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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农民代表是：依安县通宽公社社员宋淑芳（女）、肇州县双发公社社员许占义、望奎县先锋公社社员韩大凤（女）。
4名解放军代表是：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双城县人武部政委王爱国、望奎县人武部政委范凤鸣、省军区保卫处副处长张富。
5名学生代表是：范正美、哈尔滨体育学院学生王平武、哈尔滨军工学院学生边士军、郭海（在省接管委员会工作）、黑龙江工学院学生聂景民。
2名革命领导干部是：潘复生和燕文卿。
2名商业服务业代表是：省外贸局一般干部毛远珍（女）、省水产局人事干部纪勇。
2名文教代表是：《黑龙江日报》见习记者李振盛、省电台朝语部编辑李德松。
3名机关干部代表是：省总工会研究员张林、肇州县副县长孙洁、哈尔滨市共青团市委一般干部刘宝民。
关于汇报的内容和分工，在哈尔滨我作了这样的安排：全省夺权情况…刘雪峰；三结合与干部政策…郭海；抓革命促生产…燕文卿；大专院校…聂景民；镇反情况…张富。此外，我还安排了关于典型汇报问题：哈尔滨市…王平武；北满钢厂…李树森；哈尔滨石油配件厂…刘雪峰；肇州…许占义、孙洁；望奎…范凤鸣；省市委机关…郭海；大专总部…聂景民、边士军。为了进一步发展省里的形势，我还归纳应该请示的问题有七大方面：党的组织恢复问题、地专领导机关设置、特区、林业总局和农垦总局设置；有关学生毕业及参加接管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问题；劳改农场归地方管理问题；森林警察建制（包括3000人员及其由省军区管理、次森林划给部分社队等）；大庆专题汇报问题；军工八八团后台以及省报纸张和机器问题。我叙述这么多，不是说我当时安排得如何周详细致，而是想告诉读者，在我的生平里，这是我第一次悟性迟钝，我一丁点儿也没有想到汇报请示的根本问题应该是由潘复生、汪家道担任革委会的一二把手，而不应该是我和刘雪峰。读者会想到，不是还有一个游兴懋吗？且请听我说明。
如前所述，游兴懋是哈军工造反团的负责人之一，接合到省革委之后，经常回哈军工，跟我打招呼请假的理由是，学院有事，或者接到军工造反团的电话要他回去。此人身材魁梧健壮，黑黑的头发，一对隆起的一字大眉，使得闪亮的大眼睛饶有精神，加之道地的一身合体的黄军装，显得特别英俊、帅气有派，在北方大厦出入，格外引姑娘们侧目。就是这位军工大汉，言语不多，却喜欢同女服务员聊天。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位同志却背着我们，同军工个别人（请允许我隐去真实姓名），在搞潘复生同27人大字报的联系，并且秘密地整理了一份材料，将潘复生冠以炮打文革的黑后台，准备状告党中央。尽管他们自以为谋事极密，终归一时疏漏而被军工造反团的一名人员通过汪家道向潘复生告发，于是潘复生找我和刘雪峰等，云云哈军工要游兴懋回校。按照当时革委会的做法，群众代表可以由本单位随时调回，我们当然就同意了，并没有作多么复杂的思考，特别是出于对潘复生的高度信任。于是潘复生得手，依靠汪家道，将游兴懋以“反革命”之名送进了监狱。此前，对游等进行了多场批斗。这件事潘复生做的表面上严密有序，表现了一位老练政治家的胆识、干练和果决。这事我以后还要详加述说其原委。
这样，我们去北京汇报的时候，革委会的正副班长就只有我和刘雪峰了。
我记得潘汪于3月9日坐飞机到达北京，我们其他成员是3月11日到达北京的。潘汪到达北京的当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肖华、王力、关锋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他们，宋任穷和陈锡联在坐陪同。潘复生作了全面汇报。
我们这些人在北京等了五六天，3月16日晚饭之后，接到中央文革的通知，要我们代表团中的全体群众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受中央文革领导接见。当晚11时，出面接见我们全体群众代表的中央文革领导只有一位戚本禹。戚本禹这次找我们群众代表的本意是，要我们群众代表让潘复生、汪家道任省革委主任副主任，但是他没有直接了当地说出，而是忽悠了一个大圈。
戚本禹这么开始他的谈话：“黑龙江省革命搞得很好，很早就想向你们学习，今天请你们来谈一下。”接着，他对着汇报团名单，一一认了一遍之后，又说：
“先听听你们的意见，近几天有什么想法？”对于这句问话，我和刘雪峰互相对视了一下，感到很突然，想不出问者用意的真谛，于是我反问了一句：
“戚本禹同志，您想了解我们哪方面情况？”
戚本禹不采地说：“你们的情况从报纸见到了，潘复生同志汇报我也看了，在这个基础上找你们再谈谈。”
于是，我开始汇报，谈了一些情况之后，戚本禹忽然问道：“你们核心经常开会谁主持？就是主席说的你们弹钢琴的班长是谁？”当大家指着我说，“范正美是班长，刘雪峰是副班长。”
戚本禹说：“我有个建议，你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全会上，我们在一个小组，他是坚定支持左派的，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像曹狄秋对左派就怕的要命，发牢骚。而且潘复生与刘邓路线斗争是比较坚决的。潘复生这样的人都不能当班长，不能挂帅，其他省就更成问题了。汪家道也有阶级斗争经验嘛，可以做副班长嘛。看干部不要看他是干什么的，要看他代表哪个阶级，代表什么路线，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就一视同仁嘛。你们把正副班长交给他俩，我想你们不会有意见吧。革命委员会是集体领导嘛。潘复生的意见正确就按着他的干，不能认为当班长就不是阿斗，其他委员就是阿斗，那么群众就更是阿斗了。这种说法不正确。游兴懋挑拨，你们没有上当，这很好。当班长是为人民服务的。谁来当班长，谁来弹钢琴呢？必须是有领导经验的。让潘复生来做班长，他是中央候补委员。你们可以提议给中央打报告，请中央做决定。你们说，这事他本人不好提。你们做个委员，把你们报为班长，而让潘复生做个委员，中央不好批啊。论权威，你们在群众中是有威信的，但是从全局看，特别是在干部中和军队中你们的威信是不如潘复生和汪家道。你们可以做个委员嘛。他们要向你们学习，但你们要向他们学习的恐怕就更多些。上海、山西、山东等地已经批了。上海是姚文元，山西是刘格平，山东是王效禹……这次你们来主要不是为了得到中央的正式批准和承认吗。过去中央知道黑龙江省有问题，才派潘复生去的，结果那里勾结得严严的。潘复生受到排挤。现在，潘复生和你们造了反，你们得让他真正当书记。要革命就彻底革命嘛。”
说到这里，戚本禹问我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首先表态完全拥护潘复生、汪家道当正副班长，我个人的安排完全听从组织和群众的安排，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没什么要求。我说完之后，刘雪峰也作了同样的表示。其他群众代表没说什么，戚本禹就起身与我们告别。
第二天，我在住所召集了汇报团全体大会，汇报了昨晚戚本禹代表中央接见群众代表的情况，传达了戚本禹的讲话。潘复生和汪家道在会上表示，他们已经知道这个精神，并表示服从中央安排，要向小将学习。我问潘复生应该怎么办？他要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征求一下家里有什么意见没有。我明知道，这是走过场，但我还是按潘复生的指示，给张万春同志（离开哈市时，指定由他主持工作）打了电话。在我写这段回忆录时，翻看了我的笔记，是这么说的：
“根据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的意见，我省革命委员会班长、副班长应该由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担任，我们来京的同志和潘、汪一起研究，完全同意戚本禹同志的意见，决定由潘、汪分别担任班长、副班长，并改称主任、副主任。委员会设51人，常委19人，具体人选回家一并研究定。现征求你们的意见，上报中央批准。如无异议，可以不来电话。如有不同意见请来电话通知。建议立即召开全体委员开会。”
记得过了两天，潘、汪打电话，用车把我接到京西宾馆他们的住地。潘复生、汪家道亲切接见了我。告诉我，以黑龙江省革委会的名义给中央写个报告，由他们二人任省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我不知道如何写，就由潘复生口述。报告用标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样的白信笺这样写道：
中央：
经研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同意由潘复生同志任主任，汪家道同志任副主任，
请批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范正美
1967年3月18日
至此，我的班长之职就卸任了。历时50天。
3月19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肖华、王力、关锋、穆欣等接见了全体汇报团。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还没有见过。一个是领导问题，一个是要扩大的问题。我们提议，你们来信（指我写的报告）也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同意以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的革命委员会。”
之后，周恩来还就有关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大体有这么几点，我在这里也是复录当时的记录：
关于运动发展，周恩来说：“初期，学生起了很大作用，初期有丰功伟绩，破旧立新也好，大串联也好，都有很大功劳。去年10月以后，林彪同志号召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也是学生从北京到各地，也是学生到工厂、到机关推动了路线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运动、前进，反动路线要反扑，搞经济主义，是新形式。他们钻进来假夺权，这对我们认识到要夺权了，工人阶级就当了先锋，上海工人阶级打响了第一炮，由很少人，发展到群众运动，由几千人发展到上百万人上了街夺权了。这是第二阶段。这时反动路线进行了反扑。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形象化点说：展开了全面内战。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从今年一月，‘一月风暴’，席卷全国，连锁反应，夺权斗争，闻风而起。光学生造反派还是不行的，仅工人也不行，还要革命干部，要大联合。”
关于三结合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夺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是夺所有犯了一般错误干部的权。只要彻底改造，不是反动的，不是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一般的领导干部都可以吸收三结合。一个地区的权力机构三结合要慎重，要是不慎重，就复辟了。没亮相的干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坚决的，群众通不过的，不能参加结合。三结合，不是凡是领导就结合进来，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需要革命干部参加领导，但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军队出来支持，必须讲究三结合。军队支持夺权才能站住。军队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柱，广大群众是基础，革命干部是骨干。”
关于批判刘邓路线，周恩来说：“过去刘邓路线是一律打倒，在干部路线上还没肃清。打倒一切的流毒，还是从刘邓那里来的。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到一个学校，干部一律靠边站。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不是说了吗？打倒一切是形‘左’实右。他们六四年‘四清’搞人海战术，让干部一律靠边站。这个思想‘四清’时就有了，现在又复活了。”
关于反倾向问题，周恩来说：“既不能打倒一切，又不能让原班人马复辟。”“一种是没有阶级分析，一律让回来。有的人反动路线还发展，搞什么赤卫队，经济主义，这就是保自己。这样的情况要分析。有的人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就不能结合。”“领导干部三结合，必须严肃认真对待，搞两条路线斗争。”
关于李范五、欧阳钦问题，周恩来说：“现在的黑龙江省从省里造反的也是比较多的，搞一些阴谋的是李范五，欧阳钦是底子。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抗党中央，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独立王国。”
关于革委会的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哈尔滨的大中学生都尽了力，潘复生、解放军都支持了你们，夺权斗争胜利了，但在组织上没解决。有人原来打算让潘复生、汪家道作顾问，经宋任穷说服，才做委员了。我们很久想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潘复生一再说条件不成熟，现在条件成熟了，解决了。革命委员会要扩大，十七个人太少了，根本不够，不能全面反映黑龙江省的情况。要有五、六十人差不多。别的地方，大庆、煤矿都要有名额。现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都没有。工人造反派名额要增加。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现在名额少一些。中学生也是一个方面。黑龙江省是个重要农业生产的省份，很大数量是农民，要有他们的代表，至少大的农场要有一个代表。现在还没有搞起来，名额可以空着。现在反映的只是哈尔滨附近的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哈尔滨的多。要有工农商学、服务各行各业的人，军队相应也要扩大。领导干部比例太少些，只有两名。地专、厅局长以上干部总会有些人站出来的。你们过去对他们要求严，是好的，但过分严，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了。不是主要错误，可以帮助教育他们。一般干部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彻底检查就行了，不必联系历史。现在不是审干，不要调查他们历史，如果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历史问题，不仅要联系历史，而且可以调查他，搞他的专案。黑龙江省搞五、六十人才能反映全省情况。可以设常委，人数自己考虑。”
关于党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在革命委员会里可以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党政一元化，这是临时性的权力机构。核心小组要有新生力量，也要照顾各方面，自己研究。”
这次汇报，事先我都作了周密布置，大家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宣布“现在请你们汇报”，而是一个个问我们的姓名、在哪个单位、干什么的，那里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样？等等。原先我们都感到比较紧张，这样一问一答，大家就在无拘无束的谈话中进入总理要谈的正题，而我们原来要说的主要事情也就谈清楚了。我为总理的谈话艺术、不倦的工作作风和亲切诲人的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总理的谈话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就像长辈唠家常一样，把他那深邃的思想、严密的逻辑、应该明确和解决的问题，如行云流水般表述出来，没有任何做作和装腔作势的地方。上述几个问题，就是按照当时的谈话记录顺下来的，并非刻意整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总理。没想到，总理此后就记住了我。遗憾的是，我因为激动，竟没有请求总理同我们一起留影纪念。会后，大家把我好一顿埋怨，后悔终生。
全体受到接见之后，临别时，总理又对我和潘汪交代了几句话。一是“调欧阳钦到北京接受审查”；二是“李力安是安子文安排去的黑龙江现在已经明确了。”
周恩来讲完之后，一个个征求其他领导人讲话。只有康生讲了几句。他说：“要写文章，文化大革命嘛。在这方面，你们黑龙江省还要加强。要向上海学习。我看你们黑龙江的文章太少。”周恩来又补充说：“对啊，你们还要多写些好文章，希望在报纸上，能看到你们的好文章。”
这就是黑龙江省汇报团3月去京的始末。
我在从京西宾馆回汇报团住地的车上想，我区区一个普通大学生，28周岁，被群众组织推出，当一个省的最高领导，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堪胜任。在哈尔滨已有深的感触，到北京不几天，更是感到力不从心，经验不够，疲于应付，差不多天天都有张万春的电话请示：有全省首届红卫兵代表大会问题，煤炭生产和供应问题，大庆石油生产问题，春耕生产问题，出口车皮问题，粮食厅关于稻种问题，还有外事——阿尔巴尼亚大使访哈问题，干部解放和结合问题，建工学院造反团问题，等等，要我拿主意、出对策，或要求请示中央，我都一一作了答复（这些答复后来没有听说怪罪我的）。
那几天，汇报团其他成员都是那样轻松愉快，而我却忙着记笔记、做记录、草拟文稿，大事小情，忙得不可开交，甚至连吃饭都有电话来接。现在我可解放了，不用我去操心了，真是如释重负，有一种解放感、自由感。后来有人问我：“你不担任班长了，有何想法？”我不假思索地说：
“我本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推上来的，也没有想在这个位置上长期呆下去。革委会的一号通告说的十分明白：革委会是临时权力机构。我只不过当了一段临时工。”说实在的，不但我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