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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人知道它呀！您是不是想过，如果不是幸运，如果不是收到伯父的信，您就不会看到世界，就不会知道还有这样一些国度，那里的人特别器重真正的阿利安人的品德，这就是具有精神力量，百折不挠和富于进取心。”
“我想对上校先生说，今天同出国时相比，我感到自己前后判若两人。在某种程度上……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确切，我对某些价值观念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祝贺您！我原有几个秘密想留待今天会面谈，请允许我现在向您揭开第一个秘密。您知道是谁帮恩斯特·坦年鲍姆把侄儿从俄国请来的吗？”
“非常感激您，上校先生。”
“我说这话并不是为了让您感谢我。我同坦年鲍姆一家是世交，同亲爱的恩斯情也是多年知己。我深知年轻的坦年鲍姆一定会为新德国竭忠尽诚的。我想告诉您——对此我拥有最高全权—一让我们一起为造福于我们美好的国家而工作吧！我有几个建议。我相信，这些建议一定会使您感兴趣的。”
“那我的亲人们将会怎样？”
“绝对没有关系。您要回家的，可是我们知道。在俄国我们又有了一个朋友，当……有一个很好的谚语：患难识知己。一旦这种时刻到来，我们也会识知己的……”
“可是，假如上校先生说的那种时刻来到了，一个从德国回到苏联的人，我想恐伯会特别引人注目的。我不仅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我只能造成损失。”
“是的，我的朋友，您很有远见。这很值得赞赏。不过，回国，这只是几种可能的方式中的一种。还有别的方式，也同样令人感兴趣。自然，这是为了一旦……”
“我非常珍视上校先生对我说的这些话。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我能做点什么，使我们两国相互了解、相互学习，那就要建立联系…”
“有些事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和愿望。有些事我们无法控制，它们表达一种绝对的、独立存在的思想。检验一个民族是不是具有生命力的时刻已经来到。现在，每个真正的德国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你为谁服务？为了什么？”
“对不起，阿申巴赫先生，可是，我没有做谈这些的思想准备。有好多问题需要仔细考虑。”
阿申巴赫突然变得令人难以捉摸。他向后倒退了一步，好象要避开他刚刚说过的话，接着，便缄口不语了。他从窗户向外望去，铺了水泥的大院十分平坦，没有一棵小树；石头围墙约有两人高，上面插满了碎玻璃；大院的进门处有岗亭和拦路竿。此外，便再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阿申巴赫走到电话机旁，没说明找谁便通知说，７分钟以后他要出去。然后，他漫不经心地看了坦年鲍姆一眼，好象在回忆，为什么要请这个人来。
“我可以走了吗？”坦年鲍姆站起身，慢条斯理地迈着典型的非军事人员的步子，走到桌子旁：“上校先生有急事吗？”
坦年鲍姆心里想：“他未必会同意就这样和我分手。我必须强使自己表现出。似乎在我内心有两种思想在斗争……不要让他们产生任何怀疑。我不能让他以为，似乎是我竭力想往侦察机关里钻。不，在我心里有两种感情在斗争着。我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都不能代替我作出这一决定。让他想一想，假如他处在我的地位上，假如他的父亲留在共产党那边，他该怎么办。他们总是要怀疑我是被派遣进来的，怀疑我不是我自称的那个人。我不应该采取任何主动，一切主动行为都应该来自于上校。
“上校先生，我可以告辞了吗？”
“我说过了，我只揭开了今晚要谈的第一个秘密。您不想知道第二个吗？”
“非常想知道。”
“请不要说您听到我的话不感到高兴。”
“难道我暗示过，您的话对我、我的荣誉感和爱国心没有任何触动吗？难道我暗示过，您的话没打动我的心？可是我父亲，我一直在挂念着他．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次旅行会变成这种样子！”
“也许想到了，所以才同意让您来，他相信，您一定会很好。一切都会很顺利……”
我茫然不解地翻了翻眼皮。
上校冷漠地继续说道：“话说回来，学生们都在想念您，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晤，学校的教导主任舒利太太，还有坦年鲍姆太太，就是您的远房戚和保姆也在想念您。她的名字怎么那么怪？这个名字不知为十么总使我想起一个交际花……”
我默不作声。我原本想立刻说出阿格利毕娜的名宇，可是我装作在沉思刚刚听到的那番话，并不急于回答问题。让他怀疑吧。他越是怀疑，我的澄清便越有说服力，他的印象也就会更加深刻。
这时，阿申巴赫继续说着，好象自言自语：“米兰达……齐齐里亚……卡琳……我常常这样……瞧，老啦……前几天遇到一个老同学，中学同学，还参加过他的婚礼呢，在一起玩过好多次牌，可是两三年没见，就把他的名字忘得光光的。我觉得自己简直糊涂透了。”
“您是说我的保姆吗？……阿格里毕娜大婶是个善良的好人。”
“是的，她真是一个善良的好人，帮了我们不少忙。您瞧，现在，我就要向您揭开第二个秘密。事情的机妙就在这里。我们派了一个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捷列扎村去，他同心地善良的阿格里毕娜·坦年鲍姆谈过话。她的记忆力非常之好，她帮了我们的忙，也帮了您的忙。请不要生气，公事公办嘛。我毫不隐瞒地对您谈这些，就是为了在我们彼此之间不留半句话。还为了让您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要同您合作。这种职业对精力充沛，想功成名就的年轻人最合适。‘愿者上钩，绝不勉强’。请选择。坦年鲍姆先生，在这间办公室里，还从来没有人拒绝过。谁拒绝，那总是要后悔的。老实说，无一例外。怎么样，成不成？”
“上校先生，我必须把这一切仔细权衡—下！我现在只知道一点，当我离开德国时，我将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听到您说这些话，我感到非常高兴。请问候我的老朋友恩斯特。听说，他在为延长签证期限奔走……”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办成？”
“我想，会有人帮他忙的。”
“坦年鲍姆先生，”阿申巴赫过了一周之后说道，“请允许我祝贺您：您伯父的申请已经得到同意，签证延长了３个月。是的，我也很高兴。现在，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还想回到咱们的话题上来。有些事情使我非常感兴趣。您在阿塞拜疆生活了22年。您对俄罗斯人同高加索本地人之间的关系紧密到什么程度有什么看法？我时常想起沙米尔①，他曾经同俄罗斯人作过战，成了民族英雄……我还会见过平等党和达什纳克党②的一些十分有声望的活动家，最后，我同格鲁吉亚民主政府的成员也都认识。他们对苏联的所谓民族政策有自己的看法。可是，如果清醒地看问题，不论是平等党、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还是达什纳克党都早已远离故土，他们总喜欢以愿望代替现实。而客观的、反映实际情况的看法要有意思得多。”
【 ①沙米尔（约1798－－１８７１年高加索山宗教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者。—译者】
【 ②阿塞拜疆1912—1920年一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地主的民族主义政党。—译者】
上校不说话了，让我考虑如何回答。
“我在德国人中间长大，可是在巴库学习。据我看……阿塞拜疆人是信任俄罗斯人的……是十分尊重他们的。在俄罗斯人的帮助下，阿塞拜疆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建了许多东西，改建了石油工业。”
“坦年鲍姆先生，我希望您先把问题搞清楚，然后回忆一些能使我们感兴趣的情况和事实。这样的报告会送到上边去的。”
我非常清楚上校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样的事实和解释。
我可以回忆舍马哈的富农分子骚乱，然后把它说成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衣民群众运动；我可以回忆农业集体化时在伊美列丁③人居住的两个山村里发生的骚动以及一位二万五千人工作队④队员（从第比利斯来的俄罗斯工匠）被害的事件。最后，我可以随便胡诌些什么，谁能核实，怎样核实呢？阿申巴赫十分明显地暗示，这样的报告才“符合潮流”、他已经设想好了关于我们谈话的报告：《一个来自俄国、生长在高加索的知情人谈阶级和民族动乱》。阿申巴赫说，这样的报告“会送到上边去”的。也许，他可以帮助我取得信任。可是，准需要这样的报告，为什么需要？这份报告会帮助谁、得出哪些结论？我是否有权走这一步？让他知道我并非投其所好，我有自己的信念，我决不想为了“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注意”而放弃信念。
【 ③格鲁吉亚境内的少数民族。——译者】
【 ④系指1929年苏联派遣到乡村支援农业集体化工作的先进工人部队。—译者】
“高加索的各民族生活得象个大家庭。和我一起在师范学院学习的学生差不多有20个民族，也许有25个……”
“我的朋友，这些情况在你们出版的任何一份报纸中都可以读到，”阿申巴赫懒洋洋地说道，“现代的社会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充满了矛盾，尤其象你们那种刚刚在试验、确立中的社会，更是如此……生活给拥护这个社会的人，以及反对它的人，都提供了足够的事实。当然，您‘受影响’的时间太长了……以为一个人会在几个月之内摆脱这些影响，那是幼稚的。”
阿申巴赫拿出一把指甲刀，修起指甲来。
“我们还会再谈的，我的朋友。”
我多么想知道，我做得对不对？有没有什么疏忽之处？对于阿申巴赫的提议，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得更果断一些？
两天后的早晨，响起了电话铃。我听到暗语，便仔细谛听起来。对方和我约会，但没说时间和地点。这就是说，我必须在中午１点以前，到一个名叫“银咖啡壶”的咖啡馆去。这个小咖啡馆设在艾德哈大街的一处半地下室里。我不止一次走过这家咖啡馆，同安内玛丽散步时也常常路过。
我提前40分钟出家门，买了份报纸，在汽车上打开来读。我试图读完登在第一版上的一篇文章，可是读完之后，什么也没记住。我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十分费劲地反复读，十分勉强地理解文章的意思。
这个人是谁呢？为什么不早些让我知道？他会给我转达些什么？我应当做些什么？
在靠里面的一张小桌旁，后背朝门坐着一个黑头发的中年市民，他在读报。他大概早就习惯于呆在这个咖啡馆里，习惯于这种环境，习惯于读这份报。
这位“市民”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亲人——纳齐姆·鲁斯塔姆别科夫。
我问道：“先生，这里有人吗？可以和您坐在一起吗？”
“请吧，”
他毫无兴趣地看了我一眼，便又一头扎到报纸里去了。他既没显得兴高采烈，也没表现得怏怏不快。他装作有生以来头一次见到我，所以没有理由不继续看报。
我要了一份清淡的早餐。起初，我们默默地坐着。
“喂，喂，”鲁斯塔姆别科夫叫了两声，环视了一下周围，似乎想找侍者，他好象在报纸上读到了什么使他扫兴的消息。
他没找到侍者，同时确信没有人注意我们这张桌子之后，他看了我一眼，说道：“我不喜欢这种天气。昨天下雨，今天又下雨……听说明天还要下。这算什么６月天气呀？
我头一次听到他讲德语。
“没什么，春天的雨下不长。”
“这个侍者动作太慢。”
“我看咖啡煮得还不错……”
“您知道，战前这里的咖啡煮得可好了。是一个士耳其人煮的，那是位真正的师傅。
“听说，差不多有50多种煮法。”
“没听说过，可能吧。”
我的同桌不慌不忙地喝完了第二杯咖啡，看了看表，说道，他是开车来的，问我到哪里去，用不用带我一段路。我道了谢，脱口说出一条街名。“我差不多也到那里去。”
他用一只又大又宽的手，使劲儿地扶着桌子，站起身来。他摇摇晃晃地走在前边，好似每挪动一步都很费力。他的皮鞋后跟已经磨偏，走起来完全是一副身患气喘病、终日忙于老人喜欢做的事情的市民模样……他也许只顾得上保重自己的身体了。
咖啡馆附近停着一辆轿车，我们坐了进去。车子一开，鲁斯塔姆别科人便把那只关节有毛病的大手伸了过来：“你好啊！” 他微笑着问道。
我近来所忍受的种种煎熬和疑虑，只有现在，只有此刻，才一扫而光。这哪里是什么煎熬和疑虑，这简直是恐惧。既然我现在和鲁斯塔姆别科夫一起在慕尼黑，坐在一辆车里，这就是说，我有用，信任我。我的老师的音容笑貌使我感到这一点。
据我看，鲁斯塔姆别科夫不论做什么，总是把工作、任务、委托放在第一位，而执行任务的人，以及他的情感、欢乐、伤心、疑虑、痛苦，全都是第二位的事。至于我在马利安圆柱没能接上头，在那些日子里我有什么感受、什么想法，如何夜不成寐，好几个月我没能从派我到慕尼黑里来的人那里得到任何消息，他对这些并不特别感兴趣。
“您好，穆埃里姆①！”
【 ① 阿塞拜疆语，意为老师。——原注】
“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你多么迫不及待地想先开口说话。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难道有人向我们保证过，说我们的工作将会毫不费力、一帆风顺？这就是说，事情就该如此。如果你动动脑子就会懂得，你在受到保护。领导认为，在时机未到之前，你应该安静地生活。现在该工作了。”
他就是这么说的：“工作。” 就这么平平常常地说了这两个字。
鲁斯塔姆别科夫开着车，就象他一生都住在慕尼黑，熟知它的大街小巷和复杂的十字路口。
“你听着，要记住。几天前，在一次车祸中，马克斯·坦年鲍姆和捷列扎村中学校长先生。他们是从基洛瓦巴德回家的。迎面卡车上的司机是喝得酪酊大醉的狩猎检查员。他本来想逃掉。他开了枪……结果把民警打死了……你会收到一封让你立即返回的电报。你要想办法留下来同伯父长住……不要匆匆忙忙，不要操之过急，事情要办得巧妙。”
我们的车子开上了通向纽伦堡的公路。
鲁斯塔姆别科夫望了望头顶上的小镜子，继续说道：“你母亲的身体很好。她已经调到基洛瓦巴德去了，在市人民教育局工作。”
鲁斯塔姆别科夫停顿了一下，好象表示关于个人问题的谈话到此为止，这些都是私事，与工作无关，与我马上就要听到的主要内容无关。
“你听着，要记住，”他又说道，这次他好象费了很大劲儿才开口。“事情关系到战争。”
我突然觉得鲁斯塔姆别科夫的面影飘忽不定，轮廓模糊不清，就象观众对放映员打口哨、发出嘘嘘声时银幕上出见的镜头一样…我必须克制住自己－－这几个月来，由于期待、情况不明，特别是由于刚刚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忽然觉得全身疲倦已极。真的要打仗吗？如果这是另一个人说的，也许还好些。可以怀疑，不必相信。可是，这是鲁斯塔姆别科夫说的：他在没说出这句话之前，掂量过多少次分量？世界上难道有这样大的天秤，可以用它来称这字字千斤的句子吗？
我作为一个年轻的红军军官，是首先得知这个消息的人之一。这个消息将会使世界上所有的电台和报纸都茫然不知所措。我们的人预先知道这个消息，这太好了，这是最重要的……现在，鲁斯塔姆别科夫，还有他的上级都在给我下命令！他们知道我会绝对服从的，我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因为这是我终生的事业，我再也没有别的目标、愿望和念头了。他们信性我！记得我是谁的儿子。
“……你应该到德国军队里去。忠心耿耿地为他们服务。这是‘中央’委托我对你说这番话的。你的主要目的是扎下根，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如果能弄个一官半职，那再好不过了。这种事不简单。要记住，对你这个外来人，他们总是不信任的，虽然你也是个日耳曼人。你将从卡林·帕尔姆那里得到任务。地址很简单：柏林，《晚报》……”
我知道，我将把这次谈话的每个细节、每一分钟都铭记心头，终生不忘这部汽车、这条公路、头顶上的这面小镜子。我知道，我在这辆车里度过的每一秒钟都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忠心耿耿地服务”——这是最重要的。他们是不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