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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后来几乎所有作品都跟意大利有关，如《意大利绘画史》、《踯足罗马》、《意大利传闻》、《罗西尼传》，等等。长期的意大利生活，使他对那里的乡村、城市，如罗马、热那亚、特里耶斯特等都很熟悉；对绘画、音乐，直至罗马教廷的历史，皆了如指掌，以至人家将他的作品作为游览意大利的指南。
然而，不管他在多少个城市当过外交官，写过多少个城镇乡村，真正标志他的意大利生活的是科姆湖。它那满溢阳光的湖岸，于他不只是种植橄榄树和柠檬树的地方，而是隐藏着一段浪漫记忆，有过一场似是而非的情爱的地方。他曾经在科姆湖畔生活过，到森林里去搜猎，在林中的音乐室听莫扎特，到湖岸的华宅探访朋友。在他的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中，对科姆湖的美和神秘有过描写，那是1817年7月18日，在美芝（Melzi）华宅里写的：
科姆湖的山头覆盖着栗树，直到山之巅。分布在山腰上的村庄，由于教堂的钟楼高耸在树林之上而显得遥远。被远距离和湖水的轻波减弱了的钟楼的钟声，在那些痛苦的灵魂中回响着。怎样来描绘和道出这种感受呀？必须要热爱艺术，必须要陷入情爱与不幸。
从情爱与不幸的角度来理解科姆湖，是他个人的独特视角。这位外交官作家，生活作风一贯严肃，被看作文人的模范，平生艳遇甚少，只一心将生活变成艺术作品。但他三十四岁那年，一个机会无意间来到，他跟美丽的伯爵夫人瓦朗莎同游科姆湖。那是她的丈夫恩准的，因为有其他人一起。1871年7月18日的日记中，他有这样一段记载：
使我的忧郁祸不单行的是，我要陪伴漂亮的伯爵夫人瓦朗莎去游湖。我在Smolensk认识她的丈夫。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能跟这几天在湖上，在树枝泡进水波的栗树丛中所度过的灼热而美好的夏日相比拟。
对一个生活作风严谨的外交官来说，以这样的文字来记载他毕生难忘的夏日韵事，已经是难为他了。数天的湖上生活，于他简直是整整的一生。李斯特的勇气和流氓手段不是他的专长。然而，忧郁之余，他有过一句惊人的话：
就是在那里，必须用枪在头部开杀自己。
是科姆湖美得使他想杀死自己？理解这句话无须太多神秘色彩，景物往往为衬托人而存在，也因为人的故事改变色调。但他没有当真将自己开杀，有其他办法可以解脱。他以科姆湖和湖畔的加尔洛达（Carlotta）贵族府邸为背景，写了《帕尔玛修道院》。事实他一生所有道路都通向帕尔玛。故事开始时，拿破仑带领军队进入米兰，大约十八九年后3月的某一天，拿破仑从第一次流放地厄尔巴岛返回法国，招兵买马准备复辟。消息传到这座府邸，侯爵台尔·唐戈大为恐慌。然而，在同一屋顶下，有人恐惧有人欢喜。欢喜的是法布里斯，侯爵的小儿子，他兴奋地打点行装，准备去投效拿破仑。他果然参加了滑铁卢之战，手握战马笼头的缰绳，策马奔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司汤达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意大利，或者，他以文学的手段，将那场不可能的爱情摆平。意大利本身不存在了，它变成了《帕尔玛修道院》，一个司汤达的国度，一个以他本人的欢乐、忧郁或不幸建立起来的国度。
司汤达有关意大利的作品，如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踯足罗马》等都很成功。他漫步在街头上，就是漫步于现在和过去当中，是一场内心的历程。他谈罗马，是以历史学家、学者或政治家的口吻，从它的建城谈起，后来如何在野蛮的冲击下变成废墟，又如何经历了文艺复兴，将古代的精华复活。还指出，罗马的艺术气氛和成就，是宗教和教廷一手造就的。
然而，奇怪的是，司汤达是最著名的，不为他的时代所接受的作家。生前默默无闻，作品少人问津，连《红与黑》也不例外。这部杰作当年被杯葛，因为他写一个木匠的儿子和贵族夫人的恋情，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等级界限。到底是十九世纪的上半叶。他孜孜不倦笔耕数十年，不时有作品问世，就像不时将一只瓶子拋到海里，可惜谁也没有捞到。直到1935年，才开始有人阅读他的作品。
其实巴尔扎克对他评价甚高。早在1840年9月，他在《巴黎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修道院这部著作，只能在欧洲头一万二千或者一万五千人当中找到读者。因此，我在这里说的话，是向那些高贵而纯粹的心坎说的。他们生活在每一个国家，像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杰出人物。”他又认为，该书的结尾可以引出另一本书。又说：“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你们，我将《帕尔玛修道院》的作者，看作我们时代的有思想深度的最好作家之一。他所占的份额将会大于人家给他的那一份。”那时候司汤达还在罗马，同年10月份看到了那篇文章。瓦莱里也别具慧眼，看出这部作品独树一帜，称作者为“偶像的杀手”。
更使人感到遗憾的是，1841年3月，他脑溢血病发逝世时，报章发出的讣告中，他的原名Henri Beyle 被误写成M。Bayle
，笔名Stendhal 写成 Stendhall，还白白送给他一个姓Fédéric。
大家将他的名字跟另一位作家混淆了。巴黎一半以上刊物不知道他的名字该怎样写。还有哪一位作家跟他的时代弄得这么糟糕的？直到他逝世几近百年，才开始被读者接受。一旦被接受，就开始膨胀，被崇拜，被封圣，出现了“司汤达主义”，成立了“司汤达俱乐部”。时代终于把他找回来了。他的《红与黑》风靡世界，被拍成无数电影。现在，提起有关意大利的作品，大家首先想起的是他的《帕尔玛修道院》；提起科姆湖，会想起他与贵妇人瓦朗莎之间欲说还休的故事。是他那管笔，将意大利、科姆湖以及湖畔的加尔洛达府邸变成了光闪闪的晶体。
这要怪卢梭
记得我们初到法国时，曾经到埃尔默侬维尔瞻仰过卢梭的陵墓；去年，又到沙尔梅特参观过他的故居。埃尔默侬维尔的陵墓，当年拿破仑也去过，那时候的“第一执政”，路经时顺道去看看的。他在杨树岛墓前对侯爵吉拉尔丹说：
“为法国太平起见，这个人最好不存在。是他引起法国大革命的。”侯爵说：“我觉得似乎不该由你这位‘公民执政’来抱怨这场革命吧？”拿破仑回答：“后人将会说，为天下太平起见，最好没有卢梭，也没有我。”卢梭博物馆卢岚摄
一代霸主，尚且将自己与卢梭放到同一天平上，可见卢梭这个大人物之大。也可见天下间的伟人、圣贤，往往是扰乱天下太平的。庄生有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卢梭这个人物之大，你不能将他一眼看得完，也不能用一个框框把他框得住。歌德认为，“新世界由卢梭始。”他是新时代的第一人。作为思想家、哲学家，他被认为自笛卡儿以来，对人类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作为文学家，他是浪漫派的宗师，现代传记文学之父；他是儿童教育的先锋，开创了“积极方法”教育，直到如今，这种方法在所有学校沿用；他也是“自然之子”，当代的绿色主义者，还遵循着他的基本法则。文学评论家圣伯夫说，是卢梭第一个将绿色写进文学作品中。看，我们的现代生活，还有哪一处地方少得了这位十八世纪的人物？
然而，现代人谈起卢梭，跟谈起与他同时代的伏尔泰、狄德罗两位启蒙哲人，完全是两码事。后两位哲人使人想起阳光，高雅，正气；而卢梭，却使人想起阴冷，暗晦。他人格上的自相矛盾，是个永远的话题，恍如这个卢梭是由若干件块组成，而每一件块各自脱节，各自分离，互相间衔接不起。他创立了现代民主的原则，却思想古老，反对由民主带来的现代科学。他认为，在埃及、希腊、罗马，一如在所有现代国家，“进步”带来社会道德的堕落；他提倡返回大自然，却千方百计进入巴黎社交生活；他关心儿童教育，却把自己五个孩子送入孤儿院；他提倡社会平等，却喜欢结交权贵，投靠贵族，成为他们的门下食客，最后死在埃尔默侬维尔园，这是他的贵族朋友吉拉尔丹侯爵的领地。
这个卢梭，你真的要提防。他是历史上最大的事端制造者。他的《社会契约论》，是一切革命家的必修课本，还有人将它放在口袋里，进入国民议会。他指出社会的不平等，描绘了一个纸上平等的世界：它消灭了人类一切不公平，在保留个人独立意志底下，大家自愿接受一个共同的社会契约。这个理想辗转过手，各取所需，各人以自己的方式去想像它，以各种标尺去度量它，一旦付诸实践，所涉及的就不是沙尔梅特花园里的玫瑰花，陈列在客厅里的羽管古琴，屋外漫山遍野的长春花，而是竖满在巴黎大街上的断头台，是一个阶级的人头落地，是里昂城和一些反抗城市的大屠杀。当时革命者还宣称，要将反抗的里昂灭城。由于旺岱地区保皇，一场空前的大屠杀席卷整个旺岱。在那场大屠杀中，每四五个人就有一个被杀害。由于创伤太深，直到如今，还不时触动那份凄凉，旺岱区现在还是保皇派，大选时候是传统的右派。理想社会来了又去了，留下一个台风过后的局面。卢梭给我们描绘的美丽世界，后面有一把尖刀，就像有些油画是以尖刀画成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琵琶声中，是可怕的“十面埋伏”。
卢梭这个人，你真的要提防。当年法国上流社会不接纳他，既因为他的言论偏激，也因为他跟一个洗衣妇先乱后婚。而他，却千方百计要进入这个“不平等”的社会。他一走进沙龙，整个沙龙就发抖了，他浑身寒气迫人。他的《忏悔录》貌似坦白，但将个人隐私，将他与华伦夫人之间的私情，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世，毕竟有失尊严，尤其在两个世纪前那种社会。他就这样成为揭隐私的始作俑者，开创了将隐私与文学混为一谈的局面。
在当时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卢梭已经很懂得利用传媒。当他认为自己有一定声誉时，就一心制造自己的“形象”，好跟他的思想相一致。他标新立异，以一袭长袍来代替日常服装，头戴一顶亚美尼亚人的圆筒帽。他的激烈言论使他四处受敌，不得不卷起铺盖，在法国、瑞士和英国之间浪迹。返回巴黎时，故意跟警察挑衅，在公开场合跟人辩论。
笔者到尚贝里城郊的沙尔梅特参观，也觉得必须提防。沙尔梅特是他与华伦夫人的安乐窝。这位夫人与丈夫分居，比卢梭年长十二岁。在那里，卢梭认为自己度过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忏悔录》中说：“在那里度过的短暂而平静的时光，使我这样说：我幸福过，生活过。”沙尔梅特这个山谷，因着这段罗曼史，被称为“情人的麦加圣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不少卢梭的崇拜者前去参观。后来房子虽然易手，但在这种小地方，社会的文明与剧变在山谷以外止住了脚步。周围环境，花园的布局，房子的外墙，内部的间隔，依然保留当年的模样。古树覆盖的山头，长满了淡紫色的长春花；山沟小流依旧，山谷中的小路在树影间蜿蜒向上。大自然就在你身边，在你的脚下眼下。房子的侧面，一片葡萄园沿着山坡铺开，下边是英式花园和菜圃，闹市恍如在九百公里以外。静寂中只有风吹树叶的声响，雀鸟的啾鸣。果然是一个制造“自然之子”的环境。
我说参观时要提防，是因为每一个大人物故居所在地的居民，总认为他们这个地方，对居住过的伟人，有多么多么重要的影响，如何如何造就了他。沙尔梅特人认为，卢梭虽然是日内瓦人，但他的出发点不在瑞士，而在这个山谷，是沙尔梅特把一个瑞士钟表匠的儿子变成了卢梭。在《忏悔录》中，作者一再强调，他跟这位他称之为“妈妈”的夫人的邂逅，跟她数年的同居生活，决定了他的个性，决定了他的一生。且一再使用“命运”、“不可避免”这种字眼。从1736年至1742年间，他们度过了卢梭认为最幸福，最纯洁的日子。这段时间，日子像电影的慢镜头，在他脑子里慢慢流过，仿佛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一个世纪。他不断重复说，在那里他曾经幸福过：
我与太阳一齐起来，我幸福；我漫步，我幸福；我看见妈妈，我幸福；我离开她，我幸福；我穿过树林，走过山坡，我在山谷中游荡，我阅读，我玩耍，我在花园里劳动，我采摘果子，我帮做家务，而幸福到处跟随着我。
然而，这种卢梭式的幸福，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对他初恋的沉醉。华伦夫人为他扮演母亲和情人两种角色，一心使他摆脱青年人的苦恼，变成一个“男人”。卢梭所得到的幸福，只会使他变得平庸，不会造就一个人。真正造就卢梭的因素，从他出生那天就伴随着他来到。他母亲在他出生时去世，一来到人间就没有了母爱。日后，黑暗日子接踵而来。八岁时候，父亲将他交给一位牧师抚养，随后辗转到叔父家，直到十二岁。后来给一位法官当抄写员，被驱逐；做雕刻学徒，被虐待。十六岁时，从雕刻工场逃跑，进入法国，才结识华伦夫人。他青少年时代度过的，基本是奴才的日子，是到处流浪的生活，先后寄居过的人家，不少于六十个。他天资聪颖，钻研劲头匪夷所思，以自修方式学习，把广泛的知识融会贯通，到四十岁才开始自立机杼，著书立说。当他声名鹊起后，依然被认为不合时宜，遭到普遍的反对，连简陋的房子，也被当地居民用石头袭击。巴黎的上流社会，要么将他拒于门外，要么伤害他的自尊心。他也不为当局所容，巴黎议会对他公开指责，他不得不在法国、瑞士、荷兰、英国之间流浪。而每到一处地方，同样不受欢迎或被驱逐。这一切，才是产生卢梭的真正因素。沙尔梅特自认制造出一个卢梭，是一厢情愿。后来华伦夫人若非另有新欢，而让卢梭继续在如诗如画的大自然里生活，让他一抬头就看见她臂弯挽着一只篮子，手拿一把树剪，在花园里剪枝、除草、种花、采草药，让他继续厮混在她的温柔富贵乡里，这个卢梭也许永远不会诞生。
既然巴黎生活的大门不为他打开，他索性隐居到乡间，住进蒙莫朗西一间小屋里。被认为在文学上结束古典主义，开创浪漫主义的卢梭，住进小屋以后，就不那么浪漫，不那么唯美了。他有意改变世界。既然有“不平等的起源”，世界自然是不平等的。1762年，他写了《社会契约论》，在这部作品中，他提出了自己的革命思想。他认为人类走过了黄金时代以后，已经开始走向没落。他以自己的尺寸，提出重建一个未来世界。他笔下这个世界，若非天堂，也相去不远了。就有了使千万人头落地，使文化艺术陷入空前灾劫的法国大革命；就有雨果笔下的小卡弗罗斯，他倒在血泊前唱道：“这要怪卢梭！”
面对一部大作品，该如何切入，是一门大学问。尼采的切入方法是：首先不要问这部作品说的是什么，而是问，谁在说这个。也许我们读《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时候，也应该首先问，谁在说这个。
卢梭是一个自学成功的典范。在沙尔梅特那段生活，他在朋友孔兹耶侯爵的图书馆和尚贝里的耶稣教会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名家著作。如伏尔泰、蒙田、帕斯卡尔、马里沃、牛顿、笛卡儿、拉辛、贺拉斯……他对数学、几何、地理、历史、音乐、物理、化学、星相学，无一不感兴趣。有一回几乎在化学实验中丢了命。他写给父亲的信中说：“学习有一种魅力，一旦尝试过，你再不能把它丢开。”他将自己浸透在各种知识里，使思想逐渐成熟。“有好些年，我准确地跟着别人的思路来思考，也就是说没有思考，几乎没有任何推理。我需要非常丰富的知识基础来满足自己，从而进行不受别人影响的独立的思考。”
卢梭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形象现代化，角色多方面。他是民主的创始人，是现代自由的第一思想家，第一个绿色主义者。文学上，他的《新爱洛绮丝》轰动一时；他的抒情作品别具一格，尤其充满音乐感；他的忏悔是自揭隐私，自揭隐私成为他的注册商标。他以先知先觉的姿态，向我们指出科学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忧患。但卢梭在历史上起的作用，首先是所谓革命的作用。他要给世界以平等，立意摧毁旧世界。大家以他的设想去呐喊，去浴血，去伟大，去神圣……乱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