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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风云人物正解-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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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急于决战,一次,他向拒不出战的司马懿送了一套女人服装,并致书云: “作为大将,不敢率军披坚执锐,以决雌雄,却甘愿钻进山窟土巢中躲避刀箭,这种人与女人无异!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期赴敌。”(第一百三回)这在当时算对司马懿最大的人格侮辱,但司马懿宁肯接受这种侮辱,也不出战。“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见苏轼《留侯论》)。司马懿不是那种见辱而斗的匹夫,他要尽力把战局控制在自己的优势圈中,他明白惟有这样,自己才能稳操胜券。应该说,在当时的地理条件下和军事斗争的大背景中,战争的主动权在司马懿一方,但若他轻易出战,这一主动权就丧失殆尽。


下篇:《为谁喝彩 三国用人之道》结盟

    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在明白了自己的争斗对手之后尚不可以立即攻击,应该把这种对立关系放在社会生活的大范围内考察,努力去捕捉和发现敌人方面的内外矛盾,以此为依据去寻找盟友,建立同盟,向共同的敌人作斗争。例如,刘备联合孙权共同对付曹操;王允联络吕布除灭董卓;董承联络王子服、马腾、刘备、吉平等暗中反曹等等,大体均属这种情况。由于社会生活和个人情况的复杂性,在自己为主要敌人的,在他人可能为次要敌人,在自己为长远对手的,在他人可能为暂时对手,这就决定了联盟的复杂多样性。高明的领导人总是把长远的目标放在心里,而全力抓住眼前的目标,以眼前的目标为中心,建立起最大范围的同盟关系,以最少的自身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组成联盟和保持联盟的条件是: 第一,缔结各方有共同的敌人;第二,联盟的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参加者的利益要求;第三,联盟内部的冲突达不到使联盟破裂的限度;第四,参与者在联盟活动中的所失不超过其所得。前两条说的是联盟的组成条件;后两条说的是联盟的保持条件。    
    刘备和孙权所以能结成同盟,根本原因在于曹操大兵压境,他们只有联合,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刘备占有该属孙权的荆州却一再推说“借用”,孔明最终主动还掉长沙、江夏、桂阳三地,分割荆州就是为了缓和联盟内部的冲突,并让盟军在联盟中得大于失,目的是要继续维护这个联盟。后来,孙权偷袭荆州、斩杀关羽,刘备大举伐吴,联盟维持的两个条件均丧失,联盟自然瓦解。但终是共同敌人的存在和共同利益的驱使,双方后来又恢复了联盟关系。十八路诸侯所以能组成联盟,是由于董卓作为共同敌人的存在,他们只有联合行动,才能与董卓争天下。而董卓未克,就四散解体,首先是由于袁术坑害孙坚,使孙坚在联盟活动中损失过大,还由于董卓移驾长安时各路诸侯的内部纷争加剧。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联盟从形式上分为长期联盟与临时联盟、紧密联盟与松散联盟、集团联盟与个人联盟、政治联盟与非政治联盟、公开联盟与秘密联盟、签名联盟与口头联盟等等。每一联盟可以被划入不同的种类。考察一个联盟,并不需要指出它的全部属性,而只要分析其中主要点、突出点就够了。一种联盟是长期的还是临时的,决定于作为其结盟纽带的是参与者的长远目标还是近期目标。以近期目标为联系纽带的联盟,必定是临时联盟;以长远目标为纽带的联盟,自然是长期联盟。一种联盟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主要决定于参与者目标的距离程度、联盟向心力的大小程度以及外部敌人的威胁程度。参与者的目标越是接近,联盟核心越是坚强,外部敌人的威胁越大,这个联盟就越紧密;反之,联盟就越松散。一种联盟是采取公开的形式还是采取秘密的形式,取决于联盟参加者是否摆脱了共同敌人的控制和威胁,取决于联盟相对力量的大小,如果组成联盟的分子处于共同敌人的控制之中,而他们尚无足够的力量与其相对抗,那一般就采取秘密的形式;反之,联盟分子不受敌人控制,他们有较大的力量与敌人对抗,那就采取公开的形式。签名式联盟缺少保密性,一纸签名到手,整个联盟暴露,曹操在董承家发现了签名盟书,于是知道了这个集团的全部人物,最终彻底粉碎了这个秘密联盟。但签名联盟对参与者有较大的外在约束力,魏国大将钟会夺取蜀国,进驻成都后,欲反叛司马昭,他威逼手下将官签名画押,与他一起配合行动,就是想要利用签名联盟的约束力。


下篇:《为谁喝彩 三国用人之道》保密

    在某些条件下,对自己一方的决策、方案乃至于同盟成员,都需要保守秘密,尤其是领导人掌握计划和方案的全部内容,更应该慎重地对待保密工作的问题。魏国侍中刘晔在朝廷曾竭力劝告魏主曹睿伐蜀,认为“今若不剿除,后必为大患”,睿点头答应。刘晔回家后,众大臣来探问是否有兴兵伐蜀一事,晔回答没有此事,并解释说: “蜀有山川之险,非可易图。空费军马之劳,于国无益。”大臣杨暨听到此话后向曹睿反映说: “刘晔曾劝陛下伐蜀,对众臣又说蜀不可伐,这是犯欺君之罪呀。”曹睿当即召刘晔前来对证,晔对睿说: “我仔细地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蜀不可伐。”一会儿,杨暨离去,刘晔奏说: “臣昨日劝陛下伐蜀,乃国之大事,岂可妄泄于人?夫兵者,诡道也,事未发切宜秘之。”(第九十九回)曹睿这才恍然大悟。看来,刘晔正是要将伐蜀决策对杨暨一类众官员保密。钟会、邓艾伐蜀成功后,反相毕露,司马昭利用二人相互之间的矛盾,让兵力众多的钟会去收服邓艾,他自己则提大兵前往长安,暗防钟会兵变,并与亲信邵悌商定对此意秘而不泄。大臣贾充秘告司马昭说,他怀疑钟会收服邓艾后会反叛,司马昭回答他: “如遣汝,亦疑遣汝耶?吾到长安,自有明白。”(第一百十八回)司马昭的回答,似乎未置可否,似乎又是对贾充怀疑的否定,巧妙地保密了自己的意图。    
    当然,泄密于自己身边的同事或亲人,不见得他们就会干出危害自己利益的事情来,但是,由于消息传播的连锁性,秘密很可能通过他们依次被泄漏于第三者、第四者,……最后让最需要对其保密的人知道,这就误了大事。曹操门下侍郎黄奎与马腾密谋,欲里应外合,诛杀曹操,奎回家后将密谋泄漏于其妾李春香,而黄奎的妻弟苗泽与李春香私通,他正欲得之而无计可施,遂从李春香处打探到黄奎的密谋,向曹操作了汇报,黄奎密谋败露,全家被捉拿斩首。三国后期,吴主孙亮眼见大将军孙綝的专横,写密诏让自己的小舅子、黄门侍郎全纪领禁兵斩杀孙綝,事前嘱咐他: “此事且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綝之姊也。倘若泄漏,误朕匪轻。”(第一百十三回)全纪受诏回家后,遵嘱对自己的母亲严加保密,只将此事密告父亲全尚,不料全尚得知此事后,无意间告诉妻子说: “三日内杀孙綝矣。”妻子当面答应该杀,私下却写信让人送与孙綝,孙綝当即领兵将全尚一家捉拿,并依仗兵权,废掉了孙亮。这里,知情人以为是自己的亲人,就将机密泄漏于他们,但亲人却有意无意地将机密再泄漏于别人,最后传给保密对象,非但使计划落空,反倒害了自己性命。人们对同事的保密容易办到,而对家属的保密却不易办到,可见,对亲人的言谈正是保密工作的薄弱环节之所在,一定要多加注意。秘密多让一个人知道,其保密系数就缩小许多倍。    
    三国时期,领导人对作战计划惯常采取的保密方式是授予将领“锦囊妙计”,让将士临事再发。例如,曹操赤壁战败后派曹仁守南郡,临走前嘱咐他: “吾有一计,密留在此,非急休开,急则开之。”(第五十回)后曹仁与周瑜大战,此计派上了用场。张辽、李典、乐进三人在合肥防御孙权军队,曹操听知孙权领兵进攻合肥,于是派人向张辽等送木匣一个,匣上有操封条,封条上写着: “贼来乃发。”(第六十七回)此方案亦获成功。孔明死前料身后魏延必反,于是留给杨仪锦囊妙计,封题上更是严格规定: “待与魏延对敌,马上方许拆开。”(第一百五回)杨仪直待到与魏延对阵时,在军队门旗影里方才拆囊受计。这种保密方式由于严格规定“临事乃发”,受计的将领事先不知道其内容,其好处是: 第一,缩短了将领接受计划与实施计划的时间间隔,较彻底地排除了泄密的可能;第二,危急时候打开它,极大地提高了其价值的实效性,避免了受计将领们无谓的争论和犹豫;第三,防止了受计将领在实施前的情绪渲染。    
    孔明南征孟获时攻打三江城,他将一个完整的命令向十万军队分解下达: 准备衣襟——包土——城下交割——上城。军士在执行前两钟会夺汉中。    
    个难度较大的命令时尚不知道其目的。这是一种特定情况下的绝好的保密方式。魏国镇西将军钟会接受伐蜀之命后,在国内大造伐吴舆论,并让沿江各处广造战船,司马昭不解其意,召来问道: “子从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第一百十五回)钟会回答说,他命令各处造船的目的有三个: 一是使伐蜀计划具有保密性,蜀国因而不会做防御准备;二是在声势上造成对吴国的威胁,使蜀国受伐求救于吴时,吴国不敢轻举妄动;三是为灭蜀之后的伐吴战争做好了准备。钟会的做法是包含保密措施在内的涉及全局、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


下篇:《为谁喝彩 三国用人之道》树立信心 计划充分

    取得对敌作战的胜利,领导人的信心和勇气是重要的因素。有信心的领导人,其作战未必能够胜利;但毫无信心的领导人,其作战必定失败。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战争就是一种心气和意志的较量。司马昭派钟会伐蜀。钟会出师后,邵悌曾问司马昭为什么要派钟会领兵伐蜀,司马昭回答说:“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若使强战,必败之道也。今钟会独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则破蜀必矣。”(第一百十六回)司马昭的解释说明了领导人的信心和勇气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事实上,领导人一旦对作战持有胜利的信心,他就必然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就必然藐视困难和挫折,他的精神必然极大地鼓舞全军将士。曹操平定汉中时,见当地山势险峻,林木丛杂,即对身边的战将说: “吾若知此处如此险恶,必不起兵来。”(第六十七回)看来是心气不足。后来凭力量的悬殊和反间计的成功,夺取了张鲁的汉中,司马懿、火 烧 连 营刘晔等人劝他乘胜入西川,夺取益州。曹操感叹说: “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他表示心满意足,停兵未进,看来心气尚未恢复。后来,法正对刘备评价曹操的这次军事行动说: “昔曹操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乃留夏侯渊、张郃二将屯守,而自引大军北还,此失计也。”(第七十回)法正的分析深得刘备、孔明的赞同,他们遂决定乘机出兵与曹操争夺汉中。曹操听说刘备领兵取汉中,非常后悔地对刘晔说: “恨当时不用卿言,以致如此!”(第七十一回)后虽亲率大军应敌,但终是丢失了汉中。孔明总结曹操在汉中所以迅速失败的教训时说: “操虽能用兵,疑则多败。吾以疑兵胜之。”(第七十二回)从曹操的一生征战过程看,他绝不是一名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指挥员,但他在与刘备争夺汉中时进退疑虑,不敢大胆用兵,这与他对占有汉中一直缺乏信心有很大关系。    
    领导人不仅要自己对作战充满信心,而且要以之鼓励全军将士,使其化为全体将士的精神力量。曹操率兵至南皮与袁谭残军作战,谭让城中百姓皆执刀枪。大开四门,与军队一起杀入曹寨,两军混战多时,胜负未分,杀人遍地。曹操见未获全胜,弃马上山,亲自击鼓,将士看见后,军心大振,奋力冲杀,最后战胜谭军,斩杀袁谭。有时候,领导人为了保持自己军队的士气,经常注意不向对方亮出自己的王牌军,以保持自身的威慑力。孔明伐魏时,开始未让赵云参加,他的考虑是: “今将军年纪已高,倘稍有参差,动摇一世英名,减却蜀中锐气。”他希望能保持赵云的威名,以造成对敌人的威慑和对蜀军士气的鼓舞。    
    实施一项大的作战计划,不仅需要全军将士的信心,而且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一些大的进攻性军事行动前,有时需要出兵试探。以摸清敌方的虚实。东吴大将陆逊于彝陵战役中火烧刘备七百里连营前,唤阶下末将淳于丹领五千兵去攻蜀兵某营,淳于丹被刘备安排的伏兵击败,他回营向陆逊请罪,逊安慰他说: “非汝之过也。——吾欲试敌人之虚实耳。破蜀之计,吾已定矣。”(第八十四回)遂向大小将士传达了作战方案,连夜进军,击垮了刘备的几十万军队。陆逊派兵试探,摸清了刘备的兵力部署,是他实施进攻方案的重要准备环节。司马懿在祁山深沟高垒抵挡蜀兵,在一段时间见蜀方无动静,对手下大将夏侯霸说: “你可引一千军去五丈原哨探,若蜀人攘乱,不出接战,孔明必然患病矣。吾当乘势击之。”(第一百三回)司马懿在出击前,先派夏侯霸引军试蜀方的虚实,以掌握敌情,这是他军事行动的重要准备。这类准备是重大行动前的试验,是要通过观察对方的反应来补充、修改自己的行动方案,或坚定自己实施行动方案的信心。    
    这种“投个石头看水深”的试探性手段在其他的政治活动中也常被用到。曹操剪除吕布后回许都。谋士程昱劝他乘威名日盛之时“行王霸之事”,逐步准备篡位,操回答: “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轻动。吾当请天子田猎,以观动静。”(第二十回)于是他令人选良马俊犬,邀天子出郊狩猎。当献帝三箭未射中大鹿时,他要来献帝的金鈚箭一下射中鹿背,群臣将校见到鹿背上的金鈚箭,以为是天子射中,都向献帝踊跃高呼“万岁”。此时曹操纵马直出,立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众人的欢呼,后来又把弓箭自己带回。曹操通过这种试探性手段,大体看到了朝廷官员们的政治态度,之后董承、王子服等反曹联盟结成,不久即被曹操粉碎。


下篇:《为谁喝彩 三国用人之道》大胆授权

    刘备请孔明出山后,对其非常器重,对人说: “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关、张内心不服。不久,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万杀奔新野,刘备请孔明安排作战计划,因顾虑到关羽、张飞不听号令,刘备遂以剑印付之。孔明召集众将,发号施令,让各将依计而行。关、张二人讲了许多怪话,不服军令,孔明厉声喝道: “剑印在此,违令者斩!”(第九十三回)关、张只好领命而去,最后大获全胜。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东吴。刘备率七十万蜀兵伐吴,势不可挡,孙权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让陆逊统大兵御敌,陆逊被东吴众将视之为白面书生,在他接受大都督之职时,孙权担心自己的故旧之臣不听号令,遂将自己所佩之剑交给陆逊,对他说: “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第八十八回)在前线战场,韩当等老将果然不服号令,陆逊拿出剑印才压服了众将,使自己的作战计划得以实施。剑印在古代是一种指挥权力的象征,领导人在向部下授职时,应同时授予相应的权力,如果授职不授权,像孔明、陆逊那样有才干的部下也未必能够将所托付的事情办好。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在接受自己上级给予的职责时,一定要同时接受到相应的权力,如果有职无权,那就不能保证自己的指挥得心应手,不能保证有成功的把握。初上任的年轻管理者尤其如此。    
    魏将司马懿在宛城听到新城守将孟达反叛的消息后,他违反魏国惯例,未表奏朝廷就自行发兵,兼程前进,未等孟达举事即平定了叛乱。事后他向魏主曹睿作了汇报,并解释了先斩后奏的原因,曹睿当即赐给金钺斧一对,让他以后遇到机密大事,不必奏闻,见机行事,这更是交给了部下一种特殊的权力。    
    关羽围困樊城时,孙权派吕蒙领兵偷袭荆州,临行前提议让孙皎与吕蒙一同领兵前去。孙皎字叔明,是孙权叔父的儿子,吕蒙担心因孙皎和孙权的特殊关系,使自己临事不好处理,遂向孙权表示说: “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则独用叔明。”(第七十五回)孙权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让他总领各路军马。在吕蒙向孙权的建议中,表达了在授权问题上一人负责的原则。在某一重大的领导活动中,坚持一人负责,能使领导责任明确,并避免互相掣肘推诿的现象,防止了不必要的内部矛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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