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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能在参与这两桩案子的罪犯中，找到一个现在还活着的人，也许能帮我们彻底搞清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星没动声色，心里却震惊了一下：“什么？还有活着的罪犯没抓到吗？”
老警察淡淡地笑笑：“我想应该还有吧。”
他们走了，还是以前告辞时总爱说的那句话：“要想起什么来就呼我们。”林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想起什么，只知道她绝对不想再见到他们。
第二天，她去了杂志社，去取工资。她这一段一直没有上班，一个月的工资七扣八扣，已剩不下几斗谷子。主任见到她，关切地问起她的病，林星简单说了，然后问他社里能不能报销一点医药费。主任挠头说：我可以帮你去财务科问问，估计够戗。我上次拔牙的钱还没报呢，我都在这儿干了二十多年了，你才来几天。不过听说现在社里正在联系参加社会上的大病统筹呢。按规定早就该参加了，主要是咱们一直拿不出钱来。主任转了转脑筋，说：这样吧，你也不容易。要不然我给你找点活儿，帮其他报纸杂志或者什么单位写点稿子，挣点稿费怎么样，你现在的身体还能写吗？
林星点头。虽然她的身体好像随时就能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似的，早就不允许再干任何脑力和体力的重活儿了，可她还是感激地点了头。不写怎么办呢，她需要钱治病。
主任说：你前几个月不是采访过长天集团吗？现在他们那个总裁吴长天出事了，你知道吗？他因为什么丑闻自杀了。社会上想知道点内幕的人肯定很多，你不妨写写这个，我可以帮你联系投到其他杂志去。你自己也可以去投。咱们这种太严肃的刊物登不了，其他刊物对这种稿子还求之不得呢，稿费也出得高。你反正手上有不少吴长天的资料，对长天集团也熟，再找公安局和长天集团的熟人了解了解内情，写起来应该很方便。不过要写就必须快，这种题材让别人占了先，再写可就没价值了。
第四部分言辞背后的全部秘密
林星不置可否地向主任告辞了出来，她依然没有对主任说自己和吴家的关系。上一次主任还力主把采访长天集团的文章改成吴长天的个人英雄传。不过几个月的工夫，又变成了这样一个形式不变而内容相反的动议。
她想，一切都可以理解，人人都需要赚钱。
她也一样，现在必须找到钱，找到钱去做透析，做了透析好活下来，活下来等她的吴晓！
主任的话提醒了她，她可以写点东西去投稿。除了写东西她一无所长。可是写东西又能挣多少钱呢？她日以继夜地写，一边呕吐一边写，发着三十七八度的低烧也照样写，写了稿子往外寄，有点关系和没有关系的报纸杂志都寄。一连寄了七八篇稿子，散文、杂文、消息、评论，都有；两三百字到两三千字，都有。总的来说成绩不错，虽不是有投必应，但也有将近一半的稿子被采用了。也有稿费寄过来，但总共不过几百块钱。她想，这么挣钱还是一个死。
唯一能支持她一周做一次透析的，就是她在静源里的那套空房子。艾丽和阿欣都不在了，她可以再租出去。她在报上很便宜地挤上了一条只有几个字的租房广告，然后又去静源里收拾房子。艾丽和阿欣在这里还留了不少东西，没用的都处理掉，有用的都归拢好，打进了几个大包裹和纸箱子，连同她自己的一些不舍得扔的，统统堆到了封闭的阳台去。这样就可以把三个房间都腾出来租出去，她每个月大概就能收到至少两千五百元到三千元的租金。
阳台本来就是个储物间，存放的都是些长年不用的杂物，平时很少有人进来，积年累月的尘土让人难以插足。林星把那几个大包和纸箱搬进来之前，需要先把阳台上原有的东西挪挪窝，好腾出一些空间。这是一件很脏很累的活儿，对她来说犹如一场艰苦的战争。她挪了几件便体力透支，不得不坐在一个看上去还算干净的电视机的纸箱上，干呕一阵，恢复一阵，然后再接着动手。那个干净些的纸箱子也是所有东西中最沉的，于是就成为这场战争中最艰难的一役。她挪了几下心里忽然怀疑，这箱子怎么这么新呢，显然不是一件尘封经年的旧物。她撕开上面也像是新贴上去的塑料胶纸，打开箱盖，里边是几件旧衣服。奇怪的是，竟都是些男人的衣服。她把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一层一层翻下去，手指突然触及到一种不软不硬的东西。阳台肮脏的玻璃上射来秋天的阳光，把箱子的内壁框成一个方正的阴影，在那阴影的深处，她看到了一片朦胧的颜色，她被那阴沉的、罪恶的、每一个人都肯定会熟悉的金钱本色，彻底地惊呆了！
她惊呆了很久才让自己相信，她眼睛看到的，确实是整整齐齐码放了几乎大半个箱子的不计其数的人民币！这些人民币显然是从银行取出就从未动过的，一万元一捆，封条井然。封条上红色的出纳印记，还那么新鲜触目。她压制着激烈的心跳——不是喜惊，而是恐惧— —粗粗地清点了一下，越点到后来她的双手越是发抖：一共是七百九十九万元整！她也知道少了的那一万元是去了哪里。
她也知道，这就是吴长天、李大功、刘文庆为之搏杀殒命的那笔巨额赌注。
这也是吴长天以生命为铺垫，留给儿子吴晓的最后遗产！
这箱钱让她在刹那间洞悉了包藏在刘文庆和吴长天那么多闪烁言辞背后的全部秘密，她仿佛已经看到了这部拍案惊奇的全部谜底！
林星现在才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做病入膏肓了，她发觉自己已经站在一个生命历程的十字路口，已经看得见那座凄风苦雨的阴阳牌楼。这并非仅仅是听信医家危言，连她自己的感觉，也证明了这一点。除了恶心呕吐的症状日渐加重，她还常发低烧，肩部像中了风湿似的寒疼难忍，血压也高得极不正常。医生说：“这都是因为肾。”
像是为了呼应这些症状，她验血验尿的各项指标——尿素氮、肌肝等等，全都破位上扬。按照这种情况，透析必须立即恢复到每周三次。最好，有条件的话，每天一次。再有条件的话，应该马上做一个肾移植的手术。这个病不难治，治疗的方案都简单明了地摆在那儿了，唯一的问题还是那句老话：钱呢？
医生说：“你爱人到哪儿去了？你叫他到医院来，我们得和他谈谈，这不是闹着玩儿的，怎么他现在不露面了？怎么那么不负责任！”
林星遮掩：“他出国了，出国有事去了。”
医生说：“出国，那更应该有钱了。”
林星草草地解释：“我怕他担心，所以没敢告诉他。”
医生搞不清他们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不便刨根问底，于是换了方向：“那你们单位呢，让你们单位来人，单位知道你的情况吗？”
林星也只能编造：“我没跟单位说，单位知道我有这病该不要我了。”
医生说：“要这样的话，那别怪我嘴里不吉利，你是不想活了吧？”
林星想：“单位谁会来呢，来了以后又能怎么样呢？”
她现在每个月能拿出来的钱，维持每周一次的透析都难以为继了。虽然静源里的房子租出去了，每月稳收两千五，而且租户一次就付了半年的租。但她住的扬州胡同的房子，每月也要一千七，半年一付的租金也该交了。按说她现在的情况，肯定是住不起这样的房子了，但她不能搬，扬州胡同的这两间小屋是她和吴晓唯一可能相逢的地方。所以她必须坚守在那里，等着吴晓，等着他有朝一日终于回来，哪怕只是回来看上一眼，只是回味一下昔日的生活……她都想过了，有心理准备。吴晓失踪的时间越长，她和他重新开始的奢望就越渺茫。但她不能搬走。她一旦从扬州胡同搬走，吴晓就真的找不到她了。他回来敲门的时候，看到一个陌生的面孔，然后转身下楼离去……这样的情景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彻底的离散。
第四部分家破人亡、人财两空
除了用刚刚收进的房租减去马上就要付出的房租所剩的那点租差外，她每月从单位里大约还能领到三百多块钱的病休工资，她写稿子投回的稿费一个月估计也能有四五百块——如果她以后的身体还能让她继续写下去的话。这些钱加起来，显然，除了一个月最低限度的吃喝穿用之外，是不够支付每周一次的透析费用的，更不用说每周三次和每天一次了，更不用说换肾了，想都别想。
也许这都是她自找的，其实每一条或迂回或便捷的生路，她都可以走，她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选择并承担任何一种方式的治疗。在扬州胡同她的柜子里，锁着一沓崭新的存单，有中国银行的、有工商银行的、有建设银行的，还有招商银行的，一共七百九十九万元整。但那不是她的，每一张存单的户主一栏里，都写着吴晓二字。
她是发誓至死不动这笔钱的。她与吴晓的关系是相爱，而不是金钱！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件真实的东西，还有一件没有杂质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她对吴晓的爱。她想，如果她连这个魂都没有了，那还治这个病干什么？还要这个病入膏肓的魄干什么？还不如早点死了早点投生还阳重新做人呢。
除了租房和咬牙写稿子之外，她还能用什么方法挣到钱呢？常常在街上，看到漂亮的女孩开着漂亮的车子；还有那些情调浪漫的酒吧、那些富丽堂皇的饭店、那些像“阿伊鲍鱼” 那样一掷千金的地方，都能看到一个个漂亮女孩子浓施粉黛的面孔。谁会相信漂亮的女孩子会像她一样过着这种穷困潦倒甚至生死煎熬的日子？某一天她从医院出来，过街的时候，一辆白色的凌志擦身而过，停在了前方的路边，车上下来一个时髦的美人，尖声叫她：林星！她定神一看，原来是多日不见的艾丽。车上又下来一个男的，四十来岁，摘了墨镜看她。也许因为艾丽这个名字似乎一直和她的厄运相连。她想躲开她可她已经跑过来了，寒暄得相当亲热。林星应付地问她：过得还好吗？艾丽说凑合吧，就那么回事吧。回头挥挥手叫那男的：你先走好了，晚上我再呼你。那男人眼睛看着林星，嘴里回答艾丽：你们要去哪儿，我送你们。艾丽挥手说不用不用。
那男的开走了凌志。艾丽拉上林星问长问短，还硬拉着她去了附近一家大饭店的咖啡厅。艾丽要了提神醒脑的爱尔兰咖啡，为林星要了一份暖胃的热红茶，然后就开始叙旧。艾丽问林星是不是还在那个死气沉沉的杂志社上班，问林星的病治得怎么样了，看脸色可不怎么样。林星并没有多问艾丽，因为她从她那一身名牌的衣着行头上，已经看出她依然如故，而且越来越好。
她们自然地，谈到了吴晓。艾丽说：“听说你和吴晓分开了，算是离婚了吗？还是没离？”
林星问：“你听谁说的？”
“听天堂乐队的那帮人说的。他们没了吴晓的萨克斯管，又找了个弹电吉他的，味儿都变了。”
“他们说没说吴晓现在在哪儿？”
“没说，他们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怎么，你还想找他？你知道他爸爸出事了吗？赶明儿有空的话，我把这个故事慢慢讲给你听。你说他爸爸当初也真是，有那么多钱干吗不帮你治病，结果到现在弄得家破人亡、人财两空。我现在是想通了，有钱不花，丢了白搭，再说还不知道能活到哪一天呢。趁着我现在还没像你这样整天往医院跑，及时行乐吧。哎，你现在一个礼拜去几次医院？”
林星说：“一次。”
“不是一周三次吗？是不是好了？”
“吴晓不在了，我那点钱，一次还不够呢。”
“咳，”艾丽笑笑，“别跟我哭穷，再穷我也不会把钱借给你的。你看见饭店门口那些要饭的吧，他们跟我要钱我还给呢，一次给十块呢。可你就是跟我借一块钱我都不会借的。我凭什么借你呀，你这么漂亮，还怕挣不到钱花？你是能挣不挣！你档次高，玩儿纯情，守着吴晓一个人，结果怎么着，到最后也没套着他爸爸的钱吧。这也怪你自己的命不好。怎么样，你现在要是真缺钱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怎么样？可不是吴晓那种青春少年啊，也不是一本正经认认真真的那种。有钱的男人你是不能认真的，他们也不希望你认真。再说对吴晓你认真了又怎么样，还不是把你给甩了！”
艾丽关于吴晓的话，她可以不当真，但艾丽说到了挣钱，林星动了一下心，她用半开玩笑的口气问：
“你给我介绍的男朋友，他要是给我钱治病，我就得跟他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怎么样都行啊，看你们俩了。”
林星问完了又后悔，她想，干吗要问这个，这不是废话嘛！这种男人给你钱，还能是热心救助贫困青年吗？！
艾丽看出她的潜意，说：“你要是什么都不想干又想挣钱的话，那就找个夜总会去坐台吧，只要事先跟老板说好你不出台的，也行。坐台虽然比较低档，但是简简单单，陪客人喝喝酒、聊聊天，客人给你点小费，高兴了给你三百五百，不高兴一分钱不给，什么人都有。对了，你这个病恐怕不能喝酒吧？不过你要愿意的话我给你找个有熟人的地方说说，看人家老板同意不同意。人家老板的钱就是要靠这些坐台的小姐一杯一杯地喝出来，你不喝酒可能够戗。”
第四部分有一种做“鸡”的罪恶感
林星想，她怎么能干这种事呢。可又想，现在又能干什么？她总得活呀。艾丽见她低头犹豫的表情，说：“这样得了，今天晚上你跟我去狂欢之都夜总会，我把我朋友介绍给你认识认识，就是刚才那个开凌志的，人还挺大方。你就陪他聊聊天，聊完了给你个五百一千的对他是个稀松平常的事。”
林星想了半天，试探着点了头。
艾丽又说：“不过你要去的话可得好好化化妆，你现在脸色真不好，可真比以前差远了。”
晚上，林星按照约定的时间，等在了“狂欢之都”夜总会的大门口。等了不到五分钟她就知道，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是不能在这儿独自等人的，至少有三个半醉不醉的男人粗俗地上来和她搭话，问她想不想进去玩儿。他们把她当“鸡”了，不是“鸡”一个人站在这儿干什么？于是她就换了个地方躲在边上，盯住门口。过了一会儿，艾丽从“狂欢之都”里边跑出来，站在台阶上四下张望，她这才跑过去叫艾丽。
艾丽上下打量她，她今天穿了她最好的衣服，可艾丽还是皱眉说她的衣服太严肃了，到这种地方玩儿就得穿得邪一点，太正经了不行，又不是到国务院上班；妆嘛化得还凑合…… 虽然她知道艾丽一向口无遮拦，是那种典型的东北人性格，但听她这样肆无忌惮地评论自己的衣着打扮，林星还是有一种做“鸡”的罪恶感，很别扭很不习惯的。她跟着艾丽往夜总会里走，这种地方以前不是没有陪朋友来过，但今天的感觉绝对不同。迎面有人来她便低了头，谁也不敢看，遮颜过市地跟着艾丽进了一个房间。
她本以为只有她和艾丽及艾丽的朋友三个人呢，一进去才知道包房里早就男男女女坐了一大群，有说有笑有人唱歌。林星一进去就被一圈贪婪的目光盯上，连那正在唱卡拉OK的男人都一边唱一边斜眼把她目送到座位上。艾丽安排她挨着的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正是白天在医院门口开着凌志的那位。艾丽介绍了他的名字，林星没有听清就紧张地点头，这屋里的气氛和她今天的角色都让她局促不安。艾丽对那男的说这位是我朋友小星，大学生，今天晚上没事所以我叫她过来一起玩儿玩儿。
那男人是外地口音，那腔调是哪个省的林星也分辨不清。他热情地笑着，很殷勤地帮林星倒酒。艾丽攀着那人的肩膀说：嘿，我们小星可是滴酒不沾，你不是说今天绝不欺负人吗？就别让她喝了吧。那人随和地说好，那就不喝。他还体贴地叫小姐过来帮林星点了杯饮料。
然后就是唱歌、聊天。歌林星是唱了，唱歌并不失身份。天也聊了，有问必答。她只有点讨厌那人老是问她多大岁数、家住在哪儿、家里有什么人、有没有交过男朋友等等。她差点说有啊，我都结婚了。可艾丽抢着回答说：老板你别问了，我这朋友还嫩着呢，你一上来就问这个别把人家吓着。那人笑着做分析：是吗？我觉得星小姐很成熟嘛，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说话很有水平，很有水平。
无论说好说坏，林星就是赔着笑。
到了晚上十二点多了，这群人还不见要散的意思。林星身体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她已经跑到厕所里呕吐了两次，于是附耳对艾丽说想自己先走。艾丽也没强留，向她“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