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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石。当地的蓝人，冬天做游客生意，酷热的夏季就去开采化石。开采的方法是挖一条隧道通向地底或石山。沙漠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开采，那里化石之多匪夷所思，不但旅游点的礼物店、小铺子，都充斥着化石制品，就连酒店接待处的巨型柜台，镶嵌洗脸盆、浴缸的石台，放厕所擦的匣子，都是用满是海洋生物化石的石块打成的，使你感到一种过分的奢侈，近乎暴殄天物。这样一个埋葬了所有海洋生物的巨坟，对一个研究鱼类和甲壳类的专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阿里巴巴宝藏。
都说沙漠是一个空空如也的世界，除了黄沙还是黄沙；都说沙漠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太阳是统治一切的暴君，酷烈的光线使人失去方向，将动植物的水分抽干。一旦黑夜来临，气温又可以降到零度以下。沙漠的冷酷，原是要将文明世界的人赶绝的。但它赶不走莫诺，因为莫诺有一颗好奇心。他说：“我纯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好奇者。我喜欢奥斯卡·王尔德这句话：‘我可以抗拒一切，除了诱惑。’对我来说，诱惑就是要认识，要在知识这座建筑物身上加上我的一块石头。”好奇心把撒哈拉这个空荡荡的世界，变成他寻求知识的天地。他以一个鱼类学者的身份进入沙漠，七十年后从里面出来，到2000年11月22日，以九十八岁的高龄在凡尔赛逝世，这位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法国自然科学馆鱼类实验室主任，已经是著名的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种学家，一个罕见的全能学者，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大学者。是撒哈拉把他变成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如果要问，为什么沙漠这样的大空世界，竟可以造就一个人。回答是，因为这个人热中于沙漠，付出了他的热忱和孜孜不倦。1925年，他到非洲喀麦隆，给喀麦隆河的水中动物作了全面统计；1927年，在苏丹，即现在的马里境内，和W。贝尔纳一起发现了“阿塞拉人”的人体骨殖化石，这种极少有的珍贵发现，可以回溯到人类的新石器时代，给考古学、人种学立下了一个里程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在毛里塔尼亚发现了1916年掉下来的一块陨石。进入非洲和沙漠以来，他的植物标本图的收集，达四千八百种。他的拉丁化的名字monodi，跟三十多种植物，三十多种昆虫，五十多种甲壳动物的名字连结起来，还未曾将无数的鱼类、甲壳类、被囊类、两栖类、多足类等动物计算在内。1940年，他在利比亚的Tibesti沙漠发现了一个植物的新品种，后来这个品种的植物就以他的拉丁化的名字，命名为Monodiella
Flexuosa。
沙漠远征的过程，就是他的科学考察的过程。这种远征，他进行过无数次，其中一次从瓦丹到阿鲁安，全程九百公里。两个水源之间的距离也是九百公里。他以步行或骑在单峰驼上，来走完这段极长的沙漠之路。他一路收集动植物标本，收集石块，作为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的研究。积数十年沙漠生活的经验，写下了十部有关海洋生物，非洲地区和撒哈拉的地质、地理、生物等学术著作。关于沙漠长征的故事也有几部，如：《利比亚沙漠》（Désert
libyque）、《天主的剑》（Le fer de Dieu）、《深海潜水》（Plongées
profondes）等。他在沙漠上东奔西跑，为的是扩大人类的知识面。“有些人认为，科学和植物学的世界已被全部认识，这是错误的，事实上不断有新品种发现。我们这些自然主义者，要做的就是寻找，再寻找。”他说。
他羡慕沙漠中的游牧民族，称他们为“最后的自由人”。他喜欢独自出发，去承受沙漠中严峻的考验：风沙、烈日、严寒以及最低限度的食水和粮食。一旦远征，就让偶然来引路。他说沙漠是教人谦逊的学校，课程是无边的静寂，使人走向内心世界。
只是，在二十世纪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无论哪一门科学，探索方法都十分现代化，使用的都是科学仪器。莫诺却以一个十八世纪手工业者的方式，以一个冒险家的精神来进行他的科学活动，难免使人好奇，只觉得他的传奇后面，可能隐藏着另一个秘密。他个性孤独，深沉，克制，喜欢宁静，渴望空阔的空间，沙漠成了他的心灵呼唤。一旦进入沙漠，就像进入了宗教，以对沙漠的热忱来点燃自己的灵魂。撒哈拉就这样成了他最理想的遁隐地方。“在撒哈拉的旅途中，碎石和骨殖的发现，总是使我陷入一种绝对当中。”绝对这个字眼使人心里一震。直到那时候，你仿如明白莫诺果然是一个绝对的追求者。绝对的贫乏，绝对的空间，绝对的孤独，绝对的静寂，绝对的人生。他祖上五代都是新教传教士，他的人生轨道，原来早已明白地摆着。但据他自己说，由于不善言辞，不善跟人打交道，才放弃教士生涯，选择沙漠作为他的天地。他戏称沙漠是他的教区，沙丘和石山是教堂。他的宗教本质使他反战，反暴力，反核武器，反狩猎，反虐畜，要求社会平等，为无证件的黑市移民和无居屋者呼吁。在他眼里，眼下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它充满暴力，谎言，不公道。他要逃避现实世界的干扰，一直逃到沙漠中去。进入沙漠实际是他的精神追求，是对绝对的追求。在他的著作《地与天》中，他说：“沙漠美丽，因为它干净而不撒谎。”沙漠既满足了他的精神世界，也造就了他的科研事业。
1994年10月，年届九十二岁高龄，他才最后一次从骆驼背上下来，结束了他的1993—1994年度最后一次沙漠远征，为他那有过七十一年历史的远征画上一个句号。到1997年，他以九十五岁的古稀之年，为再找一棵他所发现的那种植物，再次返回利比亚沙漠。因为当初那棵已经制成标本，研究工作又需要另一棵。他带着五十七年前那股热忱回到Tibesti
沙漠去，依然怀着强烈的探索欲望。原来他的生命之源，正好是他的好奇心和孜孜不倦。但经过半个世纪以后，沙漠的地理环境完全改变了，曾经存在过的一道水源亦已消失。那时候，莫诺已经严重失明，却像一个年轻人，兴奋得搓揉着双掌，向他的同伴讲述沙漠的故事。他手拿一根拐杖，在沙漠上长久地徘徊踯躅，眼睛依然盯着地面。他寻找的是什么？是那棵Monodiella
Flexuosa，他的人生的重要标记，还是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中国博物馆里的意识流
每次陪同朋友参观枫丹白露皇宫，如果时间充裕，总要看看里面的“中国博物馆”。中国是文明古国，所有国家都有理由收藏她的艺术品。但是，一个深藏在中华帝国深宫的景泰蓝麒麟，不一定有理由成为拿破仑三世的皇后的私藏物品，也不一定有理由藏在枫丹白露皇宫里。这个乾隆时代的虚构动物，嘴巴半张，双角下长鬃披垂，尾巴散开，一副恐吓状。它的天职是辟邪，给人带来好运。没有麒麟，中国人会丢失一个古老的梦。但曾几何时，它自身难保，让人放在布袋里，从东到西，去到另一国度，从一座皇宫去到另一座皇宫。
跟这个麒麟陈列在一起的玉器、景泰蓝、瓷器、木塑、壁画、盔甲等，即使你第一次看见，也觉得熟悉；即使混在万千艺术品中，你也会第一眼认出，因为是绝对的Made
in
China。尽管有的已改头换面，如景泰蓝卒塔婆和花瓶上，焊接上西洋烛台，有的改为吊灯。在这些古器面前，虽说心里平和，却很难不在历史的烟尘，战火的飞灰中意识流一下……
首先，它们将你带回到中华帝国的辉煌时代中去，因为每一件艺术品都是它闪出的星火。试想十七世纪中至十八世纪末的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开辟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广阔无边的中国统治着亚洲。在这一百五十年间，法国是路易十四皇朝，俄国是卡德琳一世女皇，英国是乔治三世，这些国家都处于上升状态，但在领土上和经济上，都无法与这个处于中原的帝国匹敌。圆明园的开辟，是国家经济政治稳定的反映，所收藏的珍品的丰富，可想而知。
康熙曾经赠给雍正一座别墅，地点在北京城外八公里。1723年雍正即位后，将它建为御苑，作为主要的生活地方。到乾隆登基，即大兴土木，九年内把它扩建为长春园、万春园和圆明园三大园，包括四十个景点，“武陵春色”、“洞天深处”、“坐石临流”等，占地三百二十公顷，大小湖泊密布，最大的“福海”占地二十七公顷。清朝皇帝，有意将它建成一个权力中心。紫禁城是中国历代皇帝权力所在地，他们要将圆明园建成纯粹清朝的象征，另一个紫禁城。乾隆时代是继康熙以后艺术的黄金时代。乾隆是个大收藏家，收藏了历代古董和各种艺术品，书法、手稿、抄本、国画、王维的画、古铜钱、铜鼎、石墨等不一而足。也收藏西方物品。那时候，利玛窦、熊三拔等传教士已到过中国，引进了欧洲的科学仪器和机械，乾隆视之如宝，在紫禁城内设了一个工场，放置1601年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的大型自鸣钟、摆钟、怀表。此外，还有在皇宫里面由外国传教士监制的机械，在外贸港口购得的自动装置。乾隆的中外收藏品堆积如山，他要丰富自己的知识，做帝国的第一文人。
肯定，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些历代积累起来的瑰宝，在一场刀光剑影和烈火中，被毁的被毁，被劫的被劫，从一个国度去到另一个国度……
那是1860年，因为外国传教士被杀，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据说目的为惩罚清政府。联军10月6日进入圆明园后，自称文明的人再不文明，绅士国度的风尚也喂了狗。抢劫马上开始了。一旦抢起来，就不分中西里外，外匪内匪抢成一团；谁敌谁友，全都混淆不清。抢掠的队伍中有中国的强盗、歹徒，他们一路跟着联军进城，还有联军雇佣的中国脚力、海淀区的普通居民，他们共同的目标是财物。据“海宴堂”的主管目击，说皇帝逃亡后，形势急转直下，慌乱笼罩着花园，人来人往，进出频繁，夜间也一样。抢掠过程中，各出其谋，当地居民先放火后抢掠，有谓趁火打劫。联军则先抢劫后放火，为消灭抢劫痕迹。两军在抢劫中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拉丁民族浪漫，所以法军乱作一团，将玉器、瓷器打碎，将丝绸撕裂、砸毁多于掠走，大件东西就不要了；撒克逊民族讲求实际，抢得有系统、有方法、有条理。官兵组织起来，向外边居民租来车子，大小通吃，小物件入袋后，将大型的用车运走。
几天抢劫后，英国人下令放火。劫后局面不堪目赌：玺印、文献不知所终，书籍、图画、书法被扔在路旁。喇嘛庙组织的大拍卖，各种珍品琳琅满目，金器、玉器、瓷器、金塑像、银塑像、皮草，镶金绣银的龙凤朝服等。天津大街上，外国官兵向富人兜销丝绸、华服、玉瓶、皮草……估计有三至四千万法郎的物品因而被挽回。
另一部分宝物由联军瓜分后，分别运回欧洲。两军的军头将挑选的精品，以第一时间送回给维多利亚女皇和拿破仑三世。法国方面，司令蒙托邦派出三个军官，押运着包裹在丝绸里的乾隆的盔甲、弓、箭、马鞍、放佛骨的卒塔婆、大型景泰蓝、玉器、瓷器等，于11月初赶上刚好起航的轮船。1861年2月23日，赃物已在杜热丽皇宫展出。
蒙托邦曾收到三串朝珠，是皇帝举行仪式时佩戴的。他把它串成一串大念珠，共有108颗珍珠，15颗宝石。他把串珠送给皇后欧也妮，殿下却顿时拉下脸，生气不过。外边不是传说，那些军官的口袋塞满了黄金、珍珠，其中一个的背囊里，珍珠、钻石时值八十万法郎么？官兵都被惯坏了，你蒙托邦好意思拿这么一件小玩意，来搪塞她皇后殿下？这个婆娘远看是皇后，近看是什么？以凤袍包装起来的，是个什么人？司令吃了一记闷棍，连忙将归军队所有的部分，载了几车来送给她。那只可怜的麒麟，可就这样跟车子来了！
教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还有，当年利玛窦、历代传教士、欧洲使节，为两国友谊千辛万苦从西方带去的大批礼物，自鸣钟、浑天仪、地球仪等玩意，由洋教士们在宫廷制造的机械，从港口购回的舶来装饰品，英皇、法皇的贡礼，英皇送来的汽车，都一股脑儿，不分大小，一律被搬走。它们走了一趟中国，又被劫回欧洲。后来在各地拍卖行大拍卖。
圆明园一大特色是建有“西洋楼”。这股洋味是历代皇宫和行宫所没有的。这是自利玛窦以来，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他们混迹宫廷，对皇帝直接影响的结果。乾隆对西方知识极敏感，从传教士身上学到欧洲文化的入门知识。有一回，他从一张西洋画中看到喷泉，马上要宫廷画师郎世宁制造一个。后来找到伯努瓦神父负责这件工作。到决定建西洋楼，就钦定郎世宁和伯努瓦负责全盘工作。一群西洋楼就这样建起来了。楼房风格是巴洛克式，糅合了中国传统的建筑式样，琉璃瓦顶，兽形飞檐，配上欧式花园。笔者还发现，教士们将意大利北部博罗美（Barromées）岛上的空中花园，照样抄了过来。这是笔者到该岛旅行时发现的。
英王乔治三世的使节马卡尔尼曾经到过圆明园，它的广阔华丽使他震动。那是1793年，他押运一批英皇送给乾隆的礼物，准备送到皇帝的所在地承德。礼物中有大型地球仪、浑天仪、天象仪、自鸣钟、气压计、机械、瓷器、镀金镀银的全副盔甲、水晶吊灯等。由于一些物件体积庞大，乾隆决定将它们放在圆明园，将小物件送到承德。法皇路易十五也送过一批礼物给乾隆。圆明园就这样成为中外宝物的阿里巴巴。
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在一百五十年间建立起来，宝藏也充实起来了。一如安徒生童话《夜莺》所描写的，中国皇帝的宫殿是世界上最华丽的宫殿，御花园里有世界上最珍奇的花草。花园有多大，连园丁也说不清。然后，一场炮火来了，它成为袭击中心，承受了最沉重的破坏。数天的抢劫纵火，建筑物大部分被烧毁。后来的一百五十年，就让人去凭吊它的断柱残墙。
联军过后，它的劫运一直不曾中止。到义和团、八国联军，再次被劫。后来又成为军阀混战时期各路军头和八旗军头目的目标。从木料、梁柱、砖瓦、假山到园中树木，全无幸免。残墙断柱也所剩无几了，留下来的只有伤痛的记忆。
据说当年杜热丽宫的战利品展览，没有多大吸引力，法国人不懂欣赏中国艺术还是另有想法？一如雨果说的：“政府有时是强盗，人民永远不会是？”雨果对这次军事行动，可谓拍案而起，指着英法政府的脊骨骂强盗：
一个赢家装满了口袋，另一个塞满了箱子，搂头挽臂笑口吟吟回到欧洲来，这就是两伙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我们这些文明人，中国人于我们来说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做的好事。
在历史面前，其中一个强盗叫法国，另一个叫英国。
对于把赃物放到杜热丽宫展出，他说：
法帝国把一半胜利装到口袋里，今天就以拥有者那种天真，来展出圆明园那些辉煌的旧物。我希望这一天会来临，那时候法国冲出牢笼，歹徒被肃清了，就把那些掠夺而来的东西归还给被抢的中国。
那时候，雨果为反对拿破仑三世而流亡在英属格恩济岛。
但历史既盲目，也在不断扮鬼脸，开玩笑。1860年，法军出兵中国，满载而归；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兵败色当，被废黜，流放英格兰，先后只有十年时间，这位兵败皇帝至今埋骨异国；1861年，从中国夺去的赃物在杜热丽皇宫展出；1871年，这座在罗浮宫附近巍峨矗立，宫墙沿塞纳河右岸蜿蜒伸展，曾经是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皇宫，被巴黎公社一把火焚毁了。沿河左岸的楼房，也同时被焚，塞纳河成为两条火龙之间的走廊。其“壮观”程度，比起火烧圆明园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先后也只有十年。十年于历史，只是脚前脚后的事罢了。这座皇宫比圆明园的历史更古老，从1564年开始兴建，三百多年间不断增改，里面同样藏着无数珍宝。焚毁后由于无法重建，1882年彻底拆除，辟为杜热丽公园。跟圆明园的命运何其相似！不同的是，圆明园是入侵者放的火，杜热丽是法国人自己放的火。火是同样的火。瓦砾是同样的瓦砾。侵略者让中国人骂了将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