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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自己的星相。迄今为止，星相还没有欺骗过他。两年前，1941年６月24日，他和一些人一起被空投到离明斯克15公里的地方。空降部队分成３个小组，引导德国飞机轰炸后撤的红军部队。
空降兵十分熟练地展开活动。在一次糊里糊涂发生的交火中，队长阵亡；这时。部队便由当时军衔最高的于尔根·阿申巴赫少尉继续指挥。关于这次战斗，他的确有不少战绩可以报告。他一直珍藏着此后不久收到的父亲来信。信中有些话是儿子绝少听到的；“于尔根，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相信，你将无愧于自己的门第。”
他还想起一件事。他７岁那年，有一次和母亲在小花园里散步。花园里。消防队的管乐队在演奏。一位吉卜赛老太婆喊住了他们。在她的目光中流露出那样一种神情，使于尔根的母亲不由地走到她面前，问她要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我不要你的钱。我只想看看你的孩子。你记住，他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的。请珍爱他，不要惩罚他。孩子，给我左手看看……你会成为一名武将。不过，在２０到30岁之间要招灾惹祸…可这没什么可怕的，你能避开它，会长命百岁的。”老太婆从怀里掏出烟斗，吸了起来。
于尔根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吉卜赛老太婆的面孔，她那张干瘪无牙的嘴，那只烟斗，还有那双闪耀着几种颜色的奇怪的眼睛。老太婆预言他在20到30岁之间会遇到麻烦。不过。那件麻烦事早已经过去，可以把它忘记了…他到当武官的父亲那里去做客时，陷入了窘境。他给一个吉卜赛音乐唱片女搜集家提供了一些情报，于是从她那里得到一大笔款子。在他伸手拿钱的时候，听到有拍照的声音。他只能猜测从哪儿拍。这“咔嚓”一声，在他耳边回了好久。
假如父亲不是那么严厉、吝啬。不是那么不通情理，也许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于尔根从记事起，总是怕父亲。亚历山大·阿申巴赫对儿子十分严厉，想把他培养成一个习惯于吃苦、习惯于不公道的军人。于尔根７岁那年，父亲曾经为了没把床铺好而鞭打他（先批评过他两次，可是他还是铺不好）。父亲一边用皮鞭抽，一边数落道：“部队里的司务长会教训你的，你愿意吗？愿意吗？……”
于尔根一向惧怕父亲，不喜欢他。
别想了…够了！让那些令人不快的回忆滚到一边儿去吧！吉卜赛老太婆说了些什么？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能取得什么成就？到今天为止，她的预言正不断应验。也许今天……今天他必须精神抖擞，因为今天下的赌注实在太大了。
“尊敬的坦年鲍姆先生！
我们的合作已经将近两年了，我十分高兴地告诉您，您写的关于东线战况的通讯，已经引起了您的同行和读者们的注意。通讯中包含着真实的体察，这说明您对俄罗斯的气质和风土习俗十分了解。至于对恢复旧时婚礼仪式和宗教节日的描写，还使读者加深了对俄罗斯民族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崇尚古风的生活的了解。现将我们收到的几封评论您的文章的来信转寄给您，它们也许能启发您形成新的选题。
请接受我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盼您寄来新作。
诚挚的 卡林·帕尔姆”
住在柏林附近的一个名叫盖尔的人写道，他十分感兴趣地读了格哈德·卡利的文章。同时，他回忆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俄国俘虏时，他曾经辑录过几个民间传说。既然现在人们对俄国的兴趣与日俱增，他打算写出来出版。盖尔十分认真地把其中的一首壮士歌复述了一遍，说这个传说“在奥尔洛夫州家喻户晓”。他还询问道：“经过布尔什维克25年的暴政后，现在的俄国农民是否还记得这些古老的传说？”
坦年鲍姆好费了一番功夫译释这封信。真不值得这么用心计！鲁斯塔姆别科夫假托的这位俄罗斯古风的热诚爱好者通知：“关于国家保卫局中尉于尔根·阿申巴赫的材料。”下面几行是关于７年前那次行动的若干细节。
曼夫雷德·梅茨在电文末尾加上的暗号，使德国反谍报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先确定了哪些军官事先知道巴季尼克的行动。然后对他们的可靠程度做了审查。没有发现疑点。接着便着手进行审查中最复杂、最费时间的一部分工作——廓清这些军官的各种关系。
再过８天，在柏林就要开始监视《晚报》工作人员卡林·帕尔姆了。反谍报机关审查她的全部通信后，通讯员引起了注意。在11个通讯员中，有一个是军事翻译弗朗茨·坦年鲍姆。他在３年前从苏联来到慕尼黑探望伯父——退休少校恩斯特·坦年鲍姆。后来又查清，少校从未见过自己的侄子，也没有他的照片。
佩斯科夫斯基现在只剩下一周的时间了。
卡林·帕尔姆在被捕前一天发给弗朗茨·坦年鲍姆的最后一封密码电报中，转达了“中央”对他的谢意，通知授给他“大尉衔”。
第七章 十毫升碘酒
“亲爱的安努什卡同志，我有一个重要的秘密告诉你，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我需要一小瓶碘酒。”
安努什卡惊异地睁大了眼睛。她是一个有求必应、又处处喜欢照章办事的人。怎么能“不对任何人说”呢？她这儿是私营药房，还是部队卫生站？每一毫升碘酒都登记在案，何况游击队正面临着一场进攻性的战斗行动！一切迹象都表明，一个严重的时刻即将到来，这从大家脸上的表情、指挥员的忙碌、还有其他种种表现都可以看出来。可是，他一开口就要整整一瓶。这不符合规定。普里莫什一个人干吗要整整一瓶碘酒？
“安娜同志，为什么你不说话？这不是为了我。”
“普里莫什同志，在游击队里不能这么办事，”医士干巴巴地，用一种教训的口吻说道。“我们有指挥员。你我都不能有事瞒着他。看来，你不明白，你的要求叫我多么为难。”
“我非常明白，亲爱的医生同志。”
“我不是医生，我是个医土，不要恭维我。”
“你现在大概在想，这个斯洛文尼亚人多么狡猾。他有事需要碘洒，他这个家伙在耍滑头，是吧？”
“说老实话，我差不多就是这么想的。我还想，你这个南斯拉夫正规军的同志，不怎么习惯游击队的规矩……”
“彼得同志有一次已经这么说过我了，我们彼此之间都不太能相互理解。”
“你怎么，到我这儿来诉苦？”医士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问道。在她的心目中，彼得同志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一个英勇无畏、英俊无比的游击队指挥员。谁想博得她的好感，谁就不该这么说话。纵使医士能够帮忙的，现在也未必肯了，因为在她的内心里刹那间得出了结论：这个人对彼得没有好感。
“不是诉苦，而是请求。”普里莫什用手掌捂住她那只黝黑的大手，用肯求的目光看着她。
安努什卡把手一下子从桌子上拿开。普里莫什立刻窘住了，他勉强挤出一句话：
“要帮助乔治同志逃跑，总得要点儿碘酒哇！”
“这和乔治有什么关系？普里莫什同志，你在打哑谜，我不习惯这么谈话。你明说吧。”
“你先别对大家说起这件事。可能办成，也可能办不成。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普里莫什要帮同志的忙，可能帮不成……原来是个吹牛大王。老实对你说，我只有一线希望。但是既然有希望，我就应该凭良心去利用这个机会。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一小瓶碘酒和一点儿药棉花的缘故。如果没有药棉花，给点儿绷带也行。
“乔班同志，我一点儿都不明白，你拿碘酒干什么？它对你有什么用处？”
“你不是爬山运动员，大概连个小峭壁也没攀过，要不你就不会问这些了。乔治被关在三层楼上。”
“碘酒，我问的是碘酒对你到底有什么用？”费诺根诺娃几乎要哭出来了。“你是不是在挖苦我？”
“我要用你给的碘酒经常擦手指尖，让皮肤变硬，让我能用手指尖扒着砖墙往上爬。每次用药棉擦时，我都会在心里说，去努什卡同志是个多么好的人，对谁也没说。送给我碘酒，因为她也想帮助另一个名叫科泰的好人…也就是乔治。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永远也不会饶恕自己，你听到没有？永远，”普里莫什十分严肃地、动感情地说道。安努什卡觉得他过分动感情了。
“你们斯洛文尼亚人全都这么说话吗？指东说西，专打哑谜？你直说不就完了……”
“现在给碘酒了吧？”普里什·乔班，这个从前的爬山运动员、现在的苏联游击队战士满怀希望地问道。
“不给，你也别想……”
“你说什么？”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没有指挥员允许，这种事不能办。不符合规定。如果指挥员同意，也不能超过10毫升，虽然我真心诚意地想帮助乔治同志。”
“你告诉我，如果你是我的话，你该怎么做。如果我要去找指挥员，那么大家就会知道我承担了……同乔治一起回来的责任。可是，他是在监狱里，那里有岗哨，有铁窗，这铁窗必须锯很长时间。如果我答应了。又做不到，那才是不符合规定呢。首先是因为我可能被打死。贴在墙壁上的人是再好不过的靶子。你懂吗？”
“亲受的朋友，我求求你，”医士忽然变得十分温柔。“去吧，去找指挥员吧……德罗兹特同志一切都会明白的，他会安排得很好。如果事情办不成，谁也不会对你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德罗兹特同志还会给你配备助手。你知道，我们的德罗兹特是个十分诚恳的人。是战争把他弄得冷酷无情……你相信我吧，你不会后悔的……”
“咳……我来找你时，怎么也不相信你会拒绝，要不我就不来了。我以为你是个真正的同志…”
“别瞎说了，亲爱的。人家给你出好主意，你就听话吧。”
普里莫什绝望地、懊丧地挥了挥手。
库图佐夫游击队队长德罗兹特是个工作勤勉、不知疲倦、处事果断的人。他反对任何冒险。图侥幸、碰运气，这不符合他的本性，只有无所顾忌、不怕拼命的人，不靠理智、只凭感情用事的人才喜欢这样做。游击队的生活“在各方面都感到不足”——兵员不足，粮积不足，弹药也不足，只有一样绰绰有余，那就是肩负的重任。责任使水银柱不分昼夜、其重无比地压着胸膛、双肩、心脏和神经。这种生活使德罗兹特学会凡事都要精打细算，量方而行。在他身边都是些经过专门训练的侦察员、特种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他应该相信他们提出的建议和他们具有的知识。但是，德罗兹特同志也清楚地知道，学校只是培养侦察员将来去工作，只有象他们这样的游击队才能使这些人成为名副其实的侦察员，帮助他们培养坚韧不拔、独立处事的能力，帮助他们从内心深处适应工作。在游击队里，没有人理睬你个人的好恶，你的习惯和嗜好。在这里，你整个人，连同五脏六腑，全都属于游击队，属于交给你的任务。事情的确是这样，虽然听起来有1生刺耳，但是再也不能说得更确切了。每项任务的细节都必须经过仔细审核，以防失败，加重伤亡。所以，普里莫什提的行动方案首先需要全面论证，不能贸然从事。已经通知普
里莫什：他的想法需要研究。他问：“很快能定下来吗？”当他听到“会通知你的”这种答复时，撇了撇嘴，委屈地走开了。彼得同志对这个方案有些什么考虑呢？
潘捷列耶夫竭力使自己忘掉对乔班的恶感，说道：“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普里莫什的意见。他的确是个优秀的爬山运动员，可以攀登各种砖墙。”
“这我知道，‘你最好告诉我，有多大把握？”
“百分之一－－”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队长，你听我说完。如果普里莫什·乔班一个人去，没人掩护，把握只有百分之一。如果有两个或３个人和他一起去，把握会大10倍，也许20倍。”
“这就是说是冒险，纯粹是感情用事想出来的冒险行动。我们可以救出１个，但更可能损失３个。怎么，学校里教过你们这种数学？”
“学校里教育我，当同志遭到不幸时，要帮助他。学校也是这样教背你的。虽然不管在我上学的学校，还是你上学的学校都没专门设立过这个科目。除此之外，坎杰拉基了解将军公文包里的东西。”
“你别来压我。你具体说，谁去好？”
“我一个，还有司机费多尔·班达连柯……协助普里莫什。你不要惊奇，我对普里莫什，还有他的散漫性格，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
“咳，别说得太过火啦。你自己也知道，他是个勇敢的南斯拉夫共青团员……”
“反正纪律不怎么强……不过我还要告诉你另一点。我应该告诉你，对于乔治的命运，我作为他的同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负个人责任。那天，我本应该跟着普里莫什冲过去，可是我们被切断了，我被压着俯在地面，不能起身。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也许是我自己压自己，不敢起身？也许是脑子中有根弦没动起来？换个人我是不会对他说这些的……不过，你应该了解情况。我当时并非胆怯了，不……那时我想，我简直没有希望冲到他面前。你知道，有时我们身上会涌现出一股无法遏制的力量。现在你应该给我个机会…这是我向你提出的个人请求。”
“搞个行动方案来，我们再研究。”
第八章 决斗
在办公室中央、希特勒像下面摆着一张铺着绿色呢绒的长桌，桌腿粗大而又笨重。桌子后面坐着于尔根·阿申巴赫。他那副威严自矜、超乎尘世的神气，活象一尊石雕。于尔根朝我微微点了一下下头儿，便翻阅起摆在面前的文件来。
靠墙站着两名士兵，他们双手倒背，两脚叉开，呆若木鸡。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穿着破烂不堪的军装，满身都是灰尘，倦怠地、一动不动地坐在安乐椅里。他背朝着门，那只打绷带的手放在椅子右边的扶手上。看起来，这个人总有40岁开外。
我不慌不忙地走近，瞄了他一眼。顿时，我的太阳穴里好似有几把小槌一齐敲了起来，敲得是那样响，那样不和谐。
我感到一种不可遏制的欲望，想用手摸摸头发。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头发好象不是我的，而是别的什么人的。这发似乎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得那么硬，也许，不只是变硬了。我必须装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同他素不相识，他的命运与我毫不相干。但是，坐在我面前的是科泰·坎杰拉基啊！我怎么能装得出呢？
科泰不动半点声色。他是不是认出了我，
科泰坐在那里，眼睛半睁半闭。
……把自己的任务全都忘掉吗？忘掉侦察工作、密码，还有那些“平电”、“急电”、“加急电”？忘掉鲁斯塔姆别科夫、《晚报》的女秘书？统统忘掉这一切，只想如何救出坎杰拉基？我已经体验过一次这样的心情了…那次，坐在我面前的是马尔科夫。那是我头一次见到这个人。我虽然知道他救过我的父亲……他自己扯了绷带。这以后，我好几夜都不能合眼。如果救不出坎杰拉基，我今后还能睡得着觉吗？怎么办？把手枪里的子弹统统打光？一共有７粒子弹，屋里只有３个人。我肯定可以弹不虚发，我对他大叫一声：快从窗子跳出去！
可是，他连一步也来不及迈！
这全都是胡思乱想。在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和想象不到的办法中，这是最使有经过仔细考虑和斟酌的办法，是只凭感情冲动想出的最糟糕的办法，是一个成年人所不该想出的办法。
科泰抬起了头，立刻眯起了眼睛，好象他受不住这明亮的阳光似的。他在暗示认出了我。
在坎杰拉基的心中唤起了一种生的欲望，他感到一股难以驾驭的力量。“老实说，我明白自己会有怎样的结局……已现在有些情况可以帮我的忙……假如这房间里全都是敌人，那么想来令人伤心，我的生命的最后一刻就只有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并且肯定和他们一起同归于尽。可现在，这里还有我的朋友。也许，审讯时我能告诉他一些情况。要振作起来！一定要使头脑保持清醒、机敏！叶夫格拉弗，我是一直相信你的！终于找到了你①。要是这位蹑手蹑脚向我走来的中尉知道，他的同事舒尔茨先生或者佩措尔德先生是何许人，我想象得出他那副尊容该是何等模样！叶夫格拉弗，我们分别以后的这些年月，你原来是在这里。这么说，你是为了我才隐藏起来，冒名顶替的……胡扯，怎么是‘为了我”呢？说得确切些，如果我能成功地把在地图上看到的一切情况都告诉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