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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同志的指点下，我找到了据说是外婆１９５９年一上庐山时住过的那栋楼。然而，这座位于莲谷路上的别墅已经被岁月无情改变，成了多户人家住的“大杂楼”。由于事先打过招呼，一位女士特意赶来介绍情况。她说：此楼曾是俄国舞厅，现在则是单位宿舍。
尽管历史上如此传奇的两个夜晚都发生在这里，但这栋楼是我在庐山所见别墅中变化最大、境遇最差的一栋。楼前散落着几块从它身上拆下来的大块条石，满眼是水泥白灰墙面和防盗门。几株苍翠的古松虽然成了灯杆和晾衣杆，但仍然坚定地守卫在楼前。另外几株已经枯死了，枝杈仍然不屈地伸向天际。
对于１９５９年的毛贺庐山相会，妈妈当时一无所知。已经准备好做新娘子的她，正在北京焦急地等待外公履行他许下的承诺：“娇娃，你的婚事，一定等我开会回来再办噢！”
外公是６月底上山的。７月２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７月９日，毛贺相会；７月１４日，彭德怀上书；８月２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妈妈这才知道外公一时半会回不来了，她告诉我说自己一直等，一直等，“后来（山上）吵架了，（外公）拖到８月底才回来”。
８月２３日，前一天刚从庐山回到北京的外公在中南海的家里为妈妈主持了婚礼，来宾有外婆长征时的战友蔡畅和邓颖超。长女出嫁了，作为父亲，外公了却一大心事。
外公三上庐山（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１年、１９７０年），外婆四上庐山（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６年），庐山与两位老人家有着不解之缘。在庐山我见到了曾接待过我外公和外婆的老同志，和他们连谈了两个晚上。
庐山的老同志彭毓炎处长是当年的招待所所长，他清楚地记得１９６０年外婆在庐山看望林彪的情况：“你外婆后三次来，都是我负责接待。每天我都要去问候她，安排一些相关事情。她从我这里知道林彪上山来了，便要求前去看望。”
“我陪她到“１８０”（美庐）。当时美庐是庐山最好的房子，中央来了人都住那儿。后来才有芦林一号，是主席专用的。林彪到楼门口迎接，两人握手，你外婆就问：小林呐，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听到这里，建力大哥感慨道：那个年代还叫林彪“小林”的，恐怕也只有你外婆一个人了。其实，外婆（１９０９年生）比林彪（１９０７年生）还小两岁。
第二部分１９５９年，相会庐山（6）
外婆在江西的护士卢泮云阿姨则记得林彪全家多次来南昌外婆寓所拜访的情况。少言寡语，罕与人交的林彪能够主动登门拜访早已远离政坛风云的外婆，每次还能聊上半个小时，现在想来，实在有些难为他了。除了顾念战友旧情，恐怕找不出其它解释。据说，能“享受”同等待遇的，惟有永远的“老总”朱德。即使拜见外公，林彪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就事论事，不含串门性质的。
此外，在外婆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中，陈毅、曾志、康克清也到南昌看望过外婆。朱老总（朱德）、彭老总（彭德怀）则在上海看望过外婆。
说到“彭老总”，彭处长扬起寿眉，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发，给我讲起当年一个真实的故事：
“说起来还有个笑话哩。我是５９年到庐山交际处的，手下管着几个人。当时年轻人开玩笑，叫我“彭总”，还起了外号叫“彭霸天”。《洪湖赤卫队》里不有个彭霸天么。”
“１９５９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彭德怀、贺龙，还有几位领导，都是去食堂统一吃饭，别墅是不起伙的。当时就是这么个条件，没有那么多厨师呀，也没有液化气，都是烧煤。”
“有天中午吃完饭，我急着往“２１４”少奇那里跑（注：彭处长时任刘少奇的生活管理员），后面有个小年轻，姓李的，我们一起搞接待工作的，就喊我：彭总，等等我呀！咱们一起走啊。这时候，彭德怀也吃完饭出来。当时可能已经写了信，心情不好，一个人走。听见以后，他就回了下头，看是谁叫他。”
“哎呀，把我搞得，那个害臊呀！后来，我就骂他：乱喊什么呀！人家才是真彭总，我算个什么呀……哎呀，真是好笑！后来，他也当了牯岭饭店的经理了。我们见了面，提起这事就笑。”
这是不是彭德怀最后一次听到有人叫“彭总”，不得而知。就在庐山上，从井冈山时期起闻名政坛的彭老总从此消失，倒是彭处长一直留在庐山接待处，迎来送往了无数贵宾，记下了数不清的掌故。
１９６１年为外公服务过两个月，１９６６年为外婆服务过两天的夏龙英奶奶，也向我讲起外婆的一件往事：
“你外婆个子高，皮肤很白，漂亮，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文革”已经开始了，大概是秋天九、十月份吧。大家都要游行，不游也不行啊。本来，我都陪她在“５４１”那里散步，不到人多的地方来。可那天不知怎么，就散到现在“１６２”这个地方来了。“
“正这时候，游行队伍过来了。那年头游行，不都举着主席像吗？她看见了，对着画像，手靠着胸前那么一指，说了四个字：“这是老毛。”那意思好像是说：怎么把老毛弄到街上来了？“
显然，“老毛”和“小林”、“老彭”（彭德怀）、“小陈”（陈毅）以及“老总”（朱德）这些亲切的称呼，都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叫起来的。从中央苏区时期高层领导异口同声喊“老毛”，到遵义会议后周恩来率先叫“主席”，电视剧《长征》对此有很细致的描写。大家想必知道，彭德怀是最后一个改口的。然而，外婆比他还要晚。
彭处长回忆道：“你外婆抽烟很凶。６６年的时候，一个晚上两包，都是那种不带嘴的中华烟。还有，她对你外公的感情呀，那真是非常深的。当时主席三次接见（红卫兵），报纸上不是有整整两个版面的大照片吗？她晚上不睡觉，把报纸铺在桌子上，手在照片主席脸上慢慢摸呀、摸呀……这是服务员后来告诉我的。”
在这些老同志的指点下，我找到了外婆１９６６年最后一次来庐山的住处：“５４１”号别墅。它在远离庐山别墅群的山坡上，车马罕至。两层有着白色门窗的英式建筑被俄国人栽下的数排高大杉树掩映，这是我在庐山见到的最幽静的别墅。前几年，某公司租用此地为疗养场所。
陪同我来的庐山姑娘说明来意后，开门的小姑娘爽快地让我们进去，引我们上楼，并指点着哪里是起居室、卧室、客房，客厅。不过，除了客厅外宽敞的石砌露台还保持着当年模样，放着几把藤椅和几张圆桌，其它房间都已装修为宾馆的标准间了。我在藤椅上落坐片刻，望了望远处苍翠的青山，便起身下楼，走出了这栋别墅。
到了门外，我听着鸟鸣，在院中小径漫步，沿路又下台阶，看到了另外一处院落。这里门窗紧闭，似乎已久无人居住，巨大的红皮尖屋顶在满眼绿色的庐山格外显眼。不错，这里每一栋屋子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每家不同的故事。而“５４１”，则有着我家的一个故事：
１９６６年，庐山的一个秋夜，就在这个院子，就在这栋房子，外婆把家家挂在墙上的那个人的照片放在桌上，轻轻地、慢慢地摩挲着他的面庞。对于别人，他是主席；对于外婆，他是“老毛”。现在，“老毛”上街了。这是为什么？外婆不知道。但起码能在报纸上好好看看他了。以前，报上是没有那么大的照片的。
那个晚上，外婆吸了两包烟，只有庐山的月亮陪她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吸烟，这点外婆随外公；晚上不睡觉，这点也随外公――井冈山时期，他们俩人就是一夜一夜这么一起熬过来的。
夕阳透过杉树，照在依山而建的矮矮院墙上，点点金黄。我的思绪还停留在对过去的回味上，此时楼内传来的麻将声打断了我的回忆。又到了该离开的时间了，还有一处外婆住过的地方没有看呐。
外婆二上（１９６０年）、三上（１９６２年）庐山，都住在“１６２”号别墅。它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距离１９５９年彭德怀住的“１７６”号也很近。这是一栋与刚才我去过的“５４１”号风格有些类似的别墅，区别在于它位于大道口，外婆也就是在那里见到了游行人群，见到了“老毛”画像。
正在我忙着从各个角度为这座幽静的别墅拍照时，建力大哥拉住我，朝路那边的墙上一指：原来墙上隐约可见一间被封堵的石门，正对着“１６２”别墅。石门通向的地方是“１７５”号别墅，也就是外公毛泽东在１９６１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吃饭的地方，也是他在１９７０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期居住的地方。为了保证安全，原有的石门被封堵。而外婆恰恰在１９６１年没有上庐山，当时她正处于受毛贺相会强刺激而起的病痛中。
后来，建力大哥告诉我，我在别墅前时，一队旅游者从他身边走过，他们对我在一栋无人居住，无人参观的建筑物前照个不停大惑不解。于是他告诉他们：这是贺子珍６０年代住过的地方。人们听说后，大为惊讶，马上七嘴八舌谈论起自己心目中的贺子珍，最后也在“１６２”前拍照留念。“都是年轻人，看上去２０多岁，像是北京来的。他们都知道贺子珍”，建力大哥有些兴奋地告诉我。
建力大哥告诉我：“当时，你外婆经常在白天吃过饭后，从她的住地出来散步，走进省委大院。警卫都认识她，不会阻拦。然后走到我家，豫章路三号大院，进来聊聊天。”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只要你外婆一来，我父亲、母亲就会告诉家里我们这几个男孩子：贺妈妈来了。不许乱闹，要听话！男孩子调皮嘛，玩起来什么都不顾，可你外婆来我们不敢。家里立刻静悄悄的，鸦雀无声。除了她，别人哪个来都不是这样的。当时不懂，后来知道，因为你外婆身体不好，需要安静。”
“你外婆对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好，她都认识。我妈妈记得很清楚，“文革”后她和我爸爸去上海，到华东医院看望贺妈妈。你外婆问了一句：黑蛋怎么样？黑蛋就是我哥哥呀。十几年没见，她一下就能想起来。所以我觉得，她记忆力一直是非常好的。
第二部分１９５９年，相会庐山（7）
我不忍心告诉建力大哥外婆病痛时受苦的样子。我只能说：外婆记忆力确实很好，她是中共早期党史最好的见证人之一，是世上最有资格讲述我外公的人之一。她晚年的回忆，给后人留下了无可替代的宝贵材料。但是，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确实损害了她的身体和神志，她经常处于无法言说的悲痛之中。
我清楚地记得那几年在上海，除了我，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当白发苍苍的她难受的时候，就会无助地抓住稚气懵懂的我。有时，还会掐我。她心里的话太多，说不出来！
听到这里，建力大哥也激动了，我们都激动了。他提高了声音：“东梅，你一定要好好写写你外婆！写出一个原原本本的、有血有肉、有始有终的贺子珍。这是你的历史责任。”
都知道神秘的雾是庐山一绝。我倒认为庐山月色才更神秘。庐山的月亮，是毛贺相会的见证人，是外婆在庐山每一个不眠之夜的陪伴者，还是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的目击者……
可惜，我忘了赏月。一连两个晚上，兴奋的我在调查采访完毕，回到住地后，又与建力大哥和他的朋友一起，聊外婆，聊外公，聊在庐山发生过的许许多多事情。第三天一早，就又匆匆下山，飞回北京了。
下山后，在翻阅庐山同志送给我的几本书后才发现：月色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还起过特殊的作用。
彭老总对“大跃进”表示担忧，给老毛写了一封信，然后连夜坐车驶过“美庐”，先到朱老总那里征求意见。朱老总劝他不要写信，有事直接找老毛谈。但彭老总还是坚持写信。
本来彭老总从自己住处出门上车时，夜色阴暗。从朱老总那里出来后，发现头上已经月光皎洁，眼前顿时明亮起来。他的心情大为好转，决定找老毛谈谈。
他坐车到了“美庐”，问主席休息没有？答复是已经睡了。彭老总觉得不好打搅，便把信留了下来，请人转交老毛。这封信，后来也就成为所谓万言书。
这次上庐山，我被安排住在“１７７”号，也就是１９５９年张闻天的住地遗址，与彭德怀的“１７５”只有百步之遥。然而，这里的原貌已经完全改变，一层平房变成了两层楼房。
在外婆身边工作过十几年的严世骎医生告诉我：“１９６２年你外婆到青岛休养，遇到了张闻天、刘英夫妇。刘英见到你外婆，非常高兴，亲热得不得了。”“那张闻天呢？”“男同志嘛，话少，没什么特别的表示。”
后来我在刘英的书中得知：经历了１９５９年的暴风骤雨和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１９６２年，张闻天曾打开保险柜，哆哆嗦嗦地取出自己在庐山上的发言稿，委屈地说：你看看，你看看，我说的没有错嘛！
外婆在解放后的隐居生活中很少说话，更极少谈论国家大事，但她上海时期的护士小吴阿姨告诉我：“姨妈不止一次对我们说过：彭德怀是不会反党的。”１９７５年，彭德怀元帅逝世。他临终希望见见毛泽东，或者朱德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这一消息当时是保密的，不过这倒也避免了让外婆伤心。
海峰姨告诉我：１９７６年７月６日朱总司令逝世，外婆得知后神情痛苦地拍着椅子扶手，一字一顿地说：“老总！老总走了！好人呐！……”
而最曲折的则是陈毅逝世。“文革”中负责管理外婆生活的祝处长今年春天告诉我这样一件事：
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陈毅元帅逝世。亲人知道这一噩耗对外婆会造成多大的刺激，一直瞒着她。而此前几天，我刚刚在上海出生，这当然使暮年的外婆得到少许安慰。大家收起了报纸，关上了电视，藏起了广播，封锁了消息，把外婆的注意力集中到我这个小女孩身上。很长时间内，她对此事果真一无所知。
后来，江西老同志刘俊秀（省委农业书记）与夫人孙亚衡（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到上海湖南路２６２号看望外婆。刘老是外婆的永新老乡，长征干部，性格豪爽，又是她在南昌居住期间的邻居，关系非常亲密。外婆很是高兴，吩咐搞了不少酒菜，大家热热闹闹坐了一桌。
在这种比较难得的欢快场合中，刘老也比较放松，不知怎么，就说到陈毅逝世上面去了。谁知，刘老一句“陈老总不在了”刚出口，大家都楞住了。外婆明白以后，当即离席跑上楼去，把卧室门一关，谁叫也不出来。只留下慌张的大家和尴尬的刘老。孙亚衡直怪刘老粗心，刘老则委屈地说：“我哪知道她不知道啊……”
大家于是上楼去劝，外婆口中一直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祝处长告诉我：陈老总和你外婆关系，就跟亲人一样的。
１９７０年，外公最后一次登上庐山。那年夏天，他在“芦林一号”同服务员聊天，说了这么一段话：
“贺子珍对我最好，长得也最漂亮。她后来有病，老怀疑别人害她，谁都怀疑，但不怀疑我。”＇注１１＇
说到这里，外公感叹不已。这可能是外公最后一次谈到外婆。庐山，为他们的爱情落下了最后的注脚。
资料附录
＇注１＇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４２４至第４２９页
＇注２＇胡志亮：《木石魂——赖少其传》，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２月
＇注３＇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７月，第２２５页
＇注４＇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９月，第１３４页
＇注５＇王行娟：《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４月，第１９７页
＇注６＇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９月，第３３０页
＇注７＇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２７６页
＇注８＇林克等：《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中央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