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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浓烈呛鼻的血腥味儿，久久地飘散在这片焦土的上空。
敌海军舰队自6月26日起，派大批兵力下江排雷，但进展不大。便贸然溯江上驶，被水雷炸伤炸沉舰艇数艘，不敢再轻举冒进，遂改为由小型舰艇在前作探险性开进。
7月13日。 海军陈绍宽总司令挺立军舰指挥台上，举起望远镜从远处向湖口方向了望，发现在湖口江面上停靠着一大群日军的中、小型军舰。回过身来对一参谋下令，立即组织快艇袭击敌舰队。
7月14日。
海军总司令部派文93号快艇前去袭击湖口江面的敌舰队。该艇开足马力，划开一道雪白的浪花，顺流直下，照直朝敌舰队冲去。敌舰队慌忙开火，在江上组成一道严密的火网。雨点似的高射机枪子弹和轰隆的炮弹，落人空阔的江面激起一层层白色的水浪。快艇冒着敌人炮火全速冲击，待靠近敌艇队时，才发射鱼雷。只听一声巨响，敌舰队中间冒起一般浓烟一艘中型军舰渐渐倾斜沉没。
文93号快艇得胜归来，艇身弹痕累累，艇上官兵几乎全部挂花。
7月17日。
海军又派史223号和岳253号怏艇，再次袭击湖口敌舰队。清晨，江风徐徐，十分惬意。两艘快艇装上鱼雷，顺江而去。但是，在途中却被陆军拉布的水下阻网缠绞，无法脱身，史223号快艇无声无息地含恨沉入江中；岳253号也致重伤，无法开动。
敌舰队遭中国海军快艇袭击，受到很大威胁。于是，出动机群沿江搜索，终于在薪春附近发现快艇停泊基地，便立即对其轰炸攻击，快艇部队几乎遭到全歼，无力再组织对敌舰队的进攻袭击。
7月22日。
陈绍宽上将乘湖隼号鱼雷快艇到九江前线视察。经实地考察已认为只布设固定水雷阻敌，效果不大。决定采用浮雷攻击敌舰。
他对布雷部队官兵讲话：“浮雷飘泛在水面，顺江而下，向敌舰迎头痛击，定使敌舰无法躲避，效果一定良好。但是，施放浮雷，首先要弄清敌舰停泊或行进的路线地点，在相当近的距离内放雷，才能获得所希望之成果，因此，执行这项任务，是非常危险的，希望我海军将士，无愧于民族卫士的称号，发挥决战决胜精神，完成此项艰巨任务！”
于是，组成若干个布雷别动队，专布浮雷。各队秘密出发，在黑夜里越过我方自己布设的数道水雷封锁线，抵达敌舰队很近的地方，放下浮雷。首次出击，即将湖口江面的敌舰队炸沉炸伤各一艘。
另有一支布雷别动队，带着沉重的浮雷，从陆路穿过敌占区，深入到安庆敌后开展水上游击战争，在贵池等地，潜伏于大江两岸芦苇丛中，寻机放雷，奇袭敌舰，断敌交通，神出鬼没，打得日军坐卧不安。
五
7月上旬。
正当中、日两军在马当、湖口地区进行武汉外围战，并都在积极调兵，准备大决战之时，从北方传来一个令蒋介石十分振奋的消息：苏联红军在吉林省珲春县最南端的中、苏边界上，跟日本关东军在张鼓峰、沙草峰等地发生了激烈交火，而且规模还不小，双方都投入了上万人马。
蒋介石立即预感到这一事件将带来世界局势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将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他分析中、日、苏三国的关系，认为：如果日、苏之间由此酿成大战，日本将抽兵北顾，自然给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减轻压力；如果日、苏间暂时罢兵言和，则苏联对日本仍是一大威胁，日本必然倾全力以攻中国，意图将中国战败之后，早日抽兵他顾。
此时，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将军来见，诚恳地向蒋介石建议，应适当变更和调整会战兵力，周恩来指出，明朝覆亡的教训之一，就是节节抵抗，节节败退，而没有在敌后留下一定数量的部队以牵制敌人。我国既已作持久抗战之计，就不应倾其所有兵力来进行这次会战。具体建议以三分之一的部队与日军对峙；三分之一的部队转入敌后，化整为零，开展敌后游击战：另以三分之一的部队撤到后方，进行整训补充。
蒋介石基本接受了周的建议。当即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高级军事人员会议，商讨对策。最后，蒋介石作出决定：“我军必须力求战而不决，以作长期持久抗战准备。要使倭寇深深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最终将其拖垮击败，武汉会战的摊子已经摆开，我军非到有利地区，而不要轻易与敌决战。我们只以原计划百分之六十的兵力进行保卫武汉的消耗作战。保留百分之四十的兵力作今后持久战的基础，因此，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应根据这个原则，重新调整兵力部署。”
根据蒋介石这一俄略部署，陈诚立即将江南第九战区数十万大军重新作了相应的调整。将主力集结于鄱阳湖西面水网地带和庐山地区，准备在这有利地区歼灭日军，同时，也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白崇禧受命之后，也立即赶往商城，在城北的祠堂里设立第五战区指挥所（因李宗仁患牙病住院，五战区由白崇禧代理司令长官），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将精锐之师徐源泉的第26集团军调到合肥以西，背靠大别山东麓以作持久战。其他部队则配置于大别山西北麓，和大别山南面的长江沿线。白崇禧给本战区部队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大别山南北两面险要地区阻敌窜入，或诱敌于对我有利的地带，加以歼灭，以确保长江北岸。
同时，白崇禧将第五战区部队划分为三个作战兵团：
左兵团：指挥官孙连仲。负责大别山西北麓方面，将敌诱至有利地区予以歼灭；
右兵团：指挥官李品仙。负责大别山南面，利用长江北岸港湾错杂的有利地形，相机歼敌；
中央兵团：指挥官廖磊。大军藏于大别山中，部分兵力守在大别山东面险要隘口各处，阻止日军进山。
白崇禧真不愧为“小诸葛”，第五战区数十万大军经他这样一拨弄，一兵一卒都靠上了大别山这坚强的堡垒，进可攻，退可守，行动自由，置于不败之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钻大别山，以作长久抗战之计。
白崇禧部署好部队，就将指挥所搬到大别山西边一个名叫宋埠的小镇上，在这儿，他一方面可以就近与陈诚的九战区长官部保持密切联系，以便江两岸协同作战；另一方面，这一带是他预设的歼敌战场，以便就近指挥督战；其三方面，他设指挥所于此，是便于掌握左、中、右三个作战兵团的情况。
却说右兵团指挥官李品仙中将，新近才被蒋介石提拔为第4兵团司令，心里很激动。新官上任，他想早点到战场上去烧他几把火，打几个漂亮仗来报答蒋介石，也不在提拔他一场。
他从白崇禧那儿得了将令出来，跳上一辆破破烂烂的小越野车，驱车赶往鏖战正酣的黄梅前线。
车窗外，江水奔腾。他的心也如江水那样激荡，那江水仿佛幻化成了他的千军万马，正以澎湃之势，向敌军发起反攻……
突然，一群敌机顺江而来，对着小车俯冲扫射。
司机大惊，车身失控，连人带车滚进路旁水田。
这位陆军中将从破车里爬出来，拔腿就跑。
这时，只见一架敌机俯冲下来，对着那辆破烂小车哒哒地一阵扫射，然后，机头一翘，屁股后漏出一个娃娃样大的铁玩意儿。李中将赶紧朝地上一扑，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震他差点儿吐了出来。湿乎乎的稀泥，忽啦啦地从天而降。把他半个身子都埋在了土里。
他猛地一蹦，站了起来。才发现后脑勺和背上都糊着大块大块的烂泥。回头看去，他坐的那辆车，不知飞到哪儿去了，其地已创出了一个半间屋子样大的土坑，好险！在他脚边还有一大块黑不溜秋的东西，是车门还是车顶盖，也说不清楚。
呸！他朝那土坑狠狠唾了一口，头也不回地照直朝黄梅前线走去。
中日战争扩大化，也迫使希特勒德国在远东的这两个伙伴之间进行选择。日本工业和军事力量都很强大，与之结盟，可以作为德国侵略扩张的有力帮手；中国工业落后，军事力量软弱，与之结盟，不但不能给希特勒以军事上的支援和策应，反而还要希特勒来“救济”这位又穷又大的穷朋友。
希特勒毅然选择与日本结盟，一脚踢开了中国这位可怜的穷朋友。
虽然中国曾竭力揭露日、苏暗中勾结，但事实却胜于雄辩，日、苏间的关系仍在不断恶化。而中国与苏俄的靠近却日趋明朗。1938年初，苏联秘密卖给蒋介石包括飞机、大炮和枪支在内的，共计一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虽然斯大林一点也不客气，对贫穷的中国人分文不让，照收美元不误，但那毕竟是军火，是用于战争的东西。
希特勒果断地断绝了与蒋介石的军事联系。先是断绝武器装备的交易，再是当武汉会战打得正激烈时，下令撤走所有的德军顾问。
希特勒落井下石，釜底抽薪的行为，在德军顾问团中引起强烈不满。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长期在华工作，同蒋介石和中国军界结下了深厚友谊。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军带头向柏林提出，愿以个人名义留下，继续为中国抗战服务。但希特勒的态度非常强硬，警告法肯豪森等人，如不遵命按期回国，他们在国内的家属，将面临严重后果。
德国军事顾问团大多数成员被迫于6月底离华回国；但是、仍有五位顾问，毅然舍去一切，坚持留了下来。所有回国的德军顾问，临行前都来向蒋介石保证，决不出卖中国利益，决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秘密。
正当蒋介石为德国的卑劣行为感到气愤之时，斯大林却向他伸出一只热乎乎的大手，其原因正如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因为日苏间发生的张鼓峰事件。
所谓张鼓峰事件，是1938年7月13日，四十余名苏联红军越过边境，悄悄进入了吉林省珲春最南端的张鼓峰地区，关东军立即查阅地图，看出该地为“满洲国”的领土，于是认定苏军为非法侵犯行为，调遣部队进行“自卫还击”。日本驻朝鲜的第19师团，首先发难。双方在此迅速增加兵力，动用坦克，重炮部队展开大战。正当日军第19师团数万人陷入绝境，将被苏军全歼时，莫斯科方面却突然主动宣布停战言和，停战之后，日军方面也十分知趣，不再提苏俄军侵略满洲帝国领土之事，慷慨地容许苏军“合法”占领张鼓峰地区。
张鼓峰事件很快得到和平解决，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日本方面认为，自己的两条腿还深深地陷在中国这块泥沼里，一时还拔不出来，无力对苏联展开大战。所以，在对中国的战争结束之前，他们对斯大林采取尽量克制的态度。
第二方面，苏俄方面认为，他的西边受到希特勒咄咄逼人的威胁。日本在亚洲同俄国争夺势力范围，当然是俄国的死对头。但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战略家，都不会让自己陷入两面出击，因而亦是两面受夹击的被动局面。斯大林当然明白这一点。在斯大林看来，既然日本与中国已摆开那么大的摊子，正厮杀得难解难分，还不如在诸如张鼓峰这样的事件中，对日本作些让步，以达到从中渔利的目的。
为了切切实实让日本方面理解斯大林元帅的良苦之心，日、苏在谈判停战时，苏方一再向日本表示，绝不会对日本的关东军有军事行动。
通过张鼓峰事件的友好解决，夭皇和日军统帅部“由此却得出威力侦察的结论：苏联并无大举出动之意，于是得以消除后顾之忧，实施对华作战。”
同时，苏俄方面认为，也不能让日本一下子就把中国给打败了。日本征服了中国，总有回过头来进攻苏俄的危险。于是，应该对中国的抗战施以国际主义之援助，使其牢牢拖住日军，让日军长期陷在中国那块泥潭之中。有鉴于此，援助中国抗战，无疑是给中国这块战争的沼泽地再灌些水，使之永远是无底的沼地。
对于蒋介石来说，处于那种非常困难的境地，谁的支援，物质的和精神的不论，都一概是求之不得的。
在张鼓峰事件爆发后，苏联开始热心援华，开来了苏联空军援华志愿大队和军事顾问，运来了许多大炮和枪支。
六
1938年5月19日。
中国空军第一次打出国境，远征日本取得成功。
早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就想用飞机去轰炸日本本土，以示报复。1937年9月，他派了个军事代表团去莫斯科，作购买武器的秘密谈判。蒋介石特别指示代表团，一定要争取购买远程重型轰炸机和五百公斤以上的大个儿炸弹，并明确要代表团告诉苏方，这是为了反击日本，准备去轰炸日本本土的。代表团在苏谈判期间，蒋介石最为关心的就是远程轰炸机和大个儿炸弹，曾数次去电询问情况。但苏方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无论如何也不肯卖那些东西给中国。成交结果，5公斤至10公斤重的小西瓜炸弹到是卖了不少给蒋介石，五百公斤的大个儿一个也没给。
蒋介石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也就告吹。
到1938年4月中旬，蒋介石产生了一个新的点子，决心冒一次险，对日本侵略者精神上来一次狠狠打击。他命令政治部第三厅的“先生们”（因三厅主要为共产党员组成，负责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抗战宣传文化工作，因此，国民党上层亲切地称三厅的人为“先生”，赶紧编写印刷一批传单备用。
五月中旬，几十万份传单便从郭沫若那儿送到了航空委员会。
蒋介石亲自下令，派两架轰炸机带着这些宣传品到日本去撒。
中国空军第14大队队长徐焕章，副队长佟彦博，分别驾机从武汉机场起飞，在茫茫的云海上空向东飞去。
两架轰炸机飞出了大陆，飞出了中国领海。深夜两点四十五分进入日本本土。
近百年来，中国军队都是躲在自家门框后，被列强任意追打欺凌，而这一天，中国军人第一次勇敢地闯出了自家大门，在上万米的云端，高高在上地鸟瞰敌国的土地。
日本全国一片惊慌失措，警报声响遍了日本列岛，他们以为中国人带来了报仇雪恨的炸弹。然而，当九州、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城市和乡村的居民，随手拾起天上飞来的中国传单时，才发现那上面充满了善意的文明的语言：
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徐、佟二人，本来抱着有去无回的心情前去日本撒传单的，谁知，到了日本上空却大出原来之意料。当他们驾着飞机在日本上空，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撒完了所有的传单时，也没听见日本人开炮打他们。觉得好生奇怪，朝下一望，只听见警报声还在哇哇乱叫，各大城市一片慌乱，竟还没回过神来关灭电灯。徐、佟二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在无线电里对起话来。
徐说：“你看他们慌得那样儿，到处都还亮着灯。”
佟说：“我们要真带着炸弹，那些城市准挨炸，电灯就是目标！”
徐说：“你看有一片灯光突然灭了。哦，又有一片灯光熄了。”
佟说：“他们到现在才想起该做什么事呢！”
两架轰炸机在武汉机场安全着陆。当徐、佟二人走出驾驶舱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军政要员已伸着两条胳膊迎了上来。
何应钦说：“欢迎你们，我们的民族大英雄！”
孔祥熙腆着个大肚子说：“你们从机上发回的，征服倭寇的电报，委员长知道了，高兴得很，特地派我们来迎接！”
小车把这二人拉到蒋介石的会客厅。
蒋介石已迎候在门口，他这会儿竟然也忘记了身为军人的礼节和统帅的威严，在受部下军礼之前，就伸出手去、弄得徐、佟二人不知是向他敬礼好，还是和他握手好。
进客厅坐下，蒋介石竖直耳朵，像山沟里的小孩子打听大城市的新鲜事那样好奇地打听他们的历险记。听到高兴处，竟有些失态地手舞足蹈起来，连说：“不行不行，日本的那个防空，太幼稚了！”
徐、佟二人成了大英雄，成了报纸电台的头号新闻人物。武汉各界代表前来慰问，请去作报告，把他们当圣品展览。
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和第18集团军，特送红彤彤的锦旗一面，致以民族的敬意。
日军认为，这一次比台儿庄的“差错”更丢脸；日军航空部队对武汉地区，不分军民地施以报复性轰炸，同时，以绝对优势之空中力量，专寻中国空军决战，以图歼灭中国空军。中国空军虽然力量薄弱，却勇敢地迎战。
5月31日。
大批日机空袭武汉。中国空军起飞迎击，一举击落敌机14架。在此前不久的另一次空战中，中国空军击落敌机21架。在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