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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面彻悟人生的实质，一面满怀生命的热情，两者的结合形成了袁中郎的人生观。他自己把这种人生观与儒家的谐世、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世并列为四，称作适世。若加比较，儒家是完全入世，佛家是完全出世，中郎的适世似与道家的玩世相接近，都在入世出世之间。区别在于，玩世是入世者的出世法，怀着生命的忧患意识逍遥世外，适世是出世者的入世法，怀着大化的超脱心境享受人生。用中郎自己的话说，他是想学“凡间仙，世中佛，无律度的孔子”。
明末知识分子学佛参禅成风，中郎是不以为然的。他“自知魔重”，“出则为湖魔，入则为诗魔，遇佳友则为谈魔”，舍不得人生如许乐趣，绝不肯出世。况且人只要生命犹存，真正出世是不可能的。佛祖和达摩舍太子位出家，中郎认为是没有参透生死之理的表现。他批评道：“当时便在家何妨，何必掉头不顾，为此偏枯不可训之事？似亦不圆之甚矣。”人活世上，如空中鸟迹，去留两可，无须拘泥区区行藏的所在。若说出家是为了离生死，你总还带着这个血肉之躯，仍是跳不出生死之网。若说已经看破生死，那就不必出家，在网中即可作自由跳跃。死是每种人生哲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中郎认为，儒道释三家，至少就其门徒的行为看，对死都不甚了悟。儒生“以立言为不死，是故著书垂训”，道士“以留形为不死，是故锻金炼气”，释子“以寂灭为不死，是故耽心禅观”，他们都企求某种方式的不死。而事实上，“茫茫众生，谁不有死，堕地之时，死案已立。”不死是不可能的。
那么，依中郎之见，如何才算了悟生死呢？说来也简单，就是要正视生之必死的事实，放下不死的幻想。他比较赞赏孔子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只要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好好地活过一场，也就死而无憾了。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时死，缘何死，便完全不必在意。他曾患呕血之病，担心必死，便给自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人在家里藏一笔钱，怕贼偷走，整日提心吊胆，频频查看。有一天携带着远行，回来发现，钱已不知丢失在途中何处了。自己总担心死于呕血，而其实迟早要生个什么病死去，岂不和此人一样可笑？这么一想，就宽心了。
总之，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痛快地活，又抱着宿命的态度坦然地死，这大约便是中郎的生死观。
未免太简单了一些！然而，还能怎么样呢？我自己不是一直试图对死进行深入思考，而结论也仅是除了平静接受，别无更好的法子？许多文人，对于人生问题作过无穷的探讨，研究过各种复杂的理论，在兜了偌大圈子以后，往往回到一些十分平易质实的道理上。对于这些道理，许多文化不高的村民野夫早已了然于胸。不过，倘真能这样，也许就对了。罗近溪说：“圣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中郎赞“此语抉圣学之髓”，实不为过誉。我们都是有生有死的常人，倘若我们肯安心做这样的常人，顺乎天性之自然，坦然于生死，我们也就算得上是圣人了。只怕这个境界并不容易达到呢。
五
在中国文坛上，载道文学一向占据着正统的地位，表现人性和自我的作品却遭到排斥与冷落。像袁中郎这样富有个性色彩的可爱的作家，他的作品竟被清朝统治者埋没了将近三百年之久。直到半个世纪前，林语堂、周作人一帮文人，由于性情相近，仿佛是重新发现了他。我现在读到的集子，便是他们当初推出的。有趣的是，林语堂等似乎在较小的规模上重复了同样的命运。他们自己那些崇尚性灵的小品也在中国大陆禁绝多时，直到近些年才开放并且相当地热门了起来。当今的所谓散文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作品点燃的。这使我想到，那种追随和注解时代精神的载道文学其实只能得势一时，唯有真正切近人生的好作品才有耐久的生命力，因为时代在变化，而人终归是人。我无意重提人性和文学本质的争论，依我看，这种争论是无聊的，在一种自由的写作和阅读氛围中根本不会存在；只想作为一个读者表达读了好作品的愉快心情。掩卷之时，我默默感谢使我度过了如许愉快时光的袁中郎先生以及把他推荐给我的林语堂先生。
1992 3 哲人隐语
一
“那个在德尔斐庙里发布谶语的大神既不挑明，也不遮掩，而只是用隐喻暗示。”赫拉克利特如是说。其实他自己与阿波罗神有着相同的爱好。
不过，在哲学的讲堂上和教科书里，他的隐语被当作似乎很不重要的东西省略掉了，他的哲学则被归结为一种似乎很简单明白的朴素辩证法原理。
赫拉克利特仿佛有所预见似地谴责道：
“他们即便听到了它，也不了解它，就像聋子一样。”
“人们不懂得怎样听，也不懂得怎样说。”
在离开哲学课堂许多年之后，一个平常的夜晚，我又翻开赫拉克利特的著作残篇。我的耳朵突然灵敏起来，听到了这些隐语。
二
“自然喜欢躲藏起来。”
这句话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自然是顽皮的，喜欢和寻找它的人捉迷藏；第二，自然是羞怯的，不喜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所以，一个好的哲人在接近自然的奥秘时应当怀有两种心情：他既像孩子一样怀着游戏的激情，又像恋人一样怀着神圣的爱情。他知道真理是不易被捉到，更不可被说透的。真理躲藏在人类语言之外的地方，于是他只好说隐喻。
三
在希腊街头，流浪艺人荷马一边弹着七弦琴，一边说唱古老的神话故事。他的四周聚集起了许多听众。他们听得入迷，故事结束，一齐啧啧赞叹：“讲得真好，简直活龙活现，都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
这时候跑来几个捉虱子的小孩，他们嘻嘻哈哈，朝荷马喊道：“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把它放了，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把它带着！”
这是赫拉克利特给我们讲的一则寓言，寓言中的几个小孩乃是最早的哲学家。
哲学家总在捕捉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一旦捉住，又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因而不再是他要捕捉的东西了。他永远在寻找，永远找不到。
他怎么知道身上还有虱子呢？他痒。医生说，未必是虱子，也许是皮肤病，或者竟是神经病。但赫拉克利特会告诉你，医生也不过是芸芸众生罢了。
四
赫拉克利特是一个高傲的人。他蔑视芸芸众生，当他说“猪在污泥中取乐”或者“驴子宁要草料不要黄金”的时候，他当然不是在说猪和驴子。他还蔑视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们，指名道姓讥讽说博学不能使人智慧，否则它早已使这些家伙智慧了。在他看来，幸福和智慧都是仅和灵魂有关的事。
然而，关于灵魂，我却听到了这样一句隐语：
“灵魂在地狱里嗅着。”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条天国的狗，它被放逐在地狱里。这地狱大约是指肉体。灵魂觉得肉体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场所。它四处嗅着，老是不对劲。灵与肉的古老矛盾。愈是优秀的灵魂，就愈焦虑不安，如同一条丧家之犬。
有一天，赫拉克利特的灵魂登上奥林匹斯神山，从那里俯视尘寰，但见众生如畜爬行，他知道自己的渺小肉体也在其中。于是他对自己说：“一切在地上爬行的东西，都是被神的鞭子赶到牧场上去的。”
我从这句话中不仅听出了他对人类的蔑视，也听出了他的自卑。灵魂向往天上，肉体匍行地上，乃是哲人的悲哀。
五
然而，赫拉克利特并不相信灵魂不朽，他只是在说着譬喻罢了。他其实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在他看来，诞生是一个不幸。人诞生了就期待活下去，却终不免一死。退而求其次，留下子女，但子女也是要死的。“人怎能躲过那永不止息的东西呢？”
“我们踏进又不踏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如果仅仅把这句名言理解为辩证法的一般表述，未免太学究气。他明明是在谈人的存在问题，表达了生命无常的感觉。对于人来说，变易之所以触目惊心，乃是因为它给我们的存在打上了问号。岁月流逝，我们永远不知身在何处，徒劳地缅怀着一条属于自己的河流。
醒和睡是赫拉克利特喜欢使用的隐喻，多晦涩费解，我仅摘出较明白的一句，以说明死亡问题在这位爱非斯哲人的思考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
“死亡是我们醒时所见的一切，睡眠是我们梦中所见的一切。”
只要你足够清醒，你就会只看见你将死去这件事，此外一无所见！
六
不过，在赫拉克利特的诸多隐语中最令我震撼的却是这一句：
“时间是一个玩骰子的孩子，孩子掌握着王权！”
我听见哲学教员们喊了起来：“逻各斯”哪里去了？出卖王权了吗？
仔细想想这句话，不禁悚然。这位哲学家以鄙夷的目光望着人类，心中冷笑道：人类啊，你们吃着，喝着，繁殖着，倾轧着，还搞什么政治，自以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殊不知你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一个任性的孩子手里，这孩子就是时间，它像玩骰子一样玩弄着你们的命运，使你们忽输忽赢，乍悲乍喜，玩厌了一代人，又去玩新的一代，世世代代的人都要被他玩弄，被他抛弃……
我想起了赫拉克利特的一件轶事。
在爱非斯城郊的狩猎女神庙旁，住着一个隐士。他曾是城邦的王，但他唾弃了王位，却在隐居地成天和孩子们一起玩骰子。这种古怪行径使爱非斯人感到很有趣，很开心，逗得满城的人都挤挤攘攘前来看热闹，起哄，嘲笑。这时候，他向喧嚣的人群抛出了一句无比轻蔑的话：“无赖！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岂不比和你们一起搞政治更正当吗？”
当赫拉克利特和孩子们一起玩骰子时，他几乎是在从事一种“行为哲学”。不妨把这看作他最后的哲学活动形式。在王位和孩子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真正的哲人总是喜欢和孩子交朋友，因为天性相通。孩子是无冕之王，全不在乎世俗的法则和权力。孩子也全不在乎岁月流逝、人事变易，因为他们生活在时间之外。唯孩子拥有永恒，童年的岁月是无穷无尽的。到人想要寻求永恒时，永恒已经永远失去。
后来赫拉克利特愈发厌世，干脆躲进了深山，与禽兽为伍，以草根树皮为食，患了水肿病，在六十岁上死了。
1992 3 智慧的诞生
一
许多年里，我的藏书屡经更新，有一本很普通的书却一直保留了下来。这是一册古希腊哲学著作的选辑。从学生时代起，它就跟随着我，差不多被我翻破了。每次翻开它，毋须阅读，我就会进入一种心境，仿佛回到了人类智慧的源头，沐浴着初生哲学的朝晖。
古希腊是哲学的失去了的童年。人在童年最具纯正的天性，哲学也是如此。使我明白何谓哲学的，不是教科书里的定义，而是希腊哲人的懿言嘉行。雪莱曾说，古希腊史是哲学家、诗人、立法者的历史，后来的历史则变成了国王、教士、政治家、金融家的历史。我相信他不只是在缅怀昔日精神的荣耀，而且是在叹息后世人性的改变。最早的哲学家是一些爱智慧而不爱王国、权力和金钱的人，自从人类进入成年，并且像成年人那样讲求实利，这样的灵魂是愈来愈难以产生和存在了。
一个研究者也许要详析希腊各个哲学家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把他们划分为不同的营垒。然而，我只是一个欣赏者。当我用欣赏的眼光观看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希腊的哲学舞台时，首先感受到的是哲学家们一种共同的精神素质，那就是对智慧的热爱，从智慧本身获得快乐的能力，当然，还有承受智慧的痛苦和代价的勇气。
二
在世人眼里，哲学家是一种可笑的人物，每因其所想的事无用、有用的事不想而加嘲笑。有趣的是，当历史上出现第一个哲学家时，这样的嘲笑即随之发生。柏拉图记载：“据说泰利士仰起头来观看星象，却不慎跌落井内，一个美丽温顺的色雷斯侍女嘲笑说，他急于知道天上的东西，却忽视了身旁的一切。”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由一个美丽温顺的女子来嘲笑哲学家的不切实际，倒是合情合理的。这个故事必定十分生动，以致被若干传记作家借去安在别的哲学家头上，成了一则关于哲学家形象的普遍性寓言。
不过，泰利士可不是一个对于世俗事务无能的人，请看亚里士多德记录的另一则故事：“人们因为泰利士贫穷而讥笑哲学无用，他听后小露一手，通过观察星象预见橄榄将获丰收，便低价租入当地全部橄榄榨油作坊，到油坊紧张时再高价租出，结果发了大财。”他以此表明，哲学家要富起来是极为容易的，如果他们想富的话。然而这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哲学家经商肯定是凶多吉少的冒险，泰利士成功靠的是某种知识，而非哲学。但他总算替哲学家争了一口气，证明哲学家不爱财并非嫌葡萄酸。事实上，早期哲学家几乎个个出身望族，却蔑视权势财产。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拒绝王位，阿那克萨戈拉散尽遗产，此类事不胜枚举。德漠克利特的父亲是波斯王的密友，而他竟说，哪怕只找到一个原因的解释，也比做波斯王好。
据说“哲学”（philosophia）一词是毕达哥拉斯的创造，他嫌“智慧”（sophia）之称自负，便加上一个表示“爱”的词头（philo），成了“爱智慧”。不管希腊哲人对于何为智慧有什么不同的看法，爱智慧胜于爱世上一切却是他们相同的精神取向。在此意义上，柏拉图把哲学家称作“一心一意思考事物本质的人”，亚里士多德指出哲学是一门以求知而非实用为目的的自由的学问。遥想当年泰利士因为在一个圆内画出直角三角形而宰牛欢庆，毕达哥拉斯因为发现勾股定理而举行百牛大祭，我们便可约略体会希腊人对于求知本身怀有多么天真的热忱了。这是人类理性带着新奇的喜悦庆祝它自己的觉醒。直到公元前三世纪，希腊人的爱智精神仍有辉煌的表现。当罗马军队攻入叙拉古城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老人正蹲在沙地上潜心研究一个图形。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阿基米德。军人要带他去见罗马统帅，他请求稍候片刻，等他解出答案，军人不耐烦，把他杀了。剑劈来时，他只来得及说出一句话：“不要踩坏我的圆！”
三
凡是少年时代迷恋过几何解题的人，对阿基米德大约都会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刚刚觉醒的求知欲的自我享受实在是莫大的快乐，令人对其余一切视而无睹。当时的希腊，才告别天人浑然不分的童稚的神话时代，正如同一个少年人一样惊奇地发现了头上的星空和周遭的万物，试图凭借自己的头脑对世界作出解释。不过，思维力的运用至多是智慧的一义，且是较不重要的一义。神话的衰落不仅使宇宙成了一个陌生的需要重新解释的对象，而且使人生成了一个未知的有待独立思考的难题。至少从苏格拉底开始，希腊哲人们更多地把智慧视作一种人生觉悟，并且相信这种觉悟乃是幸福的唯一源泉。
苏格拉底，这个被雅典美少年崇拜的偶像，自己长得像个丑陋的脚夫，秃顶，宽脸，扁阔的鼻子，整年光着脚，裹一条褴褛的长袍，在街头游说。走过市场，看了琳琅满目的货物，他吃惊地说：“这里有多少东西是我用不着的！”
是的，他用不着，因为他有智慧，而智慧是自足的。若问何为智慧，我发现希腊哲人们往往反过来断定自足即智慧。在他们看来，人生的智慧就在于自觉限制对于外物的需要，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神的自由。人已被神遗弃，全能和不朽均成梦想，唯在无待外物而获自由这一点上尚可与神比攀。苏格拉底说得简明扼要：“一无所需最像神。”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既无恒产，又无妻室，全身心沉浸在哲理的探究中。亚里士多德则反复论证哲学思辨乃唯一的无所待之乐，因其自足性而是人唯一可能过上的“神圣的生活”。
但万事不可过头，自足也不例外。犬儒派哲学家偏把自足推至极端，把不待外物变成了拒斥外物，简朴变成了苦行。最著名的是第欧根尼，他不要居室食具，学动物睡在街面，从地上拣取食物，乃至在众目睽睽下排泄和作爱。自足失去向神看齐的本意，沦为与兽认同，哲学的智慧被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