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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不投降，拼死也要拒绝投降！作者在《游子不归书》中对父母说：“儿之读书矢志，垂十有八年，未尝一刻懈怠，亦未尝一刻窥园也。其志在必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遥想过年之家中，严父慈母拭目以待之，请看三男之将来。”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前无出路，后无退路：玉镶佬啊，你把自己逼到绝境上了。
面对这不认输、不回头的失败者，人们还能说什么呢？
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这样的数量多得多的失败者。但有几个成功者会想到他们呢？
而且正是这些失败者为成功者垫了底，或者如鲁迅所说，没有泥土，是不会有天才的花的（《未有天才之前》）。但历史从来是成功者的历史，在历史的叙述里是不会有失败者的位置的。
但我仍要说：请记住这些不屈的失败者吧，请倾听他们的充满血和泪的心声吧。而且我坚信，他（他们）的事业纵然失败，但在拼死搏斗中所显示的某些精神，却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后来者的精神资源的。
但在这位身心交瘁的作者面前，我又能说什么呢？
一切安慰与鼓励的话，都是无力的。我只想和他讨论更为严峻，甚至是残酷的话题：在充分肯定了该肯定的精神的同时，是不是可以再对自身做出某些反省呢？或者说，能不能对某些作为前提的东西——底层的期望，80年代的时代精神，提出某种质疑呢？我提到了大哥的信中的一段分析：“在你的身上，充满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相对丰富的文学书本知识与极端贫乏的生活知识；极端的精神和物质欲望与相形见绌的实际运作能力；千变万化的社会现实和一成不变的人生追求，等等，这些矛盾的客观存在，从根本上制约了你在事业、婚姻等方面的发展，叫你很难如愿以偿”（《尔非真英雄——大哥回信》）。这里，有没有某种合理的因素呢？
不久，我收到了作者的来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矮子家族在文学上的悲剧意义是发人深省和惊心动魄的。它至少给人以两点启示：一是一个人如果奉行‘文学至上主义’，或者说是‘文学唯一主义’、‘文学清高主义’，那么他在底层社会与环境的冲突并被环境所淹没，就几乎是必然的；二是一个人如果奉行‘个人奋斗’，或者说是在行为上奉行经过美化了的‘个人孤独主义’，而不知和整个社会大势结合起来，必然为时代所抛弃，形成身体孤岛与精神孤岛”。来信还讨论了“个人野心与个人才质的矛盾，人的无限的精神苦斗与社会家庭环境的有限性的矛盾”等等。
这自我反省的勇气同样给我以震撼。尽管我直观地感觉问题可能没有这么简明。但一时我又确实做不出作者期待我的“毫不留情的解剖与彻底的批判”，坦白地说，我没有也无法想清楚这一切。但我仍从这讨论里感到了作者的清醒与成熟，并且产生一种信心：他会继续寻找（或许能够找到？）自己的路。作者说：“我只能做鲁迅笔下状貌困顿的过客，一个劲地朝前走，好像前面有一个声音在叫我。”（《坚守精神——致思潮书》）——这也是我和他共同的宿命。
让我们“相濡以沫”吧。
1999年11月22日—25日写于病中
《生命的沉湖》 第二部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
——读文有感这是《北京观察》杂志记者对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采访记录，发表在《北京观察》1999年第一期上。杜老强调了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的目标不能放弃”；二是提出了“农民应变成个‘自由人’”的改革方向。虽然只有两句话，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现实性。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垄断的政治权力向经济暴利的转换，以及二者的结合，引起了一切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们的极大忧虑。“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这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从年轻时代就建立起来的理想；我们这些人就是由此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面对新的剥削现象的大量出现，人们重又肯定了年轻时代的理想，强调中国的改革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这本身即有着重大的意义。杜老的讲话更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他所提出的“自由人”的问题。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去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的重新关注，其中就包括了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提出的“自由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的理想。杜老重提这一点（同时强调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并且是作为今后中国农村改革（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国改革）的发展方向提出来的，这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
而他结合中国改革的现实与中国的社会现状，对“自由人”的阐释与实施目标的设想，更是引起了关注中国未来发展的人们的极大兴趣。杜老解释说，他所说的“使农民成为‘自由人’”，其实质就是“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在他看来，所谓“完整权利”应该包括“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的民主权利”与“发展文化，受教育的权利”。他由此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可操作性的主张。例如，要“使农民进一步走出封建社会与自然经济残余的阴影”；“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就目前而言，农民独立发展的机会还不充分，他们还缺乏充分的市场自由，迁移就业的自由，家庭的自主权是残缺的，……希望尽早走出过渡阶段”；“要使每个农民都能受教育”；“农民应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提高他们的竞争地位，在起跑线上就会处于平等的地位”：这些意见应该说都是抓住了要害的。而杜老关于农民应有的政治民主权利的主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特别是他在强调要“进一步扩大村民自治，乡镇干部通过直接民主选举产生”的同时，又提出了以下主张——
农民还应该有自己的团体，地方政府如果乱搞收费，或者有其它侵犯农民行为，农民应具有谈判地位和自我保护的权利，有自己的代表或代理人。比如减轻农民负担，现在中央高度关心，新闻界也替农民说话，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代表和政府直接对话。
应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可以澄清许多混乱的思想。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政府就是人民（当然包括农民）的代表，即使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甚至是来自政府方面的侵犯），人民只能反映（而且必须是逐层反映）意见，提出请求，而绝不能“具有谈判地位和自我保护的权利”，如果各阶层的人民要组织自己的团体与政府“对话”，就会反过来被认为是对政府权利的侵犯。这样，一方面，就事实上颠倒了“主人”与“公仆”的关系；“主人”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等待“公仆”对自己的关心，等待“为民做主”的“青天”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与人民之间缺少“直接对话”的渠道与制度保证，一旦双方发生矛盾，就很容易趋向激化，产生严重后果。而有的知识分子总是把人民看作是“暴民”，怀有先天的疑惧，宁愿自己来做他们的“代言人”，而反对人民（农民）有自己的团体与相应的民主权利。且不说这种自认的“代言人”本身就很可疑，即使有的知识分子以一个朋友的身份，真诚地同情人民（农民），为他们说话，这本身当然是有意义的，应该受到欢迎，但这并不能代替人民（农民）的自我保护与自我争取，其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人民只能自己解放自己。也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基本点，杜老又进一步提出；“农民应该既有自主权，又能相互合作，共同抵御自然灾祸的侵袭，共同参与市场的竞争，避免孤军作战，弱肉强食。这个过程就是先让农民具有独立性，变成个‘自由人’，最后形成‘自由人’的联合”。——这也正是杜润生这样的老共产党员为中国的下一步的改革提出的新思路。
生命的沉湖读了杜老的这些意见，我不仅得到了极大的启发，而且深受感动。我从中看到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风范。正像杜老自己所说；“历史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杜老的这些意见，正是在当今中国改革面临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想与原则，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具有可行性的。当然，要真正使中国的各阶层的人民都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成为“自由人”，再进一步实行“自由人”的“联合”，这将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却应该及时的起步，在人民享有“完整权利”问题上的延迟，不仅会对现有的改革形成掣肘，甚至会影响改革的方向。而杜老对农民命运的持续关注，是格外可贵的。这不仅是因为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国情中的核心问题，而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来就与中国的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农民当年为支持中国的革命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因此，如果农民不获得真正的独立、民主、自由、平等与富裕，中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法心安理得地去见马克思的。我相信，杜老正是怀着这样的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感与某种程度的负疚感，在八十五岁的高龄，仍然冒着某种风险，提出“农民应变成‘自由人’”这一关系重大的命题的。正是这一点，赢得了我对杜老以及像他这样的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尊敬。中国有这样一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许多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却在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奋斗不息的仁人志士，我正是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1999年1月29日写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二部分另一种纪念（1）
——《我们心目中的蔡元培》序
世纪末的事儿真多：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刚刚过去，又要迎接“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了。这些纪念在不同的人那里引起的反应是不相同的。作为北京大学的普通老师与学生，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时刻，总要想起老校长蔡元培——“蔡先生的名字永远与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连在一起”，这几乎已是所有北大人的共识。
于是就有了北大百年校庆时《蔡元培》话剧的演出，这是由几位普通教员自动发起，由校友与在校师生自编自演的；人们称之为“另一种纪念”，亦即不同于国家与学校仪式化庆典的民间纪念。
正如一篇报道所说，这次北大校庆“已经不仅是一个著名学校的生日，它甚至超乎教育界而成为整个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而具有了极强的政治功利色彩；“与此相辉映的还有‘商业大战’”，以致一位校友产生了“怎么看也觉得喧闹的校园更像是个集市”的印象。在这样的气氛下，真正开创了北大传统的蔡校长在正式的纪念中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是必然的。但并不具有政治与商业眼光的校友与师生，更看重的是心的沟通与精神的传递，于是，对蔡校长的怀念，更准确地说，是对老校长所代表、象征的北大精神的向往，就成为许多北大人的一种难以摆脱的情结，而且是随着百年校庆的日益逼近、终于来临而愈加强烈。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剧组虽然是少数人自发创建的，但却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的。也正因为如此，剧组的成立以及以后的活动，以至最后的演出，尽管始终受到“不反对，不鼓励，不宣传”的待遇，却得到了师生、校友与校外人士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我曾经因此把剧组称之为“自愿者的精神自由集合体”，这本身就是对蔡校长开创的传统的一个继承。剧组从成立时，即已明确：演出话剧只是最后的成果体现；重要的是参与过程。因此，剧组用了很大的精力进行“传播蔡元培思想与精神”的活动：组织对与蔡先生有关的老人、专家的采访；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发动校友、师生撰写研究论文；举办有关读书、图片展览；开辟宣传橱窗；印发《编演资料》……这样的普及工作的影响也许是更为长远的。而剧组自身的活动，从收集原始材料，酝酿、构思，剧本写作，到排练、演出、宣传、策划……则始终是一个学习、研究、思考的过程，是剧组的成员与我们的老校长不断进行心灵的对话的过程，于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境界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某种提升：这也许是参与者的更为根本的收获吧。而许多校内外的专家，各行各业的朋友（开列出来将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单）多方面的支持，几乎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在我们觉得几乎要支持不下去的时候，总是有人会挺身而出，给予决定性的援助，这是让我们惊叹不已、感激不尽的，由此而建立起了一个信念：蔡校长不仅属于北大，他更是所有中国人的。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蔡先生的亲属，他们给予我们的，不仅是支持，更是一种精神的感召：这是每一个剧组成员，以至每一个观众都能感受到的。就是这样，这一次民间的纪念始终充溢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它的源头来自蔡校长。最后，又通过舞台的表演，传递给了观众，北大的师生员工与校友。它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外。人们说，这是北大百年校庆中震撼人心的一刻，这大概是表达了许多人的真实感受的。所有这一切，都会在人们的心中留下美好的记忆。
当然，留在参与者的记忆里的，或许还有许多应有、不应有的争论、矛盾，以至纠纷，所引起的愉快的、不那么愉快的以及很不愉快的种种感受。客观地说，对蔡元培校长的崇敬，对北大传统的向往，这构成了这次民间纪念的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思想基础，这在前文已有论述；但再深入探究，就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在如何认识与评价蔡校长的思想，以至如何认识蔡元培其人，他在现代中国的命运，他对于当下中国思想、教育，对于面对教育危机的北京大学具有怎样的意义，人们的认识是并不一致的，或者说，每一个参与者的心中的蔡元培，在总体一致的前提下，又有许多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之处，由此也决定了人们在参加剧组活动时，各人的预期是既相同、又不同的。这就引发出了种种争论，有时甚至达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这其实是更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甚至可以说这也是北大传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从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开始，北大人就一直在不停地争论，剧本中“雄辩会”那场戏就是一个形象的展现；这一百年中也有一个时期用强力压制不同意见，强迫停止争论，以形成“高度的稳定”，但那是以“万马齐喑”作为代价的，这恰恰是北大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当然，这种好争论的传统也有其负面，是我们在下文所要讨论的。
生命的沉湖这里不可能对所发生的争论作具体的描述；细心的读者从本书第一辑“重评蔡元培”里所收入的文章里，大概也不难看出分歧的存在：在一些作者的心目中，蔡元培是一个高大的“完人”，他们是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神圣感，去看待与谈论蔡校长所开创的北大传统的；他们为失去了精神的北大与中国的现状忧心忡忡，希望“回到蔡元培”那里去。而另外一些作者，尽管对蔡元培的思想与人格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们却更关注蔡元培思想与行为的内在的矛盾，关注“一个伟人在那一历史中的内心世界”，于是他们注意挖掘老校长的孤独感与寂寞感，强调如实反映作为先驱者的蔡元培“思想的超前造成的不被理解的精神痛苦，以及如何从这样的痛苦中挣扎出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蔡元培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这些作者看来，蔡元培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是更带有一种悲剧性的，他的理想，包括改造北大的种种设计，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在一种特殊条件下，得到了部分的实现。有的作者指出；“蔡元培之所以备受尊崇，与其说是因为他实际上做了些什么，毋宁说是因为他曾经尝试去做些什么”。人们通常所说的北大传统、北大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向往与象征，一位作者甚至认为“蔡元培和‘五四’北大的种种话题那么引人注目，以至已经超出了纯粹学术研究的范围，走进传说及神话的领域了”，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