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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公认的道德领袖和正人君子，也许只有林星才会觉得，在那张道貌岸然的面孔下，潜在着某种伪善。为了让儿子的婚姻符合他的商业利益，不惜那么固执和残忍。也许在他那一代人的眼里，她和吴晓的爱算不了什么，胡闹而已，任性而已，年轻人短暂一时的冲动而已。
但此刻，在突然凝固下来的黑暗中，林星把吴晓的求婚确实当成了一时的冲动，或者是对他父亲的一种赌气。即便吴晓确实是为了她的病，她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婚姻，让这种人生最美好的终身大事，成为套取吴长天经济援助的一个手段。尽管和吴晓结婚并且厮守一生是她最迫切的人生之梦，但她还是保持了必要的清醒。“结婚可不能这么仓促，太仓促了你以后一定后悔的。”她说，“而且咱们现在没有一点钱了，要结也没法儿结呀。”
吴晓说：“没钱就不能结婚吗？你从没主动提出过要和我结婚，就是嫌我没钱吗？！”
林星的眼泪一下子破眶而出，她紧紧抱住吴晓，哽咽着说：“我能嫌你没钱吗吴晓，我跟你在一起只能让你受苦，我心里不好受，真的真的不好受，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我能嫌你没钱吗？！”她说着拱在吴晓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
吴晓也抱住了她，吻她，说：“那好，我们就结婚！”
第三部分做婚姻登记（图）
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默默起床，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悲壮。他们手拉着手，跑到林星户口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去做婚姻登记。登记处的同志告诉他们仅有身份证是不够的，还要有未婚证明，婚检证明，还要签订计划生育保证书等等等等。他们跑了三天，跑来了所有法定应具备的文件。尽管很累很累，但一切都比想象的顺利。只是在吴晓到他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去开未婚证明时，人家认识他是吴长天的儿子，不禁有些奇怪：“哟，你怎么这么小岁数就结婚呀？”吴晓说：“不是够年龄了吗？”他们又问：“跟谁呀？”吴晓答：“跟一女的。”他也不管身后街道干部们的窃窃私语，拿了证明信就走。
在这一天的下午，婚姻登记处快下班的时候，那个象征着合法婚姻的大红印章砰的一声盖在了崭新的结婚证上，为他们盖章的一位中年妇女还怕不牢似的用力压了压，然后抬起头来，例行公事地大声说道：“祝你们生活美满，白头到老！”
婚礼就是一桌饭，定在北京一条最不起眼的小街道上的一个最不起眼的小饭馆里。那小饭馆名叫“小四川”，一桌席连酒水在内只收三百元。嘉宾中没有双方的父母和任何亲戚，只请了天堂乐队的几个成员。在这个世界上，关心、了解、赞成并自愿见证这场爱情的，只有吴晓的这几个哥们儿。除了新郎新娘打扮得像金童玉女般娇嫩外，这桌并不高档的饭菜加上那几位衣着随便的嘉宾，让旁观者怎么也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位漂亮的女孩和一位巨富之子的婚礼。
那天大家喝了很多酒，开着荤素都有的玩笑。后来那位键盘手喝醉了，突然直言不讳地对吴晓说：吴晓你结婚也不事先找找我，我家有本香港出的黄历。我都查过了，今天不是个好日子，黄历上说了今天不宜嫁娶！说得吴晓和林星面面相觑。其他人安慰他们：别理他，这小子喝多了。那键盘手还争辩：我没喝多少，不信你们跟我回家看看去……直到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按到桌子下面，他还嚷嚷着：吴晓，没事，你媳妇将来要是闹事，哥哥我教你一招狠的……
都是年轻朋友的酒后胡言，谁也没太当真，没觉得不吉利，吴晓和林星都没生气。
饭后大家就分了手，除了酒气冲天地站在“小四川”门口说了许多祝福的话之外，没人跟他们回去闹洞房。他们的洞房里摆了那几位朋友和林星单位的一些同志送的结婚礼物和几簇艳丽的鲜花，除此之外和往常并无二致。礼物都是些家常实用的东西：毛毯、锅，还有一套凉杯等，但包装得大红大绿，闪亮的包装纸上还有心心相印的图案和大红双喜，给整个房间带来一些喜洋洋的新气。
吴晓说这几天折腾得太累了，咱们早点睡吧。他边说边铺开被子，林星则坐在床上没动。她说：吴晓，这可是咱俩的新婚之夜呀。吴晓打着哈欠说：咳，都老夫老妻了，还讲究个什么。林星有点气恼，说：你怎么一点不懂浪漫，新婚之夜一生只有一次，你怎么就这样倒头便睡呀。吴晓懒懒地爬起来，说：我怎么不懂浪漫，我给你买过花你给我买过吗？你过生日我给你弄花样你给我弄过吗？林星问：你给我弄什么花样啦？吴晓瞪眼：你过生日我给你挂了二十一个大气球，扎破了让你当鞭炮听，我还给你画了一张生日卡……吴晓历数了他以往的种种浪漫之举，有些他不提林星倒真的忘了。
新婚之夜又能做什么呢，想想又实在没什么可做的。在此之前他们晚上很久都没有互相爱抚了，真像老夫老妻那样，每晚只是林星给他挠挠背，挠一会儿他就呼呼睡去。新婚之夜林星还是给他挠了背，挠完之后她抱着他很想让他爱抚自己。她不需要性欲，只需要爱的表达和爱的证据。她明明知道男人对一个天天相守的女人是没有欲望的，可她还是想要他的爱抚。感谢新婚之夜，熄灯之后吴晓很懂事很通情达理地抚摸了她，虽然没几下就歪在她怀里睡着了，但还是给林星带来了巨大的欣慰和足可回味一生的快意。
第二天早上，林星带上一些喜糖和喜烟，到单位去应酬同事。因为她是社里的新人，和大家都不算熟近，所以她没请任何人参加昨天的婚礼。还因为她自己的故事从未对同事说过，这么漂亮的女孩竟有如此简单寒酸的婚礼，同事看了会奇怪的。送点糖和烟，礼节上点到为止，在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里，也就算可以了。
清晨的街上，出奇的拥挤。但这拥挤给林星带来兴奋。她从心底里感受到，在这茫茫人海中，她是最幸福的一个。她心情开朗地换乘着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赶到杂志社时上班的钟点刚过。也许今天来坐班的人还都未到，杂志社门口显得有些空寂。林星老远就看见在门口不远，引人注目地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车门一开，走下一个人来，她吓了一跳，不禁猝然止步。那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位知名企业的掌门人，吴晓那位有钱有势的父亲。
吴长天是昨天中午从吉海回到北京的，他带回了关于长天集团产权分析的完整资料和明确产权关系的具体操作方案。这个方案经过长达数月的反复推敲讨论，终于可以拿出来向有关主管部门呈报审议了。在送审之前，吴长天想，还是先带到北京，请在党校学习的梅启良先看一看。
他一下了飞机，就让随行的人把方案材料直接从机场送到党校，然后自己独自回到公司。整个儿下午他都待在长天集团北京公司的办公室里处理文件，听北京公司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的汇报。在汇报结束之后，秘书进来请示他要不要接听一个不通姓名的先生刚刚打来的电话。吴长天对那些搞不清是谁的电话照例是不接的，他头也不抬地吩咐道：“告诉他我不在。”秘书出去了，两分钟后又回来，报告说又有电话进来，听声音还是刚才那位先生，说有要事一定要和您通话。
吴长天皱着眉说：“你们留下他的姓名，说我现在不在。”
秘书说：“他说了个名字，他说他叫阿欣。”
几乎是咣的一声，吴长天像碰见活鬼似的，呆住了。
第三部分面临着一场明确的敲诈（图）
阿欣？他眼前不可抗拒地浮现出那张灰白的、双目半开的、湿淋淋的脸，脑子里飞快地判断着这个电话该不该接。这当然是一个必须接的电话，但阿欣这个名字已经不可挽回地进入了秘书的记忆，他要是接了，今后一旦东窗事发这个秘书无疑将成为一个对他极为不利的证人。好在他只深思了片刻，就继续做出不认识此人的姿态，维持了原来的命令。
“说我不在。以后所有我不接的电话你们都可以留下对方的电话号码。”
他有意没有特指要留下这个“阿欣”的号码，以防构成秘书的特殊印象。秘书刚走，他就立即自己拨电话，呼叫郑百祥和李大功速到他的办公室来。在他们赶到之前，秘书已经把几个留下的电话号码放到了他的写字台上，秘书一转身他就急切地拿过来看，看到上面果然有阿欣这个名字，留的是个呼机号码。一看到“阿欣”这两个字，他就从心底里打出一个剧烈的寒颤，同时又冒出了一头大汗。
郑百祥和李大功来了，他们一走进这间宽大无比的办公室就看到了吴长天惨白的脸色。李大功问：“吴总，您不舒服？”吴长天没有应声，示意他们关好门。然后直截了当地说：
“刚才有个人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说他叫阿欣！”
这句话让郑百祥和李大功都傻了似的，欲坐还站地呆愣了半天，郑百祥才像是隔墙有耳似的，放轻了声音问：
“他想干什么？”
吴长天说：“电话我没接。他留了一个呼机号。”
吴长天把那号码拿给他们看。郑百祥和李大功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同时，谁都知道已经出了什么事。
郑百祥问：“要不要呼他一下，先搞清是谁。”
吴长天点头默许。李大功性急地抄起桌上的电话，被郑百祥按住：“你别用这个电话打。”
三个人一起出了公司大楼，由李大功开车，往京西别墅来。电话就在路上，用李大功的手机拨的。呼过没多久，对方把电话打过来了。果然，是个男的，北京口音，嗓门粗重，问是谁呼他。从声音上判断像是个块头儿不小的中年人。郑百祥接过电话，先问：
“请问您是要找吴长天吗？”
那人说：“啊，你是吴长天吗？”
郑百祥没答，反问：“请问您是哪位？”
对方也不答，不信任地再问：“你是吴长天吗？”
郑百祥语气肯定：“我是。请问你是哪位？”
对方沉默了一下，问：“你认识阿欣吗？”
郑百祥故作迷惑地反问：“谁？阿欣？”吴长天显然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他向郑百祥摇头示意，郑百祥随即答道，“我不认识。”
那人在电话里嘿嘿地笑了，并不揭穿他，反而直截了当地说：“阿欣身体不好，她让我跟您借点钱，您不会不借吧？”
吴长天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显然面临着一场明确的敲诈！
郑百祥态度死硬，口气却极力和缓：“对不起，您在说什么我听不大懂，请问您是不是搞错人了？”
连吴长天都能听出这语气中泄露出的那种缺乏自信的优柔，对方还是嘿嘿笑：“就借三百万，对您来说是个小数目，前几个月您坐一次暗庄就至少赚了好几个亿吧。”
郑百祥换了口吻，一下子变得声色俱厉，底气却依然是虚的：“请问你是什么人？”
对方的态度倒还是那么温和，温和中带着点油滑，也能听出几分暗中的狠劲：“我是一介草民，平头百姓，不怕把事儿闹大。三百万你们早点准备好，明天我还打这个电话。你们可开着机，可别把我弄烦了。”
那人说完就挂机了。郑百祥看看吴长天，脸上如丧考妣。李大功见两位老总谁也不说话，便把车子开进了行人稀少的辅道，靠边停下，扭头向后座问：“咱们怎么办？”
怎么办？
谁也想不出该怎么办。郑百祥百思不解地说：“这是怎么漏出去的，这事儿就咱们几个人知道，这个人从声音上听也不像是熟人啊。”
吴长天又盯问了一句：“他就是要钱吗？到底要多少？”
郑百祥说：“狮子大开口，张嘴三百万。”
李大功惊讶地叫了一声：“三百万？”
郑百祥说：“这个钱肯定不能给，一给，就等于咱们承认了这件事。如果他拿了三百万不再出声，还则罢了，如果没完没了地再找上来，咱们可就套进去啦。”
第三部分把棋一步走死了（图）
李大功讨论式地发表悖论：“可你要是不理他，万一他真把这事给捅出去，咱们更没法对付，给钱还算有个希望，不给钱就等于是把棋一步走死了。”
对李大功的担忧，郑百祥也无法答复。两人一齐看吴长天。每当部下把这种依赖的目光投向吴长天的时候，他是肯定会拿出自己一向的果断，做出决定来的。
他提了两点：“第一，钱给他，到这一步了不能再心存侥幸。钱还是从我自己的私人存款中出。第二，通过给钱，一定要搞清这是个什么人。不见人钱就不出手。”另外还有一条，吴长天憋在肚子里没说，看来这件事已经到了必须做最坏打算的时刻，所以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儿子的那个女朋友，林星。
他突然想到事发的那天晚上，林星曾经登门造访，他和她见了面。他记得他当时告诉她自己是刚刚睡下，她在他的客厅里逗留了大约四五分钟才走。他当时的神态似乎还算镇定，没露马脚。她走时他还谢了她为他选的生日礼物。那天晚上吴长天当然不会想到，这个不速而来的女孩子，有可能会在日后成为自己的一个证人。
到了傍晚，他又仔细琢磨了一下，认为很有必要再和林星见上一面。他本可以通过吴晓约她，但又怕吴晓万一跟着她一起来，谈起来就多有不便了。因为他无论如何不能让吴晓搅进这件事情，弄不好沾上一个伪证的罪名牵连进去，他将如何面对九泉之下的妻子？
于是他用电话问了林星工作的那家杂志社的地址，第二天一大早，就自己开了车子到门口来堵她。这是一个很笨的方法，万一她不来上班呢，岂不是白等？但不用此法又实在别无他法，所以他还是来了。没想到他刚刚等了半个小时就看到那女孩出现在街口，这似乎预示着他的运气还不至霉烂透顶。他下车，想打招呼，还没张口女孩就看到他了，并且谅讶地停了脚步。
他脸上也回应一个惊讶的笑容，以摆脱应有的尴尬，“啊，咱们又见面了。你就在这儿上班吗？”
街上阳光明媚，映衬得女孩脸上气色极佳。虽然还能看出些体弱的样子，但精神上比在潭柘寺塔院和京西别墅两次相见的印象，都明朗健康了许多。她十分疑惑地看着他，看上去像是拿不准自己该严肃些还是友好些。她问：“您怎么也在这儿？您是找我吗？”
吴长天点头：“对。”他停顿一下，一时不知该怎样讲述来意，“呃——我们谈十分钟可以吗？你现在方便吗？”
阳光下的女孩点了点头，这个动作使吴长天的心忽然柔软起来。这个动作不期然地让他把原来头脑中对那个踌躇满志、心高气盛的女记者的印象，换成了对眼前这个柔弱乖顺的小女孩的好感。这柔弱乖顺使她脸上的线条越发地清秀起来，皮肤也显得异常的娇嫩和透明。他环顾左右，说：
“啊，我们在哪里谈？”
女孩指一下前方，“那边有个街心公园，行吗？”
他转头看了一下，很好，是一个很幽静的小花园，有围栏、矮廊和绿色的凉亭，还有一些高矮相间的树木。于是他们并肩移步，向那花园走去，在路人眼里，就像一对早饭后出来遛弯儿的父女。
进了花园，很自然地，走到了位于园子中心的凉亭。吴长天当然没有直接切入主题，他顺理成章地，先从儿子问起。
“吴晓这几天都忙什么？”
谈起吴晓，女孩欲言又止。让吴长天想不到的是，她脸上竟还挂出了几分羞涩，全然没有在潭柘寺塔院那天的激动和强硬。她答道：“他一直想回家去看您呢，可您前几天一直不在北京。您找我是想了解吴晓的情况吗，他现在可能还没起床呢，要不要我让他回家去找您？”
吴长天连忙摇手，“啊，不是，我是找你，谈另一件事。”
女孩用目光看他，等着他说。
“呃……你还记不记得大概在一周以前吧，有一天很晚了你来我家找吴晓，我们还聊了一会儿，你记得吗？”
女孩迟疑了一下，点头，“记得，后来我去月光酒吧找到他了。”
吴长天面上保持着平静，漫不经心的样子，内心里却搜索枯肠，措词艰苦，“那天，那天晚上，吴晓和他几个叔叔给我过生日。我们一起吃的晚饭，吃完饭吴晓有事就走了，后来我们公司的人找来几个女同志想开个家庭舞会。你的两个朋友，我记得一个叫艾丽，还有一个叫……叫什么来着，对，叫阿欣，也来了，陪他们跳交谊舞。我是不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