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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件事，抓生产。应该说，在文革中我们当时十分重视生产。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黑龙江省，至少说是我们这些大学生，意识到反对派秋后算账算计我们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打击面的问题，没有执行好政策；一条是生产受到影响。前一项是团结大多数问题，不得人心就不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后一项是革命的目的和归宿，生产停滞了，不能保障群众的正常生活。因此，我们同工农商打交道的时候，特别注意，不要因为我们的行动影响生产、流通的问题。这在夺权前已如前述。
我在前面说过，在黑龙江省，经济主义于城市并没有泛滥成灾，而是蔓延到了农村。为此，省革委会一成立便抓紧这方面的工作。于2月3日，由我签发了对全省农村的一份文告，以省革委会的名义，向全省农业战线红色造反者发出一封公开信，大标题是“抓革命促生产”，副标题是“彻底粉碎经济主义，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文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列举了农村经济主义的七大表现：分掉生产费，少分或分掉公共积累，少还贷款和机耕费，分掉储备粮，卖掉牛马、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参加分配，乱发高工分、高补贴用以鼓励农民进城，还有弄虚作假、制造土地纠纷、索取退赔款、瓜分社办企业或国营企业、闹福利待遇等等。根据上述事实，我们向全省农村革命造反组织、造反派，贫下中农、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发出了七项号召。号召大家，一定要学好毛泽东的“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著作、《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以及省革委会的《一号通告》和拜泉县四个群众组织的《紧急呼吁》等文件。要充分发动群众，运用各种形式，揭发阴谋策划者，将他们斗垮斗臭。要把生产队的粮食、现金、库存物资等，查封起来，不经革命群众批准不准动用。第二部分不太长，主要是号召抓紧备耕生产，莫失时机，做到春耕生产和文化大革命两不误。
根据春耕在即、不违农时的想法，于2月13日，我签发了省革委会《关于掀起备耕生产高潮的动员令》。《动员令》说，一个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必须既是革命中的先锋，又是生产上的闯将。我们提出，为了适应备耕生产的特点，一般白天搞生产，晚间闹革命。在《动员令》里，我们还提出地方工业、商业、供销、交通运输等部门，要把支援农业放在首位，保证春耕生产所需要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和调拨。机关、学校和其他企事业单位，都要组织力量，有计划地深入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参加春耕生产。这个动员令通过报纸、广播发下去以后，我问过一些人，情况怎么样，他们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在城里这么乱的情况下，农村的备耕生产却一点也没受什么影响。我对他们说，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毛主席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十六条》有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二是农民最讲实际，要吃饭，要生存，怕误农时吃不上饭，饿肚皮。他们笑了，我也笑了。说真的，我真有点对农村不放心，经他们这么一说，我特别高兴。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一下革委会成立不久之后召开的全省第一次抓革命促生产春耕生产工作会议。当时为了不误农时，定在2月1日至6日。这是革委会成立后所召开的第一次县以上干部会议。在第一天会上，由生产指挥部主任、省军区张万春副司令员主持，我第一个讲话，潘复生作动员报告。我在会上没有正面讲生产问题，只在会上讲了团结和解放干部问题。我说，我不具体讲生产，但是，我想大家听了我的这个讲话之后，一定会很好地把生产搞上去的。因为大家最关心的是干部问题、团结问题。有了干部，有了团结，生产就会抓上去。
我没有写讲话稿，大概讲了一个来小时。但是我没有大讲干部政策，而是通篇讲团结。我说，翻开毛选，从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到毛选四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历次政治运动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反复讲，分清敌我，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扩大革命战线，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我按照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把毛选的一系列文章，逐篇抽出或分析有关团结的论述，最后讲到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主专政》总结的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到社会主义时期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他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十六条》，都强调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对付最主要的敌人。这是毛主席战略策略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今天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依靠团结，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要巩固夺权斗争的胜利，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还是要靠团结。我希望大家要把团结的旗帜举得高高的。当然，我们讲团结，不是一团和气，不讲原则。我们讲团结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揭批走资派，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实现的。但是一定要从革命的大局出发，从团结对敌出发，有一个团结的愿望。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伟大目标，取得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夺取抓革命促生产的双胜利。
我的这篇讲话，得到与会者的一再热烈鼓掌。他们要求把这个材料印成文件。我答应以后整理登报才使大家安定下来。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因为事情纷至沓来，竟没有兑现，至今我还引以为憾，感到是一次莫大的食言。在我的生平里，我始终牢记信用为本的格言和训诲。这是我最严重的一次食言，因为这个缘故，我几乎还记得人们对我企盼的目光和神情。同时我也很珍惜那次讲话，自认为它既是我临场发挥，又是我一个阶段积极思考的长篇创作，它把我关于团结的思想成果推向了制高点。
就是这次讲话之后，社会上流传着我能把毛选和毛主席著作全都背下来的佳话。说我能背下来毛著，未免夸大其词。但我要说，我当时确实能把毛主席的许多主要著作和当时不少社论以及《二十三条》、《十六条》比较熟地加以概述。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学校里，从电机校到师院政治系，学习毛著和其他经典著作时，认真地读、反复地记，这是我那时除了早晚锻炼身体、一日三餐之外，全部时间用来读书的结果；二是到了文革期间，难得的716之后的那一段时间，对当时的运动出现的反复，积极思考，准备上书毛泽东，要造反前，抓紧时间到毛著、到当时发表的社论中找答案而学习的反馈。至于当上头头之后，那种逼人的形势，迫使我抓紧时间读书、看报、听广播，因而在那时我即兴讲话长篇累牍引用毛著不打蹦，做到出口成章。
对于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情况我是特别关切的，因为我把它看作干系我们造反派的荣辱兴亡之道。
2月的一个晚上，突然全市停电。这一突然事件意味着什么，我是从办公室的负责人郭善祺那里知道的。他说，如果突然停电，损失最不堪设想的是钢铁厂。我急忙问其故。他说，因为炼钢炼铁，高炉里正在熔化的铁水就会突然降温而出大事故；其次就是医院，正在手术的病人，很可能因为突然停电而丧命。于是我急忙问这次停电是何故，当他们告诉我是热电厂的问题时，我便马上叫人备车前去热电厂。我到那里要见该厂总工程师和领导人，出面接待我的是一位个头不高，脸庞泛着黑光，身体显得很结实健康的中年男子，自称是厂里的负责人，今晚的总值班，我问明原因后，要他们赶紧修复。我说：
“现在是省革委会刚刚成立之后，革命生产必须两不误。请你们务必抓紧时间修好。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停电时要事先通知，不能搞突然停电，否则就要追究你们的责任。”这位黑不溜俅的中年人，当时多少有一点紧张，连连点头表示：
“一定照办，请省革委会放心。我们电厂一定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排头兵，保证发好电，保证全市人民生产和生活用电。”
我告别这位总值班，便驱车打道回省革委会。路上我对随我去的办公室负责人郭善祺说，请办公室转告生产指挥部要注意电力、交通、能源供应、市场供应方面的问题，要特别注意防止出事故，争取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后来热电厂传出我坐“红旗”轿车夜查电厂的故事，就是指的这件事。其实，当时坐什么车，我一点也没注意，我想的是赶快去电厂。
第六件事，抓文教领域的斗批改和红卫兵的思想建设。省革委会成立后，斗批改仍然是大方向。为此，我们一手抓夺权，推动各地、各系统、各部门的革委会建立；一手进一步抓紧大批判，特别是开展对以经济主义为特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大批判，大力推动文教领域的斗批改。在文艺上，主要是学习、宣传革命样板戏、排练革命样板戏；推动龙江剧改革，组建龙江剧院；排练大型歌舞剧《东北新曙光》等。高校抓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组织人员学习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重新总结、评价“萌芽学校”的历史经验，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探讨新的办学道路和门径；抓复课闹革命。卫生战线主要是批“城市老爷”的倾向，积极探讨预防为主、群众预防、如何完善城乡医疗制度的问题。在这一期间，由我签署批准了在哈尔滨成立职业病专业医院。体育战线主要是宣传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和体育实践，特别是提倡到江河湖海游泳的号召，抓群众体育活动。二月下旬，潘复生提议、省革委决定我担任哈尔滨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委会主任，我根据省革委成立时给毛主席致敬电的精神，积极推动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思想建设，抓反对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以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积极筹备毛著积极分子讲用会，以哈师院写的《为把我校红色造反团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奋斗》的文章为契机，首先推动哈师院红卫兵的整风，积极筹备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
第七件事，接待外宾。黑龙江省夺权与众不同的做法，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引世人瞩目。那时，一些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第三世界朋友到我国访问，想了解文革情况的，中央有关部门就往黑龙江介绍。在2、3月期间，我先后接待了非洲、瑞士、挪威、日本等国的友好人士或左派进步人士。在这些接待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件事。
其一、瑞士人士问我：“潘复生是省委第一书记、省里的一把手，他是革命领导干部，为什么他还要参加夺权，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实在问的好，其时其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对。当时我是这么回答的：“因为省委、省政府是一个整体，原来的第一书记欧阳钦和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走资本主义道路，省委、省政府班子是由他们控制的，潘复生是文革前中央派来的，他们对潘复生进行排挤。文革初期，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潘复生公开承认错误、支持造反派，但李范五等省委主要领导仍然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多次反复，所以当我们造反派夺省委、省政府权的时候，潘复生又站出来同我们一道夺权。”瑞士人频频点头，表示理解。
其二、日本社会党左派联盟大概10人左右，组成一个团，要求我向他们介绍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全过程。我差不多用了一个白天的时间，给他们叙述并讲解了我省文革情况和有关体会，借机大讲毛泽东思想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并回答了他们的许多提问。日本朋友对此比较满意。当时，省里陪同人员，除了外事办的人员以外，还有文革组的管大同。细心的管大同为这次谈话作了详细记录。毛主席逝世之后，打倒四人帮不久，管大同到我家门口见到我，要把他整理的这个材料归还给我，因为当时我的心绪很乱，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莫名的害怕和担心，我没有要，请他为我保存。
第八件事，抓革委会成员和机关的学习。我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当时革命队伍存在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何提高思想、统一认识，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因此，我当时在这方面抓得比较自觉。2月9日，我主持全体委员会议，确定了学习制度，规定每个人一周内至少要自学8至9小时。学习的内容是当时两报一刊传达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社论、“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及《毛主席语录》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委领导”、“群众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当时机关上班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应该说基本做到了。因为那时候，群众监督性极强，不这么做就有人造反，办不了公。
斗转星移，革命在前进，生产在发展，人们对于新生的革委会领导开始习惯，并且正在朝着一种新的秩序过渡，一批年轻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正在深一脚浅一脚地成长，我们的自我感觉也不错。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一个毛孩子领导东北边陲之省是极不放心的。据当时传闻，毛泽东对于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像蒯大富等这样一批优秀青年学生，曾经寄予过很大的期望，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许是这些人阅历浅薄、独特的个性和善于思考的倾向，使他终于改变了初衷，他还是觉得，这些孩子毛手毛脚，不知深浅，只有他带出的老干部，才是信得过的。正在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来自北京的信息，打破了我的盲目乐观。
潘复生几次在革委会上谈到他昨晚接到周总理的电话，说周总理对黑龙江省的革命生产十分关切。到3月初，潘复生在一次革委会上又郑重地说：
“周总理非常关心我们龙江的工作，他昨天晚上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我们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汇报团到北京汇报工作。”
这件事潘复生事前并没有跟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我个别交谈，使我和其他造反派委员感到特别突然，但我们从心里感到格外高兴，因为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龙江人民的关怀，必将极大的推动黑龙江省的革命和生产。后来我才意识到，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很迟钝的，是个地道的书呆子，幼稚的可笑。我在这时，一点也没有思考过，这是毛泽东、周恩来要调整黑龙江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的信号。我的参谋不少，他们常常有什么事给我提个醒，但在这件事情上，还没有一个人向我作过任何明示或暗示。我和许多人后来谈起这件事时，以为革委会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其负责人是在暴风骤雨的群众斗争中，经过群众组织推选出来的，两个通告也写得明明白白，以后要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新的权力机构予以取代。所以，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在这个时期中央要调整领导班子，要重新恢复任命制，重新启用原来的老干部。也就是说，我对于文革以后的政治体制转换处于天真幼稚的朦胧憧憬之中。到北京之后，一开始我也没有这个意识。回想起来我感到自己见事迟、政治愚钝。由于这样一种思想状态，所以，当时我根据潘复生的传达，抓了两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积极组织汇报团；二是准备向中央汇报的内容。
对于汇报团的组成，我们开会定了三条原则：首先是革命性，汇报团的成员，一定是最坚定的文革左派，他们忠于毛泽东思想，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其次是代表性，要有省革委成员，也要有基层各个方面的代表，军干群，工农商学兵都要有；三是年龄结构要合适，老中青三结合。
经过酝酿、反复调查核实，最后确定了26人组成“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汇报团”，具体组成是工人代表5人，农民代表3人，解放军代表4人，学生代表5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2人，商业服务系统代表2人，文教方面代表2人，机关干部代表3人。其中中共党员17人（包括预备党员3人），非党员1名，其余为共青团员。
5名工厂代表是：北满钢厂工人李树森、哈尔滨发电厂工人姜凤珍、哈尔滨锅炉厂工人于庆彬、哈尔滨石油配件厂业余教员刘雪峰、哈尔滨伟建厂设计员孙宝生。当时就是这样，所谓工人，并非指的是第一线的产业工人，而是在工厂工作的人，都视为工人。这是当时的一种观点，也可以说是一种思潮。应该说这也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时尚，至今依然如故。读者到处可以联想这种情况。
3名农民代表是：依安县通宽公社社员宋淑芳（女）、肇州县双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