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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
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
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此信，表明国共合作正处于最佳状态。
不仅毛泽东在致蒋介石的亲笔信中赞扬了蒋介石，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赞扬蒋介石。也就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发表声明：“蒋介石，政府，及国民党，没有投降，他们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中国人民则起来进行伟大人民所值得有的英勇斗争。”“在蒋介石统率之下，中国全部国家政权，与一切军队之统一，亦正在完成中。”“我们的党，并不把自己对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首领蒋介石的合作，看成短期的事情，而是准备在战争之后，还继续与他们共同工作，以建设伟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则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说，毛泽东所实行的国共合作路线，得到了作为中共上级的共产国际的批准。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战胜了分庭抗礼的王明
毛泽东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及，“恩来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这会议是在延安召开的，极为重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明与毛泽东分庭抗礼，已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王明居然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电报，要中共中央委员们到武汉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须知，武汉在蒋介石手中，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们集中到那里开会，是多么的危险！虽说国共之间那时颇为亲密……王明（陈绍禹）不得不和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徐特立一起从武汉回到延安。笔者在延安查阅资料时，从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新中华报》上，查到一篇署名“浩然”的报道，从中可以颇为真切地看出王明当时在延安所享有的声望——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声望，也无法跟毛泽东较量了。报道题为《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及学校欢迎陈周秦徐诸同志志盛》：王明同志回来了，这消息来得像一个晴空里的霹雳，突兀、嘹亮……让你来不及为这个消息而鼓舞，便得匆促地走向南门的路上去。街上，还有人们在写标语，发着透亮的光彩——“欢迎南北奔走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胜利的陈、周、秦、徐诸同志！”巷口里，不时走出一列长枪大刀的自卫军，步伐是那样急促，几乎是在跑步。
广场里，排着长长的两行较整齐的行列，一批批的人们插了进去，在低声地喘息……烟尘起了！人们的心像一条扯满了的弓底弦……渐渐地看见三辆卡车的影子，近着，近着，安然而止了，第一个跃出来的是英俊、挺伟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将军走了上去，两人紧紧地握着手，手在迅疾抖动着；接着出现在人群里的是丰腴的王明同志，朱德同志依然递过去握了他的手，可是却出了意外，王明同志一下子把他拥抱起来，笑着说：“我跟你行洋礼！”最后出现的是白发苍苍的徐特立同志，张开了缺了门牙的嘴，笑嘻嘻地向四面不住的寒暄着一切的一切……在延安东北郊十多里外的桥儿沟，有一座天主教堂（不是当年周恩来和张学良秘密会晤的天主教堂，那座教堂在延安城里）。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就在这座教堂里召开。由于从苏联刚刚回来的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这下子，王明无奈——因为王明所凭恃的“王牌”也无非是共产国际而已！此外，会议还批判了王明在国共合作中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早已提醒要警惕陈独秀的教训。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提议，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张闻天的提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如果毛泽东点一下头，他就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却摇头。他大抵以为时机尚未成熟。不过，张闻天是个明白人。打从这次会议之后，张闻天主动从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地位上退下来。凡政治局开会，张闻天总是建议在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也总是以毛泽东为轴心。以中共中央名义签发的文件，排名顺序也从“洛、毛”改为“毛、洛”。毛泽东已成为实际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武汉风声紧，不等会议结束，毛泽东便派周恩来前往武汉。周恩来向蒋介石面交了毛泽东的那封亲笔信。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新设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周恩来为南方局书记。
就在周恩来返回武汉不久，十月二十一日，广州落入日军手中。日军加强了对武汉的攻势。蒋介石仍在武汉指挥作战。直至十月二十四日夜，武汉已岌岌可危，蒋介石这才和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汉口，前往湖南衡阳之北的南岳。不料，飞机迷失方向，不得不折回炮火连天的汉口。翌日凌晨四时，蒋介石的专机，在黑茫茫中冒险起飞。周恩来也是在这时撤离武汉。当天，日军便进驻武汉三镇。虽说武汉会战以国民党失败告终，但武汉会战打了三个多月，伤亡日军达二十多万，完全打破了日军速胜的梦想。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汪精卫突然出走河内
蒋介石在广西桂林逗留了一些日子，十二月六日，飞抵陪都重庆。从此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转到了这座浓雾遮掩的山城。
蒋介石在到达重庆的第二天，便命陈布雷发一电报给周佛海，命他速返重庆。
周佛海此人是一位十足的政客。早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后来成为国民党高官，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十二月五日，他从重庆飞往昆明，据云，视察那里的宣传工作。陈布雷的电报，使周佛海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他反反复复思忖：为什么他刚刚离开重庆，蒋介石就从前线赶到重庆？为什么蒋介石一到重庆，就命他速返重庆？本来，蒋介石要周佛海速回重庆，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周佛海另有心事，不由得惊恐万分。“事情是否已经暴露？”这个大问号，压得周佛海喘不过气来。
周佛海此人的笔头倒是很勤，十二月五日他在离开重庆后写下这样的日记：别矣，重庆！国家存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唯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欤？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晚与柏园（引者注：徐柏园，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稍谈，十一时半即寝。日本闻人仿重庆“要得，要不得”腔调，颇忆重庆。不满现状，留恋过去，殆心理上之缺憾欤？忆亡友曼秋（引者注：陈曼秋，系周情妇，同年六月，病死武汉）书“亡友”，余心痛极矣！也就在这时，另一个在重庆的要人，同周佛海一样，惶惶不可终日。此人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汪精卫。汪精卫原定八日飞往昆明，跟周佛海会合。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到了重庆。
周佛海因不知重庆详情，不敢贸然回来。他只得以视察工作尚未结束为理由，拖延着。汪精卫和周佛海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此事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香港《南华日报》发表汪精卫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的电报，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汪精卫投降日本，当汉奸去了！按电报代日韵目，二十九日为“艳”。汪精卫的电报，人称《艳电》。
日本对中国采取两手：既大举进攻，又暗中劝降。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晚九时，一辆出租汽车驶抵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从车上下来两个“日本人”。他们在进入总领事馆之后，由总领事中村丰一秘密安排乘日本轮船前往日本。此二人，便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以及周隆庠。他们去到东京，为汪精卫降日穿针引线……经过精心策划，周佛海先赴昆明。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以赴成都军官学校讲演为名带着妻子陈璧君、秘书曾仲鸣，终于飞来昆明。翌日，汪精卫、周佛海等飞往越南河内。二十一日，陈公博由成都经昆明来到河内。
蒋介石是在二十日由重庆飞往陕西武功，主持军事会议。他在二十一日接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电报才知汪精卫叛变。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他的叛变，引起很大震动。
蒋介石在一九三九年元旦，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的党籍”。汪兆铭，汪精卫的原名。
蒋介石这一做法，跟张国焘叛离中共时毛泽东所采取的措施一样。
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作出反应，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坚决拥护蒋氏坚持抗战方针及其对近卫的驳斥，拥护蒋氏的每一进步，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打击汪精卫时，连带指出目前一切反对八路军新四军边区与共产党的主张，实为汪精卫之应声虫，只是从事实上帮助汪精卫、帮助日寇的行为，这样来间接回击国民党方面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德意侵略中国反蒋反共的统一战线。”这“反蒋反共”即“联蒋抗日”的反义词。此时，毛泽东已把蒋介石视为统一战线的盟友。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悄悄的婚宴
日军的毒焰，吞噬着中国。到处弥漫着硝烟，到处散发着血腥。“红都”延安，却是一片安宁的世界。这座位于黄土世界中的古城，高呼着抗日口号，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刚刚吃过早饭不久，空中传来轰鸣声，十几架翅膀上漆着红色“大饼”标志的飞机突然“光临”。日军飞机掷下一百多枚炸弹，爆炸的声浪打破了延安的宁静。虽说延安人所住的窑洞，成了天然的防空洞，不过城里的一大片房屋受不住炸弹的肆虐而毁坏，也有一些窑洞在炸弹的冲击波下倒塌。日军的第一次空袭，使上百延安人死伤。那天被炸的以西北旅社一带最为严重，包括中共中央组织部、光华书局等。陈云被封在一座炸塌的窑洞里，经七八个人扒土，这才把他救出。延安从此开始拉空袭警报。
笔者曾访问了当时正在延安的王观澜夫人徐明清。王观澜曾任中共中央农委主任，与毛泽东有着许多交往。据徐明清回忆，正是在这一天傍晚，她和丈夫王观澜走向延安城里凤凰山下毛泽东的窑洞，窑洞也被炸弹炸过，但毛泽东仍在这里宴请朋友。出席者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
这次宴会，是为什么而举行？主人不言，客人心中也都明白。一位二十四岁的来自上海的姑娘，频频为客人劝酒。她，便是前文已经提及的江青。她在这一天和毛泽东结婚了！宋美龄比蒋介石小十岁。江青比毛泽东小二十一岁。
一种奇特的巧合，为蒋、宋及毛、江的婚姻所共有：都有“约法三章”！
蒋、宋结合时的“约法三章”，是宋美龄提出的。据云：
一、蒋介石必须信奉上帝，受洗成为基督徒；因宋美龄是虔诚的教徒，两人必须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二、宋美龄不生小孩，以保持身材，并多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
三、宋美龄不担任政府公职，不参加正式的高阶层决策会议，她只愿以蒋介石私人秘书的身份，对外从事政治活动。
关于蒋、宋的“约法三章”，所传版本甚多。以上据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所印《蒋家三代的罗曼史》一书。
毛泽东和江青的“约法三章”，既不是由毛泽东提出，也不是由江青提出，却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约法三章”的版本也很多，“约法三章”的内容也互有出入。
据笔者看来，前些日子由台湾方面所披露的毛、江“约法三章”，倒是比较可信。据云，台湾方面的资料来源是王若飞的一个笔记本。那是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缴获一批中共文件，内中有王若飞的一个笔记本。王若飞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的笔记本上记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毛、江结合“约法三章”的决定，是可能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全文如下：
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
求；
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蒋、宋的“约法三章”和毛、江的“约法三章”，不约而同都提到了婚后夫人的政治生活问题：宋美龄主动提出，她不担任政府公职，只担负蒋介石的秘书及外事方面的工作，她这么说，后来也这么做；江青则不同，由政治局对她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二十年内不许她问政。这不同的“约法”，当然由于宋、江两人的身世、阅历、背景全然不同。
宋美龄出身名门，家庭豪富，姐姐宋庆龄又是孙中山夫人。宋美龄受过良好的教育，留美十年，精熟英语。虽说此前宋美龄有过恋爱经历，但从未婚嫁。
江青则不然。她出身微贱，小学文化，又有过多次婚变——二十四岁的她，已经嫁过三个男人，即俞启威（黄敬）、唐纳（马骥良）、章珉（谢兴），而毛泽东则成了她的第四个丈夫。然而，她却是一个能干、富有心计、野心勃勃的女人。她没有什么背景，全然靠着个人奋斗，从一个山东小城女子，到上海影剧明星。在政治上，她也很敏感，十九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又主动投奔延安，很快就把毛泽东作为“进攻”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正是知道江青是个参政欲很强的女人，又有着多次婚变以及被捕入狱、失去组织关系的复杂历史，所以对她作出了政治限制——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的“约法”，是富有预见性的！
宋美龄和江青都属“女强人”，只是一个雅，一个“野”。她们都对丈夫的事业、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不过，宋美龄乃“明媒正娶”，蒋、宋的婚礼在上海豪华的大华饭店举行，上千人出席。婚后，宋美龄便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活跃于各种公众场合。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第一次显示了她的政治才干，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江青则不然。她和毛泽东的结合，是在悄悄中进行。没有正儿八经的婚礼。徐明清所参加的，只是悄悄的宴席，连这宴席的名目都未曾说穿！正因为这样，江青最初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日子是静悄悄的，“锁在云雾中”。她坐了多年的冷板凳，这才终于“露峥嵘”……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蒋介石着手“溶共”
自从进入一九三九年，国共关系由晴转多云，转阴天，后来甚至下起倾盆大雨来了！“气候”的转折点，是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雾都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前一个多月，“气候变化”已经显露了端倪。
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蒋介石即将离开桂林飞往重庆，他约见正在那里的周恩来。蒋介石忽地对周恩来说，他过些日子要去西北巡视，可否届时请毛泽东到西安来，与他一晤？！屈指算来，这是蒋介石第三回邀晤毛泽东了：先是邀毛泽东出席南京国防会议；接着邀毛泽东出席武汉国民参政会。
蒋介石邀毛泽东到西安谈什么呢？
蒋介石对周恩来如此说：
共产党跨党，大家不赞成。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果同意，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面谈。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原来，蒋介石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中来。说得更明白，即“溶共”！当天，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记述蒋介石的意见：
一、跨党大家不赞成，共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成一个组织，力量可加倍发展。
二、如果可谈他拟于到西北后约毛同他面谈。
三、如全体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