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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1？31事件’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不存在平反的问题。”
应该说，前四条尚可成立，而第五条就与中央精神相左了。我这样讲完以后，原以为可能引起一场大辩论。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担心在争辩中，自己的情感难以自控，而说露了自己的心底，违背了潘复生的要求，收不了场；没成想，哈工大的上访群众听完我的讲话之后，竟都回校了，传达以后，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反应。但是，刘录等人不服，只是慑于当时总的形势而偃旗息鼓，并没有再搞什么活动。
使刘录等人又重新鼓起勇气的是，这时北京邮政学院来了几位学生，他们来到哈尔滨之后，说是经过一段调查，发现了严重的情况，在哈尔滨街头抛出了《对哈尔滨的八点声明》。中心意思是：“哈尔滨有问题”，“哈尔滨现在运动冷冷清清”，“哈尔滨必须大乱”。本来按兵不动的刘录等人，此时似乎感觉来了救兵，一度麻木的神经和冷漠的心情又被激活了，于是对我的讲话发动了猛烈批判的排炮。
接着，黑龙江大学校院内也响起了阵阵炮声。
黑大红色造反团分裂以黑大革委会成立为导火线。黑大红色造反团组建校革委会，要结合于天放进班子，并且让他担任革委会主任。于天放是原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他曾经被捕过，事后写过一本《牢门脱险记》，记述其牢狱脱险的故事，曾经引当代青年人为之景仰。但是，在他的干部档案里秘密记载着中央的结论及其使用意见。因此，当黑大造反团派人到原省委统战部造反团去了解情况时，他们被告知于天放不宜做主要领导，省革委同意文革组的认定；另一方面，根据当时省革委会的规定，在哈各大学的革委会一律由省革委会批准。但是黑大成立革委会并未用书面文件报告省革委会，而是突如其来地，由黑大造反团一名负责人R××，到省革会机关口头通知省革委会派人去参加黑大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我急忙同潘复生再次商量，潘复生要我对黑大派来的人说：“这样不行。我们对你们造反团是相信的，但是你们应该把成立革委会的材料报上来，这是组织手续。”这位黑大造反团领导人就对我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大骂：“你们把我们黑大造反团放在什么地方？你们眼睛里还有没有黑大造反团？”当时出于对黑大造反团的信任，我为了缓和其对立情绪，经同潘复生商定，派了文革组的一名同志前去参加黑大革委会的成立庆祝大会，但我对这位同志交待：“你不能在大会上讲一句话，说一个字。”黑大革委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省革委会的要求成立的，但是因为于天放问题，黑大报送的革委会请示件一直未批。
后来我们了解，黑大造反团领导人并未向其他领导人和全团讲清楚上述情况，致使黑大造反团的广大成员对省革委会极为不满，而于天放也因此散布了对潘复生、我和赵去非的许多微词。也就是说，于天放在黑大一些大、小会议上，说了很多牢骚话，其中主要是攻击潘复生用人不当，赵去非在原政法部的工作有问题，也对我与黑大造反团负责人作了一些比较性的议论，言外之意，黑大造反团负责人也非等闲之辈，为什么范能上去，你们不行。在此一段时间，黑大造反团某些人去河南调查潘复生、搜集并整理了几条赵去非的问题，据此指出赵去非有这样几次谈话是错误的：什么造反派是在钢丝绳上跳舞的说法啦，什么造反派初期有不少属于勇敢分子、也不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啦，什么造反有理也是有阶级性的啦，等等。就是在这种情势下，黑大造反团一部分人贴出了几张“炮轰赵去非”的大字报。
这就是所谓“炮轰派”的由来。时间发生在1967年4月中旬。
在省革委会主要领导潘复生的支持下，黑大造反团以赵玉才为首的一批成员，成立“打倒于天放联络站”，同时对于天放发起了猛攻。黑大造反派就是这样一分为二。
与此同时，哈外专造反团对张万春在全省红卫兵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出了批评，在校园内贴出了一批大字报。
在这个时候，哈军工造反团针对黑大、工大、外专的大字报，于4月22日发表声明说：目前在哈市出现的问题是“二月逆流”在黑龙江省的反映。明眼人一看，这里指的就是炮轰派。
上述情况，在当时潘复生看来，炮轰派是冲着省革委会来的：“三个人，三方面，三结合”。当时潘汪正在北京开会，得知哈尔滨的上述报告之后，急忙打电话给省革委会。一方面，明确表示支持哈军工造反团针对黑大、工大、外专的大字报所发表的声明。潘汪电话表示哈军工造反团旗帜鲜明，不愧是一支革命劲旅。另一方面，又指示省革委会，认定炮轰的性质是，矛头指向省革委会的“反革命逆流”，在适当时候要组织反击。哈军工的声明发表之后，各高校造反团也纷纷效法发表类似的声明，形成对黑大、工大、外专炮轰派的合围之势。潘汪回哈之后，立即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会，给炮轰活动定性为“反革命逆流”，认定其后台是于天放、李范五挑起来的。
于天放的情况已如前述。
关于李范五有这么一件事被潘复生抓住不放。当时李在黑大农场劳动，由黑大造反团派人看管。人是感情的动物，正是基于这一点，敌对战场上的士兵接触时间长了或多或少就会引起感情变故。天真纯朴的青年学生同李个别接触，久而久之，彼此之间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谈话也就比较随便了，李给看护他的造反团监管人员讲过去革命的故事，同时随机也告诉他们，在文革中揭发他的有一些事实并不是那么回事。于是，这几个小将对李产生了好感，萌动了人类同情之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弦开始松脱。在过春节这样一个当时誉为群众开心之日、敌人难受之时，在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天不怕地不怕的这些小将，竟然偷偷地放李范五回家与家人团聚，在家过春节。这件谋计极严的事，终于被省革委会保卫组的人知道并向潘汪作了汇报。这在当时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于是潘复生把工大有人给我贴大字报，外专有人给张万春贴大字报，进一步联系黑大炮轰赵去非的事实，认为这是李、于两人为代表的一小撮走资派煽动起来的、矛头直指省革委会的“反革命逆流”。在潘复生的亲自指挥下，由赵去非配合，首先向于天放开刀。
说实在的，当时我虽然对工大对我的大字报并未放在心上，但是，当听到李范五的情况之后，又进一步了解于天放的情况之后，我在整体上是认同潘复生的，也跟着对黑大炮轰活动上纲上线，认为应该“揪后台”，确认唯有如此，才能平息这场风波。
在这种情况下，潘复生领导省革委会在两个方面作战：
一是动员我们群众代表出面成立“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简称“捍联总”），并指定我和聂士荣、宋振业等人负责；
二是部署批判李范五、于天放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一系列活动，用以瓦解炮轰派。
根据这个部署，潘复生坐镇指挥，于4月27日在八区体育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击资产阶级“二月逆流”誓师大会，揪斗于天放，斥责于天放是“二月逆流在黑龙江省的急先锋”，钻进我们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并在会上当众将于逮捕，投进看守所。
5月3日，于天放在看守所自杀身亡。第二天上午，我被邀到三栋潘复生办公室，潘复生、汪家道把于死后的拍尸照片指给我看，以证明其“畏罪自杀”之实。其后，根据潘复生的意见，以省革委会的名义，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呈报《关于于天放畏罪自杀情况的简要报告》。于天放的死，更激起潘复生和我们的同仇敌忾。
然而，黑大、工大、外专等院校红色造反团顶着“反革命逆流”的帽子，毫不示弱，他们感到他们的革命人格受到莫大的侮辱，派人到处求声援，他们首先说动了哈军工、林学院、哈建工等造反团的一部分人，并且改变口号，把矛头集中在赵去非一人身上，正式成立炮轰赵去非联络站。于是，在这些院校（哈师院不久以后）的造反团内纷纷成立新的战斗队，打起“野战军”的旗号，逐步脱离总团领导，与黑大炮轰派互相配合。
这样，在哈尔滨，出现了新的两大阵营：一边是捍联总；一边是炮轰派（联络站）。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哈军工造反团。在哈军工，批判27人大字报，加上游兴懋事件出来之后，军工造反团以杜美平为首，成立了井岗山兵团；另一些人对团内持有不同意见，自称山下派，以边士军、冯昭逢为头。两部分人观点不同，意见针锋相对。潘复生、汪家道几次做双方工作，收效甚微。后来井冈山兵团成为捍联总骨干，山下派加入了炮轰派。军工问题一直由潘复生、汪家道亲自解决，我们群众代表也没有一个人插手，所以上述情况我只能是描述了一个很不全的外景，敬请读者原谅。
以“揪后台”瓦解炮轰派为战略指针的打击炮轰派的“反革命逆流”活动，不但没有平息“逆流”，反而愈演愈烈。有两件事情不能说没有关系：
一是人民日报于4月2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在肯定他们在初期的贡献以后，指出当前他们又立了新功，在使用6个排比句式之后加以概括，提出“革命小将的英雄业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始终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社论指出，对革命小将必须作阶级分析，由于我国是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各种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潮必然反映到革命小将队伍内部中来。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果不注意思想改造，也可能犯错误。但是，必须指出，“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千百万革命小将的本质是好的，主流是好的。”
二是“打于站”成立后不久，潘复生通过文革组召集他们一共30余人，到一○九一栋会议室座谈，陪同潘复生的还有汪家道和赵去非以及文革组的负责人，我因为有事没有出席。后来听文革组的同志告诉我，潘复生对打于站成立参加座谈会的人员说了很多表扬和激励的话，最重要的观点是：“你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黑龙江大学的未来，也是黑龙江省的未来”，他们（指炮轰派）“不是真正的造反派，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后面有人支持，要揭露和批判。”这种座谈会，没有研究如何化干戈为玉帛，启发他们去争取和团结不同观点的人，而是发动进行批判式的清剿。
潘复生的讲话在黑大传达以后，激起炮轰派极大的愤怒：这不是做工作，而是拨弄是非，离间造反派。
在炮轰派看来，前者是福音书，后者是对他们进行新的迫害的信号。令他们不忘的是，这个社论还有这么一段话，给他们以无限的鼓舞：
当前社会上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革命小将玩弄阴谋诡计，在革命小将之间拨弄是非，拉一批，打一批，妄图分裂革命小将队伍，将革命小将引向邪路。同时，他们贼喊捉贼，把那几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一贯主张的在干部问题上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攻击革命小将。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经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
“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这是当时哈尔滨造反派最注意的一件事。所以，由黑大掀起的炮轰运动，开始只是几股溪流，此时已经成为流淌在哈尔滨地上的滚滚洪流。此时的潘复生，真是欲按葫芦，又起来瓢。哈市的炮轰派令人心焦，又起来个鸡西问题、电机校问题、省医院问题、北方大厦问题，等等。这些地方主要是“支左”看法不一致。而以鸡西问题涉及面广。
所有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认定一派是左派，另一派是右派。被定作右派的不服，誓死也要翻身，最低也要求个平起平坐，所以越压越不服，越压同情者越众。暴力是政治的产物，但是，当反抗暴力的人起来之后，人们总是同情那些反抗者，目前的炮轰派就遇到了这种境遇。
在对待鸡西问题上，省革委会派去的文革组以及省军区派去的支左部队，同军工造反团山下派的观点发生了严重分歧。鸡西有个“红联总”（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还有个“三司”（红色造反者第三司令部，以与红联总及另一个组织相对）。由于双方各仗着有人支持，两派对立十分尖锐。而5月1日，省革委会在潘复生主持下，作出决定，请示中央宣布“三司”为非法组织，并同时派出由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赶赴鸡西。哈师院也派出了以董振山为首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于“三司”有军工造反团的支持，加上各大专院校的声援，致使两派对立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从4月中旬到6月初，我按照潘复生的旨意，作为“捍联总”的总负责人，开展了许多反炮轰派的活动。不过，我力图做说服工作，争取炮轰派改变做法。四月下旬，我对黑大炮轰派说：“我们欢迎你们对赵去非同志批评、揭发。对赵去非同志有意见，希望你们把意见送到革命委员会来，最好是你们把你们的意见送到大专总部去，你们和14所大专院校商量一下。”直到5月27日，我在哈市工人文化宫，召开过一次各单位造反团负责人会议，从四个方面，力图说服炮轰派。我用约一半的时间，讲“当前炮轰活动究竟对谁有利”，其出发点是：我是造反派，我不希望造反派分裂，我也不能举起榔头和猎枪打我自己的兄弟。但我的讲话精神基本上还是潘复生所定的基调，我一共讲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想一想去年“9？7”大反复，今年“1？31”反革命事件，看看现在。
我说：去年“9？7”反复，攻击军工造反团，打出了三张王牌：一是攻击军工造反团有人诬蔑毛主席岁数大了，话说多了，也不一定都对；二是攻击军工造反团说《十六条》是框框，也该打破；三是攻击军工造反团把陈雷打坏了肋骨。“1？31”反革命事件也打出三张王牌：一是潘复生没亮相；二是学生领导工人，学生篡权；三是工人造反派受压。所以，它们是完全否定革委会的。因此应该看明现在出现的问题的实质。
第二个问题，逆流究竟从何而来？我列举了如前述的情况，说明逆流来自刘邓、李范五、于天放之流。
第三个问题，当前炮轰派的活动究竟对谁有利？对此，我说了四点：
第一、当前炮轰赵去非的活动，扭转了斗争的大方向。赵去非有缺点错误，但不是走资派。应该把矛头对准刘邓路线，而不是新生的革委会；
第二、炮轰派的活动破坏了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致使亲者痛仇者快；
第三、炮轰派的活动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
第四、造反派分裂牛鬼蛇神乘机出笼了。
最后一个问题，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要把运动的大方向紧紧地掌握住，要揪住其罪魁祸首，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高举革命大批判的大旗，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高举革命大联合的大旗，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旗，打击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击“三军一团一队”的残余势力。
我引用上述讲话提纲，说明我当时也是坚定的打击炮轰派的，不过我在做法上，力图集中批走资派和其他牛鬼蛇神，而不要把鞭子抽在造反派的身上。我的讲话，被当时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红色造反团按录音整理，他们印发了一个详细摘要，历史研究者不妨查阅。
但是，我的思想性格和我的政治良心，使我重新思索问题的是，处理“6？5事件”之后，我这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哈工大有人贴我的大字报时，街头上到处贴出这样的大字块：范正美同志是坚定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再也不能充当捍联总的领导人了。
1967年6月5日下午四、五点钟，省革委会办公室得到报告，哈军工造反团山下派约二、三十人，要到省革委会驻地一○七来，要求潘汪接见，并汇报鸡西问题。经过分析研究，认为他们可能要纠缠潘汪，有可能导致省革委会办公瘫痪。为避免被动，潘汪要我出面接见他们，并相机处理。
在当时，潘汪和革委会机关认为，军干群三方面，我可以算是第三位领导人，潘汪认为，由我出面�