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会曲解这次学生运动的性质。陈源的《闲话》引起鲁迅们如此强烈的反应，原因即在于此［40］。周作人在他的文章中，还多次提醒人们要对“国家主义”思潮保持警惕［41］，这是别具眼光的。惨案发生后，当局的《通电》、《通缉令》里，之所以一再歪曲事实，把和平请愿者说成受“共产党”的唆使，目的就是要给学生运动横加“武装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而故意危言耸听“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正是要给自己的镇压行为披上“维护国家利益”的合法外衣。当时也确有御用文人心领神会，在文章中大谈国家问题丛生，解决之方法；“自有其一定之步骤与方略”，青年学生贸然行事；“不但无益，抑且有伤元气”，然后笔锋一转：“苟非别有所图，何忍出此”，这就成了“学生误国有罪”了［42］。难怪周作人不无悲愤地说，四十多个“被害的人都是白死”；“这在所谓国家主义流行的时代或者是当然的”［43］。以后不是果真有了“为了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镇压是必要的，牺牲也是必要付出的代价”这样的“高论”吗？
这类“高论”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生命的漠视；这是“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所绝对不能容忍的。鲁迅、周作人他们正是站在“珍惜人（年轻人）的生命”的立场，捍卫牺牲者的生命价值，为他们洗清官方强加的罪名与泼来的污水；出于同一立场，他们对运动本身也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们并不回避群众领袖的“错处”，不是追究责任，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如前文所引，鲁迅认为群众领袖的最大“错处”，或者说运动的最大失误，就是“还以为请愿有用”。梁启超在接见记者时，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政府不知尊重民意，纵使千万次请愿，亦岂有裨于国家耶？”“因此而牺牲许多可贵之青年生命，殊为可痛”，他表示“切望青年以后当格外慎重，苟非万不得已，切不可再作此种无谓之举”［44］。这大概代表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一种共识。鲁迅在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文章里，反复讲一个道理，或者说一个常识：人的生命是应该珍惜的；“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他忠告致力于中国的改革的人们：“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45］。直到多年以后，鲁迅还在讲：“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46］。每一个生命（特别是年轻的生命）的丧失，都给那一代人带来深切的痛苦，因为失去了的生命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任何以死去的生命为儿戏、做买卖的行径都会引起巨大的愤怒。鲁迅因此向我们每一个人，向我们民族，提出了一个不能、也不容回避的问题：你感到了、并且记得“死尸的沉重”吗？他说：“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47］可悲与可怕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恰恰是不知道“死尸的沉重”的；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早就说过：“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48］。现在恐怕连“饭后的谈资”也不以此为话题了。中国特色的遗忘术与恐惧术早就把人心麻木了。但还是鲁迅说得好：“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血不但不淹于墨写的谎言，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总是有人记得并且要说话的。
依然是鲁迅所说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49］。
1999年4月19日写毕于燕北园注释
［1］周作人：《三一八的死者》，载《语丝》4卷5期，1928年1月出版。
［2］［3］周作人：《红楼内外》，载《子曰》4期，1948年10月出版。
［4］［32］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编写组：《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198页，20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版。
［5］［13］［19］［29］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3卷，264、263页，263页，263页，2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朱自清：《执政府大屠杀记》；《朱自清全集》4卷，182、186、18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7］林语堂：《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收《剪拂集》，84、85页。上海书店影印本，1983年12月版。
［8］［44］见1926年《晨报》（北京）报道。
［9］见鲁迅保存的传单，署名“范奴冬女士”，原件藏鲁迅博物馆。
［10］参看1926年3月24日、25日《京报》报道：《京内外各界对惨案之愤慨》。
［11］《女师大教职员宣言》，载《女师大周刊》123期，1926年3月24日出版。
［12］周作人：《关于三一八的死者》，载《语丝》72期，1926年3月29日出版。
［14］胡适：《五四运动纪念》；《胡适文集》730、7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5］见1926年3月25日《晨报》报道。
［16］［20］《西南联大两外籍教员访问关麟徵》，收《一二一运动》485页，484页。
［17］飘萍：《警言司法界与国民军》，载1926年3月21日《京报》。
［18］周作人：《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载1926年3月21日《京报副刊》。
［21］王世杰：《论三月十八日的惨剧》，载《现代评论》3卷28期，1926年3月27日出版。
［22］参看《女师大刘和珍君女士被害记》、《女师大杨德群女士被害记》，载《女师大周刊》123期，1926年3月24日出版。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4）
［23］《京师地方检察厅公函》，载1926年4月4日《京报》。
［24］王世杰：《京师地检厅与三一八惨案》，载《现代评论》3卷70期，1926年4月12日出版。
［25］［28］周作人：《洋铁水壶与通缉令》，载1926年4月7日《京报》副刊。
［26］《通缉令决定之经过》，见1926年3月20日《晨报》。
［27］见1926年3月20日《京报》报道。
［30］参看鲁迅：《大衍发微》；《鲁迅全集》3卷，575—581页。
［31］见1926年3月27日《京报》报道。
［33］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编写组：《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206页，北京出版社，1979年出版。
［34］周作人：《恕府卫》，载1926年4月2日《京报》副刊。
［35］见1926年3月21日《晨报》报道。
［36］平：《三月十八日》，载《甲寅月刊》1卷34号，1926年3月20日出版。
［37］林学衡：《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载1926年3月20日《晨报》。
［38］西滢：《闲话》，载《现代评论》3卷68期，1926年3月27日出版。
［39］陈源等：《杨德群女士事件》，载《现代评论》3卷70期，1926年4月12日出版。
［40］［45］鲁迅：《空谈》；《鲁迅全集》3卷279页，281页。
［41］［43］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载《语丝》72期，1926年3月29日出版；参看《对于大屠杀的感想》，载1926年3月20日《京报》副刊。
［42］渊泉：《群众领袖安在？》，载1926年3月22日《晨报》。
［46］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4卷，297页。
［47］鲁迅：《死地》；《鲁迅全集》3卷，267页。
［48］［49］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3卷，376、377页。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我感到惊心动魄
——黄昌勇《王实味传》序作者希望我为本书写几句话。
我读完，放下书，就沉默了。
我感到惊心动魄，却无法理清我的思绪。
脑子里反复地轰响着一个声音：“暗暗的死”；“暗暗的死”；“暗暗的死”……
这是本书引述的鲁迅的话：“我们试一推测死者的心，却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惨苦。”（《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
这是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一个“暗暗的死”。而如作者所说：“他的悲剧意义早已逾越了作为个体生命本身的遭遇沉浮，他的悲剧其实已经预示了一大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未来的人生轨迹。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实味的遭遇可视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某种重要类型的起始点，回首既往的历史，我们会看到无数后来者在类似的境遇，不同的时期演出的一幕幕沉重的历史剧。”
但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依然是一个不明不白的死。而且似乎已经被人忘却了。——人们忙于世纪末的狂欢，有谁想到去“推测死者的心”，有谁听见死者亲属的哀哀的哭声，更有谁愿意正视与承担这死尸的沉重，思考这历史的沉重？！
我们即使无力（似乎也不允许）深入地思考这一切，至少也应该把“死”的来龙去脉、“死”的真相弄清楚，还一个“明白”，也算是对这“暗暗的死”，对这段历史有个交代。
本书的作者，正是怀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学者的历史责任感，走出了这第一步。这其间的艰难是不难想象的。
本书所揭示的大量事实，则足以使读者悚然而思。而且不同经历、背景的读者都可以从中引发出不同的联想与思索——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
我关注的是以下几个事实。
这是1927年的春天，王实味与中共北大党支部书记的一场激烈的争吵。在王实味看来，这是对他的私生活的粗暴干涉，是家长制的封建作风的表现，必要据理抗争；而支部书记则动员组织力量展开批判，并扬言要将他开除出党：人们不免要联想起1942年的那场运动。前后两次批判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历史的路是怎样走到后来这一步的：这都发人深省。
事件所暴露的王实味的个性：那暴烈的火性，讲话无遮无掩，不计后果地坚持己见，无所顾忌地顶撞上司……使人们有理由为他的命运担心。作者来信说，他之所以要我写几句话，是因为王实味也是北大的校友。那么，面对这位老学长的性格与命运的关系，北大人将会有怎样的反应，这也是饶有兴味的。
当然，最让我震惊的，还是本书对批判王实味及所谓“五人反党集团”运动的组织与发动过程的详细披露。特别是作者引述的康生1943年8月在陕北公学训练班上的讲话的原始记录稿，所透露的“细密处见功夫”的机心与手段，确实让人大长见识。中国以后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包括1957年的“阳谋”，在这里都已见端倪。理清中国现代思想史与知识分子命运史上的这条线索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以“不为尊者讳”的史家态度与笔法，对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批判王实味运动中的种种表现，所作的如实叙述，是特别让人感到沉重的。本世纪为什么一再出现鲁迅所说的“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上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的悲剧，这是人们不能不深长思之的。
生命的沉湖
本书所揭示的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还有很多。作者自有他的见解，也只是点到为止。进一步的思考留给了读者。作者自己也表示，他还要将他的思考写成专论。那么，本书只是一个开始，下面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但我们仍要感谢作者：他帮助我们“明白”了许多事情。——尽管直到五十七年以后的世纪末，才有了这点“明白”，似乎迟了些，但却来得不易：我们懂得这分量。
1999年12月25日写毕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对共和国历史的另一种书写
——在《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座谈
会上的发言作者比我大四岁，那么，我们就是同时代的人了：都是出生在30年代后期，主要成长在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因此，我是以“读自己的历史”那么一种心态来读这本书的，觉得很亲切，读的时候既放松又投入，有时会心一笑，读到有些地方心里酸酸的，想哭又不想哭。这些年已经很少有这样的阅读体验了，单凭这一点，就应该感谢作者：他的笔触动了我的心灵深处的某一角落，又让我得到了精神上的某种满足。一本书，能够引起读者（我相信绝不止我一个人）这样的感应，就足够了。所谓评论界如何评价是无关紧要的，似乎也不必去追求多大的“意义”。
作为读者，这样放松地阅读，愿意想就想想，不愿意想就这么读下去，读下去，这也就够了。不幸的是，或者说讨厌的是，我还有另一种身份：除了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外，还是一个研究者。这就糟了：书读完了，还要想想历史观、历史写作这一类的所谓“学术”问题；而且今天请我到这里来，大概也是要我谈谈这方面的话题。于是我也只能按照派定给我的（某种程度也是我自己选择的）角色说话，就有了下面这一番议论。——但我希望，我姑妄说之，大家也就姑妄听之，是不必过于认真的。
今年是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自然免不了要出现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种种叙述。历史叙述总是有所遮蔽的。就我已经读到的有关共和国历史叙述，就有种种遮蔽，而被遮蔽（特别是有意遮蔽的）部分是特别有意思，让人要好好想一想的。这是一个有很多的话可说的话题。这里仅就这本书所涉及的谈一点。人们爱谈的是决定亿万人的命运的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恰恰忽略了那“亿万人”的活动：自己的命运先天地被大人物决定了，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活下去的呢？人们还喜欢描绘大的历史事件，土地改革、反胡风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但这些大事件在一个个、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共和国普通公民的心灵上留下了什么痕迹呢？这些就不谈了，被历史叙述省略了。而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人的心灵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历史呢？这会不会造成某种根本性的残缺呢？我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通行的历史叙述的遗憾，而看重这本共和国普通公民的回忆录的：它以“野史”的个人性的，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相对自由、松弛的笔调，揭开了被“正史”所遮蔽的历史的某些侧面，我从中读到了许多别处读不到，而又发人深省的东西，从而加深了对共和国历史的认识。
比如说吧，共和国是一场革命的产物，所谓“革命”就是对原有社会结构与秩序的一次大颠倒，导致了原有阶级的、社会的、人际的关系的大变动——这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一般的历史叙述也都是写到此为止。但其实是还应该追问下去的：这样的大颠倒、大变动，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地位、利益各不相同的普通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什么影响呢？他们各自对此做出了怎样的行为的、情感的、心理的……反应呢？缺失了这些的共和国历史至少也是不完整的吧。从这一角度来读这本回忆录，就十分有意思了。作者出生于一个大家族，原本是处于社会结构的上层的，正是革命的对象。因此，社会上这一部分人的命运，他们的情感生活，从来都是被排斥在共和国历史叙述视野之外的，即使偶尔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也都是被妖魔化（非人化）的。而本书却提供了一种真实，包括在土地改革风暴来之前，作者的父辈所做出的反应，都让人触摸到了面对必然到来的大变动的历史当事人心灵的颤动。而作者本人以后的种种经历：他怎样应对“从众星捧月的少爷成为人人可欺之的贱民”这样的人生巨变；他怎样又从普通平民的生活中找到了位置，不仅生存了下来，也寻得了爱情，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处世哲学；而在世纪末的社会变动中，他又怎样奇迹般的获得一次发挥自己的才能的机会（不仅是经商，也包括本书的写作），而这才能恰恰是从父辈那里遗传下来的。这“一个人”身上所显现的历史沧桑，正是真实地显现了共和国的革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戏剧性的。——真的，我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