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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面奏、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日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下面举例看康熙治河决策的全过程：
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及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
第四部 玄烨康熙帝玄烨（5）
第二，寻根溯源。比如黄河，他派侍卫探查黄河之源，到星宿海，往返万余里，并绘成舆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经过实际踏查而绘成的黄河图。另如永定河。康熙巡视北京通州段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数据。
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靳辅，汉军镶黄旗人，以安徽巡抚授
为河道总督。受命后，一日八上奏疏，报告治河之策。他的治河方略是：统审全局，河运并治，浚河筑堤，束水攻沙，多开引河，量入为出。他重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交汇的清口。陈潢，浙江杭州人，善治水，负才不遇，题诗祠壁。靳辅见而惊异，访得引为幕友。疏奏多由陈潢起稿，施工亦由陈潢监理。他们督率民工，日夜辛勤，治河大成。但是，靳辅受到诸臣合讦交攻，发生了意见分歧。
第四，御前辩论。河道总督靳辅与直隶巡抚于成龙在治河方略上意见相左。争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治河水退后出现的田地，是实行屯田还是由豪绅垦占？另一个是为了使河水通畅顺流入海，是开浚海口还是修筑大堤？康熙不妄加论断，而是命双方在乾清门进行御前辩论，各申己见，互相驳难。关于屯田——于成龙说：“屯田夺民产业，不能实行！”靳辅则说：“丈出之田，作为屯田，抵补河工所用钱粮。因属吏奉行不善，民怨是实，臣无可辩，唯候处分。”关于开浚海口，靳辅的意见是：开海口虽可泄水，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于成龙的意见是：要是加高河堤，堤高一丈五尺，民居在其下面，一旦河决，无数百姓，将饱鱼腹！争论没有达成共识，决定再广泛征询意见。
第五，集思广益。辩论双方各有各的理由，康熙不能决断。他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
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帝听了两方面的陈述，看了大臣的疏报，交九卿会议裁决：采纳了于成龙的方案，将靳辅罢官，陈潢被削职、逮京后病死。
第七，实践验证。康熙帝曾数次派大臣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的意见孰对孰错。后康熙帝南巡阅河，靳辅扈行随从。回京后，康熙肯定靳辅治河功绩，复还他的原来品级。
第八，改正错误。靳辅之后，命于成龙为河道总督。康熙帝召于成龙入京，问：“过去你说靳辅之短，现在怎样？”于成龙回答：“臣那时妄言，现在也按照靳辅的办法去做。”这是对靳辅治河方案最好的结论。
第九，断不出书。康熙悉心治河数十年，撰写治河论述，河道总督张鹏翮（hé）请将治河谕旨编纂成书，雕刻颁行，永久遵守。康熙说：“前代治河之书，无不翻阅，泛论虽易，实行则难。河水没有定性，治河不可一法。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后人遵行，断不可行。”这表现了《厄鲁特蒙古图》康熙可贵的谦逊的科学态度。
以上九点能够做到一点，可以称作明君。
再说治理蒙古。康熙讲求仁道，抚绥蒙古。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分为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三大部。诸部内讧，互相残杀。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噶尔丹乘机东犯，逼迫喀尔喀南迁。康熙巧借噶尔丹东犯威逼喀尔喀之机，于三十年（1691年）五月，亲赴塞外，主持多伦诺尔（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会盟。盟会开始，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萨克图汗沙喇弟策妄扎布、车臣汗坐在第一排，其余按次序入座。蒙古王公贵族由理藩院官员引领晋谒康熙。康熙对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的过失加以申斥，让他领罪。然后康熙说，如此盛大的盟会，要是对土谢图汗处以重罪，实在于心不忍。康熙当众宣布赦免土谢图汗之罪。喀尔喀贵族700余名、哲布尊丹巴辖下喇嘛600余名，齐向康熙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康熙帝在大蒙古包正式接受全体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臣服，并编喀尔喀蒙古为49旗，封喀尔喀蒙古贵族为亲王、郡王、贝勒、公、台吉等。又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列阵10里，吹角鸣炮，众呼前进，声动草原。康熙骑马弯射，技艺精湛，令蒙古部众心悦诚服。康熙帝通过召见、训谕、赦免、封爵、检阅、较射、会盟、宴赏和修庙等举措，使喀尔喀蒙古出现冰释前仇、化解分歧、辑睦安居、气氛和谐的局面，实现了喀尔喀蒙古内部的重新统一。经过7天的多伦诺尔会盟，喀尔喀蒙古完全臣服清朝，加强了中央对喀尔喀蒙古的统一管辖。
对臣民：仁爱宽刑
康熙对臣民强调要实行“仁爱”。“仁”字，《孟子·尽心》说：“仁也者，人也。”儒家有“仁者爱人”的理念。“爱”字，有人说是近代的词，也有人说是西方的词。其实，《论语·颜渊》就有“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的话：“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仁爱”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
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蠲（juān）免钱粮达545次之多，计银15亿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他宣布：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雍正实行“摊丁入地”，中国长期以来的人丁银被免除。其正面影响是减轻了人身依附，其负面影响是刺激人口增长。乾隆时人口到3亿，道光时则突破4亿。
第四部 玄烨康熙帝玄烨（6）
关于康熙的仁爱，可以举一个例子。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在塞外视察时，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康熙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将他带到行宫。后给王四海盘缠，送他回家。
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大地震。康熙下令开设粥厂，还让太医院给伤病者送医送
药。
康熙实行宽刑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全国秋决（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四十人”。
康熙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恰恰是康熙一生为人、行政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康熙区别于清朝其他11位皇帝的一个显著特点。
康熙的仁政，措施之一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帜。康熙朝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
于成龙，山西永宁（今离石）人（康熙时还有一位于成龙，汉军镶黄旗人），先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当时已经45岁。罗城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没有城郭，遍地榛莽，县衙是茅屋三间，居民仅有6家。于成龙到任后，召集流民，鼓励耕耘，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时，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离去。于成龙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想您路上盘缠不够，我会算卦，可以沿途赚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于成龙很感动，就把他留下来。果然途中钱花光了，幸亏瞎子赚些算命钱补充路费才到了合州。在合州，有政绩，又迁黄冈。黄冈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又任黄州知府，再升任福建布政使。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多掠良民子女为奴。他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康熙十九年（1680年），升为直隶巡抚。上任后，严戒馈送长官。又迁两江总督。他自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称呼他为“于青菜”。在他的带动下，士绅们改绸缎为布衣，官宦出门轻车简从。仅仅数月，朴素之风大为流行。他过于劳累，死在任上。于成龙做官，不带家眷，十分俭朴。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惟笥（sì）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chǐ）数器而已”。就是说；于成龙的家中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做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而已。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聚哭致哀！百姓家挂他的画像祭祀。康熙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
格尔古德，满洲镶蓝旗人，笔帖式（即文书、翻译）出身，后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任日讲起居注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任直隶巡抚。上任前，康熙帝告诫他说：“你上任后不要急于求名，而要踏实做事；或遭愤恨报复，定要特别小心。”当时京畿地区，旗人与民人杂处；旗下的庄田，有王公大臣的庄田，有贵族豪绅的庄田。庄田设庄头，像《红楼梦》里的庄头乌进孝那样，管理庄田，负责收租，为害一庄。还有投充旗下的人，依靠主子，逃避差徭，诈害良民，无恶不作。自康熙初，鳌拜专权，大学士管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因触犯满洲权贵利益而遭杀害后，几乎没有人敢对这个敏感的问题上疏指陈。格尔古德上任不久，亲自访察，提出问题，疏陈：自己卖身投靠旗下之人，有的作奸犯科，想逃脱法网；有的游手好闲，逃避差役。这些人，放债牟利，则讳旗称民；遇上官司，又舍民称旗。他们诈害良民，官府不敢过问，应当加以严厉议处。格尔古德得到康熙帝的有力支持。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当时，大学士明珠权势倾朝，他的下属要圈百姓的坟地，民人投诉到户部。户部将诉状转直隶巡抚，格尔古德令宛平县核查。知县怕得罪权相明珠，报称“无碍民坟”。格尔古德不畏权相，上疏劾奏明珠属下“圈占坟地属实”，并请吏部问知县的罪。格尔古德敢于碰权相，敢于碰勋贵，秉承上旨，执法严惩，被时人誉为“铁面巡抚”。格尔古德居官，布衣蔬食，廉洁自律，不畏权贵，拒纳馈送。康熙帝命朝廷大臣公举清廉官吏，格尔古德被列为第一。
彭鹏，福建莆田人，幼年聪慧，乡试中举。三藩之乱起时，他装疯不从。平定三藩之后，任三河县知县。三河在京东，旗民杂处，号称难治。有人冒称自己是给皇帝放鹰的，到县里敲诈勒索，作恶多端。彭鹏经过侦访，查明其真实身份，逮捕并鞭刑严惩。有人偷盗，彭鹏闻警，立即佩刀乘马，急疾追捕。康熙帝巡视京畿，知道彭鹏清廉，在接见他时，赐给他内库帑（tǎng）金三百，并说：“知道你清正，不接受百姓的钱，这些钱给你养廉！”后调升彭鹏为科道。他受命到陕西、山西、河南了解民情、赈济灾荒。他疏报：泾阳知县刘桂克扣籽粒，猗氏知县李澍杖杀灾民，磁州知州滥派运费，南阳知县暧昧分肥等。诏三省巡抚察审，奏报没有查实。在当时，当事人因受到关系网的保护，要核实一个贪污案件，是十分困难的。康熙帝又派他做顺天府尹，彭鹏疏劾顺天乡试举人李仙湄的考卷墨迹删改过多，考官徐倬、彭殿元徇私欺蒙，疏语中说：“臣如妄言，请劈臣头，半悬国门，半悬顺天府学。”九卿等召开会议，认为他语言不敬，应当罢官。康熙帝命考官徐倬、彭殿元退休，而对彭鹏不问。彭鹏为官，拒馈赠，清操守，是康熙朝著名的清官。
第四部 玄烨康熙帝玄烨（7）
张伯行，河南仪封人，进士出身。中进士后，买各地大儒的图书，口诵手抄，整整7年。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学问清醇、志操洁肃自励。做官后，家乡河堤崩溃，自己出钱招募民工运土塞堤。任山东济宁道，遇上饥荒，从河南家里运送钱米，并缝制棉衣，给灾民充饥御寒。任江苏巡抚，发现总督噶礼贪婪。江南乡试作弊，生员哗然，抬着财神像到学宫，影响很大。张伯行调查，此案同总督噶礼有关，便上疏朝廷。康熙命尚书张鹏翮等调查，查证作弊之事同噶礼有关，噶礼便弹劾张伯行。康熙命再调查。结果是噶礼被诬
告，张伯行应当罢官。康熙命第三次复查，结论同前一样。康熙说三次查证都是非颠倒，命再议。其实，康熙已经通过密折对噶礼和张伯行都进行了解。康熙知道张伯行是清官，应当加以保全，著免噶礼官，由张伯行任总督。
康熙帝表彰清官，一则是为大小官员树立榜样，养成一代清廉的吏风；二则是借清官监督、揭发、打击贪官；三则是派几位好官，为百姓做点好事；四则是推行“仁爱”理念，为自己博得仁政的名声。但是，清官往往为上级所不喜欢，也普遍为同僚所不喜欢。清官必遭贪官的嫉恨，也必遭贪官的报复。前述于成龙、格尔古德、彭鹏、张伯行等无一例外。然而，康熙帝之所以仁明，在于他能明察是非曲直，而不使廉吏灰心，能信任并保全清官，而遏制贪风日长。
在皇朝时代，官吏贪婪是普遍现象。康熙虽然奖励清官、惩治贪官，但贪官污吏还是屡屡出现。看来康熙对待吏治，还缺乏系统的制度：严格制度，使官吏不能贪污；严厉惩处，使官吏不敢贪污；严定薪俸，使官吏不必贪污；严肃教育，使官吏不想贪污。
对西学：虚心吸纳
自明朝后期始，西方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一面传教，一面传授西方科学知识。明末南怀仁像的大学士徐光启等，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在康熙朝有一批外籍教师，如比利时人南怀仁、葡萄牙人徐日升、法国人张诚和白晋等，其中以汤若望和南怀仁最为著名。
汤若望，耶稣会士，德国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来华。这一年恰好发生萨尔浒大战。他先到澳门，后入广州，再到北京。崇祯时，创设历局，修订历法，汤若望任事，与中国官员共同编成《崇祯历书》，设馆在今北京宣内南堂地方。清命汤若望掌管钦天监事，参与修正历法。新历法称《时宪历》，颁行天下。汤若望同顺治的关系，在上文已经探讨过。顺治病危时，议立嗣君。福临因皇子年龄太小，想立皇弟；皇太后的意思是立皇三子、八岁的玄烨，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可终生免疫，支持皇太后的意见。顺治就一言而定玄烨继承皇位。顺治死后，汤若望在康熙初年被抓进监狱，原因是受了杨光先的诬告。
杨光先，安徽歙（shè）县人，为人粗暴，好争斗。崇祯时来到京师，抬着棺材到阙下，上疏弹劾大学士温体仁，被称为奇人。后遭廷杖，谪戍辽西。明亡后，回江南，后又旅居京师。他不懂天文历法，却自认为是一位天算学家。顺治时上书，指责《时宪历》封面不当题“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攻击汤若望。当时顺治帝对汤若望非常崇信，礼部不予受理。康熙三年（1664年），杨光先再次诬告汤若望，一面上书朝廷，一面散发传单。其中杨光先指责汤若望的《时宪历》只编200年，大清皇朝万万年，这岂不是让大清短祚吗！这是一场保守派对维新派，愚昧文化对科学文化之争。这时汤若望患病，行动不便，无力争辩。可怜的汤若望身患重病，昏迷恍惚，戴着9条锁链，躺在小木床上，仍手举望远镜观测日蚀。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辅政大臣鳌拜等支持杨光先，定汤若望死罪，钦天监五位部门负责官员被处死，废弃《时宪历》。孝庄太皇太后认为对汤若望处分过重，经两次复议，汤若望免死下狱。但也恢复了旧历法，废除了《时宪历》。杨光先则先升为钦天监副，又升为钦天监正。第二年七月，汤若望死于寓所。
康熙亲政后，对这桩学术公案采取了谨慎而科学的态度。因杨光先靠政治讦告做了钦天监一把手，但他不能胜任天文数学的研究和实测。后来用比利时人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借地震的机会，奏称杨光先等在历法、测验方面的错误。康熙曾多次召杨光先与南怀仁到宫中当众测验，结果每次都证明南怀仁测算正确，而杨光先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