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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第一只公蛐蛐来，她就这么算，每天都满备。新来的这只也一样，担任同样的职务。蛐蛐的这种本领，是它们能不被杀的重要原因，否则我早丢进去给派蒂杀手当晚餐了。
但是今天，我终于忍不住，派出了派蒂杀手，去执行死亡任务。
为什么？
因为那公蛐蛐昨夜居然跳出瓶子，跑掉了。非但跑掉，还躲在门缝里不停叫，使我一次又一次扑空。
我的“威权体制”岂容被挑战呢？你流亡海外也便罢了，居然敢对我隔海放话，且扰乱我人民的安宁、造成人心的浮动。
你看！这母蛐蛐一听到公蛐蛐叫，就神不守舍，这还得了吗？
我现在终于搞清楚，它们是怎么进来的了。原来我书房通院子的门，有两层外面是纱门，里面的玻璃门。在两道门之间，靠地面处有个小洞，那小洞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又有个小洞通向墙外。于是蛐蛐可以钻进墙上的小洞，进入我的纱门和玻璃门之间，当我白天打开玻璃门，靠纱门通风时，它就跳进屋来。
现在这逃走的公蛐蛐就躲在小洞里。把尖尖伸着两根针的屁股对着室内，不断鼓翅、鸣叫，好像在喊：“快来哟！跳出玻璃瓶，投奔自由跟我来哟！”而且，我一接近，它就溜进去，还躲在里面叫。
我曾想灌水进去，又怕弄坏了墙而且水由这边进，另一边出，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我也曾想请老岳父，狠狠吸口香烟，喷进去，又怕近八十岁的老先生，趴地上扭了腰。
最后，我灵机一动。
对啊！放着超级杀手不用，岂不太笨了吗？
我把派蒂从罐子里拿出来。我现在的技术好了，知道颈子后方一公分半的位置，是它钳子的死角。于是抓着这里，把派蒂放到蛐蛐的门口。
我也不是放在正门口，而是放到那小洞的上方，让杀手垂直攀在墙上，采取最佳的“刺杀位置”。
然后，我掩上了玻璃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杀手不会放弃任务逃跑。每个雇用杀手的人都应该懂，先要防杀手变成杀自己人的道理。
我由玻璃门的上面往下偷窥，可惜因为位置太低，什么也看不到，但我能听到那逃亡蛐蛐的叫声，隐隐约约地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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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声音大了，想必移到了洞口，我在心里暗念：“派蒂啊！你可千万别离开。”
突然，叫声停止了。我慢慢拉开门，派蒂还站在原来的位置，手里多了个不断跳动的东西。
她正咬下蛐蛐的翅膀，那是蛐蛐的发声器，怪不得没了声音。
我不能不为派蒂欢呼，也为我自己欢呼。
多棒啊！手到擒来。蛐蛐原来一定自鸣得意，以为我抓不到它，它可以大鸣大放。没想到我用了和它同是昆虫类的杀手，早已掩至它的门外、卧了底。
我的杀手多聪明！它居然知道先咬掉它的“声音”。
割掉舌头的囚犯，就连死前喊冤的权利也没了。
我把派蒂移回罐子，又把母蛐蛐的瓶子放在旁边，看着派蒂吃那只公蛐蛐。
“这是异议分子的下场。”我对母蛐蛐说：“他是奸夫，你是淫妇，我不是铲除异己，只是替大行道！”
一言堂
十月十六日
公蛐蛐一死，屋里就静下来了。有时候没声音反而觉得更不安。怪不得有人要在屋里放个流泉，时时听水声；有人养鸟，要听鸟鸣；有人爱钟，一间屋子能挂好几个大钟；还有人喜欢在窗外种芭蕉。连我的空气清净机，明明吵得要死，说明书上却说这种频率不会吵，反而有安神之效。也怪不得有的丈夫爱打鼾，他的枕边人非但不觉其扰，哪一天丈夫不在家，还可能因为太安静而睡不着觉。
这前后两只公蛐蛐，连着叫了好一阵子，我由时时听到，变得时时听不到，也就是“有听没有到”。既然达到这种境界，它们的突然消失，就真有些不习惯了。
或许那些从政的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吧！由“一言堂”，大家不敢说话，到突然的“大鸣大放”，当然会不习惯。但是如果这样的局面久了，也适就了，一朝突然又没了反对的声音，会不会也觉得太孤寂呢？
所以，“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化”。也可以改成“绝对的安宁，造成绝对的不安。”那不安来自心理的不能“自我肯定”，如同一位太成名的作家，写什么烂东西，别人都用，缺少了批评者，反而自己要不安。绝对的安宁也如同许多没有外侮，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无处发泄剩余的精力，于是搞内斗。连这世界的“冷战时期”结束，都非但不见安宁，民族和宗教的战争反而增多。爱斯基摩人，总处在无边的宁静当中，耳朵应该好，却发现聋子特别多。因为耳朵老不接触声音，偶尔打猎开枪，那枪声就造成严重的伤害，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
虽然没了蛐蛐的叫声，使我有点不适应。所幸连着下了几天大雨，秋天的朽叶塞住“天沟”，雨水便沿着四边屋檐往下淌，滴滴答答加上稀哩哗啦，十分吵闹，使我有了另一种安神的音效。
不知为什么，一到秋天下雨，就想到李易安（李清照）的“萧条庭院，又余风细雨，重门须闭。”这首词明明是写春雨，我却怎么看，都是描述秋愁。至于她的“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则恰恰相反，写的虽是秋天，我却怎么想，都觉得是料峭的春寒。大概凡是才子、才女，有点日夜、春秋不分吧！
李易安真是了不得的才女，不但克得了丈夫赵明诚，还克得住她公公赵挺之。据说赵明诚死后，李易安写了篇祭文，大概写得太好，害得赵挺之都不敢动笔了。
我想不该用“克”这个字，因为太大男人沙文主义。我应该说赵明诚要是没有李清照，早就成为历史沉沙的一小颗，不会被人记得。甚至李易安后来改嫁的张汝舟，也要感谢这个二嫁的老婆，多亏她，张汝舟才能进入历史，而且被后代的人争来争去、吵来吵去，一直吵到今天。
可不是么？有一回我在广播电台上谈李清照，说她后来改嫁给张汝舟，居然被一位老先生狠狠骂了，说李易安这样才华高旷、冰清玉洁的奇女子，怎么可能改嫁。
我回说，就因为她才华高旷，所以欲望也过人；也正因为她是“奇女子”，所以能向世俗挑战，不但改嫁，而且敢告她丈夫。你细数数，历史上的才女，是不是常有反世俗的行为？我们总说男人有了成就，常把老妻休了；其实女人有了成就，尤其到近代，也常把老公给甩了。老公活着尚且可以甩，老公死了，又有什么顾忌？配偶！配偶！有一边发了，或有一边死了，既然不再“配”，还怎么成为“偶”？
我这玻璃瓶里留下的母蛐蛐就是最少二嫁的。你看！前夫被她和后夫合伙吃了，后夫逃亡之后又被刺杀。剩下一个“她”，居然一会儿吃葡萄，一会吃尸肉，过得十分快意，我是不是应该再为她找个主，嫁第三任丈夫呢？
突然想到派蒂，这家伙自从“出差”之后，就特别不安。总是扒着罐口的纱布，想往外跑。这也不能怪她，自己摘的水果甜，打完了野食，当然觉得自家的食物不好吃了。
她的不安，也可能因为到了“发情期”。外面螳螂的寿命，顶多撑到十一月下旬，到时候算不饿死，也得冻死。加上它们还要怀胎一段时间才能产卵，现在当然该“成婚”了。前几天的那个“客人”，虽然不巧，是只母的，但由同性的接触中，也会激起她性的联想，尽管后来把对方杀了，那被激起的性欲，却再也难以平息。
没有错，即使不是同性恋，看到同性的裸体，也会动情，甚至看自己的裸体，都能产生联想。早期的修女，不是在洗澡时，都要穿一件特别的衣服，避免看到自己的胴体，而产生遐思吗？
性的不能满足，最会造成不平静。我想，说不定派蒂把朋友杀死，就是因为性的焦躁，而不是为了“猎食”。否则她为什么不把朋友吃掉呢？
提到吃，最近连日的大雨，使派蒂的伙食产生很大的问题。幸亏派蒂先在出任务的时候，吃了一只公蛐蛐，后来我的岳父又抓到一只不知名的小虫喂她。尽管如此，算下来，她在过去六天，只吃了两餐。
所幸她能喝水。自从在“病”中喂她喝过水，现在只要我把“鸭嘴笔”递下去，她就会伸着脖子喝，一次总能喝上四滴水。
下雨，除了抓不到虫，更造成我没有机会为她找丈夫，眼看天气愈来愈冷，杀手的脾气愈来愈躁，她的寿命愈来愈短，我自己也开始烦躁了。
突然想到台湾著名的昆虫学家陈维帮。他应该算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事。以前我在成功高中念书的时候，就听说他。后来去母校教课，更见识了他的“昆虫馆”。以那时候台湾人的经济力量，全靠自己，收藏到那么多世界稀有的昆虫标本，怎不令人佩服。
说巧也真巧，今年暑假我去花莲演讲，在花莲机场遇到陈维寿，手上拿了三个透明的塑胶盒，你猜里面是什么？居然是三只小螳螂。
“为什么不装在一个盒子里？”我问他。
“怕它们把彼此给吃了。”他说。
“听说有时候还在交尾，母螳螂就会把公螳螂的头咬下来。”我说。
“对！对！对！”他笑着，作出很奇怪的表情：“这样公螳螂才会快乐。”
“头被咬掉才会快乐？”我叫了起来。
“当然，男人没有了头脑去想，就更能充分享受性的快感了。”
“你又不是螳螂，你怎么知道？”我诘问他。
“我看得出来！”他很肯定地说。
这件事，我才回到家，就告诉了我老婆。老婆也一样问：“陈维寿又不是螳螂，他怎么知道？
我没照实转达，一笑，说：“陈维寿说公螳螂告诉他的。”
“公螳螂没了头，怎么告诉他？”
这下可把我问住了。
现在，我又想到了陈维寿。我尤其记得那天在花莲机场，他居然十分慷慨地把一只螳螂，连盒子，一起送给了陪我去的一个学生。
我目前就需要他送我一只公螳螂。
晚上九点，台北才上班，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秘书：“我不知道陈维寿老师的电话，你帮我去成功高中问，如果正好能联络上陈老师，问问他还有没有公螳螂，如果有，我就把我的母螳螂带回去……”
第九章 苍凉时代的刀客
趁火打劫
十月十九日
霪雨终于停了，太阳出来，一下子变得明艳照眼。
秋天有时候比夏天还亮，因为深绿色的叶子都变成黄红色，再不然凋落了，阳光更容易在叶子间反射、穿透。
秋天的光影特别美。尤其在北国，太阳向南移，过了赤道，所以即在正午，阳光也是斜的。斜斜的阳光从林木间洒过，造成一长条、一长条的阴影，和亮丽的阳光对比，就益发黑白鲜明了。这时候如果有小鸟、小虫和毛绒绒的种子飞过来，飞进“阳光带”，造成反射，加上后面是黑暗的树影，就变得格外清晰。
也幸亏有阳光的特殊效果，使我能在这萧条的季节，连续捉到两只大黄蜂，我想它们都是饿了好几天，急着出来找死蝉吃的。“噤若寒蝉”，天一寒、一雨，那些蝉就不但不叫，而且纷纷冻死了。一只只仰着面，躺在草地上。蝉的肚子是白色的，在绿草的衬托下尤其明显。那些找死蝉的黄蜂都飞得特别低，小小的虫在草地上飞，从高处不容易看到。所以我也采取低姿势，甚至趴在地上看。
趴在地上真是绝妙的方法，我可以把几十英尺的地面，看成一小片。在这一小片的天空中，任何虫子飞过去，都逃不出我的法眼。
草地上积了水，潮湿的草皮很脆弱，稍稍用力踩，或者跑得快一点，就可能整块破掉。
霪雨前种的草籽都萌发得好极了，何必说“春草如碧丝”？其实秋草也可以像是“碧丝”，《诗经》上用“美”，也就是初生的小草，形容女人的手，真是“观物精微”。贴近地面，看风里摇摆的新新小草，像是千万双小手挥来挥去。
一般城市里的人，都以为植物该在春天下种，岂知大自然是在秋天种的。想想，秋天不是结实的季节吗？那果实掉在地上，不就是播种的时候？
许多庄稼，也都是在秋天下种的。譬如麦子，秋天播了种，开始萌发，跟着来了冬天的风雪，等到来年再发，反而能长得更好。
秋天不也是移植的好时候吗？被移植的树木，一定受了伤，如果春天移，跟着天气热、消耗大，容易死。秋天移，下面是生机较弱的冬天，偷偷长下面的根，也偷偷适应，接受被移植的命运，等到第二年春天，就又是个“新人”了。许多人需要冬眠，尤其碰到打击的时候，要躲起来、安安静静地承受，再平平静静地接受，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场雨真是帮了我不少忙，我发现世界上多么好的“花园喷水系统”，也不如老天爷的这一个。花园喷水是平均照顾每个角落，老天爷则不一样。这大概与一般人想的恰恰相反，大家总想着老天爷是最公平的。其实错了！老天爷并不公平。你看！在大树底下的草地，雨水被大树遮了，当然水会少些。至于上面毫无遮荫的草地，则有百分之百的雨水。老天爷的待遇怎么会是公平的呢？它反不如人工喷水，算好位置设“喷头”，一片片水幕，使每棵小草都能得到一样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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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再想想，树荫底下和空旷地方的小草比起来，谁受的阳光强？容易被晒伤、晒干，而需较多的水分补给？当然是后者。相反地，如果树下的小草，水太多了，又没有足够的阳光，还生霉而死。
你说，老天爷是不是最聪明？它看来不公平，其实公平。它的“雨露均沾”，不是一律给一样多，而是看你天生的才具和后天的环境，该给多少给多少。少拿一点不见得是倒楣，有时反而是福不是祸。
在草地上爬，我的“手”告诉了我这个天机。
两只黄蜂，一进派蒂的房间，还在门口，就被抓走了。我发现这杀手的记性很好，它似乎已经知道，当我抖动塑胶袋的时刻，就表示有东西吃。这时候，虽然罐子上的纱布已经拉开了，它也不往外冲，它是知道优先顺序的，在这个时节，吃饱大概比逃跑来得更重要。
我也真不了解，为什么这两只黄蜂好像去投怀送抱，统统才进“玄关”的位置，就被派蒂请进了肚子，连一点挣扎的声音都没有。
或许因为派蒂的猎杀功力，是更上层楼了。最高级的杀手是让目标自己过来接受死亡，而不是去追杀。如同最高明的摄影记者，看来不是抢镜头，而像是把镜头及时地举起，那新闻人物就自然把最好的角度送过来。
无论抓什么虫，也无论那虫是以何种角度进人派蒂的攻击范围。我发现，当派蒂抓到它们的时候，它们都是面朝下的。就像通过产道的娃娃，似乎老天规定，多半要面朝母亲肛门的位置。
也可以说派蒂必定选好“背”的位置下手。两只钳子，一只钳着颈子、一只钳着腹部，第一口先咬去翅膀，然后顺着吃最有肉，又最能致死的上身。吃完上身看看头好不好吃。不好吃就扔掉，再回头好整以暇地吃肚子。
多半的昆虫跟人一样，所有的口器、六肢都是向前的。可以抱着咬，咬着踢，更可以弯起屁股，用上面的毒针向前刺。所以当它被派蒂从后面抓住的时候，这一切攻击的工具就都不管用了。
我也想这两只黄蜂，在“别人”都因为天寒，而躲在巢里不出来的时候，它们为什么还要出动？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虫儿被鸟吃。那些在半夜三更，最不安全时刻受害的人，常是最可怜，或最勤快的人。可能是白天上课，晚上打工的女生，也可能是为了给孩子多存点钱的父母。
落魄的强盗抢落魄的人；苍凉的时代向苍凉的人下手；可怜人欺侮可怜人。不知道这些“施害”的人，是不是都发展出他们的“存在主义”。
记得以前在仁爱路的中视上班，紧邻的违章建筑区失火，我们站在中视的楼顶，看到有人抱着电视机从火场跑出来。后来才知道，原来那电视是我同事的，他住在里面，急着救火，没想到电视被人先“救”走了。
也记得我母亲说，当年逃难的时候，专有人出来抢。“这时候抢最好了！平常没人往人烟稀少的地方走，逃难时就有了。平常身上不带太多值钱的东西，逃难时宝贝全带在了身上。平常有警察，这时候警察不但管不了，只怕自己有家伙，先变成了强盗。”
说完，我的老母还笑笑，仿佛那已成为天经地义的事。
想到这个，我傍晚又出门，抓了一只大黑蜂进来。
时局已经乱了，再不抢就没得抢了。赶快抓两只给我的宠物吃，改天没得吃，只好饿肚子了。
在这时局动荡的秋暮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