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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年轻人真诚、困惑的目光，我作为一个把与青年学生的血肉联系视为自己的生命的教师，感到揪心的痛苦。而且，坦白地说，我真正地愤怒了。——我要维护作为一个教授，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自己应有的权利。
这样的事发生在刚刚纪念过百年校庆的北大，这不能不说是北大的耻辱，北大的悲哀。
我把这些事向您报告，并不是期望您来解决这些问题。只是觉得，您作为一个北大校长，应该知道校园内发生的这些并不小的小事。
我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却发现了其中的典型意义：它确实反映了世纪末的北大所存在的某些深层次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它或许具有某种进入北大历史叙述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我个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从历史学者的眼光看来，我写给您的这封信，也是一个“立此存照”。
即颂
夏安
钱理群
1999年7月24日写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我的某种不安（1）
——致一位年轻朋友的信××：
你好。最近，读了你同时发表在好几个地方的《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有些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有些不安。那天我已当面说了这个意思；因为旁边有人，不便详说。后又想，口说可能讲不清楚，还是用笔写吧，于是就有了这封信。
我能够理解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的不满与批判，实际上我自己近年来也一直在作这方面的反省，而且这样的反省与批判还应该继续下去。但任何合理性往前多跨一步，就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在我看来，你的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就存在着这样的危险。这就是我感到不安，并急于与你讨论的原因。我想分几点来说。
第一，你在文章中引用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与哈维尔的话，强调“在整体性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这使我想起最近也有人在强调红卫兵、知青都应该进行自我忏悔，这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舆论，而且乍一看也似乎有理，是对前一时期一些知青、红卫兵的自我吹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缺乏自省精神的一种反拨。但是，我们却没有必要为了批评一种倾向就非得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或者说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我们的特殊语境是不可忽视的：在雅斯贝尔的德国，对法西斯的极权主义的体制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的，有关的罪犯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而哈维尔的那番话，如你在文章中所说，是发表在“‘天鹅绒革命’成功以后”；而我们这里，是连基本的罪责都没有、也不允许分清，更不用说法律的追究与体制的清算了。正因为如此，当有人号召进行“全民忏悔”时，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曾十分激动地质问：“应该对罪恶的历史负责的还没有承担罪责，为什么要我们忏悔？”他当然不是拒绝自我反省，而是强调首先要分清极权体制下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受害者的界限；然后再检讨受害者自身由于容忍、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而应负的责任。应该说，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如果因为强调“罪责是全民的”而有意无意地抹杀这二者的界限，那将是危险的。除此之外，还应该划清“奴隶”与“奴才”的界限。这个问题是鲁迅提出的，可是人们却不加注意。身为奴隶而不知反抗，自然是应该反省的，所以才有鲁迅的“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但这与奴才的卖身投靠，自觉充当帮凶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奴隶身上也有奴性，而且奴隶是有可能发展为奴才的，但两者的界限却又是存在的，不可因不满奴隶的不觉悟而抹杀他们与奴才的界限。在我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真正的奴才还是少数。因此，笼统地说“在整体性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既可能混淆压迫者与受害者的界限，也会抹煞奴隶与奴才的界限。尤其在极权体制与这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主要维护者未受到彻底批判，而且正在压制这方面的任何批判的中国语境下，把主要批判锋芒指向知识分子、知青、红卫兵，过分地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单方面要求他们忏悔，那就可能放过真正的元凶，走到了原初愿望的反面。鲁迅早就提醒人们注意，以为“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卸责于清流或舆论”，这是“古已有之”的老调子——这传统，我们是万万不能继承的。
第二，你在文章中对哈维尔的“灵魂自足”与道德勇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是我完全认同的；你进而认为哈维尔的选择具有榜样的意义，这在我个人（请注意，我说的仅仅是我自己）也是可以接受的。但你再进一步，以你所称为的哈维尔这样的“圣人”的选择作为一个道德的价值尺度，来评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表现，做出了“沉默也是一种犯罪”的严厉判决，并且声称“对知识分子必须严格严格再严格”。这样，你也把自己的观点推向了极端：你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不是圣人，就是罪人”的道德观，这里的逻辑确实十分明快，却是危险的。
生命的沉湖人们首先要问：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圣人”？鲁迅曾经说过；“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经查看过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我体会鲁迅的意思有两方面：一是强调中国的“硬汉”（也即你说的“圣人”）的难能可贵，同时也说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硬汉”（“圣人”）。承认这一点，会不会导致道德上的虚无主义、无是非观呢？不，在“非圣人”的选择中，也还有别的界限，例如，不能主动地“为虎作伥”，充当帮凶，也即你文章中说的“不参与整人、打人”，或者用今天的流行语言，不能触犯法律，侵犯、伤害他人；尽管你对这样的选择很不以为然，但确实是一条底线。这至少说明了：并非“不是圣人就是罪人”，在道德评价上，不能只有少数“圣人”才能达到的高线，而没有大多数人可以、而且必须做到的底线。我们可以宣传、鼓动，号召人们向“圣人”学习，却不能轻率地宣布，达不到圣人的道德高线就是犯罪。要求人人都成为“圣人”，最起码说，也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对于大多数普通人（包括知识分子）的人性的弱点，是应该有一种理解，甚至是谅解的。
还有一个尖锐的问题更是不能回避的：你自己能不能像“圣人”那样行事？比如说，面对今天中国的许多违反人权的事，我们像哈维尔那样提出了抗议了吗？至少我没有这样的勇气。那么，你所宣布的“沉默也是一种犯罪”的逻辑是不是也适用于我们自己呢？更重要的是，如果自己都做不到，又有什么权利裁判他人呢？不错，我自己是时时为自身的软弱而自责的；但我也仅能限于自责，而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要求、责难别人。这里确实有一条原则，说是道德原则也可以，就是律己要严，或者用你的话来说，要“严格严格再严格”，但对于他人，只要不是“主子”与“帮凶”，则是应该尽量宽容的——不是不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以理解为基础，是“劝说”而不是“判决”。这就说到了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即使我们自己做到了，也没有权利裁判他人。周作人曾这样谈到中国传统与现实中的道学家，说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有弱点，只因或种机缘所以未曾发露，却自信有足以凌驾众人的德性”；“依恃自己在传统道德面前是一个完人”，相信在“圣庙”中有自己的份，便任意地“裁判”他人。这样的“传统”我们当然不能继承。——我完全清楚，你的本意并非如此，我是故意地把话说得如此严重，无非是想提醒你：某种极端观点的逻辑推演，是会落入自己绝不愿意、也从来没有意料到的危险的陷阱中去的。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我的某种不安（2）
其实，在这类问题上，早就有过惨痛的教训。毛泽东当年就大力提倡过这样的“圣人伦理”。他不是高歌“六亿神州尽舜尧”吗？他就是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道德”来要求每一个中国人与知识分子的，强制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在这样的伦理观的统治下，每一个有“私心”的人都真的成了罪人，当年盛行一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自己的“私心杂念”而忏悔、请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乌托邦理想就是这样变成思想控制与专制的。这难道还不够怵目惊心吗？还可以再举一个血的事实：在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由于指挥员的失误，曾有几十万的志愿军成了美军的战俘。其中有一部分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回到了祖国，却出乎意料地受到了严厉的审判，依据就是所谓“圣人道德”：被敌人抓住了，就应该杀身成仁，以死报国；你现在没有死，活着回来了，这本身就是有罪。惩罚是空前残酷的，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我曾经为此而写过一篇文章，称之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一页”。这篇文章当然不能发表，但其中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此刻我在向你——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朋友重述这一切的时候，我的心仍在颤抖，并且突然有一种恐惧感：当随着时间的流逝，血迹洗涤已尽，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第三，你的文章是以昆德拉与哈维尔的选择做对比来展开讨论的，而且明显地倾向于哈维尔，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尽管我并不赞成你将哈维尔称作“圣人”——坦白地说，我对“圣人”这个词有着本能的反感；而且我觉得你将“圣人”（这包含着一种道德的评价）与“智者”（这是一种知识的评价）对称，褒前而贬后，这多少有一点道德主义的味道，也是我不太赞同的——不过这都无关紧要，或者说仅是小的分歧。但当你推论到中国知识界的现实，我却产生了某种隐忧。不错，你也说了“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和王小波的文化意义自然是不容忽视的”这样的话，而且你个人也完全有权利不选择他们的道路，因此对他们的选择提出种种批评——在我看来，任何一种选择都存在着某种陷阱，因而是可以批评或者提出某种忠告的。你的批评意见中有的我有同感，有的则不敢苟同。比如，你把“专家”这种职业化身份的选择，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纯学术、文化研究的选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院派”学者的选择，判定为是这些知识分子“人格与精神资源稀薄”的表现，甚至断言他们“元神出窍”，指责他们的选择是“为了生存”而“放弃所有的原则和所有的承担”，这就很难让人接受。不排斥有的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有你所说的情况，但就整体而言，你的这一判断是缺乏分析，并不符合实际的。更重要的是，你这里遵循的仍然是“不是圣人就是罪人”逻辑，于是你发出了这样的质问：“这样的知识对于特定时空内的‘中国’来说，是不是‘有机’的知识呢？”这里的意思是十分明白的：至少说当今的中国，是不需要学院派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做的纯学术研究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走向哈维尔”。这样，你又把自己具有合理性的选择推向了极端。我于是想起了周作人的一个观点：“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为是唯一的‘道’；（以）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尽管“原也成一家言，有相当的价值”，也会产生“许多流弊”。不管你现在怎么看待周作人，但他的这一提醒还是不可忽视的。
我还要谈谈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直存在着“革命救国”与“科学（教育、文化、学术）救国”的不同选择。到1949年，革命胜利了，新中国诞生了，这一历史的结果，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对知识分子中的这两种选择做出了一个价值判决：“革命救国”的道路实践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而且具有道德的崇高性。许多学院派的知识分子都真诚地忏悔了：在革命者为国家流血牺牲时，自己却为了一己、小家的生存而躲在书斋里，这是有违良知的。正是这样的道德自责使许多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改造”，轻易地否定了自己所从事的学术、文化、教育工作，认为那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不但一无可取，而且是有罪的。从这样的逻辑出发，最后推导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性：知识、学术本身就是无用而有害的。——知识分子的不无真诚的自我反省，就这样最后陷入了文化专制主义与反智主义的陷阱。这也是血的教训：知识分子自有弱点，中国知识分子更有许多劣根性，这是需要反省与批判的；但千万要注意，不能把这种反省与批判，变成对知识与知识分子本身的否定。——当然，你的这篇文章并没有走向这样的极端。
这封信写得比我预料的要长得多，但我还要再说几句。你在文章中谈到了鲁迅，我自己也是不断地从鲁迅那里去吸取精神资源的。最近我也在反省自己的鲁迅观：或许我们在强调鲁迅的怀疑主义，他的精神上的沉重面的时候，对他的理想主义的生命的亮色注意得不够；我们在突出他的批判的尖锐、激烈、不留情面的时候，对他精神气质中的宽厚的一面有所忽略。而这种亮色与宽厚更可能是构成他的生命的底气的东西。——“底气”是我最近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在好几篇文章中我都提到《红灯记》中李玉和的那句话：“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都能对付”；在我看来，鲁迅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亮色与宽厚做“底”，他无论怎样悲观与愤激，都不会走向极端。——正因为如此，鲁迅才一再提醒人们，对那些故作激烈的言辞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想，这对我们大家都会有启示作用。记得我们在一次交谈中，我提醒你，在对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做批判的时候，言辞不妨可以尖锐一些；但在批评具体的人，特别是指名道姓的批评时，则要谨慎，要充分地考虑到批评对象的复杂性、多面性，批评要有余地，不要只图自己说得痛快而有意无意地伤害别人，也就是说，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宽厚待人。你对我说，你的内心深处，其实也有宽厚、甚至软弱的一面，这我是相信的，有你的一些散文为证。因此我希望你在今后的写作中，更好地调动与发挥自我生命中的各种因子，既要保持批判的激情与锐气，又要以对人的宽厚与理解做底；在坚持某种选择的同时，不但不要轻易地否定不同的选择，而且自己也不妨从这些不同的选择中吸取有益的养料。你知道我是最尊崇鲁迅的，并不认同周作人的选择；但我仍从周作人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据我的经验，以某一种选择为主，同时对他种选择有所择取，达到互补，这对我们自身思想、人格、性情的健全发展是大有好处的。——当然，这仅是供你参考而已。
其实，我上面所说的一切，不仅是与你商讨，更是对自我的一种反省，或者说是一种自我警戒。很希望能听到你的意见。这封信当然不准备发表。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给摩罗等朋友一阅，或许能引发出某些讨论。
祝
好
理群
1999年1月10日—12日陆续写成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王东成《生活与艺术人格》序东成先生的这本心血之作，本是应由他的恩师李景隆先生作序的——尽管我至今未曾与李先生见过面，但通过东成的叙述，对这位“历经磨难”而“蔼然面对人生”的“儒雅”之士，却已如故人，并怀着深深的敬意。但先生重病在身，无力提笔，只能由我作为东成的一个朋友来写几句话了。
但我却有些为难。这是一本文艺理论的著作，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我早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不对自己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发言。而且我对理论界（包括文艺理论界）历来有些望而生畏：记得鲁迅曾经说过，创造社的才子们说话、写文章都摆出一副“创造脸”；理论界也有那么一些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特此声明，以免发生误会），俨然以“天堂的把门人”自居，一面宣示不容质疑的真理，一面对认定的异端大加讨伐，这副道学家面孔也是够吓人的。但东成先生毫无道学气，他倒是以凡人自居的，一再地声明，自己说的全是常识，是可以、而且欢迎读者和他进行讨论的。东成还有点草根气，他不但鼓吹“草根意识”，而且自己在写作中也时常不顾所谓“学术规范”，跳出来直接抨击时弊，说些不合时宜的话，完全不像一个学院里有涵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