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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关。因此一旦为政，阅历激荡于胸，思想酝酿于心，便常发而为好文，是为政治家之文。如古代《过秦论》、《岳阳楼记》、《出师表》，近代林觉民《绝笔书》、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现代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别了，司徒雷登》等许多论文，还有陶铸的《松树的风格》。我们不能要求现在所有的为官为政者都能写一手好文章，但是也不是我们所有的官员就没有一个人能写出好文章。至少我们在创作导向上要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写一点有磅礴正气、党心民情、时代旋律的黄钟大吕式的文章。要注意发现一批这样的作者，选一些这类文章，出点选本。我们不少的业余作者，不弄文学也罢，一弄文学，也回避政治，回避大事大情大理，而追小情小景，求琐细，求惆怅，求朦胧。已故老作家冯牧先生曾批评说，便是换一块尿布也能写他三千字。对一般作家来说，他们深谙文学规律、文学技巧，但是时势所限，环境责任所限，常缺少政治阅历，缺少经大事临大难的生活，亦乏有国运系心、重责在身的煎熬之感。技有余而情不足。所以大文章就凤毛麟角了。但历史，文学史，就是这样残酷，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留下的只有凤毛麟角，余者大都要淹到尘埃里去。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叫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翻天覆地，为中国有史以来之未有，是新中国。邓小平同志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新时期。新中国开创之初，曾出现过一大批好作品，至今为人乐道。新时期又该有再一轮新作品。凡历史变革时期，不但有大政大业，也必有大文章好文章。恩格斯论文艺复兴，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们期盼着新人，期盼着好文章、大文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过去的革命斗争及现在改革开放的业绩不但要流传千古，它还该转化为文学艺术，让这体现了时代精神的艺术也流传千古。
（1998年6月）
《红色经典》 附录我写《觅渡》（1）
1982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散文《晋祠》，当年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并应教学需要写了一篇《我写〈晋祠〉》。16年后，1998年又有一篇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被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新教材。许多语文刊物希望能再写一篇文章，谈谈《觅渡》的写作，以作教学参考。
这篇文章和《晋祠》不同，《晋祠》是写景，《觅渡》是写人。作者在《晋祠》中的目标是怎样发现自然美，表现自然美；而在《觅渡》中的目标是怎样发现人的价值，挖掘人的价值，想写出一种人格的力量和做人的道理。与大自然雄浑博大、深奥无穷一样，人也是永远探究不完的话题。人的精神世界其广阔、博大、复杂，绝不亚于自然世界。人是另外一个宇宙。
一个人对社会历史的贡献，或曰他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分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的指他的功业，这依个人能力、机遇不同差别亦大。小至种一草、植一树；大至缔造一个国家，完成一项发明、一个发现。只说有形功业，人就是一望无际的群山，有层层丘陵也有巍巍的珠穆朗玛峰。遥望历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群峰屹立，连绵不绝。从凡人到英雄，从小事到大功，足够波澜起伏了。这是以成败论英雄。
还有一种无形的价值，就是人格的力量。一个人外在的功业有大小之分，内蕴的人格也有高下之分，这是另外一个做人的系列，另一种标准。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创造多么惊天动地的功业。这与本人的学识、机遇、时势有关。比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功大业，但他们的人格却足以照亮所有的人，包括身处要位、执掌大权的人。在人格这一点上，人人都向他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格所展示的是作为人所特有的一种本质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被开发，一旦与其他外在的力量相结合，便威力无穷，就像蕴藏在铀原子里的能量被裂变释放一样。人格人人有，人格不因其人的外在职位、权力、功业的大小而分高下。人格是人的本质意志，是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格虽与外在的功业无关，但人格的展示却要有外在的机遇，在这个机遇下，小人物也能发出异样的光彩。我当记者时，曾经采访过一件冤案，几百人受迫害，甚至一位县委书记被迫自杀，但是最后为此案奔走平反、坚强不屈的竟是一位看庙老人。这就是人格的力量。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桑氏老人》。就是说外部条件能更深刻地考验出一个人的人格，进一步锻炼成就一个人的人格。特别是复杂的背景、跌宕的生活、严酷的环境、悲剧式的结局更能考验和拷问一个人的人格。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有内在的人格，又有外在的功业，还有才未尽、功未成的悲剧，所以他是一个永远议论不完的话题，是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接触瞿秋白这个题材比较早。在初中时我读过介绍他的小册子。他那幅脸色略显苍白的照片，我印象很深。还有照片后的题字：“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还有鲁迅送他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都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里。1963年我上大学，社会上批叛徒哲学，说太平天国英雄李秀成是叛徒，又影射到秋白的《多余的话》。到“文化大革命”，在空前的翻案风和打倒声中，他被说成叛徒，我在八宝山亲眼见到他的被砸毁的墓，世事沧桑，世态炎凉。“文化大革命”以后党中央又再次正式确认他的功绩，他的英雄地位。他是个人物，是个复杂深邃的人。但这时还没有想到写他。真正想到要为秋白同志写篇文章，是见到了他的故居。
1990年我到常州出差，问当地有什么历史名人。答曰：共产党早期三大领袖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都是常州人。我心中一惊，真是人杰地灵。这座小城怎么容得下三位风云人物。秋白同志在城里还留有一处故居并已开辟成纪念馆。我很快去拜谒了他的故居。这是处于闹市中一条大马路边的一座旧房子。说是故居，其实不是秋白家的家产，它是瞿家的一座祠堂，秋白一家当时早已穷得房无一间，无处栖身，而只好借居在本族祠堂里，穷途末路，与林教头风雪借宿山神庙差不了多少。秋白祖上曾是官宦人家，到他父亲一辈已破落得很。其父字、画、医都极好，现在故居墙上还挂有他的字画。但他很不擅长治家理财，过着穷愁潦倒、浊酒苦茶的散漫生活。治家的重担全落在秋白母亲的身上。这个没落家庭已如大厦将倾，柴米不济，捉襟见肘，债主常常前后堵门。父亲依然是既无能力又无多少责任心，惟母亲终日忧心如焚，以泪洗面。终于她实在经不起这如磐的压力，在一个深夜服火柴头自尽。当时秋白在外地念中学，他得知噩耗回家奔丧，在母亲床前的砖地上哭得死去活来。他在祭扫母坟时曾写一首诗：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问，落上灵前爱子身。
我去参观时，默默地盯着这张老式木床，盯着深黑色的砖地，半天憋得喘不过气来。我曾经想过，文章就从这个情节开头。秋白是贫白如洗，是被社会逼到生存的边缘的啊。他从本质上代表被压迫的贫苦大众。这是他的人生起点。贫穷是第一课。他的人格锤炼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是一块烧红的铁，被放在砧子上反复锻打，又再度投到熔炉中，许多不纯之物被烧化了，化作青烟飞走了；又有许多不纯之物被锻打成渣挤出体外。剩下的是一块纯精之钢，坚不可摧，柔可绕指，光洁照人。秋白以没落世家子弟受劳苦大众之苦；以一柔弱书生当领袖之任；以学富五车、才通六艺之躯，充一普通战士，去做生死之搏。像山高岭险而生劲松、雾多露重而产名茶，历史的风口、浪尖、滚雷、闪电下站起了一个瞿秋白。
对秋白人格的剖析，我在文中设计了三个如果，表达了两层意思。
第一个如果，“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是想说他怎样看待“生”，看待生命的价值。他不是普通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有文才、画才、医才、翻译之才，他身体里的含金量要比常人高得多。但是他不顾影自怜，不怀才自惜，一旦民族大众需要就将自己的珠玉之身扑上去，好像用一块纯玉，一块黄金代替一块石头，一车土去堵决口。这是一种最大的无私，最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只是一般地献出生命更可贵，更可敬，更耐人思索。
第二个如果，“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是想说他怎样对待“死”，说他对死的态度。秋白是一个理性的人，是一个深明生死大义的人。他是个英雄，但绝不是平常意义上的，传统形象的草莽英雄、刀枪英雄、虎胆英雄、狂飙英雄，勇敢、坚强等这些英雄冠词已无法概括他。他是一个冷静的勇敢者，只要他认准的主义、道理，他就静静地去实现。为了主义，他把死看得很淡。轻轻地，就像掀开杯盖吹开茶面上的浮沫。
《红色经典》 附录我写《觅渡》（2）
第三个如果，如果他不写《多余的话》，是说他怎样看待“名”，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就像他对生命可以轻抛，对死淡然一笑，对名也看得很透，对到手的名也像对生命一样，轻轻地一推，就把它推到一边了。他是大彻大悟、彻底超脱的人。人格修炼到此，应该说无论是佛，是道，是儒，还是一般的革命人生，他都超然其上了。
秋白用他的惊人之举回答了以上的三个问题，这已经够我们思索无穷了，但还有更深一层，或曰更感人的一层，他是用悲剧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的。这算是第四个“如果”，没有点出的“如果”。悲在什么地方呢？一是他的才没有发挥出来，二是党内自己人的斗。后人悲其生乱世而才不得用，又悲其处困境而志不得逞，可惜他的才华，又为他生前身后在党内长期蒙冤而不平，这是两个“悲结”，是秋白这个人物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主要原因之一。鲁迅说：“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是其一。……中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
怀才不遇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也几乎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是社会矛盾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人们对这个主题的关注，正是期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价值的实现。所以屈原、贾谊、司马迁总是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瞿秋白也已经加入这个行列。但秋白与他们还有不同。他不是如封建时代那种简单地为明主不知，君王见弃。第一，他赶上了乱世，只要有一个稍微平静的环境和稍充足的时间，他的文学之才、艺术之才、治学之才就可以附在一块土壤上，扎下根，长成参天大树。如司马相如，如李白、王维、白居易。但家贫世乱他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更主要的是，面对民众遭涂炭、陷水火，他顾不得去发挥自己的这些才。本来乱世而成名的文人也是很多的，如《觅渡》中写到的与秋白同时的梁实秋、陈望道。但秋白主动放弃了这个展才之机。为民族大众的政治，一个文学艺术的巨才未能长得很大，并过早地夭折。这就让人更有一份遗憾，一丝悲伤。
壮志难酬，这也是历史上常有的事，也是一种社会矛盾现象。对一个人来说逆境难免，企图一生顺利，心想事成，这不可能。但秋白的逆境，不是前进方向遇到的逆风、逆浪，而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在他的身上发生的不公平、不愉快，甚至是迫害。年轻一点的同志常不理解为什么党内也曾经有那么残酷的斗争。其实内部斗争也是一种矛盾，各种思想、观点、利益的不同，矛盾也有激化的时候。只是人们在习惯上总觉得自己人不该发生这种事，一旦发生不但令人生悲更令人生愤。所以历史上的如岳飞、袁崇焕等忠臣良将未死敌手反被己害，令一代一代的人，一提起心里就颤抖，就发痛。秋白也已归入这个行列，他是被“左”倾路线，被自己人所害，是长征前有意甩下的包袱，是被母亲推出怀抱的孩子。他甘愿舍弃自己的才华救党救民，反遭如此不公，这怎么不令人从心里感到深深的悲凉和激愤呢。他家住在觅渡河旁，他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好的渡口，但没实现。后来我曾写过四句诗，表达这种遗憾：“秋水茫茫夜沉沉，觅渡河边觅渡人。上下索求浑不见，白光一瞬有流星。”
秋白是一出悲剧。一个有大才而未能充分展示，却过早夭折的大悲；一片诚心，未能见察，被抛弃，甚至死后多年仍蒙冤屈的大悲。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剧过程和悲剧气氛中揭示生命的价值和人格的内涵。同是共产党的领袖，他对民族的贡献，不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有大功大业，而是昭示了一种精神，一种道德。这种精神道德甚至超过了事业本身，因为精神可以变成无穷的力量，所以后人尊敬和纪念毛泽东、周恩来，也同样尊敬和纪念瞿秋白。《觅渡》是1996年8月发表的。1998年10月，我因公过常州第四次拜谒秋白纪念馆，馆里的同志说，明年，1999年是秋白诞辰百周年。我立即联想到1998年我们刚纪念了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百周年，秋白比他们还小一岁啊。他的物质生命只有其他战友的一半，但他的精神生命却与他们一样长存。许多事他没有来得及做，但他以自己的行动和生命昭示出一条路，所以我在文末说，“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可见人格的力量与价值。纪念馆的同志说常州准备隆重纪念秋白诞辰百周年，包括重修他的纪念馆、秋白铜像揭幕。而这些重修经费中竟有36万元是来自民间，是平时十元、百元，一张一张送到纪念馆来的。这中间没有任何的号召，只是默默地发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秋白同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鲁迅说：“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歌颂他光明磊落的人格，又悲其大才未展，悲其忠心不被理解，这是《觅渡》一文想表达的主要意思。我想这三点是打动了读者。因为秋白身上所集中的人格魅力和悲剧情结，并不只是他自己的，是有民族性和在党史上有代表性的。首先是秋白具有历史的典型性，这篇文章也就有了文学的典型性。
（1998年10月18日）
《红色经典》 附录《觅渡》自注（1）
原文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①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60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36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了他60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1990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诩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