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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放心吧，哈师院是你的后盾，只要你需要，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我就是这样到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且当上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班长。就是这样，我被推到黑龙江省文革的浪尖上，一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器重，而在10年后被摔得粉碎。其实，我当时想得很幼稚也很简单，一是认为红革委只是一种临时权力结构，一种过渡性的机构，暂时性的机构，时间不会是很长的；二是我是由群众组织推举产生的头头，现在推是推不掉的；三是作为省一级负责人最终必须经过中央批准，我服从组织决定，要我干我就干，不要我干我就下。我要注意的是，不住高级地方，不要高级办公用具，不要特殊照顾，夹着尾巴做人，少说多做，能自己动手的就自己动手，少指使人，紧紧依靠勤务组，依靠群众，做一个忠实的人民勤务员，当好召集人。
1月31日下午，由我和刘雪峰邀请潘复生、汪家道来到北方大厦三楼联合总部会议室，同我们一起开会。因为游兴懋当时还忙于军工造反团抽不出身来。此前，我们四个人进行了小议。我们简约地议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班子由军干群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称为勤务组，设五名核心组成员，他们是范正美，任班长，刘雪峰、游兴懋，任副班长，潘复生和汪家道为成员；二是新机构统领党政财文大权，但目前主要行使政府行政权力，党的领导问题待以后请示中央再定，现在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执行中央政策上；三是确定临时办公的地点，先设在北方大厦，潘复生住九楼，我们几个群众代表分别住在三楼的一般房间，不得住高间。在这次商讨中，潘复生、汪家道一再表示：你们考虑得很周到。完全同意我和刘雪峰传达的联合总部的意见。同时，我们也议论了几句哈工大的反对意见，我和刘雪峰提出红色造反者的思想革命化问题。潘复生接过我们的话头说：“左派学习很重要，有时间应该读读《共产党宣言》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潘复生当时很小心谨慎，说这几句话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别样的勇气，令我和刘雪峰感到很震惊，留下了深深的记忆，今天在我的笔记本里还可以找到它的记录。我后来回想起来，这位老领导感慨时事，此时出此言是不无原因的。
之后，我们一同来到起草组参加夺权文告的讨论。当时文稿起草分成三大块：由任万新负责的小组负责起草一号通告；由黑龙江日报记者邴瑞年负责的小组负责起草抓革命促生产呼吁书；由黑大的王福成负责的小组负责起草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在我的记忆里，潘汪只参加了夺权公告即《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的讨论。他们口不离“向革命小将致敬！”“向革命小将学习！”向会场走来，同大家见面，在大家一再让坐的情况下，他们才落座，两人几乎同时说：
“我们得从头学习，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来的。你们的水平比我们高，你们定吧，我们都同意。”只是顺着我们的意思说。
在文革浪潮的冲击下，当时我见到的许多老干部都是这样“谦虚谨慎”，常常把我们弄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我记得潘复生说：
“我是个有罪之人，文革开始我也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执行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应该向你们请罪。我要向你们学习。通告写得很好，很有力，我没有什么意见。”他的话语略带沙哑，语气平和，显得沉重而诚恳。屋子里十分安静，只见潘复生稍稍提高了声调，严肃地说了一句：“要学习巴黎公社的彻底革命精神，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略停了一会儿，便起身说道：“我要回去准备明天我的发言稿。我写好以后，还希望你们多多提出宝贵意见。”
汪家道显得兴致很高、很激动，爽爽快快地说：
“你们有理论有水平，希望把第六条（指公告的第六项关于加强公安工作，打击地富反坏右）再加一点，既要讲严打，也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讲打击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也要讲团结，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要坚决打击，从严处理。我们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他们两人都是革命的老资格，文化水平不同，经历也不一样，表现了当时他们对文革的极度兴奋之情，同时也显示了不同的风格和作派。他俩的这种不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更是铭记在心。
送走潘汪以后，我和刘雪峰留下来，同起草组进一步地讨论《一号通告》的各个细节，接着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给全省人民的呼吁书》。我们遵循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教导，力图使这两个文件成为响当当的历史文件。我们咬文嚼字，反复讨论，直到晚间10点多钟。以后又讨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因为一些执笔人还想要继续在文字上对前两个稿子进行推敲和润色，就把致敬电稿留给我来决定。直到大约12点以后，致敬电的稿子才送给我。我觉得稿子写得太长，一是把浓墨重笔用在对毛主席革命功绩的歌颂上，并且用的又多是别人用过的词，缺乏新意和自己的语言；二是没有紧扣黑龙江的特点、夺权的主旨以及夺权以后所应该表达的愿望和决心。我阅读该稿，起草人早已栽倒在一旁进入了梦乡，看来再叫他大改是为难他，并且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请他回去休息。开始我试图在原稿上进行删改，感到很费力，就另写了一稿。我认为，致敬电应该突出三点：一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集中起来还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应该写出我们的体会和认识；二是造反派队伍内部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极大地妨碍革命派的团结、同社会革命力量的联合和夺权，克服这些错误思想成为当务之急，应该强调我们在思想革命化这方面的觉悟和愿望；三是表达我们边疆人民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一时思潮翻滚，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给毛泽东，把原来稿子上的毛主席称谓前用的一连串“最”字抄了下来，还嫌不够，又加了一两个。这就是后来见报的那个电文。因为时间仓促，稿子写得十分粗俗，缺乏认真的推敲和必要的修饰，思想浅薄，毫无文采。我伏在桌上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只用了几十分钟的时间。此文是当时我的政治思想倾向和文风的最真实的写照，因而以后针对这种文风，理所当然的受到学者文人的嘲讽和讥笑。对我的教益是大大的。
1月31日上午，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门前广场，举行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时值隆冬，红色造反者穿着整齐，胸前佩带毛泽东像章，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本，一个个精神抖擞，按单位排成六路纵队，早早地从四面八方有秩序地进入会场，省军区和驻军指战员5000人持枪列队威武雄壮地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会场四周竖立了无数面红旗，整个会场显得隆重热烈，给人一种革命火爆的热烈气氛。主席台由几张办公桌连接而成，上面铺着红布，我和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驻我省23军军长游好阳、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喻屏，以及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的其他负责人刘雪峰、游兴懋等人站在主席台的站台上。在大厦的前门晾台横额上，赫然张挂着红底白字横幅《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大会于10点15分正式开始，按照当时盛行的方式，先奏了一曲《东方红》乐曲，接着由主持人张连科宣告“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按议程顺序宣读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通告》宣告：原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自即日起，停止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
在大会上，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代表先后致辞。他们热烈欢呼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表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争取夺权斗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在大会上，潘复生、汪家道、游好阳先后讲话。
大会进行到最后一个程序，由我在大会上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为了更清楚地再现这段历史，让我再回放一组镜头：
夺权前几天，宋任穷受周恩来委派到达哈尔滨。周恩来派他来哈尔滨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他取得黑龙江省造反派的谅解，给他一个亮相的机会；二是通过他考察黑龙江省造反派头头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应该说，他很好地落实了这两项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黑龙江省造反派着实地给了宋任穷两次亮相的机会。
一是27日哈尔滨大专总部在哈军工大礼堂召开了各高校造反团分团（我们师院是分队）以上负责人会议，给宋任穷一次讲话的机会，让他对他前期执行反动路线进行检讨。
在这次会上，宋说：“我和喻屏同志这次来哈尔滨，一是我们坚决支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的一切革命行动。因为红色造反团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一是向你们学习。并在这里，我代表东北局作初步检查。我们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打击了一大批革命小将，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十分痛心，我向大家沉痛地检讨，并表示坚决改正！同红色造反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事实，一再表示很对不起大家，并希望大家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与会者以热烈的鼓掌，表示通过他的检讨。我第一次见到这位高级首长是这么虔诚地对待自己的错误，从心里表示对这位劳苦功高的湖南老乡的崇敬和谅解。我认为，检讨不在词多，也不用无限上纲上线，而在于说真心话，从心里认错。
二是在夺权大会上请他以东北局第一书记的身份讲话，让他代表东北局对大联合大夺权公开表态支持。
在1月31日的这次大会上，宋任穷用稿纸写了500字的讲话稿。事前曾一再要求，希望我看看，我说既然请你参加就相信你，我们不检查，也不看。他的讲话措辞极其严谨，去掉七行口号，实际不到400字，却赢得了全场10万人的多次鼓掌。他来时因为受沈阳造反派攻击而堆起来的满脸愁云，此时被黑龙江省造反派上上下下的这份难得的支持而眉开眼笑，清瘦的他，迎着刺骨的寒风，此时此刻显得格外的精神。虽然他在讲话时，还是多少有些紧张，声音有点儿发颤。宋任穷讲话有两个要点：一代表东北局对今天的大联合大夺权大会及其成立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二表示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决心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要改正过去的错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潘复生说：“今天我和东北局宋任穷同志、喻屏同志参加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感到非常光荣和高兴。”我觉得潘复生讲话时比宋任穷要轻松得多，因为他没有宋的那份对沈阳的牵挂，虽然他的讲话稿也不长，比宋任穷多不了几个字，但却比宋任穷要显得更热情，言语之间洋溢着其内心的无比喜悦。他说：
“我坚决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要把大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中夺过来。我们这个权夺得对，夺得好，好得很。”他又说：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曾一度犯过错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坚决地改正错误，坚决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刻苦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站在一起，向红色造反者学习，当小学生，在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开全省的大夺权斗争，彻底粉碎反动的经济主义，做好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把黑龙江省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我宣誓坚定地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最后潘复生领呼了六个口号结束了他的讲话。
汪家道和游好阳分别代表省军区和驻军广大指战员向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坚决的支持。同宋、潘大不一样，两位部队首长，显得特别地轻松、自若，底气足，活力壮。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中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之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1月31日晚上，我正在房间里看一组文件，大概是10点多钟，省红革委办公室负责人郭善祺进屋告诉我：“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找你”，我好生奇怪，心想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做什么？电话转到大厦三楼服务台。我接过电话筒，传来一位中年男子低沉而稳重的声音：“你是范正美同志吗？”
我回答说：
“我就是范正美！”
“我是总理办公室。我想问问潘复生同志和汪家道同志在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中是怎么安排的？”对方的语言干净利落，我也用简洁明白的语言回答说：
“革命委员会设常务领导核心，叫做勤务组，一共5个人，设班长一人，副班长2人。我是班长，刘雪峰、游兴懋为副班长，潘复生和汪家道为成员。”
“好，我就是问问这个情况，没有别的事。谢谢你。”
放下电话话筒，我想这是中央核实我们夺权情况，并未放在心上，但这件事的始末记得清清楚楚。没有想到，2月2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第一条新闻，全面报道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的消息，并且全文播发了《一号通告》、抓革命促生产《呼吁书》、《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以及宋任穷、潘复生、汪家道、游好阳的讲话，人民日报当天除了头版通栏头条发表以新华社哈尔滨一日电的长篇消息报道夺权大会及上述内容之外，还配发了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对黑龙江省的夺权给予了高度评价。社论是这么说的：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黑龙江省新生了！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取的党权，政权，文权，财权，都夺回来了！
我们热烈欢呼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胜利！我们热烈祝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黑龙江的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和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夺取政权后，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保证（指致敬电，下同），一定要努力学好“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光辉著作，掌握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他们说得好，做得对，提得及时，反映了革命造反派强烈的愿望。
黑龙江的同志们说：“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不能当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不愧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把夺权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上来，这是每个革命造反派必须思考的头等大事。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是东北的新曙光。
黑龙江省夺权以后，除了《人民日报》报道以外，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其他中央舆论工具也用各自特有的形式作了报道。《人民画报》在重要位置转发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在一起学习的照片。一时间，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云集哈尔滨市，黑龙江省夺权前前后后成了中国的新闻热点。
毛泽东对黑龙江省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做法十分重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及时地进行了总结，此后，发表了一系列最新指示。
我在夺权后的第三天到《黑龙江日报》社去检查工作时，《黑龙江日报》社的负责人高兴地翻指着新华社的电讯稿向我介绍说：“中央对于黑龙江省大联合大夺权大会的报道有四个方面是空前的。一是作出报道时间抉择最快，1月31日开会，2月1日晚间，新华社就发出了电讯稿；二是电讯稿全部采取双行快速电传；三是大会的各种文告和领导讲话都是全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