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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买棉衣；去的是公主坟；回来时竟找不到小公共汽车；在冷风里走了好久。我很少看到我妈做针线；那天回来后她坐在我下铺的床上给我缝帘子： 是绿色的卡通花布；受到过很多艳羡。妈妈当时在想些什么？
大学的第一年暑假；小昭来了。她童装打扮（虽然已经16岁）；并且一身红；一个人就跑北京来了。她到大姐宿舍的时候已经一头汗；特别绒细的流海贴在脑门上。 我用自行车把她带回北大；捏着她汗渍渍的小手把她介绍给我同学。 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每次小昭去我班里向我借钥匙；都是在教室门口探出小小的头来；我总是飞奔过去；把钥匙塞给她；让她快走。 她总是恋恋不舍的。 小昭到哪里都喜笑颜开；讨人喜爱。我要去军训；收拾行李；洗衣服；她就跟在我左右。吃晚饭时；我特意去“学五”买茄合给她吃。很多年来；我都把她当小玩意儿。直到有一天她一语惊人。 后来她来清华的时候；我已经大四了。她一下子长成漂亮的大姑娘；我都浑然不觉。
那一年秋天；我姥爷出车祸去世了。 我在学校里什么都不知道。寒假里回到家；看到妈妈眼里有泪；满脸都是悲伤。她的手腕骨折缠着绷带。 我爸每年冬天腿都犯病；心情也就随之抑郁。我猛地一下子有了责任感；有一种无知的勇气；却无所事从。 然而过了春节；我依旧得回北京。我妈的头发不够茂密；每次在我们走之前她会好好洗头；显得蓬松。 我爸拖着病腿一定要送我去火车站。我在北京读书七年；十四个寒暑假；没有例外。 我喜欢暑假里回家。长春安静凉爽。爸妈都非常忙；但总会找一个傍晚去南湖大桥；吃烤苞米；并且照相。妈妈总是穿花纱裙子；头发梢有自己烫的小卷。 湖边有一片小树林；模样越变越糟；后来常看到一群人练气功。但我们窗前的湖水连日色；却总没变。我还记得西窗台上的几盆花；一个是高大奇怪的仙人掌； 奶奶留下来的从没长大过的青石山； 再就是7月里刚刚种下的二月兰；有一棵妈妈引以为荣的葵红；挺着长颈；长春盛行的君子兰有时也立在角落里： 花盆里有小小的白虫子。每年夏天；我都爬到书架上把好几盆吊兰枯萎的叶子揪下来；浇水；换托盘。我并不喜欢花草；但它们是我们家的。
我小时候有个一起上学的好朋友；独生子女；曾住在我家楼上。他爸爸自己会做家具；刷地板。他家里雪白的书架上摆的全套古典名著都带单位图书馆的标签 （那时候借单位的书似乎不用还；至少可以摆两年）；和书对应的是翠绿的硬塑料吊兰；真是整洁得寒气逼人。我小时候读的书；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开头是；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地主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我上初一的时候；我同座看《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我就和他比；看了哈代的一个严肃的节选。直到前两年；看了电影才知道那是《无名的裘得》。可以想像；我当时对父母的理解并不比我对书的理解深。但所有这些；悄悄地沉积在我身体里。
后来在北京和大姐、小昭住在一起；房间又大又明亮；我和小昭每天骑自行车上学回家。直到过了半年；我才慢慢觉得那是我家。我们每天给父母打电话；他们如果争吵；我心就提着好几天。后来我第一次带常豫回长春见我父母；我们四个人去“物贸”吃饭；吃的是羊肉丸子冬瓜汤。看到父母待他像客人又像亲人；真是奇怪的感觉。一下子就想；我总都是爸妈的孩子；他们是我最亲的人。
我爸在北京帮我们装修房子；有一个多月。可是房子修好了；他便回长春了。我那半年都浮躁不安；骑着自行车瞎跑；什么也没看到。等到两年后的“十一”；爸妈一起来北京。他们不让接；早上八点就在楼下按门铃了。他们拎着印有“会议纪念”的旅行袋；里面装着沉甸甸的月饼。直到现在；我妈都觉得硬梆梆的五仁月饼好吃。北京的家是他们的家；可在这里他们却成了老人。 我们全家去北海；要坐满两辆出租车。我担心晕车；要坐在前座并且把头探出去。风吹到脸上紧绷绷的。一会儿；大姐打手机来；告诉我把头缩回去；危险！ 北海公园里面很多人；我们买了一个会翻跟头的小猴子；又去坐船。大姐和爸妈坐在我对面。他们头上是白塔；还有塔下熙熙攘攘的人群；真是盛世。
2000年我快毕业答辩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四五月里的北京；我每天穿棉衣去打针。军队医院里似乎总只有我一个病人；静悄悄的。我小时候经常扁桃体发炎，每年要去儿童医院好几次；都是我爸或妈用自行车带我；因为怕我晕车。冬天的时候；工农广场前冰雪从未融化，爸妈就下来推着自行车走。爸爸问我要不要冰糖葫芦；我只要一小串。回到家吃药前；妈总用手摸我头看我是不是发烧。她的手冬天总冰凉；脚也是；要穿两双袜子。有个春天我爸带我看病；给我买了一个唐老鸭胸章；我把它别到黄色的夹克衫上；好几年。好的东西就那样；贫苦的时候不觉得艰辛；富有的时候不觉得奢侈。
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从温哥华到南加州；如今又住在西雅图。每个雨天的傍晚里；关上百叶窗；开亮所有的灯。收音机里一样是为你亲爱的人点播他喜爱的歌。一样是丈夫为妻子；子女为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一样是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和喜悦。在这样一个深夜，我为着莫名的理由而清醒着，拽着被角；心底流淌出一丝温柔。 现在可能是我们一家人最好的时候，五口人都是能照顾自己的成年人，并且都有事情在做。在我们长大成人之后，爸爸妈妈完全进入老年之前，这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人是比较独立并且平等的。在这种关系里，我觉得所谓的爱，就是尽了自己的复杂去体会，知道每个人都在干什么，偶尔涌起一点温暖的回忆。
第五章 今天我爸我妈我姐（1）
刘天昭
1
我爸我妈现在年龄大了，可是还是出来办学校，真的是很辛苦。有很多亲友都很诚挚地批评他们，说他们不懂得享受生活，享受晚年。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这批评是对的，可是事实确实是这样，如果不工作，他们就不知道做什么好。他们既不爱好吃，也不爱好穿，简单说就是从物质生活中获得不了什么乐趣。这是很让人遗憾的。一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意识到爸爸妈妈一直都过得那么“精神”。并且回想起来，觉得小时候的家里简直有一种清教徒的气息。我们不仅吃穿就俭，而且在家庭舆论上摒弃任何奢侈的念头，真心诚意地为自己任何一点点的“馋”或者“臭美”、或者虚荣的倾向感到羞愧。过节过年不算，家里吃饭基本上都是一样菜，盛两盘。一来因为生活不富裕，二来我爸我妈的心思好像从来都没有花在吃上头，他们觉得这不重要，对他们不重要，对我们当然也不重要。衣服呢，差不多是每人每个季节只有一件衣服。上大学之前穿过的衣服，现在一件一件全都数得出来。不光是我们三个，我爸我妈的那几件衣服，一件一件也都数得出来。我说这些没有抱怨的意思，那个时候反正大家都不太富裕，而且学校的舆论也不倡导比吃比穿。所以我们虽然吃穿俭朴，但是并不觉得寒酸，反而觉得比较踏实。小学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的时候，学过一篇思想品德课文，题目叫做《千人糕》。不是恐怖故事，是说一个蛋糕的制作实际上有上千个人的劳动参与。有种地的农民，有磨面粉的工人，有做蛋糕的工人，还有制作这些劳动中使用的工具的人呢，然后当然还有科学家呢，还有炼钢铁的工人呢，然后当然还有地质勘探队的人呢……这样说下去，无穷无尽的。学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受震惊，大概是被那种没边没沿连在一起的感觉给吓到了，总之后来就老是想起这个故事，每当花费了什么自己觉得不应该的东西，就觉得又多欠了这个世界一笔账，心里就会不踏实。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原罪感，一部分归因于那篇偶然的课文，另一部分肯定要归因于家里的风气。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缺少享受物质生活的能力，让人更容易自溺于虚无。好在有些事情在我上大学之后慢慢就变了。因为是女的，总是比较爱美一些，买些衣服，然后再买些有点奢侈的东西，满足点虚荣心或者什么的，慢慢地也就习惯了花些钱，甚至花挺多钱。一方面我爸、我妈、我姐姐他们都比较宠着我，总怕我受委屈，总是给我些钱，让我有钱可花，另一方面我也理解到了，欲望之于存在，其实是很本质的东西，甚至连虚荣，本来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巨大的人生动力。可是即便如此，我也还是经常会有亏欠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习惯，而习惯这东西，沉在意识的底层，好像特别不容易被改变。
2
我不记得我爸我妈是怎么鼓励我们多看书的了。大概也很简单，就是他们在谈到有知识的人或者谈到学习好的孩子的时候，会由衷地赞美，不由自主地表达羡慕。小孩子大概总是不自觉地在看大人们喜欢什么，看出结果来心里自然决定要讨爸妈的喜欢。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小时侯都没怎么认真看过什么书，看了也没大看懂。留在心里头的，就是模糊地认定，读书写字思考，过精神生活，始终都要比过物质生活崇高一些，洁净一些，美好一些。这种认识，或者说是价值取向，我倒也不觉得它有什么好，或者它还有点问题，让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有先知识后事实的倾向，有本末倒置的危险，但是不管怎样，这总是事实，我也可能在回忆和总结的时候夸张了它，但并不是限中生有的事情。有一回我妈妈给我们讲诺贝尔奖的事情，那天晚上停了电，我记得我在黑暗中很激动，辗转反侧有点睡不着，觉得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像很伟大。
3
爸爸妈妈给我的影响，现在想想，除了简化物质生活，强调精神生活，还有一条比较主要的，就是好像我们小时候我爸我妈都稍微有点愤世嫉俗。愤世嫉俗这东西本身我觉得副作用是特别大的，但是总有一点好，那就是它让我们都不惧权威，勇于怀疑。我觉得怀疑精神是一种动力精神，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我们成长的这些年里，一直都有过渡性的伪真理在空气中弥漫，怀疑精神就显得更加重要，像疫苗一样重要。其实事情都很小，现在好像都已经举不出例子来了。但是我爸或者我妈，在评论很多事情的时候的那种态度，那种语气，让我印象很深。有点唱反调似地，比较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比较能显示出自己的存在，那种调调让我觉得很有魅力，很着迷。或者那个东西正好和青春期的叛逆心理吻合了，所以在我中学的时候那种情绪体现得很明显，所有社会科学一类的知识我都不肯全信，背都背下来了心里也还是有所保留。那时候我相信数学和物理，迷恋公式和事实之间巧合一样的对应关系，以为自己再多学一点就能理解宇宙。除了怀疑，我觉得我爸我妈在他们年轻时候经常表现出来的以至于都被很小的我捕捉到了的那点点对世界的不满意，那里面，还有一种不甘平庸的心情。这个心情，现在想想，大概也传递了下来。当然每个青少年都有英雄梦，但是我觉得我和我姐姐，我们，我们的那点不肯平凡的心愿，其实坚持了很多年，支配了我们很多的选择。虽然现在已经变成了玩笑，但是早放弃一天和晚放弃一天，人生的路径画出来，就是不一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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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我妈都有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基本上都很苦。尤其是我爸，好像过得格外地苦，格外地辛酸。我小时候好像也常常听到，可是并没有什么感想。现在偶尔提起了，却觉得每一件小事都惊心。我禁不住要替他们感慨，他们这一生。甚至有时候想听他们细细地回忆一番，然后替他们写个传记，虽然我心里知道，那样详细地考察出来，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部传记。出国前那个暑假，有一天晚上，我问我妈，我说，妈，你二十三岁的时候在干吗呢？那时候我自己二十三岁。我妈想了想，说，在碱厂当工人——还没当上工人呢，在农社干活儿。接着我妈就给我讲了她是怎么当上这个碱厂工人的。那年来招工，给了社里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就落到了社里最后一个知识青年妈妈的头上。可是还没来得及感到幸运，就有人报告说曲宝琴家里问题严重，不能当工人。这个指标就挪给别的公社了。我妈说她在这之前的好几年里都很绝望，生活黑压压的，黑透了。好容易抓到一丝光亮，怎么都不甘心放弃。我妈到了县城，找到了她的同学李玉洁。李姨把我妈领到县委大院门口，告诉我妈说最里头那排红砖房最东头那间，就是赵文革的房间，他能管这事儿。我妈在赵文革的门口站了很久，她说当时她心里也是挺害怕的，觉得见那么大一个人物，自己没名没姓的，出身又不好，就那么愣闯进去？我妈说当时天抹抹黑，屋子里点了灯，门半开着，赵主任戴个黑边眼镜。屋子里还有一个别人，两个人并排坐在靠北墙的两张椅子上，中间一个小桌子，像是后来沙发那路摆法。他们严肃地说着革命工作的事情，我妈在门外很紧张，一句也没听进去。她不敢动，害怕人影子在窗户那一闪自己就没有退路了；站着不动也害怕，看院子里来了人问她站在那儿那是干什么呢。我妈说，站了能有二十分钟，反正好像很长，我就进去了。我把白天写好的材料放到了人家那小桌子上，说，请赵主任抽时间给看一下。然后我也没敢留，都没敢看人家一眼，转身就走了。我妈说，谁知道是不是这个材料起的作用啊，写了二十几页呢，思想汇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家里的具体情况，对当工人的想法，都写进去了，也不知道人家看没看。我也再没啥别的法子了，就又回农社干活儿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来消息说我上碱厂的事儿行了。我自己去人事局取的材料，记得可清楚呢，那天刮大风，呼啦呼啦的，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写着特别大的字，“力工”，完了盖个大红章，再也变不了了。出身不好，不让沾技术工种，转干转正更不能了，啥都不行，就是力工。这个事情后来我经常想起来，一想起来就看见我妈往下扯了扯自己的衣襟，昏黄光晕中抬脚迈过一道门槛。后来我又想，我妈也许不会扯一扯衣襟，因为是靠着一股短暂的冲动走进去的，恐怕顾不及扯一扯衣襟。
第五章 今天我爸我妈我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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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经常到处乱跑，放了学跑到同学家去，一直呆到天黑。那时候也没电话，我平白不回家，害家里人着急。我两个姐姐都特别爱操心，有好几回都以为我丢了，大哭不止。我一次一次地受了教训，慢慢就习惯了这种想法，做什么事情都要先跟家里说一声，不要让家里人担心。现在有了电话，事情也并没有多少变化。比方说昨天晚上我大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要出门去买点水果，所以说完了闲话我就说，姐，我挂啦，我要出去买点水果。我大姐就说，这么晚了，别出去了，明天再买吧。我说，没事儿。然后等我买了水果回来，我就再给我大姐打个电话，我说，我回来啦。我大姐就说，锁好门？去看看，别挂电话，去看看门锁好了没有。我大姐从很小就有检查煤气的习惯。现在她就经常用电话督促我把门多锁几道。这里面有点开玩笑的成分，但她确实是个操心鬼。我二姐呢，喜欢监督些别的方面。比方说她从美国打电话回来，经常说着说着突然就说，小昭，你现在是站着呢吗？我就告诉她说我正仰面躺在沙发里。我二姐就说，站起来，小昭。怎么能躺着呢，大白天！我二姐总希望我能瘦下来，打扮得漂亮一点。上大学的时候，我二姐有时候会去学校看我，一般说来，她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准是，小昭，你怎么能穿成这样呢！有一回她一看见我就把我拽到她们宿舍去，把她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扔到床上让我试。我姐姐她们都是很细致的人，有一段时间她们的关心让我觉得有压力。不过后来就好了，我长大了些，慢慢有了些主张，越来越是个大人了，姐姐们也就不管我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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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姐姐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觉得因为她们，我成长得比较主动。我大姐比我大四岁，我二姐比我大两岁半，上学的时候就是三个年级，正好就是仰视一下刚刚看得到的差距。这个距离里的姐姐一直一直都是我的偶像。所有跟我关系比较好一点的同学，都知道我姐姐，都知道我言必称姐姐。我每个礼拜都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