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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文主义的气氛笼罩着全国。
一大早，街上的铜管乐队便敲打起来。昨天晚上举行的庆典今天还在继续进行。饱食终日、志得意满的慕尼黑在欢送士兵开拔。一句熟悉的话不时地闯进窗门：“上帝，惩罚英国！”这句古老的德国格言，现在听起来却象一个国民口号。
我必须得学会等待。
我懂得，英雄本色不是在一切顺利、而是在逆风千里的时候才真正显露出来。侦察员也是如此。也许，有人想更好地了解我？也想让我自己更好地了解自己？老天啊！这是多么幼稚可笑的推断。人家干吗要我自己觉得自己束手无策、软弱无能呢？“振作起来！”“不要灰溜溜！”“神气起来！”这些我自己劝慰自己的话，早已失去作用。的确，我也有过另一种想法；会不会是在保护我，以备日后更需要时再用。谁知道将来会怎样呀？可是，这个想法我也觉得不够真实。首先，我实在没什么了不起，不会那么珍视我；其次，假如真的在保护我，那也会想方设法采取一些措施，哪怕传上两句话，别让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往我脑袋里钻。我觉得自己象一只花大姐，被两个坐在后排常得两分的学生在课堂上玩弄着：我跑到课桌边上，碰到一根尺子，转回来，还是碰上尺子，可是飞又飞不起来。
乌利里赫·卢克有一副号手模样的宽脸庞。好象他在很久以前吹号时，为了拔高音而使足全身力气，可是却忽然呆住了……从此便成了这副模样。如果从后侧方看他，那你绝不会看到颧骨挡住的面颊。他红光满面，这正是每个巴伐利亚人感到骄傲的，也是他们所认为的健康和美貌的标志。
他对我渐渐地不那么警觉了。在最初一段时期里，我始终感到这一点。乌利里赫常常同我和安内玛丽在一道。他喜欢自己的妹妹，对她十分依恋。我们３人一起去看卡尔辛坎剧团演出的半裸体哑剧。安内玛丽说，我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比预计的要快得多。她认为这是她个人的成就。过了几天，卢克邀请我去参观画展。他很随便地说，这些画是××国和其他国家的博物地拿来做短期展出的。大厅里有３个上了年纪的法国人，是工作人员，他们的目光冷漠、呆板，不论谁走近作品，用手摸它，或者索性把它拿走，他们好象都无所谓……
这里有几幅戈雅①的油画，画的是老工匠；还有提香②为几个加冕帝王画的肖像画，他们的面部表情都是闷闷不乐的；还有布莱盖尔③的一幅画，好象是从维也纳画廊拿来的，叫做《巴比伦之塔》。我根本没听说过这幅画，这使安内玛丽大为吃惊。卢克竭力利用这个机会，给我提供“思考的材料”。
【 ①戈雅（1746—1828年），西班牙画家和雕刻家。——译者】
【 ②提香（1490—1576年），意大利画家。——译者】
【 ③布莱盖尔，荷兰画家。——译者】
“弗朗茨，你看，走近点儿。你看这些人，这些机械装置，是不是有点象我们现在的起重机？你看，这座塔高耸入云，它是多么高大、壮观。人们在尽心尽意地工作：他们的神态各不相同，好象蚂蚁一般，天生就知道要干活，而且努力完成它，虽然他们知道绝不会因此而受到表扬，也不会为他们受勋……上面命令这些人造塔，于是他们便从四面八方集拢起来，把塔造好。可是你看……这副画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使我们相信，这座塔注定是要倒塌的。每个人都在干活，各干各的。可是塔却逐渐倾斜起来。你往这儿看，懂了吗？”
参观的人开始注意我们。人们把乌利里赫当成了讲解员。
为了避免误会，他往后退了一步，继续小声讲道：“你看见没有，塔从这儿开始倾斜起来。这座塔还要造许久，人们还要流许多汗，但却是为了这座塔迟早要倒掉。它不会有别的结果。这是一些语言不通、又互不理解的人们在造塔。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再看一会儿。”
“我们是往下看。还是等他？”安内玛丽没有听乌利里赫讲。对她来说，这都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她在看旁边的几幅画，同时仔细端详一位干瘦的太太。这位太太穿着一件墨西哥式斗篷，上面缀着五颜六色的小金属片。安内玛丽掀了掀鼻子，表示对这种服饰颇不以为然，便不紧不慢地跟在哥哥后面走开了。
我想独处一会儿，想想卢克刚刚说过的话。
他们深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目标，不同民族的目标是不会相互吻合的，不管他们怎样合作都注定要失败．他们无泳互相理解……从无数历史事实和当代生活的事实中，他们只挑选出符合自己的哲学观点的那些事实，其余的则不愿承认。他们了解苏联各族人民之间的合作吗？了解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和潜力吗？
安内玛丽把我叫了过去，她不能把自己的看法长时间地闷在心里不说，不能不吸引着某个人的注意，否则就无法生活…她站在《维纳斯和海豚》这幅画的画稿旁边问我：“你知道阿芙洛迪特①是怎么出生的吗？”然后，她便十分详细地给我讲了这个神话故事。
【 ①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译者】
我在慕尼黑最初买的几样东西中有一样是电唱机。伯父给了我３００马克“先用着”。
我不能说我是真心实意地拿了这笔钱，可是，后来我想：如果一切正常，我是会过日子的。我生活十分俭朴。买电唱机是安内玛丽给我出的主意。
“你不了解我们的现代音乐。70马克，钱并不算多。要是我，那就毫不犹豫地买一架。”
她帮我挑选唱片。起初，家里的习惯还没忘，我总是想给留声机上弦。可是电唱机不用我帮忙，而且还有一个灵巧的装置，唱片一唱完，唱针便跳一下，唱机就会自动停转。
安内玛丽送给我一件礼物。
“这是一首苏格兰的叙事曲。路易丝·休特勒唱的。她是我们这里刚刚升起的一个歌星。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安内玛丽从编织的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唱片，走到电唱机跟前。
体特勒的声音低沉悦耳；胸部共鸣很强，有些象奥布霍娃的声音。她唱的是叙事曲《黑色的长斗篷》：
10天以前，寒风凛冽，夜如泼墨。
有人被害，众人皆云，凶手是我。
法官审问：“漆黑之夜，你在哪里？
说出来吧，可免一死。”
我默默不语：
那天夜里，我和情人，相偎相依；
我那情人，好友之妻。
情人走来，沿着山岗；黑色斗篷，披在身上。
她来看我，如何归天。
有谁看见？
有谁听见？
除我一人，谁人知晓？
绞架高高，长眠在即．
情人默立，人群之中；不动声色，呆然顾我；
在她眼里，并无半滴，怜惜之泪；
除我一人。谁人知晓！
“喜欢这首歌吗？”安内玛丽问。
“也许喜欢吧。”
“你对那个穿黑色长斗篷的女人有什么想法？”
“她要是不这样做…就没有这首叙事曲了，也就平淡无奇了。”
“对，他实在太爱她了。当非常爱的时候，可以饶恕一切。”
我又放了一遍唱片。
当唱片唱完后，安内玛丽顽皮地挑逗式地膘了我一眼：“教师先生对我有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请讲，我非常想知道。”
“我想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很喜欢您…非常喜欢。”
“请您再说一遍，这是多么好啊！”
“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不要装作什么也没看出来似的，好象你听到这些话说得十分突然…”
“我秘密告诉你，女人是非常高兴听到这种话的。”
安内玛丽走到我面前，把双手放在我的肩上，从下往上看了一遍，突然把耳朵紧紧贴在我的胸前。
我还从来满有这么空闲过。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用这些时间做什么。
读书，读不下去。去看前线新闻简报，我觉得所有的影片都千篇一律。
我还常常去英国公园。在林荫路上，总是有一群棋迷。其中有一个优秀的选手。他有２５－２６岁，双目失明。他下棋是赌钱的。他十分慷慨地让棋子，对有些人让马，对有些人让堡垒。在他的桌旁总是围着一大群人。我已经知道。他原先是一位化学家，在做试验时发生爆炸，从此丧失了视力。对他来说，下棋可以稍微补助退职金的不足。大家都愿意和他对孪。
……
这一天他赢了七、八盘，可是后来，走过来一个年轻人。他身穿花格上装，带着一副度数很深的镜子。也许，就是因为高度近视军队才免征他入伍。他耐心地等到轮上自己，便坐到小桌旁。他赢了两盘，摘下别在暗兜上的别针，拿出钱夹，把4马克放了进去。
“我很想……和您再下几盘，”输家说，“可是，我不能再这样让子儿了。您同意不同意把马拿去？”
“不。不，这个条件对我不合适。如果您这么想下，我还可以再奉陪一盘，不过只能按原来的条件。”
“可是，您已经赢了两盘让子的了，” 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插嘴说，“您下得不比他差。”
身穿花格上装的人，轻蔑地撇了撇薄薄的嘴唇：“我愿意把位子让给您。”
过了几天，我在剧院里碰到了这位赢家。
安内玛丽从老远就指给我看：“这是奥托·霍茨英格尔，我的中学同学。从前，他对我有过意思，现在是记者。他旁边的那个人是个十分有趣的人，叫弗里德里希·奥默尔，我国有名的运动员，奥林匹克冠军，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市市长的儿子。”
奥默尔是一个手脚很长的年轻人，在浓密的双眉下，有一对快活的眼睛。他不时地碰到熟人，亲切地向他们躬身致意。他那长长的身材显得镇定、自信、志得意满。
……
舞台上演出的是一出叫做《凤凰》的芭蕾舞剧。天幕上“1920”几个字闪闪发光。一队倦怠、淡漠的人迈着十分不自然的均匀步子，鱼贯地走过路堤。音乐很轻，显得绝望、阴沉。在幕前，也就是路堤下面，是一个幽灵的王国。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者的鬼魂飘忽不定。只有当他们从远处看到自己的某个亲人时，才活跃起来。灯火落在他们身上，他们梦幻般地回忆着往昔，可是他们的回忆就象灯光一样，又熄灭了。
音乐渐强，充满了越发令人不安的调子。有个人失足跌倒，沿着路堤往下滑，要滑到幽灵王国里去。他扭动着，竭尽全力支撑住，大声呼救，可是谁也不理睬他，各人想各人的事。只有一个人扔给那个下滑的人一条绳子。开始，下滑的人抓住了绳子，可是后来他明白了那个人想要把他送回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去，于是便松开了手。
接着，响起了勃蓬有力、进行曲节奏的音乐。路堤上出现了一群强有力的、精神振作的人。他们前胸宽阔，步伐齐楚。天幕上亮起了“1933”几个字。先辈的幽魂受到了鼓舞，他们跳起舞，歌颂人世间发生的变化。后来，世上的人也跳起舞。画面一幅接着一幅展现开来，华美得叫人感到甜腻。演员们十分得意，认为剧场里响起阵阵掌声是理所当然的。安内玛丽说，一般说来，这出舞剧她还是喜欢的，但她更喜欢古典舞剧。
在休息室里，我们几乎同霍茨英格尔和奥默尔面碰面，可是导演把他俩拉走了。
我听到奥默尔说：“妙极了，真是妙极了！我想，观众对这出戏不能无动于衷…”
第二天傍晚，安内玛丽带着俄语教科书和她的翻译作业来了。
她在镜子前站得比平时久些，双眼不住地注视着我。我感觉到了她的目光。
她脱下外衣，十分随便地扔在椅子靠背上。连衣裙紧紧地包着她那苗条的身段。她站到我的对面，用双肘支撑着趴在桌子上，翻译一段课文。
我看见，她那双乳的线条显得格外分明。
她发觉了我的目光，便嫣然一笑，继续翻译，可是不象平时那样心中有底。
我夸她进步很大，便把目光移开了。她说：“教师先生，听到您的夸奖，我十分高兴。在学校里，老师很少……”
“看不出芳年才气的教员是可鄙的。”
“如果您这识才之才不被人发现，那也影不公平的。”
“请您把刚才讲过的这句话，尽量准确地译成俄语。”
“可是，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如果您这么愿意……我只能把它用俄语简要地概括成：‘我很爱我的教师’。”
她走到我的面前，把双手放在我的肩上，跷起脚尖，好象想试试看。是不是够得着我的嘴唇。她吻了我，紧紧地贴在我的身上，屏息不动。
“亲爱的，你对我有什么想法？你说，你对我有什么想法？”
她极力用平稳镇静的语调说话，可是她做不到。
“我想，你是这样一位少女……为了你，男人们会神魂颠倒的。现在我好象也要神魂颠倒了。”
“那你就神魂颠倒吧…不要怕……”
我是不是过于迷恋她了，所以对她的信任我不想、也不能以恶相报？可是我能不能做得比现在差一些呢？怎样做才好？我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当我远走高飞，而她只落得孤身一人的时候，她会怎么样？我对她说些什么，用什么样的眼神瞧她？这一时刻是注定要到来的，不可能不到来。她不知道，而我是十分清楚的。是不是正因为我知道，我才不想、也无权欺骗她，
她头脑十分清楚、冷静。她对我会有些什么想法呢？
伯父房间里的钟已经敲了11下。随着这最后一下，我的全部疑虑和担忧忽然一扫而光，对安内玛丽的怜悯也无影无踪了。
我说了一句陈腐的套话：“你的头发散发着晨露的香气。”便吻了她。
她回了一个吻，可是好象出于礼貌、怜惜。这种吻忽然使我感到快活起来。
“你不了解自己，你不了解自己！上帝啊，你怎么能保住了童贞？怎么，捷列扎村的姑娘们就没注意过你？俄罗斯姑娘也没注意过你？上帝呀，她们是多么蠢呀！谢谢她们！现在我更加赞赏元首同俄国结盟的英明。我是由于结盟而受惠最多的人，你知道吗？我爱你，只要我活着就爱你。你呢？你呢？”
我吻着她，心中想：“这是她自己要来的吗？”
第十章 送给阿格利毕娜的头巾
伯父匆忙地在睡衣外面套上一件小坎肩，便上楼来到我的房间。他手里拿着一瓶打开的莱茵葡萄酒，他大概已经喝过几杯了。
他的双颊泛着红晕，眼里流露着快活的神色，言语之间充满了得意的调子：“你会看到，战争肯定要在你的签证期满前结束。瞧，《全军通报》是怎么写的，”伯父把报纸递给我。他按照老习惯，继续订阅这份报纸。
在第一版的右上角写着：“空军——对英展开‘大规模闪电战’。”旁边是用大号字排的一则报道：空军开始大规模轰炸英伦三岛，重创港口、造船厂和钢铁厂。
“好消息，弗朗茨，好消息呀，”伯父斟了两杯酒。“英国人罪有应得，自会求和。让我们干一杯……为我们的胜利，为即将到来的和平干怀。好消息从各地传来。”伯父慢悠悠地泯着酒，用手指着报纸说：“你读一下。”
伯父不愿和我分开。他害怕孤独。对任何一个表明和平就要到来的消息，都感到万分高兴。
《最后一点钟》专栏里报道，“组织专门部队清点战利品”，“安东内斯库购买我军在波兰缴获的武器”，“又有两列车粮食自东部各省运抵柏林”。
“假如我们还要打很久，我们就不会把缴获的武器卖给罗马尼亚人，你懂吗？这些武器我们自己还要用的。一切都会好起来。来，我们给你爸爸写封信，告诉他，我们要求延长签证期限。”
报纸、广播、电影——戈培尔的全部机构都颇具匠心地巧妙地向德国人灌输一个思想：用新的限光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国家吧！你看，元首给了你何等的力量。“德国军队的脚步声震撼着古老的欧洲”。
从前线传来的胜利消息使市民们一个个都神气活现。再努一把力，德国便可以得到根据强者的权利应该属于它的一切。市民们有些昏昏然了。其实，难道只是市民们这样吗？世界上需要找到什么力量，需要发生什么样的事变，需要熬过多少年头，这乌烟瘴气才能消散？德国人本身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欧洲呢？全世界呢？在我的窗下有个小男孩正在自己和自己玩足球，我十分可怜他。他们想把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