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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这些人在本人慷慨解囊之余，还时常出面为卡特举行各类晚宴或鸡尾酒会，邀请圈内好友参加，募集竞选经费。在他们的协助下，卡特成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最成功的竞选资金筹措者。获得提名前，他的竞选开支就高达1140万美元。
同时，与三边委员会联系密切的知名媒体也是卡特竞选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传媒技术的进步和规模的扩大，传媒在竞选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显。全国各地的选民往往是通过媒体来认识候选人，乃至最终决定自己的支持对象。
正是三边委员会的媒介大亨们把名不见经传的卡特捧为了家喻户晓的政治新星。著名的新闻杂志《时代》周刊率先选择了亲卡特的立场，把卡特比喻为“约翰•；肯尼迪第二”。1974年12月，卡特宣布竞选时，《时代》周刊专门为其度身定制了一篇特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杂志对卡特的竞争对手尤德尔和哈里斯宣布参加竞选的消息只字不提。《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也都用头版新闻报道了卡特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消息，全世界有100多家报纸和杂志转载了这一消息。整个1975年，《纽约时报》也表现出了偏袒卡特的倾向。该报著名记者克里斯托弗•；莱登一面为卡特写了一篇分为六大部分的专题连载，一面又撰文大谈卡特的对手——杰克逊和尤德尔的弱点。此外，《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新闻周刊》以及三大广播电视网都在竞选期间发布了大量肯定卡特的报道。于是，卡特甚至被喻为了“新闻界的民主党候选人”。
三边委员会在政策咨询方面也给了卡特很大帮助。只有州长经历而毫无治国经验的卡特在外交政策方面几乎是一个“门外汉”。他在竞选中的外交政策主张几乎都是由三边委员会为他设计的。其中，委员会创始人布热津斯基一直担当着卡特对外政策的总设计师，“让布热津斯基去处理”成为卡特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主要经验。在竞选战略的制订过程中，三边委员会的理论专家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直活跃在政治理论界的塞缪尔•；亨廷顿博士向委员会提交的几份报告就成为了卡特确定竞选策略的重要参考依据。在一份题为《民主的危机：关于民主社会的统治能力》的报告里，亨廷顿指出，一位候选人要想成为总统，必须表现出相当全面的特征：诚实可信，精力充沛，务实精神，果断作风，真挚和有经验。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亨廷顿进一步指出，政治斗争中的“局外人”，或可能使自己被看成局外人的候选人，是一条通向政治官场的捷径。卡特的竞选班子很快就采纳了这一建议。后来的竞选经过也证明了亨廷顿的判断是正确的。
当然，卡特本人和他的竞选班子也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根据他们的竞选计划，1973年的卡特将作为“一个最有成就的州长”被突出出来；1974年，他将成为“民主党中的一个领导人，并且是专心一意要把党恢复到原来地位的人”；1975年，他应该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党内对治理国家颇有打算的领导人”；1976年，他就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卡特正是按照这份计划一步一步地向着目标迈进的。
为了提升自己在民主党内的声望，卡特全力投入了1974年的民主党中期竞选组织工作。他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特劳斯自荐，表示愿意为民主党的中期选举贡献一份力量。斯特劳斯随即任命他为民主党全国竞选运动委员会主席。期间，卡特先后参加了60多次竞选活动，为各民主党候选人进行游说，足迹遍及全国各地。1974年11月，选举结果揭晓，民主党在各级政府机构都取了重大胜利，尤其是在众议院得到43个新席位，在参议院得到4个新席位，在国会两院都进一步扩大了优势。卡特本人也凭借其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人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卡特在竞选组织过程中结识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朋友。他不仅同全国各地民主党领袖加强了联系，还和各地一贯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数十个团体的负责人进行了频繁接触。他先后会见了来自25个不同组织集团的领导人，他们代表着妇女、黑人、工会、农民、教师、退休人士、地方官员、参众两院的竞选委员会等。这些在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了解与信任是卡特日后重要的政治财富。
此外，卡特为国会中期选举所准备的第一手资料也成为他在1976年竞选中的重要参考依据。为了解美国人民在中期选举中所关注的问题，卡特请来了民意测验专家，通过民意测验一共收集了30多个敏感问题。对于每个问题，卡特又进一步征集了有关专家的建议，并把这些建议汇编成册，作为日后制订竞选纲领的重要参考依据。
中期选举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坚定了卡特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心。1974年12月12日，卡特正式宣布，他将参加197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
吉米·卡特：力压群雄尝胜果“纯朴农民”刻意包装
1976年大选在水门事件的阴影下拉开了序幕。正如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水门事件的结案陈词所说：“理查德•；尼克松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对他作为总统的信任和破坏了立宪政体，极大地损害了法律和正义的事业，而且明显地伤害了美国人民。”水门事件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信任危机。这一危机既没有因为尼克松总统的引咎辞职而结束，也没有因为福特总统的赦免令而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恰恰相反，选民们迫切需要一位诚实的领导人带领这个国家走出阴影，重建信任。
卡特和他的竞选班子洞察到了这一特殊的背景。在大选开始前，他们对选民的心态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第一，目前美国选民考虑的是候选人是否有诚实的品质，而不是他对现实问题有什么特殊的见解；
第二，很多选民对华盛顿权势集团有一种对立情绪，希望未来的总统不要来自华盛顿；
第三，选民希望新总统能够胜任总统职务。
根据这些判断，卡特决定以平民形象出现在竞选中，为沉浸在悲观失望中的选民提供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一个体察民情的州长、一个虔诚的浸礼会教友。
随着预选的临近，卡特的自传——《为什么不竭尽全力？》在全国各地面世了。在自传中，他这样介绍自己：
“我是一个南方人，一个美国人。我是一个农场主，一个工程师，一个父亲和丈夫，一个基督教徒，一个政治家和前州长，一个计划工作者，一个商人，一个核物理学家，一个海军军官，一个小游船的驾驶人，此外，我还是鲍勃•；迪伦和迪伦•；托马斯的诗的爱好者。”
人们由此认识了一个平民候选人。
在各地的竞选活动中，卡特也充分展现出了平民风格。他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代表普通民众表达了他们对现任政府的种种不满。
在工薪阶层中间，卡特指出美国现行赋税制度存在种种不合理现象。“精心策划的那些税收漏洞使整个税收负担越来越转移到普通工资劳动者的身上，而规模最大的那些公司却是按最低税率交税的。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吃一顿午餐所花的50美元可以从应当征税的收入中扣除；而一个卡车司机吃一个1。5美元的汉堡包却不能扣除。石油公司的利润所得税税率低于5％，而石油公司雇员的收入所得税率却要比公司的利润所得税率高出3倍以上。”
在农场，卡特又成了农场主中间的普通一员，他抱怨说：“作为一个农场主，政府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的管理不善使我感到毛骨悚然。我们看到，我国宝贵的粮食储备已经挖空了，结果造成了物价大幅度波动和那些可靠的贸易和出口能力的丧失。粮食投机商和垄断性的农产品加工者获了利，而努力生产粮食的农场主正在走向破产，挣扎着购买粮食的消费者也日益变得无力支付了。”
在社会弱势群体中间，他又指责了社会福利的不公正现象。“由于救济发放过程中存在种种营私舞弊，政府的救济金没有救济一些生活贫困的人，却救济了不少富人。”
卡特不仅指出了种种关系选民切身利益的问题，还对此进行分析并开出救治药方，向选民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他认为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民选政府已经脱离了人民。“我们的政治领袖脱离人民已经太久了，他们的决定都是在象牙塔里做出的。现在，是填平政府和人民之间鸿沟的时候了。美国公民参与策划我国未来的时刻已经到了。”卡特用“还政于民”的口号呼吁选民作出新的选择，将白宫的钥匙交到民主党手里。从尼克松到福特，自1968年以来入主白宫的都是共和党人。现在，已经到了改变的时候了，1976年的选举将属于民主党。
宗教信仰是卡特竞选活动的又一个亮点。卡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11岁加入了南方基督教浸礼教会。然而，这一选择并非出自于卡特内心的虔诚，而只不过是南方农村一个例行仪式。他在宗教信仰上真正的转变发生在1967年。在输掉1966年的州长竞选后，卡特陷入了人生的低谷，是他的妹妹，福音传教士鲁思，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帮助他走出了困境，成为了重生的浸礼会教友。
重生后的卡特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他不仅增加了到教堂参加礼拜的次数，还积极到各地开展布道活动。就在竞选总统的关键时期，他还抽出一周时间到亚特兰大贫民区参加了一个浸礼会布道机构的传教活动。
尽管如此，卡特并不是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宗教对于卡特基本上是一种内心的虔诚和“对邻居的关爱”。他从来没有把传教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政治才是他的选择。在卡特看来，信仰是为他的政治事业服务的。他希望人们相信：由于他的信仰，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总统。
卡特先前的政治经历，也向不同宗教信仰的选民证实他无意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传教布道。在担任参议员期间，卡特就曾投票反对要求佐治亚人民人人礼拜上帝的决议；在担任州长期间，他也坚持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废除了州府大楼每天都要举行的颇为铺张的宗教仪式。
于是，1976年竞选中呈现在选民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忠实于信仰的浸礼会教友。卡特满怀激情地告诉美国人民：“我想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有一个像美国人民一样善良、正直、体面、真诚、公正、有能力、有理想、有同情心和充满着爱的政府。”饱受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伤害的美国人民在爱的旗帜下得到了安慰，他们对卡特充满磁性的声音倍感亲切，愿意倾听他提出的种种主张，更愿意相信他那朴实无华的承诺。
然而，宗教问题一直被喻为竞选中的“潘多拉盒子”，时常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卡特在竞选过程中，也因为他的信仰而遭到了异教徒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怀疑，特别是犹太人。但是卡特坚持政教分离的言行还是打消了一部分人的疑虑。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全国教际事务主任马克•；H•；坦南鲍姆拉比就号召犹太选民不要凭着偏见、传说和旧框框去投票。大多数非基督教选民宽容地接纳了卡特和他的信仰。
就这样，一个平民化的新面孔出现在了预选中，为期待中的选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吉米·卡特：力压群雄尝胜果力压群雄冲出重围
1976年民主党预选竞争异常激烈，十多位候选人相继宣布参加提名预选。对于他们来说，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每一场预选都是十分难打的硬仗。从政治风格看，这些候选人主要分成三大阵营：华盛顿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卡特选择了中间路线；参议院民主党副领袖罗伯特•；伯德、亚利桑那州的伯奇•；贝赫、爱德华•；肯尼迪的姐夫萨金特•；施赖弗和被保守派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众议员弗雷德•；哈里斯都是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而1972年总统竞选时被人暗杀致残的著名种族主义者乔治•；华莱士则仍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此外，屡败屡战的前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一直没有正面宣布参加竞选，充当着隐形竞争者，在一旁伺机杀入竞选行列，以坐收渔翁之利。
与这些来自华盛顿的政界老手相比，这时的卡特还只能算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新手。然而，深谙当时国情的卡特明白这恰恰是自己的优势。他在竞选中一再强调自己缺乏华盛顿工作经验和权势集团的信任，希望能使早已厌烦了政治丑闻的选民们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对象。
新罕布什尔再次成为了预选的揭幕地。在这里，卡特出人意料地获得了30％的选票，将贝赫、施赖弗、哈里斯等自由派候选人甩在了身后。在佛罗里达州、伊利诺斯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卡特依靠黑人的支持将种族主义者华莱士斩落马下。在宾夕法尼亚州，卡特又战胜了此前呼声很高的杰克逊和汉弗莱。宾夕法尼亚一役的败北使杰克逊不得不正视卡特这位后起之秀的强劲实力。眼看大势已去，他率先宣布退出竞选。不久，汉弗莱也无奈地表示放弃竞选。在接下来的预选中，卡特势如破竹，屡屡从胜利走向胜利。此时，尤德尔等竞争者对他已经构不成什么威胁了。
民主党预选在俄亥俄州落下了帷幕，卡特用自己的努力换来了最后的胜利。从宣布竞选的那一刻起，他的足迹遍及全国，行程累计40万英里，发表了2000余场演讲，参加了民主党全部31次预选中的30次，得到了至少100名民主党代表的支持。
全国范围的预选不仅使卡特获得了民主党代表的支持，还使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局外人变为家喻户晓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1975年秋天举行的各种民意调查显示，卡特在选民中的声望远远落后于其他民主党候选人。然而，新罕布什尔州预选后，卡特的支持率已经达到12％，仅次于华莱士和汉弗莱。佛罗里达州和马萨诸塞州预选后，卡特的支持率上升到了26％，不仅逼近了名列前茅的汉弗莱，还以微弱的优势领先于共和党候选人福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随着预选的落幕，先前的竞争对手为了党内团结纷纷站到了卡特这边，华莱士、杰克逊表示支持卡特，汉弗莱、尤德尔也宣布将为卡特让路。这时，距离民主党提名大会召开还有一个月。
7月12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召开。
卡特如愿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在副总统人选的选择上，他显得格外谨慎。卡特所要物色的是一个具有领袖气质，并在区域或思想上能与他密切合作的竞选伙伴。为此，他充分吸取了麦戈文在1972年失败的惨痛教训，对候选人进行了严格的资格审查。卡特向每一位可能成为自己竞选伙伴的候选人寄去了调查表，询问有没有不可告人的“家丑”，并要求提供完整的财务报告。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后，卡特选择了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沃尔特•；弗里茨•；蒙代尔。
蒙代尔是汉弗莱的得意门生，1964年起接任其国会参议员之职。在参议院里，他表现出了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这一点恰好与卡特的保守主义立场相平衡。更为重要的是，蒙代尔为竞争二号候选人的位子做了很多努力。他不仅中途退出了总统候选人的角逐，还多次向卡特表明自己对他的忠诚。一次，蒙代尔在与卡特会晤后接受了记者的访问。有记者问：
“你为这次会晤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卡特的名著《为什么不全力以赴？》”
麦戈文这一充满幽默感的回答使人们在一笑之余又回味无穷。
民主党提出的竞选纲领把重点放在了改革问题上。卡特认为，种种现实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在于政府与人民的脱节。在经济上，失业是国家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应通过增加就业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他还呼吁进行税制改革、推行国民健康保险计划、削减国防开支等。在外交政策方面，民主党支持卡特的新殖民主义主张，建议签订一个既能保护美国利益又能得到拉美世界广泛支持的巴拿马运河条约。
在共和党阵营里，虽然福特总统一直为“尼克松特赦事件”所困扰，但他还是做出了谋求连任的决定。不少共和党人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的考虑还是选择了支持他。
杰拉尔德•；R•；福特1913年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中学毕业后，作为法律预科生进入密歇根大学学习。在大学期间，他是学校的橄榄球明星，还曾被邀请加入职业队。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