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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共和国在前三十年是一个高度计划化的社会，生活在共和国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与非公民，都毫无例外的处于几乎是无所不在的计划控制之内，不用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就是人的感情生活、家庭生活，甚至是床笫生活……所有最私人化的生活，都纳入了计划的控制轨道。这是生活在另一种社会的人所绝难想象的。在我看来，这或许是后人理解与重述这一段共和国历史最大的难点之一。而本书恰好以大量的具体可感的历史细节真切地呈现了这一切，这就有可能让后人不是从理性的分析中，而是从感性上去感觉、触摸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共和国历史的真实，这是偏于宏观大叙述的历史著作所不能替代的。刚才许多朋友的发言对此已经有了很透辟的分析，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谈的是另一方面。面对这样一个计划化控制的社会，没有亲历过的后人可能要问：在如此严密的控制下，人们是如何活过来的呢？本书的作者正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以同样丰富的历史细节对此作了具体呈现。控制自然是有效的，并且已经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中；但人们却也总能从严密的控制中寻找到某些空隙，并以中国平民百姓特有的生活智慧，尽量地加以扩大，从而为自己以及家人获得某种生存的空间。这种生活的智慧自然是令人心酸的，但它也表现了一种坚韧的生命力，这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所固有的，并且是深扎在中国普通民众的精神结构的深处的。它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事实上是构成了对前述计划控制的反力，对总体的有效性形成了无形的破坏与削减，它不显山不露水，甚至不易被觉察，却又是极其顽强的。而且最终的胜利者仍是这平民百姓的生活逻辑，或者说历史总是要回到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活逻辑上来。——尽管处于历史辉煌位置的大人物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一点，而普通平民百姓也永远是沉默的。某种机遇却使这本书的作者开了口，并且凭借书的形式得以传播；我有机会读到了它，并因此看到了一些被掩盖了的东西：这都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吧。
最后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本书的历史叙述有没有被遮蔽了的内容？我想，大概是有的。根据也是我的阅读体验。坦白地说，尽管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我对本书1949年以后的叙述最有兴趣；但凭感性的直观感受，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却是1949年以前的部分。与后者的酣畅淋漓、轻松自如相比，作者写到共和国这段，就常常语焉不详，从有意无意的回避中，可以感到作者内心的某些紧张。其实也未必有什么具体的压力，而是已经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的人生经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有的），在暗暗地提醒着、监视着作者。这本身就是共和国人心灵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
1999年4月2日写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燕山偶语遭奇祸”（1）
——《燕山夜话》的命运及其影响
这本是一本普通的杂文集——1961年；《北京晚报》约请时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用马南村的笔名，开设“燕山夜话”的专栏时，是把它定位为“知识性的专栏杂文”的；因此，作为专栏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生命的三分之一》，讲的是如何“利用夜晚的时间”；“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之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当然，既然是文人作文，在谈天说地之时，也会涉及时弊，比如一篇题为《智谋是可靠的吗？》的文章，就批评了那种“喜欢自己逞能”；“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的作风，强调要“重视群众的智慧”——其实作者也并没有越出毛泽东所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类的话题。但在当时算是说了一些真话，再加上具有知识性与趣味性，因而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后来《燕山夜话》结集出版，前后共印行了三十万册。《燕山夜话》之外，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杂志还开辟了《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是邓拓、吴晗（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杂文家，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人。《三家村札记》里的杂文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燕山夜话》写作时间并不长，始于1961年3月，到1962年9月就中止了。作者在《燕山夜话》第五集出版时，写了《奉告读者》，特意说明：“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在此之前（1962年7月），作者在为书的第四集所写的《编余题记》里，曾提到对《夜话》里的文章也有不同的意见，因此期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假如一时弄不清是非，那又何必着急呢？至于有些问题根本难断谁是谁非，那就更不要操之过急了。也许有些问题提出来，又搁下去，经过多数人慢慢研究，原先不同的意见慢慢地又可能一致起来。因为是非终究有客观的标准啊”。
以后的事实却证明：这都是书生之见——作者虽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对60（70）年代的中国政治实在是太不了解了。
时隔四年，1966年5月8日；“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解放军报》突然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江青“写作班子”署名为“高矩”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文章；同日；《光明日报》也以显著地位刊登了署名为“何明”（即关锋）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文章。仅隔两天，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又抛出了《评“三家村”》的长文。这些文章以同一腔调，给《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横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罪名，并且勒令全国报刊一律转载：这完全是一次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围剿”。
请看他们是如何给《燕山夜话》罗织罪名的——
前述《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本来是鼓励人们在劳动、工作之余，多读点书，不要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姚文元却偏说劝人业余读书，就是要“腐蚀”人们的生命的三分之一，并由此而为“和平演变”组织力量，以便“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智谋是可靠的吗？》如前文所说，是批评“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的作风，本是泛指；到了姚文元的笔下，就变成了“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
还有一篇《堵塞不如开导》，原意是强调对事物的运动，应避免用鲧那样的“堵”的办法，而要像禹一样地实行“开导”。姚文元却抓住文章中的两句话：“一切事物都有各不相同的种种特征”，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然后任意嫁接为一句话：“一切事物都应积极开导”，于是大加引申，发挥：“这岂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也要积极开导，顺利发展？”
《燕山夜话》里有一篇《交友待客之道》，本来是为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而写的，所以有“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这对自己有好处，因为可以向他学习，提高自己”这样的话。姚文元笔头一摇，就变成了邓拓“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再一变就变成“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
大概无须再作举例，就可以看出，横加给邓拓等人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姚文元这类刀笔吏先定了罪名，再去搜罗“罪证”，不惜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指鹿为马，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中国历史上专制强权统治下，罗织人罪的所有的伎俩，都无所不用其极——这是典型的文字狱！
但这中国文字狱新的一章却打着革命的旗号，是在“防止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义”下，有组织进行的，其社会动员力量是惊人的；因此，它似乎很容易地就煽起了全民族的“革命义愤”：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着工农兵代表、各条战线先进人物，以至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批判文章；中国每一块土地上的每一个单位，从工厂、机关、学校，到军营、农村……到处都在召开声讨大会，贴满铺天盖地的大小字报；甚至连街头跳皮筋的小女孩都唱着这样的儿歌：“吴晗、邓拓、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打，打，打，我们坚决打倒他！”——邓拓等真的陷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样的全民参与的文字狱，是中国的独特创造，令人无奈而恐怖。据说曾长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面对报纸上的大批判文章，神经高度紧张，又不停地喃喃自语：“群众是对的。既然宣布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敌人，他们当然理应表示憎恨。群众从来是相信党，相信党报的。”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燕山偶语遭奇祸”（2）
1966年5月18日凌晨，邓拓含冤自尽。
1968年3月，吴晗的妻子袁震被关进劳改队，折磨致病而死。同年10月11日，吴晗在狱中被迫害致死。1976年9月23日，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在狱中被逼疯，自尽。
廖沫沙是“三家村”作者中的唯一幸存者，但也被监禁、流放了整整十年，愤激之中，写下了“燕山偶语遭奇祸”的诗句。
受难者远不止邓拓等三人，不仅株连九族，而且实行瓜蔓抄：曾办过类似专栏的各报的负责人、编辑与作者首先遭到同样迫害；接着凡对《燕山夜话》表示过赞扬，甚至只要读过作品的读者都被牵连进来；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即使没有读过、不知道《燕山夜话》为何物，只要喜欢业余读书、写作，彼此有过文字交往的，都成为怀疑对象，于是，几乎每一个单位都揪出了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邓拓、吴晗、廖沫沙式的人物”——文字狱就这样迅速遍布全国！
批《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仅是一个开始。姚文元在他的《评“三家村”》里杀气腾腾地叫嚷：“不管是‘大帅’，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并要挖出“最深的根子”。这里所说的“挖最深的根子”，就是要顺着“邓、吴、廖（他们都是北京市的领导成员）”三根“藤”，挖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再由彭真挖到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的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这就是所谓“上揪”。此外，还有所谓“下扫”，即是要将“邓拓、廖沫沙式”的党内知识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吴晗式”的思想、文化、学术、教育……各界的专家、学者（“反动学术权威”），以及据说是作为他们的社会基础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通通扫荡以尽。“上揪下扫”合起来就是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差不多概括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目的与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试探，而批邓拓的《燕山夜话》与邓拓等的《三家村札记》，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破口与“样板”。以后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惨事、怪事、荒唐事，都可以在对《燕山夜话》的批判、对邓拓等的迫害中，找到最初的样式。比如姚文元的“檄文”中“全都揭露出来，……踏倒它们”这一句话，后来就成为对“牛鬼蛇神”进行武斗（所谓“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文字根据。
可以说，对一本书（《燕山夜话》）的批判引发了十年浩劫，一个人（邓拓）的死成为一个民族旷世苦难的开端。
而且影响并未因十年浩劫的结束而消失：它所留下的民族心灵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它对民族精神的毒害更是后患无穷。我们已经说过，十年浩劫中把文字狱扩大到全社会的每一个基层单位，而且是全民参与的：全国上下都从公开发表的与私人的未发表的文字的字里行间去找问题，抓“反革命”，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尽管后来都平了反，但其背后的“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思想、文字（包括私人的，没有造成社会影响的文字）定罪”的理念，却很少受到质疑，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文字狱，从而留下了隐患。而十年浩劫中，经过对大大小小的“三家村”的斗争，人们学会了从微言中发现大义，甚至无中生有地凭想象去搜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这种畸形的政治想象力普及到每一个老百姓身上，是极为可怕的。而且已经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总是习惯于从他人的文字中想象出种种罪名。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可能成为罪状，带来骇人的后果，这就根本谈不上思想、文化、学术的独立、自由地发展。
因此；《燕山夜话》的命运，应该成为一个永远的警示。鲁迅曾一再沉重地谈到，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记性”，总是有意无意地掩饰、遗忘历史的苦难与灾难，这样，历史可能重演，灾难也会重来。他因此提倡写“文祸史”，让后人知道，先辈们为追求知识与真理，曾付出过怎样的代价。《燕山夜话》正是本世纪的文祸史的重要一页，我们今天在这世纪之末，重提这本书，除了表明没有忘却，更要表达一个愿望：文祸史再也不能在下一个世纪继续写下去了！
1999年6月28日写于燕北园
（本文在写作中曾参考了任文屏《一桩触目惊心的文字狱》，子伶、子真《吴晗和〈海瑞罢官〉》，刘茵《繁星闪耀——记廖沫沙》，袁鹰《玉碎》，柏生《吴晗和他一家》等文，特此说明，并向有关作者表示感谢。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面对血写的文字
——初读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
一
这十四万个血写的文字送到我的手中，已经很久了：我感到艰于呼吸，更无以言说。
我周围的狂欢的盛典也不知举行过多少次了：我感到窒息而艰于言说。
我只剩下了无词的言语。
但我却无法忘记林昭那凄苦的声音——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前亦云不幸之幸矣！林昭的血都是一点点一滴滴洒在无人看见阴暗角落里的！……
又是一个“暗暗的死”！
真的要让它暗暗的泯灭，在人们的记忆中永远消失吗？
然而，血已经流了，那就再也抹不掉了！
记着林昭的话：“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
这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控告词！
二
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中国人，请直面林昭的《血衣题跋》——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六四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自诔。八月下旬重某日遭女监众鸨婆榜掠，两襟“冤枉”、“死不甘心”等字即受刑时所写。在襟并前胸淋漓血迹则是同年十一月十日图穷匕现之日誓死明志以玻璃片割裂左腕脉管所沾染。一九六五年五月卅一日“宣判”后重到上海市监狱，六月十九日初次接见至亲胞弟，见面之际，恍若隔世！旬日以后第二次接见并送入衣物，方遵慈谕恃此衣换下。自怜遭际，谁解苦心，前尘历历，永志弗忘！
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林昭志于
上海市监狱女监三楼53号囚室
还有林昭的眼睛——
人们不只一次地说我：“你的眼睛里有一种光，挺奇怪的，有时看起来很怕人！”
怕人吗？也许是罢。既然我的眼睛看见了比地狱还更悲惨、更阴森、更血腥淋漓地可怕的地狱！既然我的眼睛看见了最阴险恶毒、最荒谬可耻的罪恶谋杀！——看见了最怨恨深重最凄怆沉痛的不幸的死亡！
我们有勇气正对这双眼睛的逼视吗？
三
我们还要思考林昭的意义。
诚如林昭自己所说，她是凭“感性的直觉”去“行动”的；因此，她不同与张中晓、顾准，不是思想家型的战士，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