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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妹妹，甚至包括我的妈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外婆一生怀过十胎，生育六次，最艰辛的莫过于长征中在川黔两省交界处那次了。２００４年８月，我采访了长征中外婆的小姐妹（休养连中年龄最小的女战士），８９岁的宋任穷夫人钟月林。她清楚地记得：外婆在行军路上突然生产，她和几个女战士把外婆抬到山坡上，孩子刚生下来就送走了。
结束了保安、延安之行，我坐火车回到西安。在这座千年古都，现在能找到惟一一处与外婆有关的遗址就是城内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了。１９３７年冬，外婆从延安到此，不久又离开此地。然后就是兰州，再就是迪化，最后是苏联。
八路军办事处外婆住过的屋外有一小段简短的说明，告诉人们曾经来到过这里的女性，她们是：贺子珍（１９２６年入党）、刘英（１９２５年入党，系张闻天夫人）、杨之华（１９２５年入党，瞿秋白夫人）、林月琴、谢飞（１９２７年入党）、陈琮英、张琴秋（１９２４年入党）、王定国（谢觉哉夫人）、钱希均（１９２５年入党）、危秀英、邓六金等人。
外婆晚年谈过自己出国的理由：治伤、学习、休息，而最后一条是最耐人寻味的。
长征改变了贺家，长征更改变了外婆。首先，长征使她受伤，身中多块弹片，终生都未取出，日夜困扰着她的生活。为此，她先是急于去上海，后来又坚持去苏联，想取出弹片，养好身体，才好做更多的工作。
其次，中央红军从江西走到陕西，逃过了灭顶之灾顽强地生存下来，影响越来越大。斯诺开启的红都之旅日加兴旺，而逐渐走向权力顶峰的外公日益忙碌。外婆感觉到被冷落的寂寞。在当时舆论中，她居然变成了“政治落后”分子。
最后，长征给予外婆最大的打击，是失去一对儿女。事实上，在陕北立住脚跟的共产党人在国内形势开始允许的情况下，已经在努力寻访散落在民间的红色后代（大规模寻访还是在解放之后）。外公和外婆又怎能忘记托付给毛泽覃和贺怡的毛毛？我想，他们肯定是托人寻访过，姨婆贺怡也一定会尽快与姐姐和姐夫取得联系。然而此时毛毛已经丢失，外婆想必知道后已不抱希望了，她已经开始心灰意冷了。
对此，外公心里当然也不好受，他在与曾志谈起毛毛时曾一度哽咽。然而，男人与女人的区别在于：男人更看重事业，女人更看重家庭。
第一部分１９３９，情牵延安（5）
丢失了在外婆协助下写成的《永新调查》使外公遗憾非常，他说过：“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而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初重新发现外公１９３０年５月写的《调查工作》一文（收入“毛选”二版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则使外公兴奋异常，就像找到失散多年的孩子。把失子之痛转化为对事业、对著作的感情，这就是外公作为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本色，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１９３７年外婆远走苏联一事，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无人不知，无人不议。然而，几十年后却很少有人谈起。１９９８年，曾志回忆录出版，其中披露了她与外公对此的谈话，因此显得异常珍贵。
１９３９年底，曾志来到延安，见到了外公。在此之前，她已经听说外婆出国，外公再婚。来延途中，她遇到了井冈山的老战友彭德怀，两人高兴地谈了一夜，其中也说到外公新夫人的一些情况。
到延安的当天，曾志安顿下来，第一件事就是伏在炕上给外公写信。近６０年后，她还记得信的大意是：自一九三二年漳州一别（引者注：指的是１９３２年４月外公率军攻下闽南重镇漳州，与从厦门到漳州工作的曾志见了一面。），我常常想时时盼，希望再见到您。一九三六年我就想来延安，想回到您身边了。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已来到这里，期待着您的接见！＇注１３＇
曾志信中说自己１９３６年就想来延安，但等她１９３７年９月从上海辗转到达武汉时，被陶铸挽留，后来二人结成夫妻。后来外婆告诉曾志，自己在西安见到过她托运来的写有“曾志”名字的行李，但没有见到本人。如果曾志能按计划到达西安再去延安，也许外婆还没离开西安，她一定会劝阻。外婆对曾志的意见是会加以考虑的，１９２９年她不就被曾志劝下山来了吗？
曾志的信送出去不久，外公就派人请她来自己住的窑洞了。从井冈山见面时起，曾志一直把外公当作大哥哥，外公一直把曾志当作小妹妹。第一次见面，曾志和外公都没提到外婆。曾志后来谈道：
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地说起了她。
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
“那为什么要离开呢？”
“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
“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沉默片刻，毛泽东又说：“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我最怀念的还是在中央苏区生的毛毛……”
毛泽东谈起贺子珍，谈到毛毛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伤感，这伤感，过去我从未在毛泽东身上发现过，看到的都是欢天喜地的大丈夫气概。＇注１４＇
陕西“三安”（保安、延安、西安）之行带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这里是外公与外婆最后共同生活的地方，是他们十年婚姻结束的地方。作为他们的后人，对于那一段历史，心中五味杂陈，常常无言以对。
还是讲讲黄河吧。
说起外公外婆在陕西的足迹，除了吴旗、瓦窑堡，红军东征黄河渡口遗址我也没去。据说，１９３６年红军东征，从陕西过黄河打到山西，外婆跟随我外公，曾是其中惟一的女战士。这一带至今还流传着外婆给寄宿过的老乡家送纪念品的故事。１９４７年，转战陕北的外公又在陕西东渡黄河。渡河时，外公说：“我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我们不能藐视黄河。”
这次来陕西，我也见到了黄河。在壶口瀑布前，我被那几里外就能听到的雷鸣般的咆哮声所慑服，被黄水拍打巨石激起的漫天水雾所兴奋。我当即拨通家里的电话，大声喊着、叫着――让妈妈听听黄河的声音，让妈妈分享女儿的快乐……
黄河岸边，一位身着白袄，头戴毛巾，面庞黝黑，身材瘦小的陕北老汉吹着唢呐，调子正是“信天游”。游客纷纷与他合影留念，那是老汉的一项收入。我也凑上前去，请旁人替我照相，老汉认真地摆出各种表演姿态。照完我才发现：包还在车里，身上没带钱。
尴尬的我不知说什么好，老汉笑笑，说：“没有就不给嘛。没事，没事。”接着，他迈步走向远处的河边巨石，仰头长奏。吹的是什么？巨浪声中我听不清楚。声浪气雾之中，滔滔黄河义无返顾向东流去，
我到了壶口，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没有来过的地方。此前总在思索：祖辈这些“千古风流”人物，他们的荣辱功过、悲欢离合，百年后还有多少人了解？后人该怎样评说？
现在，我会说：你们来看看黄河吧。这块土地，这些山水，会告诉你一切。
资料附录
＇注１＇赵桂来：《从宝塔山到中南海——高富有记忆中的一代伟人》，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第３６页
＇注２＇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４月，第９６页
＇注３＇张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印刷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表１４…９
＇注４＇、＇注５＇魏协武：《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银行编年纪事》，中国金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１６页、第１９页。钞票图样见图版４…２、４…４。
＇注６＇徐朱琴：《金维映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7月，第263页
＇注７＇、＇注８＇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第１１１页、第１１２页
＇注９＇王苏红：《空军征战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注１０＇斯诺录、汪衡译：《毛泽东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第７５页
＇注１１＇、＇注１２＇樊昊：《毛泽东和他的军事谋士》，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10月，第２５１页、第１９９页。
＇注１３＇、＇注１４＇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第３１７页、第３２９页
第二部分１９４９年，守望天津（1）
结束陕西之行回到北京家里，我把拍摄的录像和照片拿给妈妈看：保安、洛川、壶口、延安、西安……和外公外婆一样，妈妈离开陕北后再没回去过。耐心看完女儿急切塞来的全部作品，妈妈嘴角浮现出微笑。
录像里出现了刘志丹烈士之女刘力贞阿姨，她讲述着自己与我外婆、姨婆、岸青舅舅和妈妈在沈阳的一次巧遇：“海军”、“船员”、“起义”――这些词语让妈妈想起了５５年前的情形，不禁连连点头说：对，她说的对。
１９４９年初，１９岁的刘力贞被组织从延安派到关外沈阳学习医科，在这里见到了她的“贺姨姨”和“贺怡姨”。我的姨婆贺怡是不久前跨海来到东北的。贺家姐妹从长征开始，已经分别了１４年。
说来真是不巧：１９３８年，组织上把包括刘力贞在内的一批干部子女送往苏联学习，但没成功，半路被截回来了。刘阿姨没能在苏联见到我外婆，也没能成为我妈妈在国际儿童院的校友。１９５１年，同桂荣奶奶被安排到沈阳担任东北局托儿所顾问，而此时我外婆入关进京未成到了上海，这对老姐妹也没能见面。
１９７９年，随陕西省老干部参观团到上海的同桂荣奶奶专程到华东医院探望了我外婆。
从陕北不辞而别，到上海暮年相见，４２年过去了。这一对孤苦伶仃的老姐妹，各自把刘志丹和毛泽东的女儿抚养成人。现在，她们的女儿也已有了女儿，自己则垂垂老矣。同奶奶回来告诉女儿说：贺姨姨病得很利害。几十年没有见面，她仍然认识我。她拉着我的手，只是哭，说不出话来。
至今刘力贞阿姨也没想明白：“贺怡姨”是怎么知道自己来沈阳的。外婆见到她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一个人跑到东北，把妈妈丢在陕北，太可怜了！”刘阿姨说自己当时羞愧地无言以对。的确，同奶奶与外婆一样，十年来含辛茹苦抚养儿女。母亲的心却不是每一个儿女、或者儿女的每一个年龄段都能理解的。
这是刘力贞阿姨最后一次见到贺氏姐妹，这年年底，我的姨婆贺怡就在赣南遇难了。酷爱读书的刘阿姨告诉我，凡是有关我外婆的书，她都会找来看一看。在西安家中，她慢慢思索着，打开记忆中的珍藏，讲起那次见面的情况：
那时我住沈阳太原道的东北局招待所，六层楼，很高，我住第五层。一天，服务员告诉我：三层有位客人给你送水果，一大筐。我很奇怪，一问才知道，是你姨婆，贺怡。
你姨婆带着我见到了你外婆和你妈妈娇娇，她们和我住在一个楼里！你外婆还记得我。你妈妈有十二三岁吧，刚从苏联回来，不会说中国话，像个外国孩子。
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毛岸青。你姨婆向他介绍我，他在看书，抬了下头，不起来。你姨婆不愿意了，就说岸青：怎么这么没礼貌啊，不起来呀！岸青就起来了。他在看书嘛。
你外婆还批评你妈妈来着。怎么回事呢？不是有一次军舰起义吗？（即“重庆号巡洋舰”起义。见注１）那些水兵啊，军官啊，都安排在我们这个楼里，穿着海军服来来往往的。不知道是谁告诉的，他们后来就知道你妈妈是谁了。有时候我和你妈妈出来，就有人在指指点点，大意就说：这是毛（泽东）的女儿。
这事让你外婆知道了。她就把你妈妈和我叫去，训你妈妈。她说：谁让你到处乱说的！那意思就是你怎么这样招摇啊。你妈妈就委屈：我没说呀！她更生气了：你没说，别人怎么知道的？把你妈妈急的呀：我真的没跟人说呀！
你外婆还让我把娇娇的照片带给我妈妈，她还在后面写了字：“送给亲爱的刘妈妈，你的女儿娇娇。”你妈妈当时还写不了中国字。你外婆说：“在保安、延安时刘妈妈给你很多照顾，你不能忘了她。”
刘阿姨回忆中的那次军舰起义，我在《毛泽东年谱》中查到了相关内容。据此可以判断她与外婆见面的时间应该在那年三、四月份。有关记载是这样的：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４日，（毛泽东）同朱德复电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及全体官兵，对他们的英勇的起义表示嘉勉。”＇注１＇
让水兵知道妈妈是谁，外婆是有理由生气的，她不让妈妈说出自己的身份，一是为了她的安全，二是教育她凭自己的努力生活，不能靠在父辈这棵大树的荫凉下。几十年来，妈妈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不过，这次妈妈显然有些冤枉，可怜的她实际也刚刚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且还不能说。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来说，还有比这更遗憾的事情吗？
“父亲”这个词，对儿童时期的妈妈来说，是没有任何印象的。尽管在苏联时岸英、岸青舅舅也向他们的小妹妹提过，但中苏两国的万里阻隔使她仍然无法把“毛泽东”这个人与自己的“父亲”划上等号。妈妈曾经回忆道：
岸青哥哥从莫斯科到儿童院来看我，还给我买了一小捆长长的手杖糖。我们坐在礼堂里，聊天。主席台上挂着有照片，他指着照片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他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我说：“你瞎说，我没有爸爸。”哥哥说：“我没瞎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是他把我们送到苏联学习的。”
随外婆和哥哥回到自己的祖国后，离父亲的距离近多了，妈妈的思想也开始有了变化。她又回忆道：
我跟我妈妈到机关玩，墙上挂着主席像。我想起二哥上次说的关于父亲的事，就问我妈妈：
“妈妈，岸青哥哥跟我说……他说……”当时我怕说错了。我妈妈说：“岸青哥哥说什么？你慢慢讲。”
“他说照片上的人，是我们的爸爸。”
这时，外婆没说一句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需要指出的是：４岁多出国，在苏联生活６年的妈妈早已忘记了汉话，她与外婆之间只能用俄语交流。
父亲就在中国，父亲就是毛泽东！妈妈记住了。她不会想到，离１９４９年父女团聚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这还要从外婆一家如何回国开始讲起。可贵的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在回忆录里详细介绍了此事的前后经过。
１９４６年８月，外婆在苏区时期的战友王稼祥为治病携夫人朱仲丽从解放区来到苏联，在莫斯科遇到也是来治病的外婆在井冈山时期的战友罗荣桓及夫人林月琴，还有妈妈在国际儿童院的一批大哥哥、大姐姐。正是将妈妈从陕北带到苏联的朱德之女朱敏告诉王稼祥――外婆被苏联方面错误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关进了远离莫斯科的疯人院！
王稼祥和罗荣桓两人商量后，认为让我外婆这样一位老同志长期孤身寄居国外，甚至被关在疯人院里，是很不应该的。他们一致向苏方请求：应让贺大姐来莫斯科诊治，如无精神病症状，应送其回到祖国。然而，收到的是外交辞令式的否定答复：经过上级考虑，贺子珍同志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不便来莫斯科。你们的请求没有获得预期结果，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