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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组成总部办公会议；开始是哈军工的一名高干子弟当头，在中央关于干部子弟退出群众组织的指示之后，工大陈造反（原名陈轮鲧，文革时改名）任负责人、到一月份，又换黑大的张连科负责。哈师院派出甄裴秀，作为常务成员。办公机关开始在北方大厦，后来迁至黑龙江省委党校靠近清滨路的教学楼一楼。
毛泽东亲自出面接见百万红卫兵，改变了红卫兵受压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但是，斗争正未有穷期。
这时候压制我们的，表面上不是基层各级党组织，因为基层各级党组织都瘫痪了，而是原来这些基层党组织的个别领导成员扶植起来的群众组织。在哈师院，当时我们称其为保守派、保皇派的，叫做八八团。他们是我们红卫兵成立组织并取得第一次成功之后，于8月14日，由院党委通过院武装部部长王某，在中文系党总支召开的部分党员会议上，串联学生总会主席范传臣成立起来的。他在这次会议上对这位学生干部说：“你们应该赶紧成立一个组织。”
这位学生干部说：“应该成立，同学有这个要求。”
王部长说：“这个组织应该叫做‘八？一一战斗团’，以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当时有人提出，中共中央8月8日公布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应该叫“八八战斗团”。王部长说：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是包括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中的，还是叫八？一一战斗团好。接着，这位部长又问及各系由谁担任领导的问题，其人选是否可靠，等等。之后，王部长又为这个组织确定了战歌，并嘱咐写公告要通知他。
8月18日，中文系的这位学生总会主席，用学生总会的名义，召开了排除参加红卫兵和支持红卫兵的学生总会干部的总会干部会议，研究成立八八团的问题。会上，大家七咀八舌地说：赶快成立一个组织吧！不然，人都跑到红卫兵那边去了。在讨论组织名称时，争论很激烈，最后，还是按王部长的意见，把名字定作“八？一一战斗团”。并于当天利用开全院大会庆祝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之机，在大会上，由他们的头头宣读了成立“八？一一战斗团”的倡议书。因为是全校大会，庆祝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所以我们红卫兵战斗队也参加了，并且坐在各个班级的位置上。这是我们造反团成立以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院党委召开的大会。
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造反团成立时，我们自发串联，是为了对付党委的高压自己管理自己而成立的群众组织。八八团却得到学院党委主要领导人的如此厚爱。这就是说，党委主要领导人公开支持八八团，把八八团看作自己的心腹，并封他们为“左派”。他们对下面的干部说，对群众组织不要过早表态，但他们自己却按奈不住他们对八八团的亲热感，而同他们坐在一个组织里。由于党委这样做，许多人由于并不了解他们的来意，也在会上支持了他们。从当时的情势看，他们具有对我们的压倒的优势。一些加入八？一一团的人们对此感到很兴奋，仗持他们的组织得到党委的支持，难以抑制其得到革命“左派”桂冠的喜悦，指着造反团成员的背脊轻声地啐道：右派，不要得意忘形。
显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度里，得到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的支持，便是合法的，革命的。造反初期，人们对地方党委还是恭敬的。各种群众组织都强烈要求当地党组织承认其革命性。这就是在文革初期出现的看起来是矛盾对立的现象，这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八？一一团成立的当天晚上，就派人去找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潘复生对他们说：“你们学院已经成立了红卫兵。有一个组织，就不要再成立第二个组织了。”他们中有人听到潘复生的意见之后，产生了动摇，不同意再成立第二个组织了，并且退出了八？一一战斗团。但是，当时中文系学生、院学生总会主席的范某，还是坚持必须成立。于是，他们又回头去找院党委书记和院党委常委兼党委办公室主任等人，意料之中，院党委的这两位领导人，对他们表示全力支持。这使他们喜出望外。为了纪念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8日发布《十六条》，八？一一战斗团后来还是改名为八八战斗团。全称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战斗团。在哈尔滨，哈军工的八八团也是这个时期成立的。鉴于哈军工的影响，哈军工八八团做了全市八八团的首领。
文革中群众中的两派，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的反映，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同刘少奇矛盾的反映。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革命造反派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一些基层党委的某些领导人支持另一些人成立保他们的另一派组织，这些组织也是党委一些人得到刘少奇、邓小平或其代言人的指示而搞起来的，进而得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来源于他们对当前国内形势及其政纲的看法。这一点许多人讳而不谈，我将在最后一章详细予以评述。对于文化大革命从一般意义上讲，刘少奇、邓小平也都是同意的，并且因此抛出了一批“黑帮”，只是在革命烈火烧到他们身边，他们感到其地位不保时，似乎才猛然醒悟。于是，动用职权，采取措施。
脚位相反，视点对立。对于当时文革初期的形势，刘少奇作出同毛泽东完全相反的估计。这和他抓右派以及当时在社教时对待农村基层的状况的看法似乎一脉相承。1964年8月18日，刘少奇在北京一次关于社教的报告会上说：“敌人和基层干部混在一起，斗争很激烈，你们下去，不要就斗倒犯错误的干部和四类分子，一开始优势在他们方面，因他们有组织、有准备，并且有一套对待工作组的办法”，又说，“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去的，他们还赶我，你们去会不赶吗？”甚至说，“现在阶级敌人变得聪明了，他们很会搞秘密工作，合法斗争比我们还会搞。”对于当时的文革，刘少奇也作如是观，又一次炮制了工作组，并且向毛泽东提出建议。
6月9日，刘少奇对胡克实说：“学校干部、教员要分类排队。”
6月11日，刘少奇、邓小平以中央名义下达指示：“在北京以二个月左右来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派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
6月20日，刘少奇对其女儿平平（当时在北京师大附中）说：“现在你们是两个司令部。这张大字报（指批工作组）和善意的批评不一样。你（指刘少奇同时邀请的学校工作组组长）是组长，你是核心人物，这张大字报就是不要你来领导。现在人家向你进攻，人家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先打好这一仗。”
6月21日，刘少奇对其女儿刘平平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6月23日，他又说：“两方面都在争取群众，你们要驳，他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为什么不听工作队指挥，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肯定听黑帮的话，搞地下活动，非法的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地下反革命活动。”
6月27日，刘少奇、邓小平以中央名义指示胡克实：“对于假左派要坚决揭露，他们实际上是想夺权。”“凡是混战的地方，还是把假左派、真右派打退，才能向黑帮进攻。”
7月1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他们主持的政治局会上就北京的运动指示说：“秘密团体都不要，地下活动是错误的。”
7月17日，刘少奇说：“不允许老师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
7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以中央名义指示胡克实：“工作组进校后受到欢迎，接着发生撵工作组的情况，原因很多，……也有的别有用心，攻击工作组，反对党的领导。……对工作组不能取消极撤销的办法，而要积极的教育，实在不行的再撤。”
“如何斗争的问题，要准备好了再斗争，高水平高质量的斗争。”
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一面，我们再看看毛泽东的一面。
毛泽东于7月18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会见刘少奇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此后，毛泽东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学校搞调查，支持反工作组。
7月21日，陈伯达派人慰问被关押的蒯大富。
7月22、23日，陈伯达、江青两下北大，在北大师生辩论会上，明确表示“对于六？一八事件（指北大工作组把学生批判学校领导干部的过火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江青并且大声疾呼：“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
7月25日，毛泽东在有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做了不少好事”。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逐驱之’。”
7月25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再次到北大，在东操场上，江青指出：工作组前一段以“反干扰”为名，“推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实。
7月26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再一次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下令撤消工作组。
7月28日，毛泽东派周恩来到清华搞调查，支持反工作组，问候蒯大富。当晚，举行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议。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对待文化大革命，中央存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至此完全公开化了。
在哈师院，我们同八八团的对立，实际上就是我们造反团同学院党委的主要领导人的对立，同刘少奇、邓小平的对立。到一月夺权之前，八八团秉承其上面的旨意始终没有放弃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右派”的方针。他们一直把矛头对准造反派，寻找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抓住一点，夸大其词，企图一棍子把我们置于死地。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按照所谓反干扰主张搞下去，全国又是一场抓“反革命”、“右派”的大抓捕；如果这样的话，我不敢想象那时的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研讨文革历史必须讲这50天（在哈师院是20余天）。有人讲文革历史宜粗不宜细，不敢说是想回避这一段他自己的是是非非。
因为两个司令部或明或暗的较量，才演成了基层文革运动的反反复复。
由此可见，文革按照以上两种逻辑在发展。让我们再回到哈师院，谈谈我们学院初期的两派斗争。
我们和八八团争雄的第一回合，是如何对待省委的8·16通知。
黑龙江省委于1966年8月16日，根据学生对省委7？18大会的批判，向全省发出通知，要求全省人民展开大讨论、大辩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这个通知的设计者是根据这样一个三段论设计的：
共产党是革命的（大前提）
黑龙江省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小前提）
所以，黑龙江省委是革命的（结论）
显然，这个通知，藏着明眼人一看便知的目的，那就是试图通过这一讨论，让人们得出省委是革命的结论，这样，就会煽动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起来否定革命学生运动，否定红卫兵对省委错误的批判，否定进一步揭发省委错误，因而，这样的结果，就可以达到既捂盖子，又否定红卫兵革命的双重目的。后来，我们得知，这个做法，曾经在南方某省取得成效，黑龙江省委以为是灵丹妙药，便拿了过来，殊不知此一时彼一时，黑龙江省的学生并没有静观事变，等着工农来围攻自己。而是当通知一发下来，就组织起来予以坚决抵制。我们造反团总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为，8·16通知是个大阴谋，必然引起群众斗群众，必须彻底揭穿，要求省委立即收回，以免造成黑龙江的混乱。并派人同市总部一起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要求省委收回成命。同时也派出自己的成员，到省委院内接待去省委的工人，做他们的工作。
可是，八八团的同志们，却采取与我们完全相反的做法。他们认为，省委这个举动好得很，要求省委不要收回这个“革命通知”，并且还派人到工厂去做工人工作，要工人们到省委去表态，说省委是革命的。一些工人，在八八团的蛊惑下，跑到省委去以后，见到红色造反团的说明，认为他们这样做，既离开生产岗位，又压制了革命学生运动，违背了《十六条》的规定。于是，纷纷表示，省委这个通知是错误的。省委是不是革命的，主要看它是不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因此，省委是不是革命的，根本用不着讨论，省委只有通过实践，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在文革中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而是不是革命的。
由于学生和工人的共同努力，省委很快收回了成命。显然，这一回合，使八八团丢了面子。我们对八八团的同志讲，其实，并非我们比你们八八团的人聪明，而是因为八八团要听上面的话、不能独立思考的缘故。所以，我们造反团在一篇评论中指出，革命师生向来不盲从。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提倡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后来八八团的一些同志在回忆这件事情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团成立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没有办好，出师失利，这对我们的士气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人们第一次看到，文革前，省委的话说一不二，可以说是点石成金；如今，在这场新的革命面前，她的话并不足以左右人们的观点。置言之，省委的意见不再起决定作用了。省委的威信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动摇了。人们发现，省委是不是革命的，不是用形式逻辑可以讨论解决得了的，也不是说，过去是革命的，现在就必定是革命的。文革是一场考验。对省委如此，对一般人更是如此了，以后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这就是说，省委的这个通知，弄巧成拙，不但再一次使省委陷于被动，而且教育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哈尔滨的广大产业工人群众。应该说，哈尔滨的大企业，是在“一五”计划期间建设起来的，例如三大动力（锅炉厂、汽轮机厂、电机厂）、一、二工具厂、量具刃具厂等，是156项工程之一，工人整体素质高，队伍整齐，不容易为小市民干扰，这在当时条件下，使得后来直到一月风暴时的哈尔滨的工人文革运动，比较好地步入毛泽东的轨道，与省委初期的几个部署，连连被击败，使广大工人群众很快倒向造反派一边，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二个回合，是在当时应该把斗争矛头指向什么。
如前所述，在解放后的中国，人们言行的是非标准，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这已经成为铁的定律。按照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及《十六条》的规定，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在当时，一个群众组织，应该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能打横炮，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只有坚持这个大方向，才能团结广大群众，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当时，我们同八八团在这方面争雄又是在两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个方面是斗不斗走资派。揭批走资派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能不能变色，不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也不在于国内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的反扑和破坏，而在于执政党的共产党内部的当权派，是不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的逻辑是，八八团是党委通过自己的亲信搞起来的，他的头头当然就不能真正起来揭批党内的走资派，这与八八团内广大成员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有矛盾的。应该说，八八团的头头也是拥护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但是，他们处于两难境地，他们怕揭批走资派，而失去领导支持，丢了生存之地；不揭批走资派，又丢了大方向，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和《十六条》。因此，我们造反团认为，坚持揭批走资派这个大方向，就是瓦解八八团的生存基础，使八八团处于不利地位，把群众争取到我们造反团这边来。无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