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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并不罢休，他马上与夫人朱仲丽商量了一下，又与苏方磋商，提出让朱仲丽以医生的身份查看外婆病情，并且看望她并非病人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妈妈。因此，他继续请求将贺家母女送到莫斯科，以便让朱仲丽尽医生义务（朱仲丽１９３７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获硕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在外婆１９３７年赴苏时，王稼祥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何况他早年留学于此，与苏方接洽再合适不过。
第二部分１９４９年，守望天津（2）
要求提出十天后，苏方人员来找王稼祥夫妇。他一见面就耸起肩膀、摊开双手，仍然是一个毫无结果的答复。此时，王稼祥收起了往日的笑容，严肃地用流利的俄语直接向他说道：
请你们以我们的名义，再次向有关领导提出，我们有权利代表我们的党，看望自己的老同志贺子珍。如果她确实病情严重，我们将请示国内，是否将她继续留在苏联治疗，或是将她接回祖国。我们已解放了哈尔滨等大中城市，那里有较好的医疗条件，完全可以让她得到较好的治疗。如果她病情不重甚至没病，你们就更没理由把她长期关在疯人院内。请你们的上级重新考虑我们的郑重要求。
为营救外婆，王稼祥与罗荣桓继续努力着。需要指出的是：罗荣桓在此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外婆出院后，罗荣桓夫妇又请她和妈妈在自己的休养地住过一段时间，使她们的身体和精神得到了充分调养。
在纪念外公诞辰一百周年时，罗荣桓夫人林月琴撰文这样回忆她与我外公外婆的第一次见面：
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荣桓由后方政治部主任调任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正收拾行装，准备到部队去。一天，毛主席派警卫员来叫我到他的住处去。当时，我有点紧张。这是因为在这不久之前，毛主席曾经冲荣桓发过一次脾气。
事情是由一位外宾要到延安来引起的。当时荣桓看到毛主席用的被子已经十分破旧了，感到让外宾见到不大好，就叫供给部给毛主席换一床棉被。毛主席见到这床新被子，立即追问是谁让换的。当他得知是荣桓后，就打电话给荣桓，责问为什么要换被子。
他在电话里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条件，吃的是小米、高梁米，还是带壳壳的，穿的就是破旧的衣服。为什么盖旧被子就不能见洋人，要另搞一套？”他说话声音很大，虽然有湖南口音，我在电话旁边仍听得清清楚楚的。
荣桓接完电话感到毛主席说的很有道理，立即让供给部去把原来那床旧被子再换上。有这么一件事，我感到毛主席脾气很大，去时我有点紧张。到了他住的窑洞，我看到贺子珍也在。毛主席起身招呼我坐下后，很和蔼地说：“啊，你就是林月琴同志，都做过什么工作？打过仗吗？”……
从毛主席那里告辞出来，贺子珍送了我一程，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她和罗荣桓早在井冈山时期就相识了。她感到荣桓十分忠厚老成。长征之中，她骑了一匹小骡子走得慢，经常掉队。当时荣桓所在部队负责殿后、收容，她经常掉到荣桓所在的部队，荣桓一见她来，立即安排她的宿营、警戒。电话线一架好便打电话向毛主席报告，让毛主席放心。贺子珍说，她掉队到荣桓所在部队就像到了家里一样，感到十分安全。＇注４＇
需要解释的是：“文运同志”就是我外婆贺子珍。她刚到苏联时出于保密需要，也为专心学习，决定隐姓埋名，起过一个化名。这个化名有的书上说是“文英”，也有说“文云”。从罗荣桓题字分析，似乎应是“文云”或“文运”。
最终，苏联方面妥协了。他们把我外婆和我妈妈送到了莫斯科。她们母女见到了来自祖国的亲人――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几年没见外婆，妈妈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头发被疯人院剪得短短的阿姨，竟是自己那个长发飘飘，精明强干的母亲。
初见王稼祥夫妇，外婆连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她情绪安定一些，开始慢慢诉说。朱仲丽医生为外婆做了仔细检查，完全否定了“精神分裂”的错误诊断。王稼祥进而提出：贺子珍不宜再回疯人院，应暂留莫斯科，等待国内指示，决定去留问题。至于她的女儿，当然要留在自己母亲身边，并随同母亲去留。
王稼祥还对朱仲丽说：我们必须把贺大姐带回祖国，无论是出于一个革命战友的阶级感情，还是考虑到她和孩子的境遇，必然关联到毛泽东同志，我们有责任为中央处理好这件事。朱仲丽医生则说：是不能再让她这么受苦了，一定要把她们母女接回去。她到底是毛主席的前妻啊！
王稼祥将我外婆母女的情况用电报发回国内，详细地向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我外公毛泽东做了报告，并请示是否由他们夫妇将我外婆母女带回国内。不久，外公亲自复电：“完全同意”。
１９４９年春天，中共中央将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朱仲丽随王稼祥从东北到河北参加这次会议。她当面向外公传递了外婆已回到国内东北的消息。
９４９年初春３月，中共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此时三大战役都已胜利结束，红旗已插满长江以北的大半国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指日可待。
王稼祥携夫人朱仲丽从东北前来参加会议。到达这个小山村后，他们首先看望主席。在他们分别的三年间，在见到外公时，他们兴奋地连话也说不出来。王稼祥一定会想起１９３１年那张合影：顾作霖、朱德、邓发、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
在那幅合影上的七人中，顾作霖于１９３４年长征出发前病逝，项英于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中牺牲，邓发于１９４６年“四•；八空难”中丧生。活到今天的，只有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一年后在北京病逝）和王稼祥四人了。此时，他们都在西柏坡，参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在这次见面中，毛主席和王稼祥讨论了未来的国家定都问题。王稼祥认为北京是首都的合适之选。那里紧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主席含笑点头。
在他们结束谈话后，朱仲丽突然想起两件事，就直接向我外公说了出来。说完后，她对自己刚才在外公夫妇面前的脱口而出又有些后悔。对于当年的情景，晚年的她这样回忆道：＇注３＇
“主席，我在莫斯科见到了岸青，而且常在一块儿吃饭。”
“啊！他长得怎样了？读书好吗？”毛主席微笑着问。
“长的真像你啊！又高又大。学习也不错。”我停了一下，又说：“还有，贺子珍已经回到东北哈尔滨了。”
“她的身体怎么样了？”毛主席心情沉重地问。
我轻松地说：“身体还不错，没有发疯。娇娇满口俄语，不会讲中国话，长的也像你。我们把她们一块带回来的。”
毛主席频频点头。
第二部分１９４９年，守望天津（3）
１９７４年，王稼祥逝世（罗荣桓已于１９６３年逝世）。此后不久，朱仲丽到上海看望过外婆。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外婆沉默许久，两人相对无语。后来，外婆叹了口气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在北京，我只能在上海。要不是你们把我救出来，我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注３］
外婆带着妈妈从苏联回到中国东北哈尔滨不久，见到了素未谋面的嫂子、我的舅婆李立英。
舅婆本是带小平姨来吉林通化休养的。外婆从老战友罗荣桓那里听说了这个消息，兴奋地想立刻就去通化。考虑到她的身份和安全因素，在罗荣桓和东北铁路局长黄逸峰安排下，姑嫂终于在哈尔滨会面。２００２年在福州，舅婆向我是这样讲述的（括号中是我加的注释）：
第一次见……是１９４８年。我以前也没见过你奶奶（东梅从小称外婆为奶奶）。你奶奶发了一个电报，称我为嫂子，要我去哈尔滨。我当时向组织上反映了，说我不去，我不认识她，我没有见过（当时对外婆有许多传闻，使舅婆有所顾忌）。组织上说：你代表贺敏学同志也应该去。我听说她身体不好，我同她讲什么呢？他们说：有关毛主席的事，你没必要谈。她讲多少，你听多少。我说可以。他们说你一定要去，一个是机会难得，（她）到中国来。
就这样，我带着小平，带着一个警卫员。警卫员给我们两个烧饭吃，他给我扛了一条被子。为什么要扛被子呢？是因为不扛被子，火车上没地方睡。老百姓也很困难，那个时候只知道到哈尔滨，到哪里也不知道，在什么部门，在什么单位也不知道。大家都说贺子珍名气那么大，你一定要去看她。组织上既然这样肯定地要求，我就去了。小平当时是四、五岁。
哈尔滨我只认识一个铁路局长黄逸峰。贺子珍打电报给萧华，转李立英，知道嫂子已经到东北来了。因为空袭很厉害，小平当时只能睡在我身上。小平穿一件比较好的外套，被人家偷了。到哈尔滨以后，我们就打听黄逸峰。
黄逸峰夫妇陪我吃了一点早饭，就到贺子珍那里去。她一看见我，以为我是你舅公的大女儿，带个小孩子，还以为是小女儿。经黄逸峰介绍说这是你的嫂子。我才２４岁，我１９岁多生小平。她看了我很久很久，笑着对我说：我以为你是我哥哥的大女儿（舅婆比舅公小十六岁）。小平长得比较粗糙，脸比较黑红，又胖，我又很瘦，所以像姐妹两个。
就这样，我们谈了很多很多。她总问她哥哥。他们（指组织上）说：她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但是不要引导她说到毛主席那里去，不要探听这个消息。因为我们不知道她离开主席以后生活得怎样。
她问哥哥的情况相当详细。我就对她讲，她哥哥身上还有子弹，一颗在腿上，一颗在腰上－－腿上的子弹是拱起来的一颗步枪子弹；腰上的一颗，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在肚子里。没有开刀，当时也没有这个条件。贺子珍问：“那为什么还没有做手术呢？”她说：我在你身上了解到了哥哥的情况，以前都不知道。
贺子珍听后，一定要我叫贺敏学过海来动手术，这里的情况相当稳定。她说：这里能开（即开刀，下同），就到这里开；这里不能开，哪怕就是到苏联，也要开。我只有这个哥哥，现在只有兄妹三个人，原来五、六个兄弟姐妹都牺牲了。
我懂得这种思念之情，兄妹之情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我就对她讲：“现在是战争时期，他不容易过来。以后条件好一些，他会想办法治的。”贺子珍坚决不同意，她说我同你到政委那里去。我拗不过她，只好和大姐去，于是就带着小平一起去。
外婆给外公发电报，要求把舅公接来治伤，然后外公复电――这是１９３９年外婆收到外公那封信后，两人第一次恢复联系。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嫂子，咱们走，到罗荣桓政委那里去，请他帮个忙，给老毛发个电报。”外婆说着就拉着舅婆到了罗荣桓那里。在井冈山老战友面前，外婆不用客气。她说：“罗政委，今天我们来你这里，有一件事，请你帮忙。”“请谈，不要客气，子珍同志。”罗荣桓说。
“我起草了一份给毛主席的电报，请求让我哥哥来东北手术治疗战伤。”外婆随手将那份起草好的电报递给罗荣桓。罗荣桓接过电报看了看，说：“好的，好的，我让电台立即发出，请你放心。”
隔了一天，罗荣桓来电话，叫贺子珍去看电报。贺子珍非常高兴，邀着李立英来到罗荣桓处。罗荣桓叫秘书将电报内容念给贺子珍听：
子珍，来电收悉。华东战局紧张，急需敏学在职就位。现在无法前来治疗，以后有机会考虑。
毛泽东
外婆静静地听着每一个字，听后她没有吭气，好久她才对嫂嫂说：“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哥哥的伤病过段时间再治疗吧。”舅婆告诉我：“这个电报现在还在辽宁省（档案馆）”。她通过这件事，对外婆的性格也有了一个感性认识。＇注５＇
舅婆也是第一次见到我的妈妈，她这样告诉我：
当时你妈妈娇娇大概只有十一、二岁，到中国来读小学，在苏联时已经读中学了，讲的是苏联话（俄语），我一点都不懂，你奶奶就翻译给我听。你奶奶让她叫我舅妈，她说：“不，不，阿姨”。她妈妈说：“不对，应该叫舅妈。在中国应该还分舅妈、阿姨，不是像外国人，都统称阿姨。”
你妈妈长得瘦小，长得很白，完全是个外国孩子，一点都不会同我们讲话，只会同贺子珍讲话，全部都是苏联话（俄语）。我们两个人讲话的时候，她在旁边听。
在东北期间，罗荣桓一如既往地给外婆提供了很多帮助。除了常去他家串门之外，外婆还会去林彪家和蔡畅家。妈妈就曾在外婆的相册中见过一张小男孩虎头虎脑的照片――他就是小名“老虎”的林彪之子林立果。舅婆回忆道：
这个时候林彪在哈尔滨，你奶奶一定要带我去看林彪。我开始不愿意去，我不认识他。她说：不认识就认识一下。于是就跟着她到林彪那里去。
林彪看见小平长得胖，脸红扑扑的，很粗糙，长得很好。他说：“你给她吃什么？”我说给她吃玉米粥，我们过海的人全部都吃玉米。当时罗荣桓是政委，林彪是司令员。
当时我看见林彪的两个孩子，一个林立果，一个林立衡。男孩子还很小，抱在手上。林立果比较小，女儿林立衡比较大，比小平小两三岁。
舅婆继续回忆道：
主席来电之后，她也心定了。后来她同我们两个人睡在一起，我是收音机光收不放（意为只听不讲），我不想引起她的一些想法，因为我对她不太了解，究竟她现在身体状况如何。仍旧都在传说贺子珍神经不太正常，我看见后心想：她不是好好的吗？哪有不正常？
后来，她就开始自己谈她和主席的事，她同我谈的情况详细得不得了。
第二部分１９４９年，守望天津（4）
贺子珍吃了那么多苦。这些情况我都没有对贺敏学讲过，跟他讲有什么意思呢？男孩子女孩子不一样，他理解不了。
她和主席共盖过一条红毯子，到现在还在。我看见贺子珍的时候，她说要用这条红毯子拆成毛线给小平织毛衣。我说：大姐，不行！这是纪念品。和主席睡在一起盖过的毛毯是非常珍贵的，奶奶死后我就把这条毛毯给你妈妈了。
那条红毯子拆了一点，我硬是不让拆，说小平还小，更大了再买新的。这是您和主席的纪念品，不能拆。她说：什么纪念品，什么品都没有了。我自己都出来了，还要什么纪念品！
主席也积极想办法让贺子珍回来，曾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回去。贺子珍说：我晓得老毛那一套。我说：人家想了很多办法给你下台阶，你还是不下，你最后还是错误的。她自己也哈哈大笑。
时间过得太快，舅婆要带着小平姨离开东北回山东前线去了。临行前，外婆拿出一枚金戒指说：“嫂子，你在前方打仗，条件艰苦，急需时就把它卖了，用来应付环境。”
外婆的金戒指从何而来呢？她从苏联回来后连换洗的衣物都没有，妈妈则只有随身的一套衣服，脚上的鞋子已露出了趾头。包括罗荣桓、李富春等在内的东北局领导特地批给外婆两根金条，没有用完的部分打了一个金戒指。
这几乎是外婆的全部财产了，因此舅婆无论如何不肯要。外婆发火了，这是舅婆第一次看见她发火，只好含泪收下。不过舅婆多了一个心眼，在外婆送她们到火车站时，悄悄把金戒指给了外婆在苏联的同学，当时也在哈尔滨的王美兰（外公秘书李六如老人的夫人），嘱咐她回家后再还给外婆。
没想到火车一开动，王美兰便高高举着那枚金戒指，当着舅婆的面给了外婆。舅婆说：也许是要表明自己清白，让我亲眼看到她没有贪为己有。一见此情此景，外婆真的着急了。她高声喊着：“嫂子、嫂子”，一边在月台上甩开两腿追逐着火车，一边高高举着金戒指。舅婆告诉我：你奶奶不顾一切的样子，我至死难忘！
讲到这里，听故事的我陪着讲故事的舅婆，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各自从眼角涌出的热泪。透过泪光，我看到舅婆把目光投向窗外，仿佛那里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