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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 z-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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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石洞,当地人叫蜜蜂洞。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刘厚总又被抓住。据供认,他把项英打死,抢得国币二万四千多元,黄金八两五钱。他要求办理自首手续,并论功行赏。谁知,国民党皖南行署将他关押。后来在一九四二年冬,用绳索捆绑,押往重庆,关入渣滓洞看守楼下第六号牢房。据云,刘厚总在监狱里管理图书,白天可在狱中天井走动,夜里则被锁在囚室之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七日在渣滓洞实行大屠杀,把刘厚总放了。在兵荒马乱中,刘厚总企图逃命,却因抢登卡车,被人捅了一刀。这时,正好被驾车路过的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看到,带他上车,走了一程,又把他甩掉。这样,刘厚总便死于那一片混乱之中……    
    中共获知项英被刘厚总谋杀的详况,是在一九四二年。除了项英外,获知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也死于刘厚总之手。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写了《关于项英、周子昆被谋杀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密送延安。报告中写道:项、周于去年三月中旬在皖南山中埋伏,被随行副官、叛徒刘厚总谋杀。彼时,与项、周同行者李志高(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谢忠良(第二科科长)等计二十余人。彼等为皖变后逗留皖南最后一批人员。项、周虽主张过江,但特别迟疑,不立下过江决心,总以交通不畅为虞。李、谢等以项、周应负失败责任,对项、周不满,形于辞色,且曾公开反抗,屡屡分家。项、周均不良(宜)于夜行,颇有依赖李、谢帮助之意,见李、谢不肯,只好暂时分住数处,徐图过江。项、周与李、谢等共分住四处,在深山中,相距均为三四里不等。李、谢等带了七八人住一处,项、周仅带一个特务员及刘厚总共四人同住,而以刘厚总专任对外与李、谢等联络之责……    
    最后查清项英之死,是在一九八○年——项英死后三十九年!    
    出人意外的是,江西省百货公司宜春分公司的一位副经理居然打开紧闭了多年的嘴,说出项英之死的真实情况。站出来说话的是“四人同住”中的唯一在世的人,即那个特务员。他叫黄诚,当年是周子昆的警卫员。    
    一九八○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共党史专家胡华作了《关于党史上若干问题的辅导解答》报告,内中说及皖南事变,说及项英、周子昆之死,提到了警卫员王成。黄诚看到了胡华的报告,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激动万分。他于一九八○四月五日给胡华去信说,“我就是您在讲话中说到的那个警卫员王成——应该是黄诚”。    
    据黄诚回忆,在七昼夜的激战之后,他和周子昆二人突出重围,来到石井坑后面的大山里躲了几天。很巧,有一天在一个大坑里,竟遇上了项英等十来人。于是,他们二人就加入了项英的队伍,在一个大山的包谷棚里躲了个把月。到了三月初,他们跟军部的参谋刘奎接上了头,并找到了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于是在三月十一日夜,他们由刘奎带路来到了莲坑,住在中共地下党员姜其贵家中,算是吃了一顿“美餐”——煮熟了的玉米饭。翌日拂晓,在姜其贵的带领下,他们上了山。那山极为险峻,半山腰有个险峻的小山洞——蜜蜂洞。洞里只能住四人,其余的人住在山下的山坳里。住在蜜蜂洞里的四人是项英、周子昆、黄诚以及项英的副官刘侯忠(也就是刘厚总)。住下之后,项英和周子昆找了些石子作棋子,在一块石头上下起棋来。这时,外边下起大雨,以至雨中夹雪。到了夜十一点钟左右,他们入睡。由于洞深处有些潮湿,黄诚就躺在最里面,然后由里向外依次躺下的是周子昆、项英、刘侯忠。在拂晓前,黄诚正睡烂熟,突然响起砰、砰两声枪响,他被惊醒。这时,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照在他脸上,使他眼花缭乱,紧接着,又响一枪射中他的右臂,他昏迷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刘奎他们上了山,进了洞,才知刘侯忠叛变,打死项英、周子昆,抢走钱财,潜逃了。他们见黄诚的心还在跳,就把他抬下山,安排在老乡家养伤。然后,又上山,把项英、周子昆的遗体转移到另一个山洞,所以国民党特工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遗体被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黄诚的信,才彻底揭开项英之死的内幕。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皖南事变引起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论战

    皖南事变,一下子把国共关系推到了冰点。    
    皖南的硝烟尚未消散,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又做了个大动作,史称“一·一七命令”。这天,蒋介石正式给皖南事变下结论,公开发表了两个文告。其一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以命令式的口气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其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实际上是对《通电》进行说明,列举了一大堆事例,以求证实《通电》的断语的正确。不论是《通电》也罢,《谈话》也罢,其实都是蒋介石的意思。    
    蒋介石的“一·一七命令”,刚一发出,毛泽东当即作出反应。毛泽东针锋相对,也来了两个文告。其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针锋相对。其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针锋相对。    
    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四个文告,仿佛蒋介石和毛泽东对皖南事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书面争论。以下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对谈”,他们的话均引自那四个文告。蒋: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军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    
    蒋: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未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    
    毛: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    
    蒋: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借申军纪,而利抗战。    
    毛: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蒋: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    
    毛: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    
    蒋: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官长分别交军法处审判严缉治罪。    
    毛: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蒋:此次事变,幸赖前方将士戳力用命,当地民众明辨忠奸,协助戡乱,而新四军官兵中大多皆深识大义,不甘附逆纷纷投诚,能用于数日之中,平定叛乱,此未始非长官应变若定所致云。    
    毛: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对话”,一个刻板,一个活泼;一个一本正经,一个尖酸幽默。    
    蒋介石的核心论点是说新四军“违反军纪”。那时,就军队而言,蒋介石是八路军、新四军的上级,所以他摆出了一副上司的架势。但是,就国共两党而言,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所以毛泽东无拘无束、毫无顾忌地批驳蒋介石。    
    细细品味,可以发觉,虽然国共双方都称皖南事变,对于“变”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蒋介石看来,这“变”是叛变、变乱;在毛泽东看来,这“变”则是突然事变、反共事变。西安事变是联共的开始;皖南事变则是反共的高潮。就国共关系而言,从西安事变到皖南事变,从正走向了负。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国共关系陷入僵局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中国各报差不多都在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了触目惊心的皖南事变。不过,那时的中国报纸,大多控制在蒋介石手中。各报纷载的,除了消息之外,所登都是清一色的蒋氏文告,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    
    中共掌握的报纸,大体限于延安,很难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在那里产生影响。唯一突破“防线”的中共报纸,是在重庆印行的《新华日报》。不过,《新华日报》也要受国民党的新闻检查,稿件只有经过审查同意才能刊登。这天,《新华日报》有关皖南事变的新闻稿,全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押,只得临时采用巧妙的调包的手法,在第二版刊出周恩来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外,在第三版,还醒目地刊载周恩来一首诗的手迹:“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后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不平常的报纸之后,曾致电周恩来:“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各国驻华记者,也纷纷向各国发出急电,报告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    
    来自各国的反应,随着各国的立场不同,而对皖南事变作出不同的评价。    
    美国的反应出人意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社论指出,皖南事变是“极大的不幸”,认为国民党称中共为“心腹大患”、日本为“癣疥之疾”,是极其错误的。    
    美国驻华使节詹森拜见蒋介石,表达了这样的态度:“我一向认为,共产党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美国人民及其政府对中国维持独立生存的能力极为关切。”    
    美国对皖南事变不悦,是因为美日关系已极度紧张。美国不希望中国内战削弱了抗日力量。英国的立场和美国一致。英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卡尔把意见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本的攻击。”苏联的反应则在意料之中。苏联支持中共,理所当然反对皖南事变。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明确表示:“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一月二十五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美、英、苏三国采取反对立场,使蒋介石由“三喜临门”转为“三不欢迎”。    
    日本当然欢迎中国内战。早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的一个多月,日军驻沪军部参谋长樱井便已赴南京,与驻华日军司令西尾寿造制定了计划,内中有一条:“对散驻京沪杭地区之新四军,决迫其向皖南退却,并设法使其与中央部队自相火并。”最妙的反应来自汪精卫。他说了一句“名言”:“数年来蒋介石未做一件好事,唯此次尚属一个好人。”国内也一片哗然。叫好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国民党左派人士发出一片反对声。内中,最为激烈的是宋庆龄、何香凝,她们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    
    美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的一句批评蒋介石的话,最为概括:“自毁长城,自促国亡。”态度最强硬的,自然是中共。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毛泽东还接连对中共内部作出指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致周恩来电。“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致刘少奇电。“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就要犯严重错误……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④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致周恩来电。“蒋一月十七日命令及谈话,对我们甚为有利,因为他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破裂是他发动的,我们应该捉住一月十七日命令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④面对着只有日本、汪精卫和国民党右翼发出的稀稀落落的掌声,面对着来自国内外的一片谴责声,面对着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蒋介石不能不收敛了一些。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发表讲话,那姿态处于守势。虽说他仍坚持十天前“一·一七命令”的立场,但他的讲话调子明显变软了。    
    蒋介石说:“这次新四军因为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甚至兴兵作乱,破坏抗战,因而受到军法制裁,这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    
    蒋介石的意思是这回皖南事变,只局限于新四军,他并不准备与中共决裂。    
    蒋介石还摆出“家长”的架势说道:“新四军乃是国民革命军之一部,而本席乃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我常说我们国民革命军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平时看待自己的部下,犹之于家长之看待子弟,子弟良好,固然是家长的荣幸,如果子弟不良,亦就是家长的耻辱。……”    
    蒋介石的讲话中居然还谈起了《圣经》——他和宋美龄结婚之后,已成了基督教徒。    
    蒋介石以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口气说道:“大家看过《圣经新约》的,都知道基督的教条,训勉一般人,对于罪人,须要饶恕他七十七次的罪过,而现在新四军的罪过,早已超过了七十七次以上。我们就以耶稣的宽大为怀对于这种怙恶不悛、执迷不悟的军队,也决不能再隐忍,再饶恕,否则就是我们自己的犯罪,就是我们贻害国家,要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的讲话,缺少幽默感,倒也不乏“生动”!    
    毛泽东当即读了蒋介石的讲话稿。三天后——一月三十日,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作出反应:“蒋二十七日演讲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可见我方不满,他已贼胆心虚……”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陷入了僵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月二十九日作出《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对皖南事变作出了这样结论性的正式评价: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蒋介石想找台阶下台

    不过,即使国共关系近于冰点的时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还保持着克制:蒋介石没有借皖南事变继续大打;毛泽东没有借皖南事变大闹。    
    国共双方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外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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