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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沉湖》 第二部分另一种纪念（2）
有意思的是，剧本写作与演出中的分歧，似乎已经被敏感的记者捕捉到了；一篇报道就从两代人的不同期待的角度这样写道：一些老师“深信自己从事的这一项事业对于北大和中国的重要意义，并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崇高感来予以推行。但是参加话剧的学生没有同样的理解与信仰。一些学生演员坦承，他们对蔡元培怀有敬意，并不认同老师们所主张的那种高度的意义。许多人是为了过一把戏瘾，或者是出于一种建功意识，希望在百年校庆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身影，或者还有其他的目的来演戏的。一位九四级的企管系的学生说，通过演出，他对北大精神的理解上升了一个层次。但他并不赞同老师们将蔡元培的精神当作北大的象征，因为‘蔡元培也有他的局限，他不过是群星灿烂的夜空中的一颗明亮的星星’”。而这篇报道的最后总结也是客观的：“不同的几代人，当然有不同的理解。如果《蔡元培》能像一位学生说的那样，促使北大人思考北大的传统是什么，我们继承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那么这正是对百年校庆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北大人之间的相同点毕竟是主要的；和而不同，也正是蔡校长所倡导的“兼容并包”的传统的一个体现。
当然，争论的负面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记得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在谈到北大的“大度包容”与“思想自由”时，也曾指出“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也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而群治弛”。好争论，而且常常无休止，并且总要夹缠着某种人事的纠葛……这就不仅老是形不成统一意志而误事，而且也会伤害当事人的感情，败坏人的心境。而争论的最后，为了保证演出，总是要形成某种妥协，做出某种决断，这在一些敏感的年轻人的心灵里，也会产生失望感，以至委屈感，以及其他一些更为复杂的感情反应：舞台也是人生，参与者们从中获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这或许也算是一种收获吧。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百年校庆的热闹过去了；《蔡元培》剧演出的激动也过去了。一位剧组的成员这样写道：“时间慢慢蚕食着记忆，仅存的片段也只能重现于梦中。”但我们却要编一本书，把剧组组织写的观点各不相同的研究论文汇集，把《蔡元培》的剧本及有关资料收入，还让策划、编剧、导演以及演职员们写下自己的种种感受、体验，借以将我们共同参与的校园里的这段生活，用文字凝定、保存下来：这毕竟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以后人们回顾与研究北大百年校庆这段历史，留下一份别具特色的民间资料。
而且我们还要公开出版——这要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与有关编辑朋友。这自然是出于“蔡先生与北大是中国的”这样一个信念。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读者们介绍蔡元培先生对我们民族的贡献，他的思想的方方面面；我们也相信，北大内外具有不同经历与文化学术背景的老、中、青几代学者以及90年代的北大学生对蔡先生的认识的相同与相异，不仅具有接受史上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是关心北大与中国教育的读者感到兴趣的。这本寄寓了我们部分北大人的热情与思考的书，得以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八十周年的时候出版，大概也是别有一种意义的吧。
1999年3月28日写毕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也算“立此存照”
——1999年4月10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演讲的开场白
写在前面
这是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八十周年活动中的一个插曲，反映了世纪末的北京大学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中文系学生会组织了一个有关“五四”的文化讲座，请中文系的老师向全校同学作演讲，其中也邀请了我。我本不愿意讲，因为我知道今年的“五四”是不可能谈什么的；但经不住同学的再三约请，最后还是同意讲了，而且定下了“‘五四’话题今日说”这么一个题目，准备给学生讲讲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以后却没有了下文。有一天去学校开会，无意中看到宣传橱窗上公布了讲座的演讲者的名单，却没有我的名字。当晚接到了主持讲座的一位女学生的电话，说是安排我在周末的晚上（这时同学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在中文系会议室（只能容下三四十听众）举行讲座；一方面说明这时间与地点都不能更改，又一再地对我表示歉意，并且恳求我一定要答应去讲。我当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去讲，但主持者的言语中流露出的尴尬与无奈却又使我难以拒绝：为什么要让这些尚不知政治的险恶的孩子为难呢？继而又想，既然有人如此怕我讲，那我就偏要讲，哪怕只有一个人听，我也要讲，何况人少了，更可以放开来讲。于是我答应了。主持者如释重负地笑了。我的心却沉甸甸的。
今天我来得稍微早了一点，就在校园里走走，来到了未名湖，看到迎春花开了，柳树发芽了，突然意识到春天来了。想到在这静静的春夜里，同学们放弃了周末休息的时间，到这里来听我演讲，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而我一走进会议室，就看见放在讲桌前的这朵小红花，我明白同学们的心意，并且感到了温馨。我今天就是因为这温馨而来，尽管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严峻的，而且我下面要讲的话题也是十分的严峻。这温馨与严峻或许就构成了我们生存境遇的某种真实吧。
刚才在散步时，还听见了树林中的鸟鸣，突然想到：在北大校园里，我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其实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在有些人心目中，我大概是一只乌鸦，老给他们的节日添乱。去年北大百年校庆，我就当了这么一回乌鸦，说了一些扫兴的真话，以致有些人至今仍是耿耿于怀。其实，一所学校，一个国家总是要有乌鸦才好，想想如果满天飞翔的都是喜鹊，那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当然，只有乌鸦恐怕也不行，总得有乌鸦，也有喜鹊，还有其他什么鸟，这才会形成一种合理的生态平衡吧。老实说，我每次给同学们演讲，从来并不指望，也不希望同学们都能接受我的观点，只不过是给同学们提供另一种声音，让同学们自己去思考、判断，从而形成自己的看法。也许有的同学会同意我的观点，有的只部分同意，也必然有的完全不同意，甚至根本反对，这都是正常的，关键是同学们自己开动脑筋了，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此我下面要说的意见，我姑妄说之，同学们也就姑妄听之，是不必过于认真的。如果有人因此而紧张，那就有点滑稽了。
生命的沉湖我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到中国的世纪末有一个特点，就是节日特别多。去年有北大百年校庆，而且搞来搞去，成了国家的政治活动；今年又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北大因为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于是又成了众目睽睽的中心，恐怕再一次要成为提供表演的舞台。今年的“五四”纪念会成为什么样子，只能拭目以待。不过，随着节日的临近，我感觉到了越来越浓厚的宣传气息，而且好像还有某种统一的宣传口径。我是不看报的，但我每天都看电视新闻。这几天就看到了两条有关“五四”的消息。一条与我们北大有关，据说北大学生向全国青年学生提出倡议，要以“科教兴国”作为纪念“五四”的主旋律。另一条说是在北京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提出“五四”的基本精神就是“爱国主义”。这些说法，随便听听，似乎也有道理；但我这个人有点讨厌，遇到这样的宣传，总喜欢想一想，这一想就出了问题了。强调“科教兴国”这当然很好，因为我这样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在我们这个共和国，曾经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是不但不承认“科教兴国”，连说说都是有罪的，因为说“科教兴国”，就有点“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味道，据说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是与“唯有革命才能救国”的正统观念相对抗的，当然绝对不允许。现在，总算承认“科教兴国”了，这自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这回把它定为纪念“五四”的“主旋律”就有了可议之处。所谓“主旋律”自然是宣传的中心，要大讲特讲，而其他“非主旋律”则要少讲或不讲。单单把“科教兴国”也即“科学”置于主要地位，那就自然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将把“民主”置于何地呢？是不是因为未列入主旋律，就应该少讲或者不讲呢？而在人们的心目中，正是“民主”与“科学”，构成了“五四”精神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侧面。这是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的。陈独秀在《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即已明确指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而中国第一个提倡“科学救国”的中国科学社创办的《科学》杂志，在其发刊词中也旗帜鲜明地提出；“民权”的发展必与“学术”之进步“为平行线”。科学的发展不但必须以一定的民主作为前提，而且科学一旦与民主分离，就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鲁迅早就指出；“电”的发明，既可以用来造福于人民，也可以作为残害人的工具（例如“电刑”），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民主也同样必须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一旦离开了科学的理性精神，民主也会造成极大的混乱与破坏。本世纪的中国不但吃够了缺乏科学与民主之苦，也深受将科学与民主人为的分离、阉割的祸害。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在追求“科学与民主的统一”这一点上，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绝对不能让步，也不能有任何含糊的。
“‘五四’精神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也是相当复杂的，不能把它简单化。这个问题去年我在讨论北大传统时其实已经谈过。“五四”学生运动所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其爱国主义的立场自然是十分鲜明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显然存在着“爱国救亡”的思想背景。这都是不能否认与忽视的历史事实。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与抹杀另一个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对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国家主义思潮的批判。李大钊在写于1919年7月1日（即“五四”之后两个月）的《我与世界》一文里，曾发出这样的召唤：“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和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障，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与李大钊相呼应的，还有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灵魂的陈独秀。他早在《偶像破坏论》中，就已提出要防止把国家“偶像”化。他甚至提出了“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这样的问题来进行讨论。他指出；“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容易陷入“盲动”；“往往失了理性”而易于被利用。其实早在1914年他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就提醒国人，要拒绝借口国家利益至上而要求人民放弃“自由权利与幸福”；“供其牺牲”的蛊惑。正是出于对在“爱国”口号下对人的个性自由的剥夺的警惕，李大钊才着重提出：“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这样看来，把“五四”精神简单地归结为爱国主义，是有可能蕴含着某种危险的。——我所说的这些具体意见与分析，当然也是可以讨论的。我的主要意思是要提醒同学们注意，在纪念“五四”八十周年时，你们将会听到各式各样的说法，大家一定要坚持独立思考，最好是自己去认真地读一些有关“五四”的原始材料，自己研究，自己辨别，得出自己的结论。记得当年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要“提高嗅觉，……对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是抵制它。……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这些话今天听起来好像依然新鲜。
1999年4月10日
附记
这天晚上我讲了一个半小时，又与同学们一起讨论了一个半小时。因为人比较少，讨论反而比较深入。演讲结束，同学们又把我送到了校门口，说了许多很动情的话。告别时，一位男同学突然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我弄得不知所措，又感动得不能自已。这个春天的夜晚的演讲，在我的心中，大概还有一些同学的记忆里，都会留下难忘的、美好的印象。
1999年4月11日补记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致北大校长的一封信
×校长：
您好。
我是中文系的教师钱理群。我认为有些事应该向您报告：
（一）去年10月以后，有两个学生社团邀请我给他们作学术演讲。我答应了，但他们在提出申请时，却被有关部门以“没有教室”等不能成立的理由拒绝了。
（二）今年4月，中文系学生会与团委组织全校性的文化讲座，学生也约请了我。我因为有前述经验，开始一直婉言拒绝，但经过学生再三恳请，我还是同意了。不料学校有关部门得知后，就给中文系打招呼，不准我在全校作学术演讲。中文系出于无奈，只好安排我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只能容纳三十人左右的系会议室作报告，在校内与中文系内都没有贴海报，大多数学生（包括中文系学生）都不知道。——此事中文系的领导都清楚，您可以去调查。
（三）7月20日，我收到了北大爱心社的邀请书，请我于7月24日上午9时半去参加“九九爱心万里行”出征仪式活动。我仍然婉言拒绝，我不愿意可能引起的麻烦，使邀请我的学生在心灵上受到损伤——前次中文系活动的主持者曾为对我的不公正的安排而失声痛哭，我至今仍感到不安：我即使有天大的“罪过”，为有关方面所不容，也应由我一人承担；让天真的学生的心灵因此蒙上阴影，这是残酷的。但学生一再打电话来坚请，我还是动摇了。而且这次不过是与学生见见面，随便说几句，估计不应有什么问题吧。于是我决定放下手头正在写的一篇重要文章，冒着酷暑，参加学生的活动。但我仍然是太天真了：23日深夜，负责与我联系的学生来电话通知我，有关方面认为我“不适宜”参加这样的活动。这位学生痛苦地说，他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我也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难道今天的北大，已经容不得学校里的一个教授，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剥夺他与自己的学生见面、谈话、作学术演讲的权利？这岂不是对北大科学、民主的传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的一种亵渎与嘲弄？
在中文系演讲事件发生以后，有不少学生或当面询问，或来信、来电话，表示不能理解，有的甚至认为这是对他（她）对北大的信念的一个打击。还有的学生告诉我，今年“五四”北大演讲比赛时，有不少同学要求请我担任评判员（这是因为我曾任去年百年校庆演讲比赛的评判，并发表讲评，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遭到了有关方面的拒绝。而且好像在一次学生干部会上谈到这件事，因而在一些学生中传开了。
面对年轻人真诚、困惑的目光，我作为一个把与青年学生的血肉联系视为自己的生命的教师，感到揪心的痛苦。而且，坦白地说，我真正地愤怒了。——我要维护作为一个教授，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