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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致沈西苓》，1936年7月19日）
这就是说，鲁迅在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很少有人了解他写《阿Q正传》的“本意”，他与他的读者、评论者之间的“隔膜”，感到悲哀。
这确实令人震撼。
那么，鲁迅写《阿Q正传》的“本意”究竟是什么？
其实，鲁迅自己就有过说明，这也是你的文章里着重引述与讨论的——
“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阿Q正传〉的成因》）
这里，鲁迅说得很清楚：“人们”所不了解的，是他关于“阿Q似的革命党”、“阿Q似的”改革的思考的深意。这一思考，也就是《阿Q正传》所着力描写的，有两个侧面：一是中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以及将要、可能发生的“改革”（“革命”）是什么样的；二是这样的“改革”（“革命”）与“阿Q们”（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的关系如何。鲁迅特意强调，他“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说明他关注的是中国进入“现代”历程“其后”的问题，这其中一个核心就是现代“改革”（“革命”）。这正表明了鲁迅忧虑的深广，他的思考的超前性。这几乎涵盖了从辛亥革命直到今天的改革的全部历史。在这个意义上；《阿Q正传》确实是20世纪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在他写作的20年代中期，这种总结带有很大的预测性，却被其后的历史所证实。这样的“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的奇迹”来源于鲁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深知与真知，这是现代中国无人可以企及的。人们与鲁迅的隔膜，说到底，是对中国的真正国情（绝不是今天已被说滥了的“国情”）的隔膜。这也是《阿Q正传》对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启迪：需要重新认识我们的国情，以此作为我们的新的思考与探讨的出发点，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新思考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提出的那两个问题。
当然，即使弄懂了鲁迅的本意，也不算完成了对《阿Q正传》的研究。因为作品的实际内涵远比作者的本意要丰富得多。在这方面，给读者与研究者的再阐释留下了极大的余地。也就是说，每一个认真的读者与研究者对《阿Q正传》都可以、可能有自己的发现。在这个意义上；《阿Q正传》和所有的不朽的著作一样，是说不尽的：它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你看，读了你的大作，我竟是思绪绵绵，情不自禁地说了这么多的话，现在真应该打住了。但我的心中依然激荡着欢乐的水花——这是思考的欢乐，是与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切磋学问、探讨真理的欢乐，我真要陶醉其中了。
再一次谢谢你。
祝
好
理群9月24日
十四
（一位朋友寄来了一篇《创建地球村大学》的文章，提出了他的教育理想与理念，其要点有：1、“贯彻人类精神大融合的宽容思想。防止和减少种族、地域、国家、体制、党派的人为限定和隔阂，使人类资源共享，人类教育共建。培养站在人类共同立场上面向真理、捍卫人类尊严的，无偏见的，优秀的地球公民”。2、“办学思想应该是：精英化与大众化结合，人类永恒准则与生存现代化结合，人类文明智慧和伟大自然共存共生”。3、“办学形式：私立，自主”。4、遵循“教育财政公平”原则和“人类资源从富裕流向贫困”的原则。5、“校园建设要体现伟大自然与人类智慧的完满结合，使神圣与人道合一，实用和节俭合一”。6、“对教师的人格要求：无偏见，反对暴力，捍卫人类共同尊严，关怀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和宇宙”。）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7）
××：
拜读了大作，颇受启发。这样一种更加彻底的教育改革的理想，是十分吸引人的。但对现实的中国，这只能作为长远的目标，以你所说的“坚定信仰之下的永不放弃的坚韧精神”，持续努力，才能在某一阶段开始实施。
首先要走的一步，是实现“教育的独立”。这是从根本上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瓶口”问题，要害问题。这里，又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立学校的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是私立学校，特别是私立大学的开禁。中国的教育改革的突破，大概也正应从开办、发展私立大学入手。有了私立大学的竞争，才有可能促进国立大学体制的变革。
但在中国，要发展私立大学是十分艰难的。除了政治上的种种压制与限制，也还有投资者——中国的民间企业家本身的局限：一是脱离了官方他们几乎无法生存，因此，总要与官方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在初创时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会因此造成他们先天的妥协性，而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教育独立；二是他们自身的文化素养的不足，人文精神的稀薄，过分追求商业的利益，很容易把私立大学办成你所说的“讲习班”，同时又竭力控制学校，随意地干涉校政，从而从另一方面影响教育的独立。——中国早期的民营企业家大都有家长式专制的倾向，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这样，要创建我们所理想的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将长期面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困惑。对此，必须从现在开始，就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但不管怎样，路总是要走，有一个开端就好。
这也是我退休以后，所想要参与的工作。但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有种种的设想，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这大概也是我这样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悲哀吧。
祝
好
理群9月15日
十五
（一位年轻的读者寄给我一篇他写的《钱理群先生的困惑》，是对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的回应。作者把现在的时代称为马尔库斯等说的“实验的时代”：“（它）具有折中、脱离权威范式而进行观念游戏等的特点，它提倡展示与反省，对于在实践中的事物采取开放的态度，对于研究方向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善性采取宽容的态度。”文章说：“钱理群先生的矛盾与困惑正是实验时代中宽容精神的体现，他的困惑是真诚的拷问而非激烈的批判，我形象地认为钱先生是站在波涛汹涌的海岸边，有着一种坦然的精神和气质。但无疑，钱先生是从‘历史进化论及历史决定论的文学史观’的深刻影响中走过来的，这种思想的直接作用是崇拜权威和渴望成为权威。钱先生在文章中流露了相似的意思：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相信正是如此重的使命感使得钱先生的困惑更加深入和广泛，有了‘丰富的痛苦’。但是，我愿意在这里坦率地说：钱先生无疑看得太重了。就史而言，客观、公正远比‘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要重要得多。”）
××：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与信任，谢谢你的坦言。你说得很对：“摆脱旧的体制，将整套的机制放到一个具有灵敏反应能力的充满活力的氛围中去”，这确实是发展中国思想、文化、文学、学术的关键之一。这里的“摆脱”，既指外在的摆脱，即体制的根本改革，更指内在精神的摆脱。这对我们这些在旧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是更为困难的。而我们的困惑确实比你想象的更为深刻。这几乎是要像鲁迅当年所说的那样“横战”，既要抗拒现行旧体制的权力的压制，又要应对仍然沉湎于旧体制的同代人的嫉恨，甚至是千百倍疯狂的压制（鲁迅早就引用过梅林格的话：“在坏了下去的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还要面对强大的社会习惯势力的压力，更要直面更为年轻的一代的误会与利用……这一切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自己内心的黑暗：自我价值的怀疑、绝望、无助、恐惧、怨愤……这就要求有极大的精神的光明力量来抵御这外在与内在的黑暗。但又面临这光明的精神资源来自哪里的问题……这都会形成一种巨大的，难以言说的困惑。
而我们也只能在困惑中挣扎着前进。真是一步一个血印。
再一次谢谢你对我的启发。
祝
好
理群9月15日
十六
（这是一封压了很久、也许是终于寄不出去的信：收信人当时还是高三的学生，现在大概已经考上了大学，因为我弄丢了他的地址，没有及时回信而失去了联系；而我信中提到的那个孩子，却在那个令我震撼的电话挂上以后，消失在茫茫人群中，再也没有他的任何信息。但我仍要记下这一切，算是给有类似情形的中学生的一个告诫，也作为自己的永远的警戒。）
××：
……接到你的来信与文章，我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回信。一方面，我确实欣赏你的独立思考与批判锋芒；另一方面，又为你的锋芒毕露、赤膊上阵而担忧。你让我想起了一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它一直压在我的心上，如果不如实地讲给你（以及所有的年轻朋友）听，我将永远不得安宁。
那是去年春节之前，刚放寒假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收到一个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带着哭音，劈头说了一句：“钱教授，我被学校开除，走投无路了！”我吓了一跳，在反复的询问和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才弄清楚：这是一个山东农村里的男孩子，开始一切处于懵懂之中，后来读了一些书，好像也有我的书，于是，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一切。首先感到的是现行中学教育对自己创造力的压抑。于是，开始反抗，与班主任、校领导都发生了冲突。最后拒绝上课，躲在家里自修，竟凭着自己的天赋与努力，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医科大学。于是，充满着幻想地来到北京，以为从此可以进入一个自由的学习天地，使自己的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敏感的他很快就发现大学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他再一次感到了压抑，并又开始了反抗：一再地逃课，去读自己想读的书，同时，不断地给班主任，以至校领导写信，对学校的教学提出尖锐的批评，并因此得罪了各级领导。校方决定以他旷课太多为理由对他进行纪律处分。他的家长闻讯赶来，向校方求情，校方提出要他承认错误，他认为自己无错，拒绝做任何检讨。事情越弄越僵，校方最后做出了“取消学籍”的决定……听着他的这番叙述，我的心一直往下沉，沉……一时竟至无语。我知道，这孩子是无辜的，这件事确实暴露了我们的大学、中学教育的许多问题；但我还能鼓励他去反抗吗？——他现在连最基本的学习与生存条件都没有保障了！于是，我对他谈起了鲁迅关于“不要赤膊上阵”，关于“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要善于保护自己的思想，希望他做一些必要的妥协，以获得继续学习的机会。这孩子听了我这番话，只冒出了一句：“你为什么不早说这样的话？！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我的心受到猛烈的一击，还来不及反应，电话挂上了……整整一夜，我无法安眠，此后只要一想起这件事，我的心就隐隐作痛，即使是此刻我终于写下了这一切时，我的手仍在颤抖：一种刻骨铭心的负罪感永远追随着我，而且永远不会有弥补的机会：我不知道这孩子的名字，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如何生活，不知道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对人生、社会会有怎样的看法，他将怎样继续走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坦白地说，对发生的这一切，我至今也没有想清楚，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如实地讲给你（以及和你一样的年轻朋友）听了，希望能引起你们的思考，倾听你们的意见。我愿意和你们一起来讨论这些人生的难题……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8）
祝
好
理群2001年2月5日补写
十七
（2001年的最后时刻是在和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的通信中度过的。这是其中的一封：一位河南的中学生小朋友已和我通了好几封信。在最近的来信中写道：“先生谈到‘现行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其实不仅仅是‘现行’的‘弊端’，连‘改革’的‘弊端’也尖锐地叫喊。现在不是‘素质’起来了吗？然而孩子依然在题海中挣扎，也间或有不平，然而班主任的一句‘真话’便震慑住了：‘什么素质，高考还是要分数！’我现在大概是喜欢听‘真话’的吧，然而也骇然了（也许‘真话’还不够‘耳顺’）。这便是现实，我们的不幸的孩子碰在现实的壁上，鲜血迸流，可以‘漂橹’了。或许也有不‘迸流’的，那是血已经被榨尽者！古人曾用‘挂羊头卖狗肉’讽刺货假价虚的商户。然而我总觉得我们的改革简直是‘挂羊头卖真空’，连空气也一并收回，人迟早要窒息。”“我发现现在还有一些老师在做着屠戮青年的刽子手。如果不是侵犯权利的话，我引一段朋友的信，给先生看那青年的血：‘……而且历史老师讲了一句话：现在我们班开始两极分化了，这是件好事！天啊！这是多么大的打击！！……我真的快失去最后一点信心了，帮帮我，好吗？’我见着我的朋友流血了，触目惊心！诚然这一番话在强者可以不理睬或者竟作为上进的动力；但在弱者，却只抹杀了那最后一点光明；‘恩赐’以完全的黑暗，从此完全的痛苦或竟至消失。这样的老师就应该受‘最黑最黑最黑的诅咒’！”）
××：
……信中所说的“我们班开始两极分化了，这是件好事”的言论确实触目惊心。但岂只是班级，岂只是教育，在我们整个社会不正流行着这样的“两极分化好得很”的言论吗？而且有些知识分子不也正在散布这种言论吗？——尽管他们用的是煞有介事的“学术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这位老师还算是可爱的：他起码还有几分坦诚。用冠冕堂皇的理论来掩盖吃人的真实，这是更应该用“最黑最黑最黑的”语言来“诅咒”的！
我也很赞成你的观点：我们不仅应对“现行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质疑，也应该对所谓“改革”进行质疑，因为当前的“教育改革”很有可能成为一种“表演”。当然，也可能出现某些缝隙，为真正有志于改革的人提供某种空间——尽管极其有限。
读来信，感到了你的敏感、思想的某些尖锐性，同时也担心你的愤世嫉俗，会使你看不到生活中某些光明美好的东西。——就我的观察与体验，黑暗与光明是同在的，只是后者常处于受压制的地位，需要更用心地去发掘与发现。
当然，你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努力地充实自己，打好精神的底子，以更有力量地（我指的主要是自我内在的精神力量）对抗外在与内心的黑暗。
我所能帮助你的，只能寄一点书给你——当然是无偿的。不过，要等几天，等我的学生有空时再寄给你。我自己已经无暇去邮局寄书了。
致
新年的祝福
理群2001年12月31日
十八
（一位云南某工厂的读者来信和我讨论我的《鲁迅与20世纪》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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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民族、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关心，读之令人感动。实际上我们都是在紧张而痛苦地思考着，因此，来信引起了我的极大共鸣。尽管我们的意见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所谓“重新来过”当然不是要重新打倒什么，来一次暴力革命。我个人也是主张走和平的逐步改革之路的。但对当下中国的改革也确有反省的必要。我之所以重提“立国”与“立人”的问题，也正是要促进这样的反省。
信中提出要每一个人为国家的生存、发展做出牺牲的问题，从原则上说起来似乎不错，但正如你在信的后面所说，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在一个“主仆颠倒的国家”里，为国家牺牲实质上就变成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