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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高兴您到德国旅行。祝您一路顺风，希望您的旅行能有助干我们和我们在苏联的同胞相互之间有所接近。您的德语讲得非常好，这真叫人高兴。其实，‘按德国方式’这几个字完全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应该受到指摘。
【 ①在俄语中，“讲德语”这句话如果逐字翻译，应译作“按德国方式讲话”，故下文引出“按德国方式”一句。此处系指讲话者借题发挥，宣扬“德意志化”的思想。——译者】
人们称我们为‘德国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哑吧’［在俄语中，“德国人”和“哑吧”是同根词。——译者］这个字是从捷克语传到斯拉夫语来的。就是因为从前在和捷克人交界的地曾经生活过一个德国部落，叫湟梅特－－您在捷列扎村的亲属们听到这些也许会感到有趣。这里有一本小册子讲这个题目，我想把它，还有一本巴伐利亚旅行指南一起送给您。让我再一次祝您一路平安。”
旅行指南详细介绍了巴伐利亚的风土人情……慕尼黑有著名的“宫廷啤酒馆”，在那里，舒适、古朴和自然浑为一体：用啤酒桶作椅子，菜盘就是几张纸，或径直用手取食。城里有许多慕尼黑著名啤酒厂的各种酒窖……慕尼黑人的典型性格在同邻人不拘财产地位、无拘无束的谈话中，在别具一格的俏皮话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和生人谈话时，不要打听他的身份和来历——这一点要牢牢记住”，叶夫格拉弗心中想。
“坦年鲍姆，坦年的姆，坦年鲍姆，弗朗茨……”
听到这个名字以后，必须学会作出反应。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呢？他暂时只知道一点：他，一个年轻的红军军官、共青团员所接受的任务，绝不仅仅关系到他本国人民的安危．
第六章 弗朗茨·坦年鲍姆
1940年５月15日早晨，我离开了莫斯科。马克斯·坦年鲍姆为我送行，他扮演了一个说话不多，但对儿子关怀备至，办事精明，头一次送儿子出远门的父亲角色。这场戏我们排练过好几次：怎么走进车厢，怎么坐下，说些什么。动的邻座是德国商船公司的一位专家和他的两名助手。他们正个热烈地讨论着德法战线的局势。
马克斯·坦年鲍姆给我买了好几份报纸，留着路上看。各报第一版刊登的都是交战双方通讯社从前线发回的战报。
５天前，德军入侵了比利时、荷兰还卢森堡，同时一举攻入法国。
“哈瓦斯”①和“路透”二家通讯社报道了德国空军轰炸法国城市以及有关和平居民伤亡的消息②。德国则向全世界宣布，西大国的飞机“在弗赖堡炸死儿童”，所以德国采取报复性行动──轰炸鹿特丹。
【①哈瓦斯：１８３５一１９４０年期间的法国通讯社。——译者】
【②后经查明，对德国城市的空袭是德国空军在卡姆胡贝尔上校指挥下一手制造的，其目的在于挑衅。——原注】
5月12日，荷兰停止抵抗。两天后，德国坦克师团轻而易举地挫败了西方军队的抵抗，越过阿登，强渡马斯河，深入到集结在比利时的盟军后方。我的旅伴几乎一路上都喝着俄国伏特加，为胜利在望干杯。
在最后几天，谁也没有和我见过面，谁也没有和我谈过话。我和坦年鲍姆住在“乌克兰”饭店。我们逛商店，为亲戚们选购礼物，买路上要吃的食品；看了两场电影，一场是科兹洛夫斯基主演的《叶夫根尼·奥涅金》。我排了半天的队等着买票，结果还是楼座。不过，我仍然觉得很幸运…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听到科兹洛夫斯基的歌唱？
很晚的时候，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听到坎达林采夫的声音，我简直象小孩子一样高兴得不得了。他一说话我立刻就听出来了：“旅行家同志，您好……”我有好多话要对他说，想说我多么感激他，可是谈话非常之短。“你要振作精神，要永远记住，许多人了解你，惦记着你，”坎达林采夫用他那低沉的嗓音说道。
在告别莫斯科时，我记住的最后一样东西是在车站附近六层大楼上横挂着的大幅闪光广告牌，上面写着：“调食用咸黑鱼子，各地鱼店，均有代售”。
坎杰拉基送给我一大筒鱼子罐头“路上”吃。他这做是为了以备万一，因为不知道我的旅途远近。可是我把这筒罐头一直带到亲戚家，没有打开过。吃饭时，这筒罐头摆上了餐桌，客人们美滋滋地看着它。
我自己在心里说“亲戚”这个词是不带引号的。我应该相信我和他们有血缘关系，我准备相信这一点。大家对我十分友好、客气。我的新交大都是认真仔细、正正经经的人。在话未出口以前，他们习惯于先斟酌一番，对于听到的话，看来，也要在一只无形的天秤上衡量再三，反复比较，这番话同他们自己说的话在分量上是否相称，如果不相称，他们就渐渐疏远你了。
恩斯特·坦年鲍姆先生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饭量适中，花钱适度。他带我熟悉慕尼黑，熟悉它的街道、广场和名胜古迹。我把书上读到的和亲眼见到的一一作了对比……“巴伐利亚人和蔼可亲、快活兴奋的面庞”如今更加快活兴奋了，因为胜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从德法前线传来。
离我们不远有一家小影剧院，名叫“奥德昂”。我们常常去那里看战地新闻纪录片。所有影院一下子都同时上映第22号《德国星期简报》。这是一种前线战报短片。22号短片放映了强渡马斯河，进兵阿布维尔海峡，坦克师团进攻敦刻尔克，空袭被压缩在海边的英法部队等镜头。
“勇猛的德国士兵阔步前进，所向无敌，”解说员用刺耳的声音说道，全场观众情绪激昂，同解说员一呼一应。当银幕上出现英国飞机落水爆炸的镜头时，观众又是鼓掌。又是叫喊，又是吹口哨。
电影固执地、歇斯底里式地向观众灌输一个思想：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抗得了德国武装力量。所有的坦克战都是德军获胜，所有空战都是德军获胜，所有海战也都是德军获胜。
“我们把敌人的空军变成潜水部队，”当英国飞机残骸沉入水底时，解说员声嘶力竭地吼道。
过了一会儿，银幕上又映出法国潜艇被炸的镜头，这时，解说员又洋洋得意地补充说：“把他们的海军变成空军。我们胜利的时刻就在眼前！德国在各个国家的朋友正在和我们一起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一只双爪锋利的矫健雄鹰（这是摄制战地新闻的乌法电影公司的标志），正以战胜者的姿态注视着全世界。
即使大晴天，伯父出门也总是带着一把伞，权且当作手杖。他头戴圆顶礼帽。
这顶礼帽对我了解伯父的各位相识大有神益。如果思斯特·坦年鲍姆与某人相遇时只稍稍碰一下礼帽，这表明，这个人或者不怎么熟识，或者他的社会地位比退休少校低得多。如果用双指微微抬一下礼帽，这就是说，碰到的人和他的地位相当。就是这样的人他也不介绍给我。
伯父十分了解自己的身价，自打他“从那边”把侄子接来以后，突然自觉身价百倍。他并不是同所有的人都谈起我。现在，他成了邻居、老同事、远亲们的注意中心。伯父现在常常用分不开身作为借口——他感到，能说分不开身，这是令人非常愉快的——他得到了近几年来所没有的东西，他的生活好象充满了新的内容。
少校有二、三次对我谈起年轻时当林务区长的事。他统管过许多营林巡逻员，大家都很喜欢他，森林也管理得极好。从各方面来看，在他的一生中，林务工作给他留下了最主要的印象，而对服兵役却不能这么说。原因是在军队他被提拔得不象想象得那样快。所以每每提到军中仕途，他总不免有几分失意。只是谈起和阿申巴赫上校的交情时，才有些兴致。
根据伯父摘下礼帽、躬身问候的做法，我猜到，我们将面临一次不平凡的会晤。
伯父恭迎的人，远远在６米开外，可他那极其热忱的目光却始终不离客人：“上校先生允许我把从苏联来的侄儿介绍给您吗？我曾经提到过他……”
“记得，我记得非常清楚，”上校十分和气地同我们打招呼。
过了几天，我们在咖啡馆再次相遇。阿申巴赫详细地打听了移民村：它有多少年历史；德语是不是“完整无损”地保留了下来；在隔绝的情况下，语言是不是有些僵化；现代德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新语汇能不能传到居住在移民村的德国人，还是他们对1818年从符腾堡带去的那种语言已经感到十分满意了？
我回答说，我暂时还难于做比较，但是我在这里已经碰到一些词汇和短语，如果不借助词典或者没有伯父帮忙，那就无法理解。
“您是一位教师，如果您想进修德语，我想，我可以给您出点主意…我有一个朋友，他叫乌利里赫·卢克，在语言方面颇有修养。他还研究风土人情、社会学……他对您曾经在高加索生活过非常感兴趣……我想，这对双方都有益处。”
上校问我如何度过闲暇时间，有没有新交。伯父替我作了回答。他说，我不常出门，新相识暂时还不多。不过，这没什么，最重要的是先要稍微熟悉一下，习惯一下环境。阿申巴赫答应介绍我同卢克先生相识，并且又说一遍，这种结识于双方都有益处。
我们很快就见面了。乌利里赫·卢克很随便地自己到我们家来了。这是一个圆脸庞、生气勃勃、和蔼可亲的年轻人，27——28岁。卢克稍微有些驼背，带着一副很深的眼镜。每当他摘下镜子擦的时候，他的相貌就使人想起早晨被惊醒的。
它用茫然不解的目光看着世界，视而不见。我们的赫里斯托弗尔·麦列克谢托维奇老师一定会说：这种人的性格是肯钻研，博览群书，心地善良。
伯父出于礼貌，同我们坐了15—20分钟，然后说了声抱歉，托辞有急事（虽然我非常清楚，他什么急事也没有），留下我们两个，便走了。
桌子上摆着一瓶白兰地，一盒撒满胡桃粉的小圆饼干。客人很高兴喝酒，我也不谦让。毫无疑问，卢克天生能博取别人的欢心。无拘无束的谈话自然而然地开始了，什么都谈到了，可什么都没谈出所以然来……后来，卢克说，他对生活在我们移民村的以及整个苏联的日耳曼人的情况都非常感兴趣。
我自己也很愿意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我给他讲我们农庄如何富饶，组织得如何有条有理。它是全州搞得最好的：房子一栋接着一栋，全是石砌的、铁顶子。每家都有宅旁园地。我还讲我们种的葡萄、酿的酒行销何处，收入如何，建造些什么……他听着，听着，便忍不住地说道：
“这就是因为你们农庄全是日耳曼人。我们心灵手巧，爱劳动。即便在集体农庄里也是一样。是的，就是这样，即便在集体农庄里也是如此……这是德意志精神……到处都是德意志精神。即便在集体农庄……”
和这个人的相识就这样开始了。他在我后来的工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七章 新相识
年轻的卢克还在大学一年级努力研究历史、心理学和神学的时候，便注意到约翰福音书中的一段话：“我真诚地、十分真诚地告诉你们：如果一粒麦子落到地上没有死掉，那它仍然是一粒麦子；如果它死掉了，那么就会带来更多的果实。”他对自己说；对于即将投入战斗的士兵来说，这是极好的临别赠言。
那时，卢克便产生了一个想法，想了解一下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统帅是如何送士兵们投入战斗的。他开始把自己认为说得最成功的一些话记在卡片上，但对这项业余工作并未给予特别的注意。他订了一个年度计划。“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演说家”。一年出人意料地飞快过去了，他头一回把材料统统看过一遍，十分满意地对自己说：“这里面还真有东西！”后来，他对拿破仑着了迷。卢克问自己：是什么力量促使拿破仑只带一营掷弹兵去攻占成千上万名奥地利士兵守卫的那座小桥？他对士兵们都说了些什么？这些话的力量何在？这种力量要征服哪些人的心，针对着什么样的情况？总之，士兵们准备牺牲的根本动机在哪里？在西方是一种情况，而在东方则完全不同。比如日本，这是一个象谜一般的伟大的国家，欧洲人是无法理解的。
武士的荣誉规范从哪里起源？一切就是为了崇奉天皇？还是因为生活在不平静的火山之岛上，随时都应准备承受命运的打击？还是因为中国史前文化时期的神话传统宣称了日本的世界使命，从而赋予武士们一种别的军人无法理解的力量？
日本对卢克的吸引力越来越大。1935年８月，他在《地缘政治》杂志上很有兴趣地读到了德国记者里哈德·佐尔格从东京写来的一篇文章：《日本的武装力量。它的状况。它在日本政治中的作用。军事地理方面的后果》。其中谈到，“这里认为，日本在当代能否存在下去这一问题将不得不在战争中求得解决。这是不可避兔的。为此，必须无条件地动员国民和国家的一切力量。这正是日本全军上下的一致目标。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总动员’，这就是日本武装力量的指导原则。”
1934年１１月，军令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中郑重其事地宣称了日本的世界使命：“……它（指日本）准备把日本的道德精神推广到全世界……在创造人类永恒幸福的时候，我们应当无愧于担当起领导全世界的使命。”
这种调子来自遥远的国度，但却同德国人的心息息相通。在日本是如何挑选和培养那些准备为把日本的道德精神推广到全世界而献身的人呢？那股神的“春风”、卡米卡泽（日文神风二字的译音）是如何产生、如何获得无坚不摧的力量呢？
“在俄国的那一边，我们有如此强大的盟友，这真是好极了，”卢克想，“红军总得记住，是谁在他们的远东边界。对德国来说，有这样的盟友是一种幸运。”
卢克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了几篇仑述日本民族性格的文章。有一篇引起了《法兰克福评论》的注意，这家杂志转载了那篇文章。
乌利里赫·卢克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致士兵》。大学毕业后，大约过了一个月，他接到阿申巴赫上校的邀请。
上校起身迎接他，这种做法是极为罕见的，甚至比他年长许多的人走进他的办公室，他也很少这样做。
上校说，他仔细地读了他的文章，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接着问道，有个想法，就是研究一个新题目：“致别国士兵”，不知卢克先生是否感兴趣。善于找到能对敌手发生心理影响的准确途径，这是一门十分有价值的艺术。
阿申巳赫想了想，说道：“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搞头，它给研究者以广阔的天地…假如我能得到您的赞同，我将尽力以一定的方式协助您工作……”
“那我太幸运了，阿申巴赫先生。”
卢克象所有找到发奋目标的人一样，开始收获勤奋劳动的果实了。仅仅和阿申巴赫这样的人物会晤就能说明许多问题，就能使情绪受到鼓舞。卢克的名声渐渐地大起来。
过了几天，阿申巴赫说：“卢克先生，如果我们请您稍稍往回收一收．离开日本，稍微往西一些，您看怎么样？……我请您注意一下俄国。我们能不能对苏联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所认识？我倾向于认为，实际状况同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宣传可能差别很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您知道，我们情报的主要来源，我想强调一下我们的情报，是过去的白卫军，从俄国迁出来的地主和工厂主……他们的情报不能认为是客观的和反映现实状况的。再有一个来源就是我们外交人员的报告。可是，他们在苏联所能得到的机会非常之有限。至于到我国出差来的苏联专家，他们部是经过仔细审查的，对他们我们不抱任何幻想。不过，如果我们认真地做这项工作的话……
在卢克看来，俄罗斯精神就象一个谜，外国人是绝难理解的。从前，他曾经辑录过镇定自若的库图佐夫元帅说过的一段镇定自若的话：“我们钢铁般的胸膛无惧于任何狂风暴雨，也无惧于任何强暴：它是祖国的可靠屏障。不论谁碰到这座屏障，都会粉身碎骨……”可是，他回忆起，就是在库图佐夫以前的时代里，有许多人已经在这座“屏障”前面粉身碎骨了，而后来，丧命者则更多。卢克是一个十分细心、又极肯钻研的研究者，他不急于回答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懂得，当积累起比较多的材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