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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窝”，我决定把派蒂由现在的新房子移回原来的玻璃罐，因为那罐子比较高，可以放长一点的树枝，利于派蒂生产。
粉红色的盒底，有她丈夫的一些遗体和翅膀，我原想把翅膀收起来，又想应该给她留个纪念，就一同倒进玻璃罐。
她居然连正眼也没看一下。伟人常有“抬头相”，他们往前看、往远看。强人也有“抬头相”，他们只看“一将功成”，不看“万骨枯”；他们只看“千秋功业”，忘了“遍野哀鸿”。
派蒂从不看她吃剩的残尸。那些都是失败者，失败者不是她悲悯和关怀的对象。她只从那些尸体上走过，去追杀她的新猎物。
我又丢了一只猎物给她。我存心看看，这个肚子已经胀得快爆了的杀手，是不是还会杀？
那是我昨天又买回的蟋蟀，我猜想，它说不定很幸运，能在杀人不眨眼的“暴君”身侧，活上几天。能好好活在暴君的身边，是多了不起的事！又是多么值得被尊重的成就！若不能作个弄臣，逗得暴君开心；就得作个奸臣，帮助暴君为虐。做得成功了，还能当个“买办”，为人赎死、求情、打通关节……
很可惜！这蟋蟀做得不成功。它才进去，就被派蒂扑过去咬死、吃掉。
作了母亲的动物，总变得更为凶暴，它的凶暴不是为自己，是为孩子。
我益发肯定了派蒂的慈爱，仿佛在她的脸上见到母爱的光辉。多可爱啊！一夜之间，她已经变成一个成熟的小妇人。
第十二章 一个杀手的老去
逃家
十二月二十一日｝“派蒂不见了！”
接到老婆电话，说昨天早上发现派蒂的罐子空了，一定是夜里脱逃。她和女儿找遍屋里的每个角落，又把每盆花的叶子翻开来看，怕派蒂藏在叶子下面，结果都没有。
“纱布盖得好好的，它又咬不开，为什么会脱逃呢？”我问。
老婆迟疑了一下，说：“从她生完蛋，好像就不如以前那么精神了。你不是说螳螂下完蛋就会死吗？所以我前天喂她完东西，就只把纱布盖上，没用橡皮筋绑起来。谁叫你的螳螂那么鬼，才一晚上没绑好，就溜掉了。
“说不定顺着墙，爬进了暖气口，暖气一动，就烤死了。”我说：“她走，也不一定是要越狱，说不定是该死了，不愿意死在我们面前。”
许多动物似乎都有独自面对死亡的个性。从小到大，我养过许多猫狗，每只狗都死在眼前，死前还睁开眼睛看看我。却没有一只猫，是在我眼前死掉的。
其实我爱猫甚于爱狗，那些猫天天跟我一起睡，还坐在我腿上陪我做功课。可是为什么它们都要偷偷跑掉，死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
对此，我母亲曾有个解释，说猫不死在家里，知道自己要死，就会独自跑出去。只是我一直想不通，它们到底跑去了哪里？为什么让我找不到？
我也曾怀疑，是“大人”把它的尸体藏起来，免得我看了伤心。可是自从经历我最疼爱的一只大黄猫的死，我就相信“猫会独自面对死亡”这件事。
那只黄猫叫“刘猫”，是我用眼药瓶装牛奶喂大的。冬天睡在我和妻的脚下，夏天睡在我们的枕头上。但是它死那天，只在半夜对着我的房门大叫了几声，我的母亲还特别对它说“我们知道你生病不舒服，快睡吧！”然后它就一连几天，不再出现。屋子关得很紧，我相信它一定躲在房子的地板下，或死在了什么地方。
日本式的房子，有几十坪大，下面全是空的，我怎么找呢？我决定试着翻开一片榻榻米，再撬起下面的地板，找找看。在撬开地板之前，我祈祷：“刘猫，你要早死了，就死在我撬起的这块地板下面吧，不要让我太为难。”
地板撬起来，它的尸体正僵僵硬硬地躺在下面。而那里，恰巧是我的床边。
我后来常想，猫真是有灵性的动物，它们或许会死在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但是它的心灵总与你相通。“长相左右”，或许每个死去的宠物的灵，都会与我们“长相左右”。于是，我现在想，派蒂会不会也自知将死，而不愿死在主人的面前？
宠物有两种不同的个性，一种像狗，是你的爱人，总听你使唤、与你温存，它们愿意死在你的怀中。另一种像猫，并非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它们有自己的个性，活着的时候，很独立；死的时候，也很独立。它们默默地离开，独自面对生命的大限。
人何尝不如此？有些人重病，会希望老朋友去探望，会要亲人日夜守在身边。又有些人，会拒绝会客，宁愿留给大家最美的印象。还有些，不愿等到昏迷，被当作植物一般抢救，显露出自己临终的丑态。竟主动地投入死亡，或一个人藏起来，偷偷地死去。
川端康成、张爱玲、三毛……不都是这样吗？
死本来就是只能自己面对的事，没有人能够帮你接受死亡，更不会有人能真正告诉你以后是什么样子。死是我们从出生就每时每刻“走向”的，也是我们经常思想、好奇，并恐惧的一件事。死是一扇门，望着、望着，望了一辈子，只见别人进去，不见人出来，终于有一天轮到我们自己。它多像一个谜底揭晓或彩券开奖、真相大白的时刻！只是，当我们知道死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们已经死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死是“最大的痛苦”，也是“所有痛苦的结束”。我们一生的痛苦，到这一刻都结束了。如果死后有另一个世界，死就没什么好恐惧，因为那只是进入另一个空间。如果死后就完全消失了，也不会造成什么痛苦，因为已经没有了感觉痛苦的生命。
我很欣赏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一1970）说的——“一个老年人，已经了解了人生的喜乐与悲哀，也已经达成了他分内的工作，如果还存在对死亡的恐惧，是相当卑贱的事。”＜如何过老年人的生活〉罗素用“卑贱”这个词，是有些过分。因为人难免恐惧死亡，我相信罗素自己也会。所以我认为那句话应该改为“人不应该在享有一切年轻的生命之后，到老年来怨老。因为‘老’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包括恐惧与病痛，你必须独自承担。”
在面对死亡这件事上，我更推崇梁实秋先生，他活着的时候，很积极、很浪漫，也很实在。当有“道行”的人说可以为他打开“天顶”，使他的灵魂能进入更高境界的时候，他拒绝了。而当他的死亡逐渐接近，他只是淡淡地在遗嘱里写“劳劳一生，命终奄忽，草此遗嘱，不胜凄怆。”那文句中虽然有伤痛，但是“自伤自痛”，没什么怨尤。
生与死，都由不得我们。有生就有死，得到身体也就得到病痛。因为有“得”，才会有“失”。先得到了，有一天失去，又有什么怨尤。
愈是强者，对生死愈能无怨无悔；愈是英雄，愈敢独自面对死亡。他们甚至会主动地投入战斗，死在战场上。
求死得死，就是求仁得仁。“死有重于泰山”，我们可以用泰山的力量，去牺牲、去战斗、去死：“死有轻于鸿毛”，我们可以用鸿毛的虚空，来面对死亡。轻轻地、淡淡地，咽下最后那口气。
生之限
十二月二十五日
耶诞夜，打电话回纽约。女儿在那边大声叫“派蒂回家了！”
失踪整整五天，原以为派蒂一定死掉了，没想到二十三号晚上，又在画室的地上出现。
“幸亏开了灯，又走得慢。”老婆说：“她就站在桌子旁边，稍不注意，就一脚踩死了！”
女儿的老师也在看了小丫头的日记之后写：“真幸运，没有人把它意外踩死，在地板上很可能会看不清的。”
耶诞夜，宠物店居然还开门，老婆冒着风雪，去买了蟋蟀，给壮游归来的派蒂吃。她一次扔下去五只，派蒂吃下四只、咬死一只，可见派蒂有多饿。
由这件事可以知道，螳螂即使在很干的环境，不吃不喝许久，还能活得好好的。也可以证明，一只母螳螂在产卵之后，仍然可以活上一段时间。
记得我在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兰屿，那里的人对我说，在兰屿因为卫生条件差、营养也不足，平均寿命只有五十岁。当时我吓一跳，心想，距离台湾那么近，又是台东县的一部分，为什么寿命要比本岛差那么远。
早死二十年，这是多大的损失？二十多个年头，能看多少美丽的事物、吃多少好吃的东西。对本岛的人而言，五十岁还是壮年；对兰屿的雅美族而言，却已垂垂老矣。
记得当我一九七五年再去兰屿的时候，他们还过得很苦。学校的营养午餐只是一个馒头和一碗野菜汤，野菜是由学生轮流带去的。那里的老师对我说，他们在菜汤上淋一点猪油，孩子们常盯着自己的碗里看，数谁的“油星”比较多。
我也记得带着摄影记者，一起坐在海边吃便当，吃完，把便当放在身边。蹲在旁边看的一个兰屿男人，用眼神问我，我说我不吃了，他就把剩下的便当抓去，立刻送到自己的孩子嘴里。
那个时候，虽然身为记者，也不敢多说，只能把书面呈现给观众，要所谓“文明世界的同胞”一起思考。告诉大家，兰屿人是我们的国人，要我们去爱护、去保护，而不只是把核废料往那里扔。
前几年，去九族文化村。看到模仿兰屿的建筑，真是太像了，让我仿佛一下子飞回二十年前的野银村。细看，都是参考早期日本人类学家的资料建造的。
据说日据时代，特别保留兰屿，不去开发，使那里成为一个原始民族的“样本”，供他们研究。也因此留下许多珍贵的田野报告。
只是多年来，我常深思，凭什么这世界上有些人就要被用作样本？难道他们没有改善生活的权利，我们又没有改善他们生活的义务？
前几天，我左邻的门口张灯结采，原来是她的狗过生日。
“几岁生日？”我问。
“十岁大寿。”邻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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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狗而言，十岁相当老了。”我说。
她居然一扬眉，大声说：“你错了！现在营养好，跟人一样，狗的寿命也比以前长多了。”
可不是吗？过去五十年来，人类的平均寿命增加了多少？宠物的寿命增加了多少？如同体育界好奇的，什么是人类体能的极限？什么又是人类生命，或猫狗生命的极限？寿命能不断增加，极限能不断被突破。
我养派蒂，尽一切力量，要使她长寿。我私下有个目的，是证明这世间的一切生命，都可以因为改进生活条件，而增长寿命，甚至增加智能。
英国·古道（Jane Goodall）博士，在坦桑尼亚观察黑猩猩的生活，发现黑猩猩居然懂得把草秆插到白蚁洞中，再拉出来，吃爬在上面的白蚁。于是有人怀疑，会不会是在某个巧合下，曾经有人“示范”了这种技术，被黑猩猩学去。
大黑猩猩（gorilla）已经被人们带进实验室，教会了许多手语和单字，海豚的语言也被人类分析出来，而能与它们进一步沟通。猴子被训练得可以照顾残障人；海豚被训练得可以参加军事行动；猫能学会上人的厕所，狗能导盲和作搜寻。这些动物的智能都提高了，寿命也增加了。谁敢说有一天去动物园，不会是黑猩猩在门口收票？
对于这个世界上的生物，我们除了“保育”，是不是也有“教育”的责任。抑或只允许我们人类，或进步的“文明人”改善生活、增长寿命？
派蒂重新出现，而且还能杀、能吃，使我有了展望。我相信，她可以作为第一只在纽约度过新年的螳螂。
“如果这个月三十一号夜里十二点，派蒂还活着，就把她放在电视前，让她看时代广场降下的新年灯球转播。”我对老婆说：“并且帮我拍一张照片下来，作为纪念，也作为证明！”
新年—月十八日
接到老婆的信，她果然拍了派蒂看新年灯球转播的照片。
照片上的电视萤幕，正映出“一九九六年”和一个圆圆的灯球，那是元旦零时，从纽约时代广场的一陈高楼上垂下的，代表新一年的来到。
这灯球对派蒂的意义，恐怕远比我大。因为那是派蒂一生能见到的唯一一次灯球。
她居然活到了新的一年。
照片里，玻璃罐被放在一个小木板凳上，派蒂正攀着纱布，对着电视，真有点像看转播。
女儿也在日记上写：“我的螳螂看了电视上的灯球下坠。”还附加了一句：“当早上没开电视的时候，她（螳螂）有些沮丧。”
人是很会想像的，说秋天是染了霜红，冬天是粉饰银妆。其实真正“点染、壮饰”的不是大自然，是人的感觉。这就好比晚霞不艺术，艺术的是人的心灵。
同样的景色，在不同的心情看来，是那么不一样。杜鹃可以很美，也可以泣血；猿啸可以很美，也可以是哀啼；燕子可以衔来春色，也可以留下秋愁；同样的“雨打芭蕉”，可以“万点风流”，也能“愁损离人”。
不知老婆和女儿，是不是也用了她们的想像。
“派蒂现在好老，一脸皱纹，就像老太婆一样。下完蛋，肚皮缩了，好像生了妊娠纹。连走路都没力气，走两步就要喘半天。”老婆说。
女儿则在日记上写：“我的螳螂很老了，她的肌肉已经没有力气去抓虫，她大概有一百岁了。”
老师问：“你怎么知道她几岁了？”
女儿第二天则写道：“因为她很老而且很怯懦。”但是才隔一天，她又改口了，在日记上写：“我想我的螳螂又要生蛋了。我爸爸说螳螂生蛋之后就会死。但是我的螳螂没有死。我爸爸又说，再生的蛋不会孵化，因为没有男生。”
老师大概知道小丫头不懂为什么“没男生”，就不会孵化，于是加注了两句：螳螂需要公的螳螂，然后蛋才能孵化。“
小孩太小，老师不能解释太多，说了等于没说。
但我真是佩服女儿的这位老师。她每天早上叫孩子们写日记，然后立刻看。在看的过程中，了解孩子生活的情况。该辅导的辅导，该安慰的安慰。
我曾经问她为什么不改学生拼错的字。譬如女儿会把daddy（爹地）写成dead（死），又把said（说）写成sad（悲哀）。天哪！如果她原来的意思是“爹地说”，就变成“死悲哀”了。
但老师有她的看法，她说应该鼓励小孩尽量试着用自己的话去拼、去猜。一边读书、一面学，渐渐自然会发现错误而自己改正。教小孩最重要的不要求他们拼得对、背得牢。而是使他们喜欢学习、喜欢表达，觉得那是一种快乐。
这使我想起以前在师大教“朗诵诗”。那时我很没耐性，学生朗诵得稍稍令我不满意，就要发雷霆。可是有一天，教一半，临时有电话，出去接，等打完电话回去的时候，远远听到学生自己在教室练习，比我在场时好得多。
我后来想，他们一定是因为我不在，不紧张，可以大胆地发挥，所以朗诵得好。从此以后，我发下一首诗，常不示范，要他们自己去想、自己去练。果然，由一开始时的乱七八糟，渐渐有了默契，反而表达得更整齐、更有灵性。因为他们不是靠我硬性灌输的概念，和示范的音节去朗诵，而是在自己心领神会之后，作了性灵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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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记得最近在台湾，到朋友家作客，那朋友的孩子正在作功课，抬头问爸爸：“鸟住在哪里？”
“当然是树上。”朋友答。
“不！不！不！”我立刻纠正：“有些鸟，像是鱼狗，会在岸边挖洞，住在土洞里；有些水鸟像大雁，会衔草铺在岸边作窝；又有些水鸟，像鸳鸯，会飞到距水一段距离之外，住在树洞里……”
我朋友听着听着，把眼睛睁得愈来愈大，最后打断我的话：“你帮帮忙好不好！照你这么答，我孩子一定不及格。”
当然，国内在教育观念上，这些年也有很大的改变。譬如数学，三乘四等于十二的题目，可能在起初写为3＋3＋3＋3＝12，我的朋友看了说：“真笨，教小孩背三四一十二就好了。何必这么麻烦？”
我说：“这样才对呀！你教孩子背公式之前，先应该使他有数字的概念，而不是硬背‘方法’。”又强调：“如果你希望他只是答得快、考得好，可以硬背；但是如果你希望他将来成为伟大的数学家、科学家，就要让孩子从小有基本的概念……”
他又打断我：“伟大管屁？考好最重要！”
我摊摊手，心想：现在我们虽然有了许多一流的老师，似乎还得加把劲，教育出一流的家长。
只是，我又想：眼前这位老友，是留美的硕士，又位居要津，他不可能没有开放的观念，会不会因为升学的压力，使他不得不面对现实？
问题是，制式的教育，造成制式的思想；制式的思想造成刻板和狭隘。这与追求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