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按照那个时代的精神，我们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们要改造自然、改造环境，“誓让山河换新颜”！我们挖沟、填河，修建农田水利设施，经常一走就是20多公里。我们在芦苇荡里摆下战场，“天当房，地当床，遍地芦苇做围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累，心中总有一种青春的激情在燃烧。我还记得我们当时经常唱的一首《创业歌》：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心向党，满怀深情望北京．．．．．
由于创业队在海边长期住茅草棚的缘故，我得了风湿，一遇阴寒天气就非常难受。这个毛病直到现在还经常困扰我。
1976年1月，我被选中去组创一个新的创业大队，开始大队领导仅3人，支部书记是黄恒彩，大队长是程杰和我，后来大队领导增加到7人，徐中麟，孙持平，王茹泽等也进了大队班子，当时一个大队的知青有300多人。我先后分管后勤、治保，以及团总支部等工作。我小时候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当上了“大队长”，手下管着300多人！
当大队长起见，给我积累了不少和人打交道的“管理”经验。
后来，我们的创业大队变成了一个团结得紧紧的整体。记得有一次一个创业大队的人游泳时遇到风浪，失足落水。我们队里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救上岸，并轮流背着他，跑着去医院抢救。
…
16追忆似水年华（3）
…
1976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地震后我们全大队的人都搬到了屋子外面躲地震，把屋子里的粮食也搬了出来。当时支书不在，程杰在上海受训，就我一个人主持工作当时有临危受命之感，想一定要保护好这些同事，300多人的安危都在我的肩上。
不久，毛主席去世了。当时的感觉是，天真的塌了。
当然，天并没有塌。而且很快，“四人帮”倒了。我们都感觉到世界似乎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77年３月，我被调往上海农场局，随工作队进驻上海市长江农场，我的工作组进驻供销1个农场的后勤，共有上千人，而我分管车队、船队等工作，有300多人。和在创业队时比，条件好多了。而且由于邻近大城市，我能够敏感地感觉到时代的变迁。这种感觉很好，我那时虽然还说不出这个国家正在朝哪个方向上转，可我已经能感觉到转机。我很兴奋，甚至很激动。我开始等待着什么。
1978年３月，结束了工作队的工作，我回到了海丰农场安丰分场，担任团委筹备处负责人。
当时我的朋友们都以为我可能要一辈子都在农场干下去了，并看好我的仕途。我却突然参加了高考，并且考上了上海机械学院的电子计算机专业。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是1978年底入校的，也就是俗称“78级”的那一批。
从18岁到22岁，我的整整四年多的青春时光，都贡献给那个农场。
那是我最难忘的一段岁月。
在大学校里，虽然我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可我却对经济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经常去附近的上海财经学院旁听，希望考财经学院的研究生。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会对经济这么感兴趣？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小学的时候？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上海高教局，上海的华东纺织大学（现在的中国纺织大学）计算机中心和上海外贸局工作。
在外贸局工作期间，我被选为培养对象，参加统一考试去干部专修科学习2年专业英语，我的英语主要是那是打下的基础。
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深入人心。
我在干部专修科时萌生了“下海”办公司的想法。我准备搞一家高科技开发和咨询公司。我和我的顶头上司认真谈了我的想法，而且说服了他。可是我的父亲却坚决反对，他苦口婆心地劝导我说，你好好想想，你现在属于外贸局培养的人才，在机关里过着安稳日子不是挺好的？干吗要自己往风口浪尖上闯呢？
我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导，于1983年毅然“下海”，同时办理了休学一年的手续。
我是个不安分的人，我总是不安于现状，并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以求更新、更大的发展。
从1983年到1987年，一共四年，二十几岁的我，我创办了“长江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就那样在商海里拼搏。後来，我在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则小广告，成立一个青年人的研究会，汇集一批人才，并确定以研究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经济为主，同时想法挂靠在上海科协下面。挂靠后，有一批教授，研究员，年轻的学者也加入其中，这在当时的上海是很少见的。研究会成立后，我被选为上海中小企业研究会的会长和集体经济研究会的会长。
与此同时，我还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办了《集体经济报》和《上海中小企业报》这两份报纸，积累了很多办报经验。若干年后，我到澳洲也办了一份报纸。这又是后话了。
回顾起来，我最重要的人生经验都来自于农场那四年多的磨砺和创办公司的锻炼，它培养了我在恶劣的环境下生活的能力，也锻炼了我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本领。我觉得这两点是人最重要的素质，正因为有了在农场四年多的磨砺，才可能在回到上海之后在机关和商海里面如鱼得水。
这些人生经验，是我来澳洲的最大资本。
若干年后，当我以一个海外成功生意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时，主持人曾问过我这样一句话：你在澳洲的第一个5年就赚了600万（人民币），第二个5年又买下了价值1。3个亿（人民币）的澳洲总工会大楼，到了第三个5年时已经拥有十几幢商业大楼和数万平方米的土地，总价值以达数十亿（人民币）；可你刚才告诉我们，你在1987年去澳洲的时候身上只有1000澳元，这是真的吗？你的箱子里一定还有点别的什么东西吧？
别的什么东西？
我的回答是：我的宝贵的人生经验和中国人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
17重大抉择：弃学从商（1）
…
1989年的12月份，我决定弃学从商。
我果断地离开迪肯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去一家商学院工作。
澳洲的高等教育体系有两种，一种是国家办的综合大学，一种是私人办的专科学院。专科学院无论从规模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无法与正规的综合大学相比。大学学成后，会根据所学年限及成绩颁发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可是学院就只颁发结业证书。
那么，我为什么要离开很有名气的迪肯大学，而转去一家私人开的商学院工作呢？
有四个原因：
第一，这所商学院是一个西班牙人后裔办的，才刚刚起步，会有很多机会；
第二，我来这所商学院是做国际部经理，我觉得我非常适合这个工作；
第三，我想通过这个职位进入成人教育领域，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第四，工资高，年薪六万，是原来在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时的五倍。
那时的六万年薪在澳洲也算是很高的工资了，据我所知，即使是大学教授，也不过七万多一点。六万，按当时的汇率，差不多相当于40万人民币！而那时普通中国人的工资是每月一百多，一年还不到两千，40万就是工作200年的工资总和！
我应聘这所商学院国际部经理职位时，觉得非常有把握，因为我提供了一份相当有说服力的工作资格证明材料。除了我正在迪肯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做主任的工作经历外，我还提供了这几年在澳洲主流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特别是我的著作《中国贸易指南》，最后还有我在中国大陆、尤其是沿海省份广泛的人际网络，以及我对中国市场的把握。
这个时候的我，已经非常自信，而且也有着丰富的和澳洲人打交道的经验。
结果我面试成功了。他们看中我的是，我既有着丰富的澳洲本土在大学的工作经验，又有着广泛的中国大陆人脉关系。
我担任的这个国际部经理的工作，主要是面向东南亚和中国大陆招生，其实就是以华人为主，因为东南亚来的留学生也多为华人。
我上任后才知道这个学院还没有开始招生，租用的一幢大楼也完全空着。
我立刻觉得不妥，这样经营学校能赚钱吗？
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我才知道，他们还没拿到教育部的招生准许。不过，老板已经不想再等了，就这样开始招生了。我越发觉得不妥，这样做合法吗？我相信迟早要出问题的。而且，老板也一直在花钱，却没有一钱的收入。
我开始动摇了，本来想好好干一番的激情也渐渐地冷却了。
我在继续观察。
后来，我了解到，学校的老板，也就是那个西班牙人，由于继承了大笔的遗产，所以有雄厚的资金，就是说，即使是没有学生，学校仍旧可以运作。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样不妥。我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赚那六万，我是有抱负的，我要借着这个平台干一番事业的，我可不想混日子。
我在这个学院干了两个月，1990年的２月，我就离开了。
当时，我的一些朋友都很不理解：金凯平啊金凯平，你可真是太傻了，那可是年薪六万的好工作啊！怎么能说辞就辞了呢？管他管理混乱不混乱，管他是不是有许可证，总之只要你能拿到薪水就行了。管那么多干什么？！
可是我想，如果就这样去大陆招生，那不是吭人吗？人家花了血汗钱来读书，万一教育部最后不发招生准许，那这所学校可就成了一间不合法的学校了，我怎么能对得起父老乡亲？
一年后，这家商学院就倒闭了。也不知道他们最后招没招到学生。
我在这家商学院工作期间，同时开始了我的第二本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商务谈判》的写作。由于工作轻松，再加上也没有了身份的焦虑，所以写的很顺手，很快就完成了初稿，并交给Breth教授进行修改。
时间进入1990年。我已经出了一本书，拿到了澳洲永久居民身份，还买了幢房子。至于我的工作，我辞去了以学术为主的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的工作，又辞去了以经商赚钱为主的商学院国际部经理的工作，我要象中国一样，再次“下海”，自己创业了。
我想我已经有了这个能力，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在澳洲生存和发展的自信。
这一年，是变化最多的一年。
我像是一只新移民中的领头羊，在飞速地奔跑，追逐着一个又一个的发展机会和目标。
虽说我那时来到澳洲已经超过两年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前后一起从大陆来澳的数万名大陆留学生和新移民中的大部分，都还在埋头打苦工，在大大小小的餐馆、在机器轰鸣的车间、在吊塔林立的建筑工地，赚着每小时５－10澳元不等的辛苦钱。
…
17重大抉择：弃学从商（2）
…
我决定用自己的脑子挣钱，用自己的智力生存。
我在等待机会。机会总是给予那些已经有了准备的人。
果然，机会来了。就在这年的一月份，我有了一个可以办一家合资企业的机会。中国福州一家企业打算掏20万澳元资金，在澳洲办一个合资餐馆。他们找到了我。我找到了在墨尔本打拼多年拥有一家经营得不错的餐馆的王老板。三方坐下来，开始协议合资的事。他们希都望我也投资入股，组成一个三方合股的餐饮公司，共同经营一家餐馆。
我那个时候还拿不出来太多的现金，但我又很想入股。于是，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合资概念：福州公司的资金、王老板的餐馆和我对澳洲市场的开发经验。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三方坐下来一共进行了五次谈判。谈判的要点一直围绕在我的智力入股。我希望占公司20％的股份，但不是用现金，而是用我在澳洲两年多的市场开发经验入股。
福州方面一开始觉得这像是在开玩笑，因为当时还没有多少中国公司知道和理解智力入股这个概念的。最后，经过了我的反复解释说明，福建方面同意了，但最多只能给我10％的股份。
但是，开餐馆的王老板依然不肯接受我的“智力入股”，他说即使是退一万步，也只能给我5％的股份。王老板是个老华侨，一辈子都在唐人街混，对外面的事情了解不多，英文也不大会讲。我估计，他认为一个刚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怎样可以用智力来入股呢？他认为只有钱才能入股。
在这一点上，其实是华人文化传统的一个认识误区。在西方经营管理的概念中，智力入股是相当重要的。我的市场开发的经验怎么可能不值钱？
我们谈了五次，我的智力入股的三方合作方案告吹，我主动退出。
后来，福建方面和王老板两家合资开了一个中餐馆。
一年后，这家餐馆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了。我后来还碰到了那个王老板，他有些后悔地对我说，当初可能是我错了，如果与你合作，让你智力入股，也许我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他终于想明白了。
智力——比如说一个有着丰富的市场开发经验而且非常敏感的人，他的智力和管理经验，他的营销和策划思想，绝对是可以挣来大钱的。可是因为观念的不同，我们没能合作，他们也失败了。我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应该替他们难过。
合作没能成功后，我只有自己一个人闯天下了。
自己一个人干还是有些问题，资金不足，我的钱都放在房子上了。就是说，如果真的想搞一番事业，还是要再赚些钱才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我经过了在墨尔本大学搞学术研究和后来在那家手续不齐全的商业学院的管理历练，但我还没有真正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领域。
我决定再找一份工作，而且要找一份可以不受约束充分发挥我的能力的工作。同时，朝创办自己企业的目标挺进。我发现最近几年来澳洲读书的大陆留学生越来越多了，甚至已经成了澳洲教育出国的主要来源地，所以很多大学都把吸引中国学生当成重点工作来做。那么，熟悉中国大陆的我，现在最合适做的就应该是那种依靠我的市场敏感和开发经验，来管理一个教育机构的一个部门了。
我决定换一种方式找工作，换一种主动的方式，主动推销自己。
我从墨尔本的电话薄——“黄页”中，选择了三所学校。我给他们打电话，向他们推销中国市场以及我的市场理念。
果然，其中一家LV商学院对我感兴趣了，希望和我面谈。
LV商学院是墨尔本一家很正规、也很有名气的商学院。
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
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在面谈的时候，我的市场计划已经做好了。这是一份非常详尽的市场计划，一共有四张纸。我在这四张纸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教育和学生情况，并分析了他们中有多少可能来澳洲留学，又有多少可能是我们这所学院的学生。
同时，我也提出了我的要求：
一，成立亚洲业务部，开发中国以及亚洲各个国家的留学生市场；
二，我做这个部门的经理；
三，我的报酬是，基本收入加分成。
我成功了。他们成立了一个国际部，并聘任我为国际部经理。
对这份工作，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因为我很喜欢搞市场开拓。市场开拓对于我来说，像是一种特殊的境界，一切未知的事物，都需要你亲自去描绘和争取，我感觉到天地之广，可以任我随心所欲去闯荡。
我知道，这是磨炼我的最好机会。而且我一定会成功。
我的这种好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我是在进入一个非常有潜力，而且很多澳洲人还不太看好、或者说他们根本还不了解的中国留学市场。我相信这个留学市场方兴未艾，前景广阔。
…
17重大抉择：弃学从商（3）
…
我的目标是海外市场，到亚洲、主要是中国大陆招收留学生。
应聘成功之后，我立即开始了我的工作。
首先，我开始在澳洲最大的中文报纸《新报》上刊登招收这个留学生的广告，我的广告做得很大，很气派，而且天天有。与此同时，我还经常在《新报》上写一些软性文章，来巧妙地介绍我们学校的情况。
为了寻找更多的学生客源，我北上堪培拉、悉尼，做考察研究。
然后，我又马不停蹄地乘飞机去香港做招生宣传，同时还在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尼等地，建立了庞大的代理人网络。分散在各地的代理人相当是我雇佣的，佣金采用分成制。我把我的分成分给了他们。这样虽然减少了我的分成，但是却增加了我的帮手，我变成了三头六臂。
很快，我建立的代理人网络就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招收来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