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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如故的原因吧？至于我的曾外公贺焕文是否做过江西安福县长，地方史志没有记载，在此只好存疑了。
所以我在想：如果１９３７年那个夏天有曾志、彭儒和吴仲廉这几位姐妹劝解，外婆是否会回心转意，不再坚持外出疗伤、学习呢？无奈她们三个偏偏都不在延安：未到过中央苏区的曾志一直在外地做地下工作；被留在中央苏区的彭儒为躲避敌人搜捕回到老家宜章；与外婆一同长征到陕北的吴仲廉被派到西路军妇女团后兵败被俘，历尽艰辛逃离魔爪回到延安时，外婆已经离开。
不过话说回来，夫妻间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夫妻两人解决。也就是俗话说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外力只能是辅助。毕竟那个时候，外婆还没做母亲，还没有经历儿女失散之苦，身上也没有后来的那些病痛。当时的毛贺关系，还是单纯而和谐的。
外婆还牵挂着百里之外养病的哥哥，我的舅公贺敏学。他不久前患上急性黄疸病。井冈山缺医少药，又要防止传染，他只有回到老家永新黄竹岭，寄住在一户老乡家里，独自养病。
第一部分１９２９，离别井冈（6）
黄竹岭是江西永新城南６０里万年山区的一个小山村，距离井冈山不足百里。舅公与外婆都出生在这里，兄妹两个相差四岁，自幼就是离不开的玩伴。直到现在，村里还流传着外婆幼年的几件趣事。＇注１３＇
我外婆小名桂圆。小桂圆一岁多的时候，吃饭时就逞强，自己装饭自己吃，又喜欢把碗端到外面，和小朋友一块儿吃。她走路不稳，常常连人带碗扑倒在地上。有时一天打碎几只碗，最后家里的碗都被她打碎了。买碗吧，去６０里外的永新县城只有一条黄泥路，极为不便。当时左邻右舍的小孩用的都是竹碗，据说不善手工的贺父就费尽心思，亲自为女儿做了一只。小桂圆第一次用竹碗吃饭时，高兴了好一阵子。
谁知，大概过了一个月，贺母再用竹碗为小桂圆装饭，她却闭口不吃。大人以为孩子着凉了，摸她前额，不烫。问她、哄她，就是不吭气。妈妈气得给了她两下，小桂圆哇哇大哭起来。大人要出去忙了，顾不上再和她计较，便让六岁的贺敏学在家照顾妹妹。等贺母回家准备晚饭时，发现竹碗不见了，就问儿子。经过再三追问，敏学才吞吞吐吐地说：你们下田了，妹妹从地上爬起来，气鼓鼓的，她用柴刀劈碎竹碗，丢进灶塘。
又是一天，贺父贺母吃了早饭后外出，中午也不回家，把一双儿女锁在家里。桂圆大哭，敏学拍着妹妹哄她，无效，自己也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小伙伴们都在贺家门前大喊，叫他们俩出来玩。他们心痒痒的，可又出不去，怎么办？黄竹岭人家还没有瓦房，屋顶都是用杉树皮铺的。小敏学爬上梯子，想把杉皮推开。可推不动。三、四岁的桂圆发现一根一头尖尖的棍子，就拿给哥哥。小敏学用棍子捅开了屋顶，蹿了出去。
桂圆怕哥哥走了，丢下自己，急得要哭，大叫：“哥哥！”敏学让妹妹顺梯子爬，她年纪小，爬不上来。敏学叫伙伴找绳子来，一头栓在大树上，一头让妹妹栓在腰间。可她根本不会打结。敏学无奈，回身下到屋里，在妹妹身上打了个结；又让她不要怕，他和伙伴齐心合力把妹妹拉了出来。这下，兄妹可玩了个痛快。等到夕阳西下，贺父贺母回来开锁进屋，却没见人。他们面面相觑，摸不着头脑……
舅公病重时，外婆曾到黄竹岭看护他。临别时，外婆想到自己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和哥哥分开过。他们一起在黄竹岭玩耍，一起在海天春生活，一起搞永新暴动，一起上井冈山。现在哥哥病了，自己要走，心里空荡荡的。
外公外婆在井冈山时，多次来过黄竹岭，据说最后一次回到黄竹岭是在１９２９年元旦后。离开那天，他们起得很早，黄竹岭全村人也起得很早，与十里八乡翻山越岭赶来的百姓围拢过来为外公外婆送行。临别之际，小孩子抱住外公的腿不让他走，姐妹们抱住外婆不放她走。他们的口袋被老乡准备好的茶蛋、酱姜、酱梨和柚子皮塞得鼓鼓的。
大家还送来不少吃的东西，都用米袋子装好了。最让外公外婆为难的是老乡送来的布鞋、草鞋堆积如山，他们只带了三个警卫员，即使一人挑两担也带不动。这些都是乡亲们的心意，又是红军的必需品，不带不行。最后，外公和外婆决定让出两匹坐骑驮运，他们夫妻步行回井冈山。＇注１４＇
在去井冈山的路上，我和妈妈在春生舅舅和永平姨父鼓动下，决定回老家看看。我们亲身体会了从永新城到黄竹岭交通不便之苦，在车上被两个多小时的山间土路颠簸得晕头转向。当年外公和外婆回黄竹岭，只有骑马或是步行。外婆童年时全家从黄竹岭走到永新城，要用一整天的时间。
终于到了外婆的家乡，妈妈显出很满足的神情。因为要赶路，我们在村子里呆的时间很短。临别老乡们拿出两桶自制的油茶，坚持要我们带上。想来，这已是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礼物了。山里人性子直，而且待客又非常热情，更何况是面对外婆的后人，我们只好收下。
我和妈妈去黄竹岭之前，去“看”过曾志奶奶。
１９８４年４月，外婆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曾志前来参加并站在第一排。此后我再未见到她。１９９８年，曾志在北京去世，留下遗愿将骨灰送回井冈山。她回到曾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小井烈士身旁（曾志下山前任红军小井医院负责人。朱毛红军下山后，小井医院有几十位伤员被敌人杀害，后建墓于此），回到１９２９年自己接到外公急令出发下山的地方，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她的墓碑上镌刻着四个字：“魂归井冈”。
２００１年，我随妈妈来到井冈山，凭吊了小井烈士墓后，来到朴素得与红土地融为一体的曾志墓，向这位外公和外婆的忠实战友深鞠一躬，献上晚辈的敬意。
外婆，您没有留下遗言，但我想，您生前没有重上井冈山，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井冈山。魂归井冈是否也是您的遗愿呢？我思索着。
资料附录
＇注１＇、＇注２＇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第２２４页、第２３１页
＇注３＇江西宁冈县党史工作者采访谢福生记录，１９７９年
＇注４＇王行娟：《井冈杜鹃红》，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第３５页
＇注５＇江西宁冈县党史工作者采访贺敏学记录，１９８４年７月３０日
＇注６＇樊昊：《毛泽东和他的军事谋士》，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第１９９页
＇注７＇江西省妇女联合会：《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１月，第７页
＇注８＇胡刚毅等：《巍巍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故事百篇》，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第６页
＇注９＇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第１０４页
＇注１０＇、＇注１１＇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第６５页、第８２页
＇注１２＇王行娟：《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４月，第９页
＇注１３＇、＇注１４＇邝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岗山》，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第６页、第２１７页
第一部分１９３９，情牵延安（1）
我的妈妈出生在陕北保安（今志丹）。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到１９４１年１月，她在黄土地上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四年零两个月。离开延安去苏联见外婆时，妈妈说的是一口纯正的陕北话。妈妈曾经是一个陕北女娃。
另外，要是按中国人传统的祖籍说，我是正正经经的西安灞桥人。爷爷孔从洲自幼生长在那里，直到他成为在“西安事变”时发挥重要作用的城防司令，都没有离开关中这块厚重的土地。爸爸孔令华也生在西安，成长在延安。所以，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陕西都是我的老家。
２００４年春天，我走访了爷爷的老家――西安、妈妈出生的地方――保安和外婆与外公的最后一个家――延安。陕西“三安”之行，是我三重意义上的“回家”。
一到西安，我就和当地同志商量，如何尽快去陕北。时至今日，延安有了飞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应该说交通比外公、外婆那个年代方便多了。不过，七百多公里的距离，让人觉得陕北与西安之间还是很遥远的。大家推荐坐汽车，由负责接待的张科长开车相送，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走在从西安到延安的公路上，太阳已经高悬天中。前面车辆停了一长串，可能是因为修路的缘故。我建议大家下车活动活动，却发现前面道路拐弯处有一处新近整修过的院落，居然是洛川会议纪念馆。大门开着，宽大的庭院里静静的，没有一个人。一棵高大的古槐撑起绿荫，遮蔽着一个紧锁的小院。后来我得知，会议旧址的确认就是以人们记忆中的这棵槐树为依据的。陕北老树不多，有一棵就特别显眼。
这就是洛川会议旧址！说实在的，对于此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我知道的不会比课本上提到的多到哪儿去。它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是因为有一位老同志在回忆录中提到过洛川会议与外婆离开延安的关系――
１９３７年５月我到延安在中央军委警卫营之后，正好经历了毛主席婚姻的更迭，见到一些叫人费解的情景。这是悲是喜？是善是恶？这意味这什么？过了很久很久，才有了答案。
我初到延安凤凰山的时候，贺子珍还在，和毛主席在一起，住着一幢一溜三孔相通的砖窑，这种一明两暗的住室布局，使他们有卧室和会客室，毛主席也有办公的地方。贺子珍这人性子很急，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不好的就是她常跟毛主席吵架，有时吵得很凶。有时她生气了，也常把我们这些站哨的找去，向我们诉说不平，为她评理。我就被找去过。听她讲一讲，也没有搞清她为什么生气，再说，我们能说什么呢，只不过听她诉一诉苦就是了。
有一天，贺子珍和毛主席又吵起来了，主席很生气地指着她说：“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咱个人住个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
又说，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前身），也可到公大（引者注：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
但是，我们说不清他们因为什么事吵得那么凶。
记得就是那年夏天，毛主席去洛川开会的那些日子，毛主席住的院子里的哨也撤了，贺子珍与大家有说
有笑，很活跃，她与大家相处得很好。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这次去洛川开会，在那个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提出了我党领导抗战的政治主张以及坚持全面抗战，争取胜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这次会议，对后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方面，历史学夹已有许多评说，不在此处赘述。印象最深的是，此后不久，贺子珍不见了，她去哪里了，我们做警卫工作的习惯，谁也不去打听。＇注１＇
作为外公的机要秘书，从井冈山开始，由外公召集的重要会议，外婆参加或列席了不知多少。然而这次，１９３７年８月的洛川会议，她没有出席。那时她一心想的是赶快取出身上的弹片，再有就是上学、读书，提高自己。决定离开延安之后，她一定很开心，所以与警卫人员活跃地有说有笑。谁能想到这种欢快的场景在她后来的岁月里，已是不多的几次了。
而外公呢，他同样不会忘记洛川会议前后。自１９４７年起在外公身边工作的李银桥提供了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
也许因为毛泽东生性“恋旧”？他从没扔过一件旧衣服。旧得无法补了，旧衣服就变成补丁布。
那是在陕北杨家沟，我拎着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某些部位补丁摞补丁又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拿给毛泽东：“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做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了。”
毛泽东接过衣服。没有他批准，任何衣服不准扔。他将衣服小心翼翼放在大腿上，像抚摸伤病员一样抚摸那件旧衣，抚平上面的皱纹。
“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毛泽东眼圈忽然湿了，茫然望着那件旧衣沉入静静的回忆。片刻，他又历数出旧衣的几件“功劳”，叹口长气：“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
他讲这些话时的语调，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是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注２＇
毫不奇怪，当时李银桥没有见过我的外婆，不会想到“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这句话深藏的情感和外公坚持留下它的玄机。他到外公身边服务时，外婆离开延安已十年，外公一直坚持不让扔掉与老妻有关的那件“老衣”。“磨得薄如蝉翼”，说明外婆洗过多次；“补丁摞补丁又厚似硬纸板”，说明外婆补过多次。当然十年来这件衣服也必定被别人洗过、补过多次，但外公强调的是“洛川会议”那一段，含义是在“会”外的。
然而，李银桥毕竟是李银桥，鞍前马后跟随多年，他能够在某种情况下洞悉外公的情感。不错，“他讲这些话时的语调，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是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此时外公也许心头一惊，眼前看到的，分明是与他风雨同舟、出生入死十年的老战友，我的外婆――贺子珍。于是，他的眼圈忽然湿了，并且茫然，长叹……
俗话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而外公对这句话，可能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在会址纪念馆崭新的院墙外，我看到一间濒临坍塌的老屋。房顶虽未脱落，却也岌岌可危，屋子周围则长满了荒草。我想这屋子是见过外公、见过他那些来开会的战友们的。它是真实的，也是沉默的。也许下次再来时，它已经不在了。我拍了照片，告别了会址。
到达延安后，时间已不早了。我决定次日先去保安，回来再看延安。本来还想去瓦窑堡（今子长），但听延安同志说：它和保安是两个方向，半天实在来不及。为什么要去瓦窑堡？那里除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遗址和外公外婆故居外，还有一处特别有意义的地方。
第一部分１９３９，情牵延安（2）
长征结束后，外婆有了与外公结婚七年以来的第一份独立工作：印钞所所长，办公地点在瓦窑堡。尽管任职时间只有短短半年，外婆负责的这个小小厂子成了后来延安中央印刷厂的前身，她的名字也随之被载入《中华印刷通史》＇注３＇。工作是繁忙的，外婆的心情是愉快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银行编年纪事》记载道：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下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奉命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兼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李青萍负责管库工作，张定繁任稽核科长，贺子珍为印刷所所长，张子贞为副所长，黄亚光负责图案设计。＇注４＇
（１９３６年）３、４月间，印刷所所长贺子珍因临产调离印刷所，副所长张子贞病故，由朱华民担任印刷所所长。＇注５＇
我踏上去保安的旅程。汽车在陕北高原中盘旋，如同在井冈山绕盘山公路。举目远望，高高低低的高坡似乎全在脚下。陕北草多树少，土多石少，本来，我急切地想领略黄土高原的风采――那没有一点绿色、苍茫古老的黄土地，但没有如愿。张科长告诉我：这些年飞播植树，雨水也多，黄土高原不黄了，许多土地已被绿色覆盖。真要看黄土，恐怕得等冬天了。
我想冬天的黄土地该是外公那首《沁园春•；雪》中“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空势比高”的景象吧。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词是外公长征胜利后的重要作品。１９３７年以后，这位诗人几乎封笔，作品寥寥。为什么？他在苏区和长征期间戎马倥偬，仍旧吟诗作词，此后则意兴阑珊，直到１９４７年中秋才写出“妻儿信未通”的诗句。
志丹县城满眼崭新的建筑，写作《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斯诺当年住过的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