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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听故事的我陪着讲故事的舅婆，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各自从眼角涌出的热泪。透过泪光，我看到舅婆把目光投向窗外，仿佛那里正重现着５０多年前她与外婆生离死别的一幕。
没想到，与我和妈妈一起去武夷山时还精神矍铄的舅婆，回来仅仅一周就被确诊为晚期癌症。晚辈们为了不给她增加心理上的负担，隐瞒了她的病情。她带着持续的低烧，却兴致勃勃地在病榻上回忆和讲述，让我记录贺家与毛家的传奇往事，常常是讲半天，歇半天，再讲半天……
晚辈们劝她休息，她总是一脸微笑地说：“不累，不累，把我记得的东西好好地告诉你们，也是我为贺家、为历史做的一份贡献。”她深知作为贺家历史的最后一位见证人，还历史以真实和完整是她的使命。
看到整理出来的厚厚一叠谈话记录，我很有成就感。不过翻阅以后，还有些意犹未尽，写下了这些计划：“请舅婆讲袁文才”、“请舅婆详述陈毅送表的故事”、“请舅婆回忆与彭德怀会面的情景”、“请舅婆详述故事细节”、“请舅婆详述此事”……
那年秋天，舅婆去世了，“永新三贺”这一代中最后一位长辈走了。这一消息是那么突然，那些应该“详述”的历史，再也无人开口了，我懊悔不已……
送走嫂子之后，在哈尔滨的那段日子里，外婆认真考虑了自己今后的打算。她终于有了一份工作，也曾经想过再婚，总而言之，她准备结束过去，开始新的生活。
妈妈告诉我：一位老人（记不清是谁了。可能是外公外婆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何长工，１９４７年外婆在哈尔滨与他见面。）说过外婆当时向他提出的两大心愿：
一，不要因为我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我给“禁”起来；
二，我想见毛泽东主席一面，说句话，握握手就行。
但她的人生安排，被两个人改变。一个就是她的女儿，我的妈妈――当外婆向她试探着征求是否同意自己再婚的意见时，妈妈大哭起来。她后来也说过：“这怪我。当时只是想，一个妈妈管我就够受的了，再加一个爸爸，我可受不了。”毕竟，她当时只有十二、三岁啊！
另一个人就是她的妹妹，我的姨婆。１９４８年在沈阳姐妹相见，贺怡力劝外婆回到外公身边，她要为姐姐争个名份。对此，外婆认为没有可能，又拗不过妹妹一片好意。她很犹豫。
在姨婆的建议下，外婆和妈妈还是分别向外公写了一封信。收到妈妈的信，喜出望外的外公回了信，继而他觉得寄信太慢，又发来电报。外公希望尽快见到与自己离别８年的女儿。
外婆的信，大意是这样的：
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九年，对国内现有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在苏德战争期间，生活艰苦，什么都要干，比长征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我现在学做工会工作。
我很感谢您对我的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外公回复外婆的信时，已是１９５０年夏。信上这样说：
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外婆与姨婆的关系十分亲密。舅婆曾这样回忆１９４７年她初见外婆时谈到姨婆的情况。
她的精神状态很好，不断询问亲人们的情况。我告诉她：她的母亲在父亲病逝后到了延安，毛主席亲自照料老人家的生活，为她送终立碑。胡宗南侵占延安，把母亲的坟给挖了，部队收复了延安，毛主席请老乡重新把母亲安葬了。
我继续讲，贺怡在战争年代很勇敢，落入敌手后坚贞不屈，受到毛主席的赞扬，并指示用俘获的国民党一将领交换她出狱。贺怡在延安做大手术，胃被切除三分之二，当时身边没有亲人，还是毛主席为她签的字。
听到这里，她再也控制不住，痛哭起来。
第二部分１９４９年，守望天津（5）
１９４９年早春，姨婆与来京商讨翻译外公哲学作品的苏联尤金教授一起，带着我妈妈和岸青舅舅，到了外公的新居－－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分别多年的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妈妈和舅舅这对毛家兄妹顺利进京，而外婆和姨婆这对贺氏姐妹则在进京途中受阻。但是，由于姨婆英年早逝，外婆又守口如瓶，有关组织部门也一直没人道出真相，她们两人从沈阳去北平的火车上究竟遇到了什么情况，现在已经很难有个准确的说法了。大家只是听说：两个自称来自组织部门的人在山海关上车，阻止了她们进京。
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外婆在进京的门槛――天津住了几乎一个夏天。她在市委招待所等待着。
此时的妈妈还沉浸在父爱的怀抱中，她根本想不到，也不可能理解外婆为什么不能来北平。但是，她的岸英哥哥则不然。据妈妈后来讲，对贺妈妈心怀敬爱的岸英舅舅，已经与外公谈起过接外婆来北京的打算。
可是还没等到岸英舅舅着手安排，他就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抗美援朝战争，牺牲在朝鲜的土地上。这一噩耗对将岸英舅舅视如己出的外婆一直封锁着。恐怕她至死都不知道此事，大家也不忍心让已失去五个亲生骨肉的外婆再受刺激。
我在家翻开外婆珍藏的老影集，第一页是开国时外公的标准像，也就是毛选一至四卷扉页照片；第二页则是外公的长子，外婆的继子毛岸英的两张照片；第三页才是外婆爱女娇娇的两张照片。
在天津度日如年的外婆，不会不知道外公正在北平忙碌着什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即。而外婆，这位１９３２年在红都瑞金参加过中华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典礼奔忙过的女战士，已经不能和当年的战友康克清、邓小平、彭儒一起躬逢其盛了。
好在研究赣南“红土地”文化的专家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忠实记录下了外婆在“一苏”大会期间的工作。书中写道：
出席“一苏”大会的代表预计有五六百人，妥善安排好他们的吃住，是件大事。大会筹备处专门成立了代表接待组，指定康克清、贺子珍、彭儒等专做这件事。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带着县委、县苏政府的工作人员，与康克清、贺子珍等一起，深入乡村，逐村逐屋地察看，动员群众尽量腾出地方，给代表们住宿。＇注６＇
２００３年，我写下了《翻开我家老影集》，其中有一章是专门讲述外婆的。后来，有一家报纸在转载时，把１９４７年那张合影当作“外婆的第一张照片”。这固然有误，但也情有可原。
目前为止能找到的外婆第一张照片，应该是这张１９３２年六位女红军合影。但细看就会发现，其余五个人的面目都清晰可辨，神态毕显，惟独这次合影的发起者――我的外婆贺子珍看上去是那么模糊，淡到连五官都几乎无法识别。
妈妈是这样说的：这张照片以前就放在我家相册里，很清楚的，能看到我妈妈的样子。后来某博物馆来人拿走了，再还回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解放后，外婆不得不以模糊、朦胧的面目示人。就连这，我估计也要感谢彭儒奶奶，因为照片上在旁边亲密搂着外婆的周月林后来有了更严重的“历史问题”：被作为出卖瞿秋白的叛徒１９５５年起被关押，直到１９７９年经法院审理无罪释放。
不用说按“文革”思维，就是解放后稍稍“左”一些的做法，也不会把周月林甚至我外婆留在合影中，通常的办法应该是一剪了之。但是，坐在外婆前面的彭儒并无历史问题，似乎不应受此株连。所以，抹淡外婆五官，在说明中不出现她和周月林的名字，恐怕是比较稳妥的办法。事实上，长期以来，这幅照片下的说明一直就只是“康克清等女战士”。
近年来，六位女红军的名字得以恢复。而外婆的面目，也应该清楚起来了。
就在１９３２年“一苏”大会筹备期间，毛贺两家亲人有过历史上惟一的聚首。毛家是毛泽东、毛泽民和毛泽覃三兄弟、他们的妻子－－三位妯娌，是贺子珍、钱希均和贺怡。这“三妯娌”中有贺氏两姊妹，再加上贺家大哥贺敏学。七个人围在桌边，吃了一顿团圆饭。
外婆到天津时，离毛贺两家聚会已经过去１７年。泽覃外公和泽民外公于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４３年先后牺牲，外公于１９３８年再婚，当年毛家三兄弟婚姻均告解体。
后来，外婆在苏联的同学方志纯从北京南下江西任职，临行前接到了中央打来让他与外婆同行的电话。车到天津，外婆与贺怡在中央组织部人员陪同下上了车。老友相见，外婆还是很高兴的。他们一起到了上海。
方志纯找到了陈毅市长，告诉他护送贺家姐妹的事。陈毅请他转告“永新三贺”，晚上请大家在上海最高级的乐义饭店（今华山饭店）吃饭。外婆一家兄妹自长征分别以来首次团圆，一别已是１５年。他们的父母贺焕文和温吐秀都已去世。各自的儿女也都长大了，时间过得真快！
据方志纯夫人朱旦华回忆：宴会后，陈毅送给贺敏学一部吉普车。贺怡看到后表示她要借用一下，去江西找毛毛，她想在自己去江西吉安就任市委组织部长前把毛毛找到。
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中国人民政协会议大会在京结束，通过了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外婆一定知道了这条消息。这时她刚刚度过４０岁生日。她为之流血，几乎付出生命的革命，总算有了结果。
然而，不到两个月噩耗传来－－寻访毛毛没有结果的姨婆在江西泰和一起车祸中身亡！在翻车的最后关头，姨婆把抱在自己怀里的八岁儿子春生一把扔了出去，自己则被车身重重压在地上。春生表舅告诉我：这次翻车，纯粹是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
第二部分１９４９年，守望天津（6）
２００４年初夏，姨婆遇难５５年后，我到吉安与泰和寻访贺怡墓和车祸发生地。我也想为她做点什么。
由党史办萧主任当向导，我踏着很长一段汽车无法通过的泥路来到吉安市西郊一处公墓。红色砂土地上，高高低低立着无数黑色的、白色的百姓墓碑。经当地老人指点，我在第一排发现了一座显然是新修过的墓，碑文上写“贺怡同志之墓”六字。除了高度和体量略为突出外，并不比旁边的墓显眼。
当初，车祸中牺牲三人合葬一座墓。现在贺怡墓已经改建，另两人的墓虽经我和大家分头寻找，也没有结果。但在寻找过程中，发现了贺怡继子刘子毅之墓。墓小小的，被贺墓的右圆弧挡着，像孩子偎依着母亲，这对在延安相依为命、又分别在建国后和“文革”中死于非命（１９６７年，时任上海铁路局公安处长的刘子毅舅舅被非法关押，遭毒打至死）的母子，终于紧紧守在一起，似乎再也不愿外力把他们分开。
在墓前，我默默念着：姨婆，我下一站就要去舅公、外婆和您的家乡――永新。从那里回来，我一定要去泰和，找到当年车祸发生的地方，看看您最后一段人生之路。
两天后，我到泰和县向再次见面的吉安市党史办领导提出这一请求。他们也很为难――线索实在太少。我所知道的仅仅是车祸发生在桥上，有桥必有水。可他们肯定地说那一带没有河。怎么办？下午日程很紧，还要赶去赣州祭扫曾外公贺焕文墓，再连夜回南昌，次日一早还有活动。最后，我还是下了决心：既然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去那里看看，哪怕是远远地望望那片田野也好。
在前往传说中车祸发生地凤凰圩的公路上，我们的车子放慢了速度，当地同志用手机加紧联络。突然，车子减速，停在路旁，这里正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它距离与吉安县交界的凤凰圩还有十几里路。
我被告知事发地点应该就是这里的一座石桥。在那个深夜，赶路的吉普车意外地翻到了桥下。从桥上到沟底，我目测约有两米，翻车是足以致命的。当时沟里还有水，现在则已种上了庄稼。不远处，牛儿在悠闲地嚼着什么。周围是绿树，青草，禾苗，一片青翠。今年江西大暑，骄阳似火，我们个个挥汗如雨。
姨婆，您历经无数风浪，都能化险为夷。您望见１９４９年解放的曙光，却没跨过１９５０年的门槛。您有多少话没来得及讲，就都带走了。您这一走，让外婆好孤单啊――我默念着……
党史办同志告诉我，他们已通知村支书介绍当年车祸情况，人家正向这里赶。我想既然已看过此地，不要再打扰人家了，于是谢绝了这一好意。
大家又坚持送了我一程，途经国民党“军统”马家洲集中营遗址。外婆在井冈山时的战友张文彬、姨婆在南方局时的同事涂振农１９４２年被捕后关押在此。张文彬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领导干部之一。他面对敌人不屈不挠，１９４４年在此牺牲。涂振农党内资格很老且参加过长征，与姨婆关系不错。但他在此曲膝投降，成为可耻叛徒，１９５０年在北京被政府镇压。
正应了那句话：好事多磨。从江西回京不久，接到吉安党史办萧主任的电话和来信，很是意外――根据后来赶到的村支书介绍以及他们实地调查，我看的那处还不是当年的事发地点，车祸发生在桥头村另一方位。
来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东梅小姐：
您好！
遵您所托，我们对贺怡部长车祸遇难地进行了查寻，地点现已确定，在今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的桥头村小组。原来一直为您所萦怀的“凤凰桥”，现在看来实为“丰塘桥”的音误。
泰和县委党史办的同志做了一次实地调访，现将他们的调访材料及照片寄来，供您参考。
欢迎您得空回来走走，并颂
时祺！
江西省吉安市委党史办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９日
所附《关于贺怡同志遇难后现场及情况调查》访问了泰和县三位见证人（１３岁的儿童团长，１７岁、２７岁的两位青年人）。他们说：车是在桥南五、六米翻进路边水坑的，坑深三、四米，水深一尺多。
对于这份“情况调查”中当地老乡的回忆，我一时还解释不清。据说当年开车的司机可能还在。我还真想访他一访。不为别的，就是请他好好讲讲当年的情况。
比如：车上到底有几个人？泰和人说是五个（遇难的贺怡、古一民即古柏与曾碧漪之子――信上说法是“毛主席的干儿子”，还有一个“老婆婆”即曾碧漪、一个中年人，一个警卫员）。那么到底有没有姨婆养子贺麓成，以及春生舅舅和海峰姨？为什么老照片上显示的遇难者墓碑是三个（包括警卫员贺春明）？谁能告诉我？
不管怎样，我看来是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１日车祸后重来此地的第一位贺家后人。我似乎看到了从没见过的姨婆，还有从小看我长大的春生舅舅、海峰姨一行，坐在一辆负荷沉重的车里，在黑夜中，颠簸蹒跚地向这里走来……
资料附录
＇注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下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８月，第４６９页
＇注２＇、＇注３＇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第１５５页、第１６２页
＇注４＇施昌明：《王稼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２８页
＇注５＇林月琴：《有关毛主席和罗荣桓交往的片断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
＇注６＇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７月，第２１７页。
＇注７＇凌步机、舒龙：《血铸赤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纪事》，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第１３０页
第二部分１９５９年，相会庐山（1）
终年笼罩在云雾中的江西庐山神秘莫测。１９５９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分别２２年后，我的外公毛泽东和外婆贺子珍在此相会．这次相会是外公外婆平生最后一次见面，为他们的爱情添上了一抹亮色。
为什么会有庐山相会？这要从外婆从上海搬到江西说起。
据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