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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 大权在握第17章 虎口取食（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紒紥矠
１９５１年末，江青隐姓埋名去中南地区帮助搞土改。应其要求，毛送给她一件大衣，以备冬季之用。而且，他还与同事们一致同意，她应辞去作为毛的秘书长和电影局局长的职务。据说，这是由于她生病的缘故。紒紦矠
江青胜任政治或文化领导工作的才能，没有给毛的许多同志留下印象。
１９５２年底，因为抱怨肺疼，她第二次出访苏联进行治疗。苏联外科医生做手术检查她的肺，结果未找到丝毫的病象。接着，她又一次被送往雅尔塔，在那里她接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青霉素治疗。只是到了１９５３年秋，她方获许回国，但仍需医治。
据江青说，斯大林对毛的建议之一是，他应该出版他的著作集。实际上，这是必然的。１９５０年毛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便开始修改和编辑他的手稿的工作，对这些手稿毛希望作为财富加以保存。修改的原因很多。显然，他需要改正其早期著作中存在的明显的理论错误。其次，在遵义取得党的领导地位以前，毛表达的某些思想也要加以充实，它们曾经一度为党所摈斥。
同时，毛希望不要留下任何公开的把柄，以防政治对手攻击他在１９３５年以前不服从党的领导。最后，在５０年代初期，减弱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理论权威的否定程度，对毛是有益的。
出于上述考虑，在修订过程中，通过增、删和各种各样的改动，对原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调整。一位西方的著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得出结论：“在对照原版检查以前，你不能把任何一个句子看作与毛实际上写的完全一致。”紓紛矠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于１９５１年１０月，第２卷于１９５２年４月，第３卷于１９５３年５月相继面世。此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１９６０年９月，第４卷才出版发行，而第５卷则是在他死后问世的。
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只依靠旧黄历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的著作，比如他的《两种策略》，我们就不可能解决１９５０年以来所出现的新问题。如果只有１９０１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便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十月革命前后所出现的新问题。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列宁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等。
列宁死后，斯大林有必要写《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来反击反革命分子保卫列宁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著作我们必须出版以便跟上时代的需要。紓紜矠
要进行系统的考察，就应该判断出混杂在毛的著作中的大量中国引语。毛是写给中国人而不是西方读者看的。据统计，毛著作中的所有参考资料，２２％源于儒家思想，１２％出自道家或墨家的著作，１３％是中国传奇或纯粹的文学作品中的东西。换句话说，他的引语的几乎一半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相比之下，仅有４％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２４％引自斯大林，１８％引自列宁。
这反映了毛自身的读书种类。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很会有选择地读书的人。一位在４０年代初访问过延安的俄国人评论说，毛只读旧式的包罗万象的典籍、古代哲学信条和旧小说，漠视西方的经典，蔑视所有的非中国人的著作。这个评论有些夸张——但并非完全不着边际。毛对书籍的矛盾心理是显而易见的。他曾经告诉参加某次会议的同志们：如果一个人尽相信书本里说的，还不如什么书都不读好。他非常喜欢说：一个人“书读得越多越蠢。”这句台词在几个场合中都被提起过。
“选集”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呢？毛的一位亲俄的同事强烈地批评了他的哲学文章。他声称，这些文章中包含着严重的理论错误是“反唯物主义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和方法论错误是“反辩证法的，与科学的方法论极端矛盾的、诡辩的”。就毛的《辩证法唯物论提钢》一书来说，它有那么多的错误和幼稚的议论，以至于任何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在读这本著作时都要“笑掉牙齿”。紓紝矠
毛公开承认，有些同志说“我甚至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接着，他进而表白自己是怎样在实践中而不是在课堂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以前我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只是后来我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书本里，我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于是开始改造我的思想。但主要是在过去几年里，通过参加阶级斗争，我才得到改造。如果我想进一步改造，就必须继续学习，否则就要落在后面。”紓紞矠
“选集”里有许多具有特色的主题。比如，实用的中庸之道——中国人的一种典型行为方式。内战末期，毛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建议便是一例。他说：“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紓紟矠
贯穿于“选集”中的另一个思想是，不稳定和不平衡是正常的。毛在一篇文章中讲：“树欲静，而风不止”，“没有必要害怕浪潮；人类社会就是在无数的‘浪潮’中演进的”。紓紡矠毛用一句话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思想：“平衡、静止和统一是暂时的和相对的，而不平衡、变化和对立则是绝对的和永恒的。”紓紣矠
毛的“选集”中还存在着民粹主义的思想痕迹。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紓紤矠所以，任何共产党领导人都要同群众保持联系并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群众是公平的，他们不会否定我们的成绩”。紓紥矠
同时，毛关于阶级的思想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一个关于阶级问题的指示里，他写道：
……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如果只论出身，那么，马恩列斯都不行。紓紦矠
这样一来，中国的资产阶级便可获准进入成员杂沓的“人民”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为他们提供优良的行为样板，让他们转变思想。然而，无论你转变与否，思想毕竟是个抽象的东西。最后，毛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受到许多最亲密的同志的欺骗。
毛从未能使自己喜欢上知识分子。１９６８年，他向来自大学和工厂里的受过军事训练的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青年革命者——红卫兵发表了一个讲话，说：我认为知识分子是最不文明的。我认为朴实无华的士兵是最文明的。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又明显地接受甚至颂扬生活中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内省不疚。”
６０年代初他写道：我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能动的和自由的意志了。他坚信主观力量改变客观现实的能量，坚信主观意志的威力。在１９３８年的一本小册子里他已经写出了这一点。
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客观事实……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术……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純紛矠
上述思想和更多的其它思想一齐收入“选集”，以展示毛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一贯性和系统性。这几乎就像古代学者整理孔子及其他圣人的教诲一样。毛泽东思想被描绘为“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取之不尽的理论宝库”。一首小诗写道：
毛主席的书是宝库，总有取之不尽的珍贵财富。
一字值千金，
读了心里红彤彤。純紜矠
毛对自己的智慧结晶有时是很谦虚的。他说：“《毛泽东选集》，有多少是我的？它是用鲜血凝成的著作……毛选中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用流血牺牲换来的。”純紝矠
除了发到中国的几乎每个党员和非党员手里外，“选集”还被译成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由于中国人做的各种各样的宣传，因而导致《时代》在毛７０寿辰之际发表了一篇评论，称毛是“中国的思想之王”。一位年轻的非洲来访者曾经告诉毛，“您的著作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更加易懂。……您的著作写得很通俗。”毛的著作中有常识性的内容和维多利亚式的带有塞缪尔·斯迈斯思想印迹的关于自立的道德说教，也有哲学论辩和进行革命的策略，这些一直激励着他的人民。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０年２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７０寿辰庆祝大会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第3部 大权在握第18章 挥鞭（1）
1952—1954
至此时，尚没有一位国家元首前往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对这个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表示敬意。直到１９５２年９月，在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三个年头，蒙古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人泽登巴尔才来到北京，成为第一个访问人民中国的国家元首。令人感到惊讶不解的是，苏联人并没有率先做出这种表示，这或许是因为钢铁般的斯大林正在走向他生命的终点。１９５３年３月，这位苏联的独裁者和领袖病逝于莫斯科，北京的毛泽东写了一篇出人意料的而又明显言不由衷的悼念文章。悼文中说：“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①
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是第二个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１９５３年１１月，他来到北京与毛泽东会晤。至少这是对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一种表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是印度的尼赫鲁，他在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尽管几年前，毛泽东还打电报给印度共产党表示良好的祝愿。在电报中，毛泽东告诉尼赫鲁的国内对手说，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人，“……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羁绊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②在１９５３年夏季朝鲜战争停火期间，尼赫鲁证明了他所领导的印度真正地独立于当时世界任何阵营之外。
对中国来说，朝鲜战争使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毛泽东在１９５２年夏天的一个讲话中指出，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③在１９５２年，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这笔战争开支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但它确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它证明了中国人能够战胜美国人。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是因为美国虽然在“武器上是强大的，但是在道义上得不到支持，是弱小的”。
在１９５３年２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包括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参加——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指出，党内一些同志缺乏民主，他要求他的听众去反对政府官员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这一思想最终导致了１４年后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展开的一场动乱——文化大革命。他说，官僚主义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日益滋长，“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的严重问题”。④
显然，毛泽东正在制订一些新的模式和法规，试图以此去训练他的党。为此，他请求党外人士监督和批评那些没有能按照他的要求和思想去做的党员干部。在党内，他对这些人的批评是十分严厉的。用他的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因此要不断地打扫灰尘，使房间保持清洁和卫生。
但是，实际上在中共党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并逐渐发展成为党内的一种与毛泽东相悖的异己力量。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中国人民进入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阶段，这是迈向集体化的第一步。然而，刘少奇，这位毛的助手却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中国首先应该发展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然后才有可能使土地有效地变为社会所有。
刘少奇的这番讲话最早见于１９５１年夏天，后来这一讲话被红卫兵视为与毛泽东路线相对抗的证明。刘少奇在一个批示中说：“有些同志认为，农民依靠互相帮助和合作就能够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农业社会化，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⑤刘少奇的这一批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显然这是对毛泽东大力号召在广大的中国农村迅速推行合作化的回答。到１９５１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加快组织农村合作社的建议。至此，刘少奇不得不做出让步。
毛泽东发表讲话公开指责刘少奇，他严厉地说：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⑥
之后，毛再一次批评他助手的保守主义，并促使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更进一步加速国有化和集体化进程。
１９５３年８月，毛泽东再次批评党内领导干部中的稳健派，主要是刘少奇的门徒薄一波，薄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在税收系统，薄一波主张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因此被认为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毛泽东指出，薄一波的“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受到批判。而且，薄一波的错误不是孤立的，毛泽东强调说：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毛在这篇讲话的最后特别提出了在以前会议中没有被写进决议中的党的有关纪律，并要求全党遵守这些纪律，保持谦虚的作风。他要求说：
“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⑦
１９５３年夏季以前，毛泽东对始终采取不合作态度的著名的非共产主义哲学家梁漱溟持赞赏态度。梁是一个进步的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后他积极从事农业改良和乡村建设、乡村自治。１９４５年，他积极奔走，致力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以避免内战再起。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