件规范，就是不说。从某个角度看，《二十四史》就是一套3000卷的巨大习题集，还没有教参，没有正确答案。曾国藩读史长见识，仿佛商学院用案例教学培养小经理：“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看他写道：“《二十三史》每日读十叶，虽有事不间断”，我常想起一边看英文案例，一边泡网聊天的日子。而这些人和人之间的事儿，写野史的人不一定明白，明白的也不一定不掺一点私念，毕竟是没了下体的人，思路和言语难免偏激。
谭伯牛的可贵是秉承司马迁的衣钵，站在了少林拳和葵花宝典之间，有才情又不失史识和史直地展现人和人之间，种种出发点的不同和利益的平衡。按古代小资的话说，应该焚香一柱，煎茶半盏，于窗下听秋雨读之，不知天之将白。第二天上班，把学会的东西分批分拨儿活学活用给自己的顶头上司。
就因为这一点，如果《史记》是一百分，《战天京》可以得七十分。
在追赶司马迁的路上，如果想继续走，约略有三种做法。第一种是最取巧的，但是最容易坠入魔道：提炼出一两个核心词汇，反复炒卖。得手的例子有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第二种是积累数量，司马迁用含蓄的正史写法，用精炼的古汉语写了十本，谭伯牛至少要写200万字才能都说清楚吧？如果不想写得吐血，只有引刀自宫了。第三种是借鉴西方史学，充分总结归纳，拎出自己的中国人学体系。这点，司马迁都没做到，如果成功，可以加分，总分超过一百。高阳和唐浩明的方式不是路数，老牛拉个破俩三车，得些浮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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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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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
冯唐
现在的人，事儿多。除了衣食住行，还有好些别的所谓必需。初到香港，象初到其他城市一样，我问土生土长的香港烂仔朋友：手机、上网如何办理，长途哪家最便宜，银行哪家最方便，哪些报纸、杂志、网站最反映香港文化。烂仔朋友说：手机用sunday或者是orange，长途打大陆也就二三毛一分钟，银行当然是hsbc。文化？我们没有文化，我们有八卦。要知道什么流行，看《壹周刊》就好了，每周四出版，二十块两本。
二月十二日，买了到香港后的第一本《壹周刊》，封面大字标题：“黄任中散清二十五亿，彭丹郑艳丽无钱分”，两张照片：一张是黄任中右手挎南国佳丽彭丹，彭丹白衣如雪，低开隐乳，低眉颌首，微笑着，黄任中黑色小褂，短头，半脸褶子，头右倾，凝目于彭丹，眼底一抹忧郁，也微笑着。另一张是黄任中死前两个月，一个小老头躺在病榻上，细碎青格病号服，头发花白，胡子拉碴，右手扶头，一脸褶子，面色黑黄，眼底依旧一抹忧郁，皱眉向天。报道说：“台湾一代富豪黄任中，于二月十日在台北荣总医院因糖尿病并发症病逝，终年64岁。”二月十日，元宵节刚过五天，情人节还差四天。
黄任中的一生，是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一生。黄任中的一生，是热爱妇女的一生。
黄任中祖籍湖南，国民党元老黄少谷的儿子，蒋孝武的发小。少年时就开始滋事：“曾犯偷窃、持械伤人、嫖妓和抽大麻”。人不笨，美国军事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有拿了纽约大学数学研究所硕士，给nasa写过电脑程序。九十年代中，炒股成为台湾十大富豪之一。有了钱，黄任中终日cohiba雪茄不离口，姑娘不离手。每年喝六百瓶葡萄酒，流连苏富比拍卖会，热情讴歌辉瑞制药的伟哥，经常在家聚赌，出门不系一条领带但是带十几个美女。
在芸芸富豪中，黄任中靠热爱妇女出名，尤其是热爱作为妇女杰出代表的各路港台红星和艳星。粗粗分类，包括女老婆，女小老婆，女护士，女徒弟，女知己，干女儿，女朋友，摸过的总数以三位数计，长得多象他妈妈，团面豪胸，36…24…36。黄任中仿佛现代现实版段正淳，不仅年老多金，而且温柔缠绵，他老实交待：“女人是我生命原动力，没有女人我就吃不下饭。”比段正淳好的地方是，黄任中更发乎情而止乎礼，有的姑娘只是执手相看，有的姑娘只是上床聊天，有的才是老汉推车。不象段正淳，和每个姑娘都有后代，在阴错阳差中几乎断绝了儿子所有的择偶可能。黄任中更物化妇女，仿佛对待每天的红酒、雪茄烟和靓汤，仿佛面对四季的花开花落。比段正淳惨的地方是，黄任中死时凄凉，不仅没有美人愿意为他死，在他死前，除了一个干女儿小潘潘，甚至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再多看他一眼。银子不在，仿佛红酒、雪茄烟和靓汤一样的姑娘也就不在了。
黄任中在《壹周刊》上的照片，有个共同的特点：在酥胸大腿和罗裙鬓影之间，他一直忧郁着，看姑娘的眼神仿佛是看一个无限美好但是终究无法守住必然从指尖滑落的自然现象，仿佛流水。唯一笑得开心的一张照片，是在黄任中着了官司，家财已空，生活还得继续，他和唯一还厮守他的小潘潘去超市买生活用品：购物车里是纸巾和可乐，购物车边是一身紧身休闲装青春无边的小潘潘，黄任中穿着黑色圆领衫，谢着顶，笑着。
人生在世，左右上下前后都是一辈子。这些过法中，另一个极端是曾国藩。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条路走到黑。那是个压抑自己一辈子的狠毒家伙，腰间和脑海中时刻都悬一把小快刀，无论身体上或是意识上邪念一起，都手起刀落，剁掉自己的小鸡鸡。一辈子早就算计好，穷则独善其身，回家耕地读书，达则兼济天下，让大清朝多活好几十年。《曾国藩全集》几百万字，唯一和淫荡沾边的，就是写给那个叫“大姑”的风尘女子的对联：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
曾国藩好像只有一张标准照存世，那张照片里，他也是眼神忧郁。和黄任中比，两个人谁更快活？参照两位先人，男人的一生应该如何渡过？也许更快活的是我这样，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俗人们：只有老婆可摸，自己的鸡鸡绝不自己剁。
曾国藩忽然热起来，和他有关的书在大陆的机场到处可见，鞭策鼓舞匆匆忙忙的各路企业家们以及他们的幕僚。我问我香港的烂仔朋友，为什么香港机场没有曾国藩，只有当前政要、黄色期刊和美女作家？他说，这就对了，香港追求摸得找的眼前的风光和满足。不要指望他们做研发，不要指望他们读曾国藩。一辈子修身养性，荣辱不惊，有冇搞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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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少读董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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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少读董桥
冯唐
在走过的城市里，香港最让我体会后现代。我对后现代的定义非常简单：不关注外在社会，不关注内在灵魂，直指本能和人心，仿佛在更高的一个物质层次回到上古时代。 在长江中心的25层看中环，皇后大道上，路人如蚂蚁，耳朵里塞着耳机，面无表情，汽车如甲虫，连朝天的一面都印着屈臣氏和汤告鲁斯（大陆译为汤姆克鲁斯）新片《最后的武士》的广告。路人和汽车，都仿佛某个巨型机器上的细小齿轮，高效率高密度地来来往往，涌来涌去，心中绝对没有宏伟的理想和切肤的苦难。绝大多数人的目的简洁明了：衣食住行，吃喝嫖赌，团结起来为了明天，明天会更美好。
所以很容易说香港没文化，是个钱堆起来的沙漠。这个我不同意。香港至少还有大胖子才子王晶，陈果，还有酷哥黄秋生，曾志伟。但是，这样的地方不容易长出像样的文字。李碧华是异数。即使中非某个食人部落，几十年也出一个女巫，善梦呓，句式长短有致，翻译成汉语，才情不输李清照。
有人会说，香港有金庸。可是，金庸有文化吗？除去韦小宝的典型性直逼阿q，其他文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略同《七侠五义》，低于《水浒传》。而且，金庸的幼功是在大陆时练成的，和国民党的教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香港以后，基本是输出。
还有人会说，香港有董桥。
董桥的背景灿烂：台湾外国语文学系的科班、伦敦大学的访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