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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小儿麻痹疫苗不早一两年发现呢？”玛丽亚问，“我看着孩子在我怀里，一个其实已经是男人的孩子——看着他停止呼吸……”
妈妈吃完早点，洗了碗碟，发现祖孙三个在院子里踏青。她想，华安爸爸也太不像话了，睡到这个时候。不是要带华安去游泳吗？
游泳回来，妈妈把华安哄睡，下楼来找欧嬷。
欧嬷正在烫衣服。妈妈发觉，自己一家三口昨天换下的脏衣服已经全部洗过、烘干、叠得像豆腐干一样，放在一边。婆婆正在烫的，是妈妈的内裤。
“我的天，母娣，”妈妈着急了，“你你你，我的衣服不要烫好不好？我反正随便——”
婆婆眼睛都不抬，仔细把内裤的边扯平，仔细用烫斗熨过，一边说：“我横坚要烫衣服，你们的当然一并都烫了嘛！”
妈妈想说：“可是内衣是里面穿的，谁都看不见，何必烫呢？”但她话到嘴边又没开口，她知道婆婆会说：“咦，里外一致嘛！内衣烫了，穿起来舒服，无害呀！”
妈妈回到自己的客房，发觉本来乱堆在床上的两床被子，已经折成两块豆腐干，整整齐齐地摆着。她转身对爸爸说：
“明天出门就把这房间锁起来，免得母梯又进来整理内务，怎么样？”
“不行，”做儿子的横倒在豆腐干被褥上，凌空踢掉鞋子，说，“不要她做事，母娣会觉得人生乏味。你知不知道，她明天要去‘老人院’里做义工，去慰问‘老人’！我猜想，她恐怕还想唱歌给那些‘可怜的老人’听呢！”
写给怀孕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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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敏：
算算你怀孕应该接近七个多月了。台北蝉声四起的时候，宝宝就要来到。你是欢喜还是焦虑呢？
在华安出生前，安爸爸和我一起去上了六个星期的“拉梅兹生产”课程。台湾疗养院——现在改称台安医院了——免费教导待产的夫妻如何以意志及呼吸来适应生产的过程。有了六星期的准备，生产那巨大的、撕裂的痛，却是我不曾想象的。在床上努力地调节呼吸，当痛楚袭上来时，我只能愤愤地想：去他的拉梅兹，意志哪能受得了这样的巨痛！
所以建平应该陪你进产房的。孩子是两个人的，生孩子也是两个人的事情。当医生和护士在为众多的病人跑进跑出的时候，只有丈夫能够握着你的手，陪你度过每一场阵痛的凌虐。夫妻的同舟共济，没有更好的时候。两个人先共度苦痛，苦痛之后再共享欣喜。
台疗的美国医生告诉我、有百分这七十的中国台湾的男人不愿意陪妻子进产房。有的说“生孩子是查某人的事”；有的说“受不了那样血淋淋的镜头”；更多的，是相信“见女人的血不吉利”。
血淋淋的安安是用钳子夹出来的。和电视剧本不一样，我并没有立刻把他抱在胸上，眼里闪着什么幸福与慈爱的泪光。下半身经过麻醉，感觉像尸体，身心疲惫在崩溃的边缘，我对婴儿连望一眼的兴趣都提不起来。医生把刚刚割了脐带的小生命，轻轻放在安爸爸巨大的手掌中。
“他赤裸滑溜的身体跟我的手心接触的一刹那，我就开始爱他了。”华安爸爸说，很骄傲地，“别忘记，我是世界上第一个抱他的人。”
能够这样见证宇宙的蕴吐，能够这样拥抱鲜活的生命，是多厚的恩泽啊！却有男人推拒这样的特权。
还记得我喂奶的那段时候吗？把你们研究生招到隔壁会客室来上课，你们来之前，我就先喂奶。总是坐在落地窗前，远看观音山与淡水河。婴儿贪心地捧着妈妈饱满的乳房，吸着吸着，感觉妈妈的温软和心跳。我哺华安足足哺了一年，到现在，看见别的母亲解衣哺乳，我还忍不住驻足贪看，看那肥肥的小手抚摸着丰满的乳房，看那婴儿满足恬适的小脸，看那母亲低头的温柔，啊，我神为之驰，真想再来一次。
有一天晚上，席慕蓉请我到中山北路的福乐去吃东西。为我叫了一大杯奶昔，我举起杯子就没有放下，咕噜咕噜灌下，杯空为止。叫来第二杯，仰头一饮而尽。再叫第三杯……席慕蓉呆呆地瞪着我，说不出话来。我很快乐，觉得自己从头到脚是一只在咀嚼的母牛，没有一寸头脑，没有一寸心思，全是身体、全是胃口、全是生理机能——上帝造女人，使她成为生殖孕育的媒体，我变成造化的一部分，心里充满了幸福。
你能不能自己哺乳呢？
然后，有所谓的“坐月子”。许多中国女人，在产后的那一个月里，要在门窗封闭的屋子里禁足，禁洗澡、忌洗头等等。即使你不想这么做，你的婆婆或母亲也会坚持，是不是？
我当然不敢说“坐月子”绝对没有道理。有些台湾医师也开始用西医理论来支持“坐月子”的种种，就好像有人用现代物理及建筑来支持中国的风水五行理论一样。但这些理论并不曾说服我；华安出生后两个星期，我就把他系在胸前去走观音山了。有时候，安爸爸把他绑在背上，半个月大的婴儿趴在宽厚的背上显得特别小。一路上荷锄的老农睁大了眼相问：
“啊，外国人背小孩？那个囝仔是真的还是假的？”
大胆一点的就追上来，摸模婴儿的手，然后对伙伴宣布：“哇，是真的哩！”
产后没有几天，我就开始教课了，记得吗？淡江大学的女职员，由于有劳基法，是有产假的，女教授，却不给产假。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学校不成文的做法是，女教授生产的那段时间，必须自己找人代课，同时将薪水让出。奇怪的是，这种不人道、不合理的做法行之多年，倒也没有女教授抗议！当我提到“淡大不给女教授产假时”，一位女教授说：
“谁说没有？你可以在家休息两个月，只不过要找人代课、不支薪罢了，谁说淡大没有产假？”
唉，有这样的女教授，也难怪有这样不合理的待遇。一个愿打，一个爱挨打吧！
婆婆或许会坚持你“坐月子”；想想，在八月天的台北，一个月不洗头，大概不太好受。但是，媳妇和婆婆之间的分歧，由孩子的出生而滋长的，恐怕还不只于坐不坐月子的问题。媳妇要让宝宝趴着睡，说是比较有安全感而且头型美丽；婆婆说：“那怎么行？孩子会闷死！”媳妇要让宝宝少穿点衣服，婆婆说：“那怎么行？孩子会冻坏！”媳妇要这样，婆婆说那样；在大部分的中国家庭里，可能最后总是要听婆婆的，因为婆婆地位尊贵，因为中国男人以做“儿子”为主，做“丈夫”为次，因为初生的婴儿属于整个大家庭，是负传宗接代大任的长孙，而不单纯的属于生他的女人。
在一个西方的家庭里就比较简单。孩子的母亲有最大的权利，任何人都得尊重“生母”的权利。我的婆婆很清楚地认知：宝宝首先是我的儿子，其次才是她的孙子。对孩子的教养，她可以从旁帮忙，或是提供过来人的经验，甚至于表示不同的意见，但她最后一句话永远是：“当然，决定还是在于你做妈妈的。”
我喜欢这个方式。上一代与下一代的经验不同、观念有异，客观环境也在不断地变化中。对孩子的教养观念绝对是差异多于同意的。两代人同时争取对孩子的“主权”，冲突就避免不了。那么这个“主权”究竟应该给做母亲的，还是给做奶奶的呢？我相信母亲有天赋的权利，任何剥夺母亲生、养权利的制度都是不合生物原则的。
钟敏，我不是要你生了孩子之后去革命。不管怎么样，婆婆也是爱孙子的，这个世界，凡有爱的事情都好办一点，怕的是恨，不是爱。我希望你的宝宝会在爱中出世，在爱中成长。八月，你将有忍不住的欣喜。
华安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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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字叫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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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从城里回来，小男孩挣脱保姆的手，沿着花径奔跑过来，两只手臂张开像迎风的翅膀。
妈妈蹲下来，也张开双臂。两个人在怒开的金盏菊畔，拥抱。小男孩吻吻妈妈的颈子、耳朵，直起身来瞧瞧久别的妈妈，又凑近吻妈妈的鼻子、眼睛。
妈妈想起临别时安安呕心沥血的哭喊、凄惨的哀求：
“妈妈——安安也要——进城去——买书——”
脸颊上还有眼泪的痕迹；这一场痛苦的久别毕竟只是前前后后六个小时。
妈妈牵着嫩嫩的小手，走向家门，一边轻声问：
“宝贝，妈妈不在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其实不问也知道：吃午餐、玩汽车、与保姆格斗着不上厕所、到花园里去采黑草莓、骑三轮车、湿了裤子……
可是这小孩平静地回答：
“我想事情。”
妈妈差点扑哧笑出声来——两岁半的小孩“想事情”？偷眼看看小男孩那庄重的神色，妈妈不敢轻率，忍住笑，问他：
“你想什么事情？”
“嗯——”小男孩庄重地回答，“我想，没有妈妈，怎么办。”
妈妈一怔，停了脚步，确定自己不曾听错之后，蹲下来，凝视孩子的眼睛。
安安平静地望着妈妈，好像刚刚说了“妈我口渴”一样的寻常。
快乐
“为什么一个男人忙于事业，就没有人想到要问他：你怎么照顾家庭？为什么一个女人忙于事业，人们就认为她背弃了家庭？这是什么白痴的双重标准？为什么你公务繁忙是成功的表现，我公务繁忙就是野心太大、抛弃母职？”
咆哮了一阵之后，妈妈就背对着爸爸，不再理他。
安安拎着根细细的柳枝，从草丛深处冒出来，草比人高。
他看见爸爸在生火，腌好的烤肉搁在野餐桌上。他看见妈妈坐在草地上，阳光透过菩提树叶，一圈一圈摇摇晃晃地照着她的背脊。
“妈妈，你在干什么？”像个老朋友似地挨过去，和妈妈肩并肩。
“妈妈在——”做母亲的迟疑了一下，“在想事情。”
安安握着柳枝，做出钓鱼的姿态。
“想什么事情呀？”
“想———”
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不愿意敷衍这小小的人儿，因为她觉得这不及草高的小小人儿是个独立而庄严的生命，她尊重。然而，她又怎么对两岁半的人解释：婚姻，和民主制度一样，只是人类在诸多制度中权衡利弊不得已的抉择；婚姻幸福的另一面无可避免的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削减。她又怎么对两岁半的人解释：这个世界在歌颂母爱、崇敬女性的同时，拒绝给予女人机会去发挥她作为个人的潜力与欲望？她怎么对孩子说：妈妈正为人生的缺陷觉得懊恼？
“你在想什么，妈妈？”钓鱼的小男孩提醒深思的母亲。
母亲叹了口气，说：“妈妈不快乐！”伸手去揽那小小的身体。
小伙伴却站直了身子，摸摸妈妈的脸颊，正经地说：
“妈妈不要不快乐。安安快乐，妈妈快乐。妈妈快乐，爸爸快乐。”
母亲像触了电似地抬起头来，不可置信地问：“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安安很快乐呀。安安快乐，妈妈快乐。妈妈快乐，爸爸快乐。”
妈妈抱着头坐着，好久不动，像睡着了一样。她其实在倾听那草丛后面小溪淙淙的流声。那不说话、不讲理论的小溪。她终于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泥草，牵起小伙伴的手，往溪边走去。
“我们去找爸爸，”她说，“他一定在捡柴。”
你的眼睛里有我
“女娲就捡了很多很多五色石，就是有五种颜色的石头，又采了大把大把的芦苇，芦苇呀？就是一种长得很高的草，长在河边。我们院子里不是种着芒草吗？对，芦苇跟芒草长得很像。
“女蜗就在石锅里头煮那五色石，用芦苇烧火。火很烫，五色石就被煮成石浆了。石浆呀？就和稀饭一样，对，和麦片粥一样，黏黏糊糊的……”
一个白雾蒙蒙的下午，母子面对面坐着。华安跨坐在妈妈腿上，手指绕着妈妈的长发。
“你记不记得女娲为什么要补天呢？”
安安沉吟了一下，说：“下雨，共工。”
“对了，水神共工和火神打架，那火神的名字妈妈忘了——”
“祝融啦！妈妈笨。”
“好，祝融，打架的时候把天戳了一个大洞，所以大水就从天上冲下来，把稻田冲坏了——稻田呀？
“草原那边有麦田对不对？稻田跟麦田很像，可是稻田里面灌了很多水——不是不是，不是共工灌的，是农夫灌的。那稻田哪，好香，风吹过的时候，像一阵绿色的波浪，推过来淡淡的清香……”
妈妈想起赤脚踩在田埂上那种湿润柔软的感觉，想起在月光下俯视稻浪起伏的心情。她曾经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上、一个不知名的旅店中投宿。清晨，一股冷冽的清香流入窗隙，流入她的眼眉鼻息，她顺着香气醒过来，寻找清香来处，原来是窗外弥漫无边的稻田，半睡半醒地笼在白雾里……
“我讲到哪里了？哦，女娲看到人受苦，心里很疼，想救他们，所以去补天。可是安安，你记得人是谁做的吗？”
安安不回答，只是看着母亲的眼睛。
“女娲有一天飘到一个湖边，看见清水中映着自己的影子：长长黑亮的头发，润黄的皮肤，好看极了。她想，这美丽的地上没有像她一样的东西，太可惜了。
“所以嘛，她就坐在湖边，抓了把黏土，照着湖里头自己那个样子，开始捏起来。
“哎，安安，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在听呀？不听我不讲了？！”
安安只是看着母亲的眼睛。
“女娲捏出了一个泥娃娃，然后，她对准了泥娃娃的鼻眼，这么轻轻地、长长地、温柔地，吹一口气，那泥娃娃，不得了，就动起来了。跳进女娲怀里，张开手臂紧紧抱着她的脖子，大叫‘妈妈！妈妈！’女娲看见那泥娃娃长得就和湖中自己的影子一模一样。”
“安安，你到底在看什么？”
小男孩圆睁着眼，一眨也不眨，伸手就来摸妈妈的眼珠，妈妈闪开了。
“你在干什么，宝宝？”
宝宝情急地喊出来，“妈妈，不要动……”一边用两只手指撑开母亲的眼帘。
“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安安专注地、深深地，凝视着母亲的眼睛，声音里透着惊异和喜悦，一个字一个字地宣布：
“妈妈，你的眼睛，眼珠，你的眼睛里有我，有安安，真的……”
说着说着激动起来，伸出手指就要去抚摸妈妈的眼珠——“真的，妈妈，两个眼睛里都有……”
妈妈笑了，她看见孩子眼瞳中映着自己的影像，清晰真切，像镜子，像湖里一泓清水。她对着孩子的眼瞳说：
“女娲欢欢喜喜地给泥娃娃取了个名字，一个很简单的名字，叫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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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洋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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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背着小背包，看着海关人员神气的帽子，他没有注意爸爸那依依不舍的眼光。
“小东西，”爸爸蹲下来，大手捧着安安的脸颊，“到了台湾可别把爸爸忘记了。”
小东西一点不被爸爸的温情主义所动，他用德语说：
“爸比，我以后不要当垃圾工人了；我要做机场警察，好不好？”
爸爸看着母子俩手牵手地走过关卡，眼睛像条透明的绳索，紧紧系着两人纤弱的背影。
那背影，一会儿就被人群抹去了。
在飞机上，安安像飞行老手似的，坐下来就把安全带扣上，动作熟练。可是几分钟以后，他又玩起三岁小孩的游戏——眼睛凑在椅缝中，和前后左右的旅客玩躲猫猫。德国旅客倒也好脾气地逗着他玩。
“妈妈，这些德国人都去台湾吗？”
“不是。有的去巴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